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说明一下我为什么写这篇文章，因为比较严肃的历史论著似乎都不愿深谈或者回避这个问题。
1914至1915年蔡锷任职袁世凯北京中央政府期间，结识了南城陕西巷云吉班一位自称“小凤仙”的风尘女子。这在那个年代本是一件无足挂齿的寻常小事，据时人说：“北人视狎妓为极平常之事，父子兄弟可以同往，不过借之以销长晷，未必尽有醉翁之意，故人人趋之若鹜。”但因这事正好发生在蔡锷京津脱险，海天万里，间关人滇，发动反袁称帝的惊天大事之前，于是便成了各种社会媒体长盛不衰的热门话题。
就我所接触的资料来看，蔡锷这时确与小凤仙有所交往，而且还有迹象表明，当时无论民间还是官场，对于此事均有传闻。不过，在蔡锷逝世以前，却没有发现关于此事的任何直接记载，甚至连“小凤仙”三个字也不见于各种报刊，仅仅偶尔见到事态明朗化以后，才能理解的零星半点暗示性记载而已。如与蔡锷暗中有联系的欧事研究会成员1915年10月10日创办的、公开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上海《中华新报》，就曾在蔡锷逝世以前含糊其辞地报道过蔡锷是“变服乘骡车出京”的。稍后，《香港时报》也在一篇时评中提及：蔡锷终于“天相豫州，犹能脱离曹阿瞒之圈套，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吾为蔡氏个人庆，吾为吾党前途贺也。雪巾车之耻，鞭平王之尸，勖哉。”两则报道都没有直接说出小凤仙的名字。据蔡锷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同学哈汉章后来说，前者是他和刘成禺、张绍曾、丁槐等人在蔡锷离京后为洗刷他们与此事有关的嫌疑，故意“以小凤仙坐骡车赴丰台，车内掩藏松坡”，向袁世凯政府报告的假消息。如无哈汉章这事后的说明，后人很难明白这两则报道的真正含义，更难以知晓后者所云“巾车之耻”，实际指的也是上述《中华新报》所报道的假消息。所谓“巾车”，就是“有车衣遮盖的车子”，暗指蔡锷当日离京乘坐的是小凤仙的骡车。
但是，自1916年11月8日蔡锷逝世以后，小凤仙的名字和形象便开始频繁出现在当时的报刊和戏剧舞台上了，并由此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个人迄今所见，在报刊上第一次明确提到小凤仙三个字及其与蔡锷关系的文章，是署名戒甫的作者撰写的《蔡公松坡之轶事四则》，它发表在蔡锷逝世后的第四天，即1916年11月12日《长沙13报》的《文艺丛刊》上；在戏剧舞台上第一部涉及蔡锷与小凤仙关系的剧目《再造共和之大伟人蔡锷》，也是在1916年11月12日这一天，上海《申报》刊出民鸣社的大幅广告，说“十七夜准演双出好戏，《再造共和之大伟人蔡锷》”，其广告词日：“共和民国得蔡先生而更生，洪宪皇帝为蔡先生而竟死，凡我国民方冀先生身任艰巨，利民福国，不料先生从此去矣，痛哉。本社因即择先生如何反对帝制，如何寄情声色，如何摆脱侦探，如何出险起义，如何被刺不成，如何血战入川，如何再造共和，一一演诸舞台之上。我人［国］之人痛先生之死，若人人见蔡先生之事，而人人志先生之志，民国不死，则蔡先生虽死犹生，得不死矣，可不观乎？”紧随其后，民兴社也预告“念一（二十一日）晚准演双出好戏《蔡松坡》”，表示会“将蔡先生在京如何被帝制派监视，如何遣眷脱身，如何入滇举义，如何得病，一一演将出来”。而笑舞台则推出新编歌剧《筱凤仙哭祭蔡锷》，说“筱凤仙与蔡锷究有何等关系，筱凤仙何以哭祭蔡锷，恐知之者甚鲜，本舞台访得实情，编成斯剧……定于（十二月）十一夜开演”。蔡锷家乡湖南新剧社也不甘落后，随即于《长沙日报》刊出广告，说准于12月16日在长沙育婴街上演“政治新剧《蔡松坡》”，剧中人物包括袁世凯、袁克定、蔡锷、唐继尧、小凤仙、小凤仙的母亲、云吉班主等数十人。…小凤仙的名字就是从这时起开始出现在各地戏剧舞台和报刊媒体上的。而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能如此神速搬上舞台，也说明他们的交往，早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注意，否则，何能在蔡锷去世仅仅四天，至多也不过一个月，就写出剧本，完成排练，公开卜演呢？
蔡锷的逝世，揭开了他与小凤仙话题的历史序幕，此后几乎每个历史时期，都有文艺工作者和历史研究者依据新的价值观，重提他们这段往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人以《英雄美人》为题再次将其搬上舞台。1948年，又有人写就三幕历史剧《袁世凯》，叙述蔡锷如何逃出北京。1950年代以后，我国内地虽一度失声，而台港澳地区却热度不减，1953年香港推出电影《小凤仙》，饰演小凤仙的李丽华一炮打响，成了耀眼的电影明星。1981年10月，大陆在改革开放中隆重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将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拍成电影《知音》，在全国各地上映，风靡一时，扮演蔡锷的王心刚还因此荣获第五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与此同时，以此为题材的各类戏剧节目，如话剧《一代风流》、同名京剧与越剧《蔡锷与小凤仙》、其他剧种《大将军与小凤仙》，等等，也在各地纷纷上演。稍后，刘晓庆又集资拍摄了由其亲自饰演小凤仙的电视连续剧《逃之恋》，长达30集。