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坛与合欢树的记忆
2010年最后一天，我去季风书店慰劳一下疲惫的心灵，偶遇在报社工作的石君，他轻声对我说：史铁生去世了，在今天凌晨。书店里很安静，但我还是瞪大了眼睛急忙追问缘由。我不应当这么惊奇才对，因为我见识过病魔带给他的痛苦。他三天就需要透析一次，透析后的第一天，人很精神；第二天精神大减；第三天，差不多委靡不振了。而且，我想象不到，做完透析后他十分饥饿，饿到必须立即吃东西的地步。2004年春天，在上海，在王安忆老师的指挥下，我所做的事情就是推着他的轮椅飞奔到宾馆去吃东西……
为了方便透析，他在胳膊深处直通血管埋了一根管子。他曾让我伏在上面听一听，我被震撼了，血流涌动的声音完全就是长江大河奔腾而下的声音！人的细小血管中竟然蕴藏着这么大力量，生命的激情太令人震撼了！难道……它就突然停息了？那訇訇的奔突声就消失了？对于生死，背负着苦难已经走了很久的史铁生曾有无数次的叩问，在《我与地坛》中，他说：“死不是一件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我欣赏这种面对苦难的态度，我欣慰他的苦难总算得到解脱，但我还是自私地不希望这个节日这么早就降临到他的身上。
作为一个读者，送别自己喜爱的作家最好的方式就是默默地读他的书。翻动着冰冷的书页，我想起了许多他的文字伴着我们走过的时光，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我觉得那才是20世纪文学的又一个黄金时代：从王蒙到王朔，从张承志到余秋雨，从新写实浪潮到陕军东征，仿佛积蓄了多少年的能量在此找到了井喷的出口。一部部作品在所谓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之后，终于为它的真正读者所阅读：《九月寓言》、《废都》、《长恨歌》、《活着》、《坚硬如水》、《丰乳肥臀》、《马桥词典》，还有苏童的那些中短篇、于坚等人的诗、李辉打捞历史的“沧桑看云”系列……每一部作品都曾留下不同的阅读记忆，有赞赏，有感叹，也有争论；社会正在日益世俗化，人们都在奋不顾身地“下海”、“走穴”、倒卖，然而此时毕竟还有这样一批作家和这些作品丰富着我们的精神空间。外界环境如此喧嚣，而他们却又如此执著于精神的探索和表达，这中间有多大的反差啊，然而正是这种反差才凸显出这批人的可敬。那是一些在人生最迷乱的岁月中伴着我精神成长，在内心最为孤独的时刻给了我生命营养的作家和作品，虽然现在我早已过了追星的年龄，但我对他们始终保持着特殊的敬意，这是后来的一些作家用再多再轰动的作品也永远无法取代的尊敬。
为此，我很久前曾发愿有朝一日一定要写一部《九十年代文学史》，将别人以为文学已经边缘化，但它却蓬勃生长的景象描述出来；同时也是在梳理自己的精神史。毫无疑问，史铁生也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章节。《我与地坛》，发表于1991年第1期的《上海文学》；1992年秋天，我进入了大学，至今我仍十分感谢一位姓耿的教我们写作的老师，她以对当代文学的热爱、敏锐的感觉、不俗的审美鉴赏力引导着我们的阅读，也不断地为我心中高涨的文学火焰拾柴加薪，她向我们推荐《我与地坛》，给我们讲《命如琴弦》。“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这样的句子立即就把年轻人俘虏了，大家传抄着，甚至在手记中不断地模仿着写下很多类似的句子。对文中用四季来对应地坛的时节和人生的时序也佩服得不得了，常恨心中没有他那么多的比喻。至于一个人“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的心态，我们也试图去理解，对于苦难、命运、欲望、救赎这样的话题，也是我们所喜欢的“深刻”。反正，这篇文章当时大家是争相传诵着，不过对于文字中的禅机，甚至对于苦难与命运的追问，又哪里是我们这帮初出茅庐、什么风雨也没有经历过的人所能领会的呢？近二十年过去了，当年一起读《我与地坛》的同学哪里去了？