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棣编著的《庸人治国(大太监魏忠贤与明帝国的末路)》内容简介:历史和人们开了个玩笑,一代能工巧匠朱由校,却成了肩负江山社稷一朝天子;老老实实的“典膳”太监的魏忠贤却被推上了权力的最高峰。这是这样的搭配组合最终将大明王朝带到的历史的悬崖边。作为一个命运的赌徒,目不识丁的大太监魏忠贤成了一个帝国的掌权人,与明朝的“忠臣”集团势不两立,一幕幕匪夷所思的剧目由此拉开。有着不幸的童年的明熹宗,忠心耿耿的老太监,狗仔队一般忠臣,畸形的君臣关系,最后一个汉人统治封建王朝到底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拨开层层迷雾,剖析一个王朝最终走向灭亡症结所在。
三百年历史的大明王朝在农民军和清军的双重打击下瓦解了,回顾历史。魏忠贤的名字跃然纸上。
苗棣编著的《庸人治国(大太监魏忠贤与明帝国的末路)》讲述了出身卑微的大太监魏忠贤如何一步步登上高位,阉党是如何构成的,庸愚的魏忠贤及其党羽如何通过专权将大明王朝推下了历史的悬崖等一系列问题。《庸人治国(大太监魏忠贤与明帝国的末路)》内容深入浅出,生动描述出了“忠仆”之忠和“忠臣”之忠的差异,为读者深入了解大明王朝历史开启了一扇方便之门。
第一章
魏忠贤与阉党
公元1644年,已经有近三百年历史的大明王朝在农民军和清军的双重打击下瓦解了,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这真是个天崩地坼的大事件。待到惊魂初定之后,明王朝的遗老遗少们开始对这个大事件进行历史反思。前明朝大学士文震孟之子文秉曾经在文章中写道:“天不祚明,不在于震惊九庙,闯逆犯顺之秋;而萌于惨戮多贤,珰党煽虐之际。”。在他看来,明王朝虽然是被李白成的农民军直接推翻的,但亡国的种子却是从大太监魏忠贤专权的时候就种下了。
魏忠贤是明代最著名的大太监,在一段时间里,他是帝国无可争议的最高权威人物。在他失势自杀身亡之后,尽管他的家乡的父老们努力要在新修的《肃宁县志》上把他的名字彻底清除干净,全国各地却一下子出现了数以百计的以他的所作所为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小说、戏剧。这一点足以反映出魏忠贤对当时社会的巨大影响。此人专权,严格讲来只是自天启四年(1624年)冬至七年(1627年)秋,前后不过三年时间。但就在这三年里,本来已经行将就木的明王朝却迅速耗尽了自己的最后一点元气。导致明朝覆灭的原因虽多,魏忠贤的乱政却最为引人注目,持有文秉那样看法者在当时大有人在。这样一来,魏忠贤以及他的谋士、爪牙们就成了明史上不容忽视的人物,他们专权的三年也成了明史上不容忽视的时期,因为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掏空一个老大帝国的根基,似乎需要极大的破坏能量,好像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那么,魏忠贤和他的党羽们到底是怎样一些人,他们又是以什么样的行为模式来统治这个国家的呢?当我们把焦点对准大执政者魏忠贤和他的左膀右臂们的时候,却会惊奇地发现,那一伙曾经对历史的进程有过那样巨大影响的人们,其实不过是一个庸庸碌碌的无能之徒和他所带领着的一群蝇营狗苟的无耻之辈。
一、非常时期
宁锦大捷
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后金(清)大汗皇太极率大军征明,先后围攻辽东重镇宁远(今辽宁兴城)和锦州。明军在辽东巡抚袁崇焕的指挥下,凭城坚拒,给后金部队造成了相当大的伤亡。双方相持了二十几天,至六月初,皇太极的兵马终于无功而返。这就是明朝方面所称的“宁锦大捷”。
把一次消极防御的成功称为“大捷”,似乎有些夸大其词。但对于明王朝来说,这次胜利的意义的确非同小可。后金于万历年间崛起于东北,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向明朝宣战,一战而取抚顺,再战则于萨尔浒大败明重兵十余万,三战之后占领了辽阳、沈阳及辽河以东的大片土地。辽阳、沈阳等地陷落是在天启元年(1621年),从此东北边防上的祸患成了明朝君臣们最为头疼的事情。最令人尴尬、也最让人心灰意冷的问题在于,明军自与后金开仗以来,从来就没有取得过一次说得过去的胜利。这不但使得皇帝和大臣们面上无光,而且造成了明军前线士气不振。天启年间,辽东前线弥漫着失败主义、逃跑主义之风,辽东经略高第甚至建议尽撤山海关外诸城,“移其将士于关内”,主张干脆放弃辽东。
这种每战必败的局面直到天启六年(1626年)才有所改观。那年正月,后金王朝的创建者努尔啥赤统领十三万大军,号称二十万,再次大举攻明,准备扫清关外的一切障碍,并占领山海关。后金军非常顺利地拿下了右屯及大、小凌河等七座城垒,但在宁远城前却碰了钉子,主持宁远守城的碰巧又是那位袁崇焕。当时袁崇焕官居宁远参政道,守城是他的本分,但周围明军或溃或降,宁远城中守卒不满二万,前临强敌,后无援兵,要坚守这座危城需要极大的勇气。正月二十四、二十五两日,后金军全力攻城,城中的明军则用西洋大炮和镭石、火球奋力抵抗。城下尸体山积,后金军却始终没能攻入城中。据传努尔哈赤在攻城时中炮受伤,最后只得撤围退兵。清代官书在记载这一战役时说:“上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征讨多处,战无不捷,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不怿而回。”
这次胜利在北京引起的反响更为强烈。兵部尚书王永光疏称:“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举朝上下都在欢欣鼓舞,认为辽东形势有了转机。朝廷对有功人员不吝封赏,特别是袁崇焕,数月之间,已擢升为辽东巡抚、兵部尚书兼右佥都御史,全权负责辽东防务。国家对袁崇焕寄予重望,把他当作御敌的干城。
袁崇焕果然不负众望,在一年多以后,又取得了一次更加辉煌的胜利,就是前面所说的“宁锦大捷”。接连两次胜利,使得“天朝”保住了自己的威严,也多少恢复了一些自信。无怪乎朝廷会为这一“大捷”表现出少有的慷慨,对有功的、无功的,有关的、无关的各方面人员大肆封赏。数百人被加官进爵,魏忠贤的一个侄孙魏鹏翼还是襁褓中的婴儿,也因“功”被封为伯爵。但在举国弹冠相庆的时候,真正的立功者袁崇焕却只加一级虚衔,而且被免除了巡抚的实职,实际上是受了处分!
