流失的,本身即是悲怆。既不是友情赠与,也不是无偿献出。馈赠满含着情意,别管物件是什么,只是随伊人远去……献出,则是出自己手,无论情愿还是被迫,都在情理之中。可是,“流失”这个词,却带着无限的感伤、无奈,说不尽的珍惜,即使有些是属于商业往来,文物也已远离故土。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许多浸透中华民族血脉的“国宝”,尚在人间。 面对海外上百万件文物,我们只能择其重点。王鹤专著的《流失的国宝(世界著名博物馆的中国珍品)》这里用四十篇文章,分析了收藏在美、欧、日等国主要博物馆中的四十余件(组)文物。遴选的首要原则自然是知名度,此后相继是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目前,全球四十余个国家的二百余座博物馆内有一百六十余万件中国文物,这还只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且未将私人收藏计算在内。早在20世纪20年代,我国已有梁思成等大学者对此予以关注,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用文字或是绘图,科学地记录并描述了流失在海外的中国文物。他们满怀着爱国热情,那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对文化研究“本能”的责任感不得不使后人感到震撼。先驱们在抢救留住国宝的工作中做出了种种的努力,有的置生死于不顾,有的视搜集研究为己任……这都在激励着今人,我们负有探索并向读者介绍这些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的使命。
面对海外上百万件文物,我们只能择其重点。《流失的国宝(世界著名博物馆的中国珍品)》这里用四十篇文章,分析了收藏在美、欧、日等国主要博物馆中的四十余件(组)文物。遴选的首要原则自然是知名度,此后相继是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并特别考虑了全书所介绍文物在艺术种类和创作年代上的大致平衡。
应该说,王鹤专著的《流失的国宝(世界著名博物馆的中国珍品)》这部书是以一种全新的理念、全新的手法写出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介绍,而是将国外与国内、国外与国外、相关文物之间与单件文物自身被收藏的辗转过程,详细地对比并附图,从而探索出前人未能解决的疑问。在这个对写作和钻研均富挑战性的实施工作中,发现了许多原来模糊不清或是博物馆介绍不准确的地方,其中有些故事深邃而又引人,写出来无疑给枯燥的考古增添了无穷的韵味。很多不但鲜为人知,同时发人深省。
写在前面
美国
弗里尔与赛克勒美术馆《人面龙身盔》
弗里尔与赛克勒美术馆《子母象尊》
弗里尔与赛克勒美术馆《回纹白陶器》
弗里尔与赛克勒美术馆《令彝》
弗里尔与赛克勒美术馆《虎尊》
弗里尔与赛克勒美术馆《子之弄鸟尊》
弗里尔与赛克勒美术馆《玉辟邪》
弗里尔与赛克勒美术馆《响堂山石窟柱础兽》
弗里尔与赛克勒美术馆《洛神赋图》(宋摹本)
弗里尔与赛克勒美术馆《杨贵妃上马图》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小臣舱犀尊》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金铜释迦牟尼像》
哈佛大学赛克勒艺术博物馆《莫高窟328窟供养菩萨》
哈佛大学赛克勒艺术博物馆《虎头纹兕觥》
波士顿美术馆《凤纹卣》
波士顿美术馆《女杂技俑》
波士顿美术馆《上林苑驯兽图》
波士顿美术馆《持莲子观音》
波士顿美术馆《北齐校书图》(宋摹本)
波士顿美术馆《自在观音》
大都会博物馆《照夜白图》
大都会博物馆《竹禽图》
大都会博物馆《人马图》
纳尔逊与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文昭皇后礼佛图》
纳尔逊与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渔夫晚歌》
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飒露紫》《拳毛与岛》
法国
吉梅博物馆《玉猪龙》
吉梅博物馆《象尊》
色努施奇博物馆《虎卣》(《虎食人卣》)
英国
大英博物馆《双羊尊》
大英博物馆《康侯簋》《邢侯簋》
大英博物馆《楚镇墓兽》
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玉马首》
德国
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钺》
日本
东京国立博物馆《海矶镜》
东京国立博物馆《雪景山水图》《潇湘卧游图》
《红白芙蓉图》
东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曜变天目茶碗》
京都国立博物馆《唐三彩马》
大阪市立美术馆《伏生授经图》
其他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省博物馆及其他博物馆《易县罗汉》
后记
参考书目
哈佛大学赛克勒艺术博物馆