我只知道耿老师也离开了那小小的校园，她还会记得那些为文学沉醉的日子吗？如今谁还会以一颗白心静静地重读《我与地坛》吗？如今还在传抄这样作品的人是不是都是不正常的人呢？史铁生对当代文学的另一杰出贡献是他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在务实的时代中能有这么漫长的写作之夜、这么大篇幅的“务虚”，是史铁生向命运挑战的结果，这部书集中了他的写作才艺和对人生的思考。不过，我得承认，当年我并没有读懂它，以后几次想认真读读它，都因心境浮躁没有气力来完成，特别是他用英文字母来命名人物的写法更是让我眼花缭乱。有段时间，我发现缺少阅读史铁生的耐心了，觉得他越来越玄，到2006年《我的丁一之旅》，我从大连背回上海，又几番从上海背到别的城市，始终没有读完它。我心中很歉疚，觉得背叛了对这位作家的敬意。渐渐我发现跟我谈论史铁生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偶尔一次有人说起《病隙随笔》，我激动了老半天，不久大家谈论的只是史铁生的病了。这两天我总是在检讨：远离史铁生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我的心越来越虚浮？——也可能越来越实际进而远离了“虚”和“玄”。我忘不了同样在上世纪90年代，《收获》杂志的一句宣传语：“在世间所有虚妄的追求都过去以后，文学依旧是一片灵魂的净土。”史铁生之于当代文学的意义，除了他所贡献的那些作品之外，还有一种精神和品质，他的文章是干净的、宁静的，他的存在显示着文学“灵魂的净土”的价值和意义。
文学在当今是百无一用之物，但一个作家也有他的幸福之处，比如由于文字，许多读者与作家自然而然有了亲近感，作家也沟通了人们的心灵，让疏离的世界中的人们彼此靠近了许多。正因为这样，见到史铁生我一点也不觉得陌生。那是2004年5月，王安忆老师刚到复旦大学任教，有了一笔经费，她想到了请多年未曾到沪的老友出来看一看。我当年的日记中曾有两次记到这件事情。5月25日：“史铁生上午9时半来校演讲，有王安忆和马原陪同。史人很平和，但面色乌黑，着毛衣。中午饭后，谈关于美国、梦想、信仰，没想到竟然争论起来，我觉得他太单纯、书生气了。”与复旦学生的对谈是在复旦叶耀珍楼多功能厅进行的，暗暗的，环境不很好；可能是上午，那天来的学生似乎不多，与贾平凹来时学生把逸夫楼挤个水泄不通无法相比，即便这样，史铁生说他已经够紧张了，“在飞机上紧张，在地上也紧张”，“今天见了这个架势，还是让我紧张”。这不是矫情，是真实的状态，所以他开头就说要申请抽支烟，消除紧张。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同学提问，有人提到了《我与地坛》，表达了对作家的敬意。这个对谈后来曾以“我们活着的可能性有多少”为题发表在当年《上海文学》第7期，我找到当年整理稿的电子文档，没有想到这是史铁生当年修改的回传稿，上面是醒目的一行：“周立民老师：文中改动部分，红字为准，蓝字删去。史铁生04，6，11。”如今对着它，我良久无语。那天的“争吵”发生在午饭后，上海某作家的日记中还曾记过一笔，说复旦一青年还是学生的，那就是我。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客套，主要是我觉得他们这代人太崇拜美国及其一切了，我觉得我们没有那种心态；而史铁生则认为如果没有信仰和梦想怎么能行呢？我的反驳又是：美国就是我们的梦想吗……那天饭后，虽然不是剑拔弩张，但也算你来我往谁都不相让，安忆老师甚至也来浇水熄火。不过讨论问题是讨论问题，不伤和气。或者正是史铁生的和气，不摆大名人的架子，才有了我的放肆。现在想来，我的很多较真儿实在很愚蠢，我们东北人也太直性子了，他讲了一个上午我为什么就不能让他休息休息呢？两天后，我又见到了他，5月27日，“下午4时半，到宾馆见史铁生，后王安忆来，推史到附近医院去透析，史一再说王安忆太热情，心甚不安。我见王半跪在地上替史系鞋带，十分感动……”系鞋带的细节我终生难忘，那一代作家彼此温暖着携手前行的友情是浇灌我灵魂的净水。记得那一天在宾馆闲谈中，他说过：不能要求作家的下一部作品就比上一部好，这做不到(大意)。我理解他的意思，更佩服他看得开，写作不是争胜，一个作家只有剥除了这份心态才会更自由地写作，也才会越写越好。