这仅仅是赏罚不明吗?后金并没有因为一次进攻的失败就大势去矣,它仍然是明王朝最危险的敌人;袁崇焕通过两次胜利表明自己是个不可多得的守边人才,这在当时几乎是尽人皆知的。在这种外患严峻的形势下贬抑袁崇焕,甚至把他撤职,完全是自毁长城。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执政者干出这种自毁长城的蠢事呢?当时的人们以为是袁崇焕“与魏忠贤有隙”细考之,这“隙”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天启六年,魏忠贤曾经决定派刘应坤、纪用等六名太监赴辽东监军镇守,袁崇焕为此委婉地提出过异议;二是天启六七年间,全国上下都在虚妄地大肆颂扬魏忠贤,许多地方还为他建立了生祠,而袁崇焕在这股风潮中表现并不积极;还有一点,大概袁崇焕接二连三地建立大功,也容易引起魏忠贤的嫉妒。应该说明,袁崇焕尽管在当时败坏的政治空气中尚能多少保持一点士大夫的自尊,却也绝不是一心要与魏忠贤作对。为了巩固辽东边防,他对魏忠贤一伙宁愿委曲求全。对于太监监军,提出过不同意见的人并不少,袁崇焕作为关外主帅对此事的影响或稍重,但他在事情已成定局之后也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在建祠的热潮不断升温的时候,他还同蓟辽总督阎鸣泰等人联名疏请在宁前为魏忠贤建立一座生祠。这个请求得到了皇帝的嘉许,并且亲定祠名为“懋德”。如此看来,袁崇焕被解职的主要原因就应当是巨大功勋所招致的嫉妒了。
对于袁崇焕的解职,魏忠贤当局从来也没有说出过什么正当理由,只是不着边际地用了“暮气难鼓”四个字。不论是单单出于嫉贤妒能还是确有什么别的私人恩怨,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为了个人原因而罢免干练的统帅,却置国家大局于不顾,可以说是缺乏起码的政治理性,是一种十足的荒谬。P1-5
在大学读本科的时候,我热衷于清史,甚至还拜师学过一段时间的满文。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广播学院教书,开始几年工作非常轻松,就把大量的余暇用在了读史上。靠着同学的关系,在人民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古籍部、中华书局图书馆等处读书,有些书还可以借回来在家里读。本来的兴趣在清康熙年间,但有些人和事要搞清楚就不得不向前探巡,于是上溯到顺治朝,进而入明,等到突然警醒时已经倒推到明朝的万历、天启年间了。
天启朝的历史几乎全部围绕着魏忠贤专权这个主题,而且读书越多,感觉奇怪的地方就越多。作为一个权倾天下的大太监,魏忠贤不仅出身低微、胸无点墨,而且完全没有政治经验和宗派势力,他能一步登天似乎完全靠着与天启帝的乳母客氏的特殊关系。我在研读中发现,魏忠贤能够突然成为明朝的实际主宰,让当时势力雄厚又富有政治经验的东林党人无力回天,实在与明代政治制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一些固有矛盾相关,揭示这些矛盾应该是一个有意思的课题。大约从1987年有了些想法,到1989年进入写作,1990年才终于完成了《庸人治国》这本书。
非常幸运的是,我认识的沈志华先生当时正在以自己的财力推动学术事业,创立了“东方历史学术基金”,来资助“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的出版。我的这本书于是有幸入选1994年资助的第一批图书,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由于资金等条件限制,当时只印刷了1500册,因此能读到这本书的人并不多。
国人对历史的关注是有传统的,近年来一些较为通俗的历史著作在网上风行,出版的历史读物也相当多。魏忠贤这个名字对于大多数读者并不陌生,但对其人其事却很难有深入的了解。新世纪出版社的李江南先生筹备出版一套“新世纪文库”,承蒙垂爱,以为这本书可以走出象牙之塔。重读20多年前的旧著,觉得虽然引用了大量史料,力图言必有据,但读起来并不艰深,正可以让更多的读者通过300多年前这一桩历史旧案,来了解我们的过去,了解我们的传统。
正好是在1994年,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改行去作电视艺术方面的教学和研究,离开历史专业越来越远了。因此这里没有对内容做任何更改,只有个别文字上的校订。好在你写或不写,改与不改,历史就在那里。书中难免误漏浅薄之处,只能请读者谅解了。
苗棣
2013年3月21日于北京西便门
奄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奄宦上》
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甚至剥皮、封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明史·魏忠贤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