这些戏剧影视节目，以其特有的传播方式和感染力量，不但使蔡锷的英名重放光彩，也使小凤仙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以致时至今日，仍有众多蔡锷“粉丝”，对这一历史话题津津乐道，谈论不休。打开Goole（谷歌）网页，输入“蔡锷与小凤仙”6字，竟可搜寻到数万条相关信息。学术界的状况似较影视戏剧界略显寂寞，检视当今各种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如《辛亥革命史》、《中华民国史》等，对蔡锷与小凤仙这桩历史公案几无只字提及。但也有多种离不开这一话题的论著问世，仅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有多家出版社推出《蔡锷传》，并首次出版了专题著作《护国运动史》，至于相关文章就更多了，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为让观众在欣赏电影《知音》和戏剧之余，能观其戏而知其人，“就历史写了《小凤仙其人》”、《再谈小凤仙》两文，可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P1－3
本书所选11篇文章，是我在学习和研究民国史的过程中写下的一些心得，大多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专业刊物，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中华民国史》一书中发表过。它们的共同特点，或许可以概括为两个字：求真。换句话说就是追寻真实的历史。不管它们今后能在多大程度上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但可自我告慰的是我勉力而为了。因为所涉皆为民国时期的史事，所以将这本小书命名为《追寻真实的民国》。
研究历史，首要的任务是求真，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一切历史问题。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第1版，第650页）。这是当下历史研究者的共识，可以说已听不到什么人有异议了。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那么容易。就个人的体验，似乎只有完整地走好以下研究过程的每一步才有可能。
首先，在入手研究某一历史问题之前，除了必要的理清前人的成果，掌握相关信息之外，必须树立一切从历史实际出发的思想。“清空”思想中一切先入为主的关于这一历史问题的观念，不仅要抛开前人在一定意识形态影响下形成的观念，还要抛开今天有些人在某种所谓“现实需要”的影响下不顾历史条件和事实所形成的观念，更不能预设某种想当然的观念，以保持大脑的“一片空白”．为“还原”历史创造良好的思想环境。因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1版，第791页），真实的历史结论只能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先入为主的观念，或想当然的预设，明显违背了事物认识的一般规律。经过独立研究，凡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无论是前人还是今人的成果，均可也应全盘接受，否则，便只能弃而舍之，服从真理了。
其次，要充分占有史料，而且是原始史料，不是他人解读过的饱含其价值取向的二手史料。何谓“充分占有”？一是要有一定的数量，形成证据群和证据链，不能仅仅依靠一两件支离破碎的孤证。二是要有一定的门类，尽其所能，收集各种不同类型的史料，如原始档案、当事人日记、来往函电、同时代的报刊舆论、社会传闻、音像录存、个人回忆、调查材料、有关文献和实物，等等，形成综合证据。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还要正反兼收，不能只搜集与自己认识一致或所谓“正面”的史料，而忽略甚至拒不搜集认识完全相反或所谓“反面”的史料。三是不仅要占有所研究的历史问题自身的史料，还要进一步扩大搜集范围，占有与其关系密切的上下、前后、左右所有有关问题的史料，以便追寻它们与所研究的历史问题之间的联系和发展变化规律。
第三，更要认真考辨史料，绝不可认为只要事事有出处，并非自己杜撰就行。要从大量记载中，整理出准确、可靠的史料，而且要忠实使用这些史料，不能断章取义。因为各种公私记载，不论出自何人之手，从来“都有它的立场。既有阶级偏见之不同，当权在野之不同，派别门户之不同，还有事实根据之不同，因而有关同一事件或同一人物的记载各不相同。”（《黎澍自选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145页）甚至同一个人不同时期对同一事件的记载，也往往互相歧异，彼此对立。这就意味着这些公私记载，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有的是半真半假的。不是有人一味强调档案的可信性吗？可是今天某些官员的档案，却“年龄愈改愈小，学历愈改愈高”，这样的档案能信吗？不是说个人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不会造假吗？可是谁能保证他记日记不是有选择性的？