美国
《莫高窑328窟供养菩萨》
本书的结构布置以博物馆的国别顺序为主线,每座博物馆内部主要按照藏品的年代顺序次第介绍。但也有极少的例外,即一件作品之于一座博物馆实在太过重要,以至于必须逾越年代局限首先介绍。收藏于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的敦煌莫高窟328窟唐代供养菩萨,就完全适用于这样一种情况。但是,在介绍这件作品究竟藏身那座博物馆前还有必要谈一个并不深奥却很复杂的小问题——博物馆是“活"的
寄望于通过这样简单甚至略显幼稚的短句,来解释众多著述文章中关于海外
文物收藏地点的常见失误,似有搪塞之嫌,却也是肺腑之言。因为大多数文物藏品
是“恒定”的,而每座博物馆则都是“恒动”的状态。举例说,如果不是遭遇可怕的
“铜锈病”,一件青铜器的标高数值几百甚至上千年后仍可沿用。但是博物馆的馆
舍会迁移、翻修、推倒重建;人员会调入、调出、生老病死;组织机构会归并、独立、
重组精简……更不必说,博物馆的核心——藏品,更会随着展馆建筑、组织结构的
变动、博物馆间的买入卖出等因素变动收藏地点。著作文章中关于文物收藏地点的标注,可能仅在落笔短短几年后就脱离现实,这一矛盾至少目前看来无法调和。
一般说来,美国博物馆大多分为国立、市立、大学以及私人等形式,博物馆与其托管者(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归口单位”)之间的关系也远比德国来得简洁明晰。正因为如此,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福格艺术博物馆和赛克勒艺术博物馆之间令人眼花缭乱的层次关系、复杂的历史渊源就显得格外醒目。尤其是,这关乎重量级流失国宝——敦煌莫高窑328窟唐代供养菩萨现今的安身之所,不解释清楚就难以展开叙述。
在目前大多数著述文献中,这件作品的收藏地点都被标注为美国福格艺术博物馆或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显然在过去的某个时间段内,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并因为1924年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华尔纳盗窃供养菩萨一事而得到佐证。理清头绪的首要步骤,即需要明确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层级最高,其下属三个博物馆——福格(Fogg)艺术博物馆、布施一莱辛格(Busch—Reisinger)博物馆以及阿瑟·赛克勒(Arthur M.Sackler)博物馆,另包含现代艺术技术研究中心(The Centerfor the Technical Study ofModem Art)等四个研究中心。作为一所素以学术氛围宽松著称的一流高等学府,哈佛的组织形式更类似“社区”,甚至连“哈佛大学”的标牌都无法在校区内找到。因此,三座博物馆在从属于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统筹的同时,也保持着自身的相对独立性。
三座博物馆中,成立于1895年的福格艺术博物馆资格最老,布施一莱辛格博物馆一度是其附属机构,但是现在三座博物馆地位已经平等,并趋向于向不同收藏领域深入发展。现今的福格艺术博物馆主要以文艺复兴初期、英国拉斐尔前派以及19世纪法国艺术为收藏重点。在东方艺术领域倒是赛克勒艺术博物馆后来居上,尤其以中国古代青铜器、玉器以及洞窟和庙宇中的佛教雕塑著称于世,并兼藏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的文物。截至2009年初,莫高窟供养菩萨就收藏于此,确实无误。
哈佛大学是西方一流学府,在人类现代工业文明进程中起到了巨大的智力支持作用,这没有错,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供养菩萨之前的安身之所不比哈佛逊色,那同样是人类文明智慧与想象力的结晶,然而1924年东西方两大智慧宝库间却……
P72-74
流失的,本身即是悲怆。既不是友情赠与,也不是无偿献出。馈赠满含着情意,别管物件是什么,只是随伊人远去……献出,则是出自己手,无论情愿还是被迫,都在情理之中。可是,“流失”这个词,却带着无限的感伤、无奈,说不尽的珍惜,即使有些是属于商业往来,文物也已远离故土。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许多浸透中华民族血脉的“国宝”,尚在人间。
目前,全球四十余个国家的二百余座博物馆内有一百六十余万件中国文物,这还只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且未将私人收藏计算在内。早在20世纪20年代,我国已有梁思成等大学者对此予以关注,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用文字或是绘图,科学地记录并描述了流失在海外的中国文物。他们满怀着爱国热情,那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对文化研究“本能”的责任感不得不使后人感到震撼。先驱们在抢救留住国宝的工作中做出了种种的努力,有的置生死于不顾,有的视搜集研究为己任……这都在激励着今人,我们负有探索并向读者介绍这些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的使命。
