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黄,还是姓张?
姓黄?姓张?哪怕到了八十几岁,黄永玉自己也说不准确。
人也奇怪,在漂泊摔打跌宕起伏的岁月中,黄永玉从未想到过在父母那里追根究底。是顾不上,还是没有这个意识?自儿时起,他就听前辈说过他们家原本姓张,但为什么后来改姓黄,黄家的人死后的墓碑上通常照例刻上“张公”而非“黄公”,其中原因至今也不明白。祖辈的来龙去脉,对于他,或许知道个大概也就够了。
表叔沈从文一篇失而复得的小说《来的是谁》,在二○○七年一经面世,黄家的这个少为人知的秘密,忽然间又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黄永玉的曾祖父是沈从文的外公,而在沈从文前往北京进入文坛之前,陪伴沈从文一同漂泊湘西的正是黄永玉的父亲黄玉书。黄家的渊源,想必曾是两位表兄弟滞留洞庭湖时的一个话题。难以想象的是,沈从文对黄家家世的追根求源好像有着特殊的兴趣,尽管许多年过去了,以黄家家世来写一部小说的愿望,却在沈从文心中一直没有消失。“文革”期间,他下放到文化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百无聊赖中却终于找到了重续文学之梦的最好方式——为黄家写一部小说。
一九七一年六月上旬,正在中央美院河北磁县“五七干校”劳动的黄永班,突然收到了深从文寄来的邮件,厚厚一叠。他回忆说:
我打开一看,原来是有关我黄家家世的长篇小说的一个楔子《来的是谁》,情调哀凄且富于幻想神话意味。……那种地方、那个时候、那种条件,他老人家忽然正儿八经用蝇头行草写起那么从容的小说来?……解放以后,他可从未如此这般地动过脑子。……于是,那最深邃的,从未发掘过的儿时的宝藏油然浮出水面。这东西既大有可写,且不犯言涉,所以一口气写了八千多字。
(《给刘一友的信》,载《文星街大哥》)
沈从文的小说开篇,渲染出神秘、魔幻的气氛,把“姓黄还是姓张”的悬念,与一位不期而至的老人的飘然而去,一并留给了小说中的黄氏一家人。
小说中,一位从乡下走进京城的老头,敲响了黄家的门。父母不在,只有兄妹两人在家中。一场老头与黄家女儿有趣的对话开始了:
“我找姓张的!”
“找张什么?”
“张永玉!”
“没有这个人!”
“那找张黑蛮!”
“我这里也没有张黑蛮,李黑蛮,却只有个——”
“那就找张黑妮!”
“我们这里住的不是姓张的,是姓——你找错了!”
——生活中黄永玉家的情况与小说完全一样,儿子叫黑蛮,女儿叫黑妮。
警惕骗子的黑妮没有开门。她听到外边的老头子带点失望神气自言自语:“那就怪了?明明白白是住在这里的,哪会错?”
小说写道:“引起了大姑娘一点好奇心,于是一面想起‘为人民服务’教训,另一面想再摸摸底,于是,变了变语气,和和气气,慢慢的,一字一句的说,‘老同志,您是哪里来的?您找门牌错了,这里住的姓黄,门牌上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吗?您有什么事?’”
黑妮最终没有为老人开门,老人怏怏而去。父母回来听说此事,父亲猛然醒悟也许去世多年的爷爷并没有去世,又从家乡来找他们了。但当他和黑妮赶到火车站时,开往家乡的火车已缓缓启动,没有找到老人,只有黑妮透过车窗看到刚才敲门的老人模糊身影。回到家,却在信箱里发现一封信,信封上明明白白写着“张永玉同志收”。拆开一看,只是一摞白稿纸,在末后一页才发现用淡墨写的五六行小字:
“张永玉,你这个聪明人,真是越读《矛盾论》越糊涂,转向反面。到今为止,还不知道自己究竟姓什么,妻室儿女也不明白自己姓什么。世界上哪有这种聪明人?为什么不好好的作点调查研究,或问问有关系的熟人?你回家扫墓时,为什么不看看墓碑上写的是什么?”