不会有意回避更重要、更恶劣的事和思想呢？这就有了一个何者为真、何者为假、真之所以为真、假之所以为假的史料辨析问题。不解决好这个问题，追寻真实的历史，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最后，在分析和归纳研究的最终结果时，要特别把握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以今天的价值取向衡量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因为任何一件事都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此条件下出现的事绝不可能同样出现于另一条件之下，历史是不会重复的；任何一个人都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活动，此条件下能做的事，另一条件下必定不能做，此条件下能成功的事，另一条件下必定不能成功。二是必须以全面的眼光看问题，用列宁的话说就是“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12月第1版，第279页）个人理解，这“总和”和“联系”应包括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不能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也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要看他一生的全部实践，究竟有多少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有多少是有益于社会进步和符合多数人需要的，有多少是有利于国家和民族大局的，是30％kE是90％，如果是后者就值得肯定，不必纠缠一时一事的是非得失。超越了这两个基本原则，就难说是历史真实了。
作为一次追寻历史真实的研究过程可说是到此结束了，但对历史自身的研究却不可能就此止步。因为历史真实是客观的，既不容许有意识形态的曲解，也不容许有片面性或其他不实之词，更不是自以为真实就可获得公认的。由于这种客观的公认的认识，也可能仍然难免如恩格斯所说，“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不完善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第1版，第206页），而且即使客观的公认的认识也包含着相对性，需要不断充实和发展，加以每个时代都要求了解前天和昨天，以加深对今天的理解，而历史研究又是学术问题，更应允许人们提出异议，参加讨论，只有永远经得起异议，才可能是真正的历史真实。因此，人们对历史的研究一定是永无止境的，不可能一劳永逸。就此而言，本书也只能是永无止境的研究航程中一个小小的驿站，缺陷和不完善在所难免，衷心欢迎各位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编入本书各文，大多照录原文，仅有两篇略有增补，但各篇的标题几乎都有改动。为方便读者查阅，原标题以注释形式附于页侧，原载刊名及时间注于文末。各文方括号内的文字为改正错讹引文的文字。这次结集出版得到九州出版社的帮助，谨此致谢。
2013年2月于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
曾业英编著的《追寻真实的民国》内容简介：小凤仙是“名妓”吗？蔡锷与小凤仙“相恋”吗？小凤仙“主动助蔡”出京了吗？蔡锷京津脱险的真相是什么？蔡锷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吗？他支持过孙中山为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而发动的“二次革命”吗？谁是1915年云南反袁护国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新疆是怎样归顺南京国民政府的？张宗昌、褚玉璞直鲁联军的最后命运是什么？蒋介石、张学良1928年为何双双选择和平统一方针？张学良既然选择和平统一，又为何不顾蒋介石的迫切愿望，一再拖延易帜的时间？他在争夺什么？有什么鲜为人知的隐情？蒋介石为什么能取得1929年讨桂战争的胜利？国民党“剿共”军在哪些方面不如共产党和红军？如何分辨历史当事人记述中的历史“虚假”与“真实”？日伪统治下的华北农村经济何以会破产？是谁造成的？怎样造成的？本书依据史实，认真回答了众多诸如此类的问题。
《追寻真实的民国》是一本中国历史类书籍。
曾业英编著的《追寻真实的民国》所选11篇文章，是我在学习和研究民国史的过程中写下的一些心得，大多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专业刊物，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中华民国史》一书中发表过。它们的共同特点，或许可以概括为两个字：求真。换句话说就是追寻真实的历史。不管它们今后能在多大程度上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但可自我告慰的是我勉力而为了。因为所涉皆为民国时期的史事，所以将这本小书命名为《追寻真实的民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