面对海外上百万件文物,我们只能择其重点。这里用四十篇文章,分析了收藏在美、欧、日等国主要博物馆中的四十余件(组)文物。遴选的首要原则自然是知名度,此后相继是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并特别考虑了全书所介绍文物在艺术种类和创作年代上的大致平衡。
应该说,这部书是以一种全新的理念、全新的手法写出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介绍,而是将国外与国内、国外与国外、相关文物之间与单件文物自身被收藏的辗转过程,详细地对比并附图,从而探索出前人未能解决的疑问。在这个对写作和钻研均富挑战性的实施工作中,发现了许多原来模糊不清或是博物馆介绍不准确的地方,其中有些故事深邃而又引人,写出来无疑给枯燥的考古增添了无穷的韵味。很多不但鲜为人知,同时发人深省。
用今人的解读习惯去破解古人,特别是青铜时代的作品,包括器形来源与铭文背景,已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更何况部分外国博物馆对特定藏品的介绍又时常令人匪夷所思。这样古今中外搅到一起,真是使英文与古汉语达到了空前的完美结合。作者包括读者都会在探险般的崇山峻岭与曲径通幽中感受到阅读的兴趣,同时增进了有关文物的知识。尚无法解释和暂时很难确定准确答案时,我适时选用了多位知名专家的独到见解,特别是最新研究成果,一并提供给大家,相信这是科学的。这种行文方式受到了《Discovery》和《探索·发现》等电视媒体传播风格的启迪。
具体些说,由于海外的中国文物毕竟与中国学者相距较远,极易使人感到生疏。如果长期不对外展出,更难有人发现研究。加之国外博物馆对中国文物毕竟不甚了解,有些介绍显然肤浅,有些又张冠李戴或以讹传讹,甚至相互矛盾,难分真假。这从消极角度说无疑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但从积极角度说却令作者找到了莫大的乐趣。乐趣自在艰难之中。
探幽,或许正是这部书最迷人之处。
也许任何一部书的约稿,都不会像《流失的国宝》一样使我顿时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甚至瞬间血脉贲张。
当百花文艺出版社魏钧泉先生告知我,我写的《镇馆之宝——世界著名博物馆项级藏品》颇受欢迎时,我只是淡淡一笑。结果在意料之内——出版社慧眼独具,我也确实付出了许多。但接着约我这部书稿时,我说心里话,那一阵短暂的兴奋转而为严肃的思考。如果说上一部书是以世界人的眼光去看,去分析,去介绍,那么这一部书提起我责任感的首先是“我——一个中国人”。
还有什么比祖先的心灵之作流失到国外更让人痛心,想起来,心里一阵阵收紧,继而愤懑。别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国宝流失到国外,总像我们的心爱之物被别人夺去,而且至今不还。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国宝流失都意味着一种人为的掠夺。虽然有一种说法是,只要在地球上,即为全人类的奉献,应该资源共享。这句话也许没有错,但被人强夺之人和夺人之人的心绪怎么可能同样平静?
为了这部书,我遍览了中英文的各种博物馆资料。现在看起来,我母亲,著作等身的服饰文化学家华梅说得对,作品要先感动自己才能感动读者。母亲还说,搞文化研究的中国学者必须要同时精通古汉语和英语,这就像翱翔天空时需要的两个翅膀,冲向蓝天,缺一不可。研究国宝,必然要涉及古文,为此《金石大辞典》都成了我案头必备之书。国宝流失到世界各大博物馆后的情况,又必然要用英文去检索,否则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怎么说。
研究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研究。倘若不是这部《流失的国宝》,我怎么可能会花费这么大的精力。强烈的爱国之心,使我对文物的来龙去脉紧追不舍,层层剥茧,步步深入。我不敢说这部书是完美的,但至少应该是成功的,是我试图用一种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去研究文化。这部书是我迄今为止撰写出的十余部著作中的得意之作。
遗憾的是,时间略显紧了些,假如交稿时间再晚些,我本想再多研究几件国宝的流失情况以及流失的国宝其更深层含义的。也罢,先为读者奉上一部,其余的留待以后仔细探索。
探索是令人兴奋的,犹如探险,而文化探险更有意思,每发现一个新问题,解开一个久而未解的谜团,都令人激动不已。激情,中华血脉促使我沉浸其中——有一点新成果就是让人欣慰的。学术之路还很漫长,但是学术前景也很辉煌。因为我爱,爱会使我在学术大道上昂首挺胸,永远向着太阳。
相信这部书会为中国读者展开一幅很难见到的画卷,我们共同奋斗吧,为了我们的祖国。
王鹤
2008/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