小说中的父亲沉吟良久。他所琢磨的恰恰就是生活中的黄永玉不止一次与人谈过的内容:“对,我是没有问过,我自己父亲的一生也不大明白!上坟也没有看过碑上写些什么,只知道上几代有个黄河清,是读书人,点过拔贡,看守文庙,相当穷。老家有株大椿树,三四个人还抱不住,所以叫做‘古椿书屋’。此外白纸一张。有几个姑婆和几个伯伯叔叔,还不明白!”
姓黄还是姓张?沈从文的小说没有给出答案。遗憾的是,不知为何,小”仅仅写了第一章就戛然而止,试图解说的谜团,依然还是谜。不过,他的小说开篇的结束文字却为本书的叙述做了最好的铺垫。
姓黄还是姓张?对于叙述黄永玉人生故事的传记作者来说,是否能够找出真实答案,也许真的不重要。人们所知道的是,在一九四六年,二十二岁的黄永玉,与一位广东姑娘梅溪恋爱结婚。梅溪姑娘恰好姓张。
有意或无意,黄与张两个姓氏,真的融为了同一个家庭。P3-7
《传奇黄永玉》一书,始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于二○一○年七月出版,今增加系统叙述黄永玉先生文学创作七十年的章节,改为增补本再版。三年来,湖南美术出版社倾力精心策划出版《黄永玉全集》,承蒙厚爱,诚邀我代为编选其中的“文学编”六卷,在《黄永玉全集》出版之际,且迎来黄先生九十华诞,将增补本《传奇黄永玉》交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与全集相呼应,是为幸事。
感谢黄永玉先生一家及亲友,多年来接受采访,提供史料,并同意在本书里使用相关作品影像。
感谢姜德明先生提供《战时木刻》等民国杂志,使本书对黄永玉早期艺术活动的叙述,有了难得的史料基础。
感谢香港《大公报》周庆先生和资料室同仁,香港《文汇报》尹树广、王新源先生,香港文史专家小思女士,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香港电影资料馆,为我查阅资料提供帮助。
最后,还应特别说明一点,本书在叙述“文革”美术事件时,为了较为客观、真实地接近历史原貌,使用了一些画家当时的作品图片,以及带有“文革”特点的大批判文字与丑化漫画,希望此举能得到相关者及其家人的理解与宽容。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指正,本人将择机加以修订。谨致谢忱。
李辉
二○一三年五月,北京
最初产生为黄永玉先生写传的念头,远在二十年前。
一九八九年清明时节,应黄先生之邀,随他一起前往凤凰古城,遂有了我的第一次湘西行。那一年,我三十出头,他六十五岁。
当时,我的研究课题是沈从文,我们一路上谈得最投机的也是沈从文。说得兴致来了,他说,我们找个充足时间,按照沈从文早年漂泊的路线,再在湘西泛舟漫游。他画画,我写文章,然后一起出本书。后来知道,他同不少人都这么兴致勃勃地提议过,可见他对这一构想一直情有独钟。当然,构想终归是构想,实现已不可能。岁月荏苒,水流不再,即便真的实施,行走与感觉,想象中的浪漫恐怕也未必尽如人愿了。
就在此次凤凰同行期间,我走进位于白羊岭的黄家小楼,听黄先生讲述沈从文一九八二年最后一次故乡行时住在这里的故事。我临走的前一天,我们改了话题,这一次是听他讲述自己儿时的凤凰记忆。于是,我的笔记本上,有了《传奇黄永玉》写作的第一一次采访记录。
记得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下午,绵绵阴雨中,清明时节的凤凰仍有寒意。
没想到,过了二十年,我才写出了这本书。其实,《传奇黄永玉》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传记,它更像一本介乎于传记与评传之间的散记。或以故事叙述为:主(缺少史料印证的早期生活),或基于史料的发掘来解读传主与某一具体人物的关联(如与沈从文、汪曾祺的交往),或借传主的故事进而展开对某一时期美术界整体的考证与叙述(如“文革”美术风云的碎片拼贴)。从时间上看,所描述的生平与创作,集中在一九二四——一九七六年之间。从这一点上说,本书应是《传奇黄永玉》的第一卷,而一九七六年之后的生平与创作,应是下一卷的主要内容。
从传记写作的角度来说,下一卷的写作可能更有挑战性,也更有历史分量。在此后三十多年时间里,随着黄永玉艺术与文学创作的进一步深入与拓展,随着其文化地位的口益重要,随着当代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随着他与朝野关系的交错起伏,随着他的性格的复杂性与在雅俗之间的游弋,值得描述的内容显然会越来越多——以他为主人公原型创作的电影《苦恋》的批判风波;猴票设计在集邮界引发的轰动和酒鬼包装设计的开创性意义;他在政治风云变幻中的激情进发;他与一些艺术家之间的个人恩怨凸现出背后的历史风云和性格冲突;绘画之外他在诗歌、小说、散文创作上获得的殊荣和产生的影响力……
一切有待日后的再叙述。
二○○九年夏天,黄永玉创作了一幅纸本重彩画《荷》,这也是他迄今为止创作的最大一幅作品:长五米,高六米。黄永玉以痴爱荷花、善画荷花而著称,故将北京郊区寓所命名为“万荷堂”。画这幅《荷》,费时一个多月,他每日自己操作电动起落架,站在高高平台上,画金色阳光下满池灿烂无比的荷花。起落之间,哪里像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
即将走进八十六岁的黄永玉,激情进发,极富创造性。他大胆而独具匠心地在画纸的右上角,留下一圈白色作为太阳。阳光由白而明黄、而橘黄、而淡黄,然后漫天红色。以白色为太阳,阳光顿时明亮而辉煌,远比通常以红色画太阳更为生动,更有视觉的冲击力。同时,这一处理,在构图上使太阳与下方荷塘景象相交融,并形成轻与重、空灵与浓烈的艺术呼应。满池荷叶、荷花、浮萍、水草,错而不乱。黄永玉近年来酷爱斑斓色彩,突出重彩效果,这一次,画巨幅荷花,内心似有更猛烈的艺术冲动,使他几乎走到了尽兴挥洒色彩的极端。每一种色彩的选择,每一处细节的点染,既与以往风格相衔接,又因画面的巨大,而增加了色彩的层次与色块的呼应。画面整体效果气势恢弘,粗犷而富有张力,局部则又构思缜密,笔触细腻,就是在这种风格的呼应与渗透中,显出画家的艺术活力。
画过多少次荷花,恐怕这一次,黄永玉才尽兴画出了他对荷花的全部色彩的想象。这想象,因印象而来,也因梦而来。“我的魂都在里面了。”站在画前,黄永玉动情地告诉我。
“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个世界。”谈到人生时黄永玉常爱引用这句诗。
阳光下,每个人的·切都将被照亮。
写于二○○九年十月,北京
《传奇黄永玉(增补本)》是一部以我国著名艺术家黄永玉传奇人生为题材的人物传记。
《传奇黄永玉(增补本)》作者李辉将黄永玉与中国美术界将近七十年、特别是“文革”期间的风云变幻做了相当系统的叙述,对黄永玉传奇人生诸多方面作了首次披露。在书中,我们第一次读到,早在1948年,上海左翼文化界,就将黄永玉的木刻艺术与钱钟书的《围城》放在同一个刊物上进行批判,并将之与其表叔沈从文的批判相呼应;五十年代初,香港左翼文艺界继续对黄永玉进行批判,而他在自我检讨中又尽量辩解。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作者把对“文革”期间美术风云的叙述作为本书的一个重点,从对齐白石、陈半丁、丰子恺、李可染等人猛烈批判,到1974年的“黑画事件”大批画家的“全军覆没”,作者以对大量“文革”小报的归纳整理,以对群体画家故事的叙述,使中国画的“文革”命运第一次得到生动的呈现。
黄永玉,1916年出生于湘西凤凰,堪称中国才华横溢、颇具传奇色彩的一位艺术家。他的名字与不同的传奇紧紧联系在一起:小学毕业却成为艺术名家、“文革”中的猫头鹰“黑画风波”、电影《苦恋》的主人公原型、创造集邮奇迹的猴票、领设计风气之先的“酒鬼”酒瓶、著名八十几岁继续创作长篇小说在《收获》连载……
人物传记《传奇黄永玉(增补本)》就是李辉以黄永玉的传奇人生为题材写就的。本书精致大方,四百多幅历史照片和彩图,印制精美,更使此书成为一本值得长久珍藏的文化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