此后，有一年在北京，是一个文学奖的颁奖，我见到过他，那天风很大，他有些感冒，还是抱病出席……
多少年前，史铁生的母亲不经意中种下一棵合欢树，一度以为它死了，没有想到竟然活了过来。她呵护着它，也常常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苦难让他们忘记了这棵独自承受风雨的树，儿子腿残了，经常抱怨命运的不公，更为不公的是母亲年仅四十六岁竟猝然逝去，儿子痛苦中只有这样安慰自己：“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母亲去世后，史铁生的小说接连发表了，得奖了，但她看不到了；这棵合欢树长高了，也开花了，但她也看不到了……老房子新换了人家，那有一个孩子，史铁生感慨：“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起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P8-11
做一个快乐的阅读者
我不知道，在别林斯基的时代，批评是否有发现真理的使命，但我知道，在今天没有一个批评家敢于或者愿意把这顶大帽子戴在自己的头顶上。于是，我看到批评在学院化之后，又迅速传媒化；于是，我们终于迎来了文学批评声名狼藉的时代。那么，除了自怨自艾、愤世嫉俗之外，在这个时代，从事文学批评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这个问题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答案，于我而言，只是为了一份热爱——对于阅读的热爱；如果还有一点雄心的话，那是期望以自己的文字唤起更多人对文学、人生及一切令生命温暖的事物、情感的热爱。我知道现实远比这份炽热的爱冷酷，但哪怕是生造出来的梦想，我也要坚定这份爱。
因为沉醉于阅读，才会有一些批评文字的产生，不必讳言，它们都是我的读后感。没有阅读，不会写它们；阅读没有感想，也不会写它们。我无法为批评而批评，更不想让它们冒充某种学术，那样当然会抬高我的“身价”，却辱没了这些文字应有的温度和对阅读的自由之爱。因此，做一个快乐的阅读者比什么都重要，让这样的阅读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并丰富着生命，而不是让生命在“学术”中不断枯萎。正因为这样，我认为体味生活、咀嚼生命比阐说学理、玩弄名词更重要。一个对生活毫无感觉的批评家，再系统的学理也让他带到死胡同，再精彩的作品也不过是他的例证。——而好的批评家要能够让作品在他的阐发中楚楚动人地站立在人们面前！
在一本书的后记中，我曾经写过这样的话，大约可以说明我的某种想法：
从本质上讲，我只是一个爱好者、业余作者。我很喜欢这种业余的状态，它是凭爱好、兴趣而来的一种自得其乐，而不是去完成任务和谋求什么。所以，我一直反对所谓的专业化的读书，我常常私下里想，如果那样岂不连本应有的一点点读书的乐趣也自我剥夺了？现在的都市生活已经够乏味了，可不要再去自讨没趣给负重累累的人生背上几座大山了。业余作者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心里没有什么负担，用不着去“装”样子，也可以不守业内规矩；看到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可以五体投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看到那咋咋呼呼贩卖仁义的也可以嗤之以鼻。并非高明，旁观者清而已。当然，我最看重的是这种悠悠的业余心态和一股出于热爱的热情，当代学术日益体制化之后，它的从业者越来越缺少对于本专业的热情，读书作文都成为某种量化指标，说句不恭敬的话，长此以往，既没有“学”也不会有“问”了，有的不过是一群做戏的虚无党在高谈阔论而已。前几天，偶读钱锺书先生的《论文人》，其中说：“至于一般文人，老实说，对于文学并不爱好，并无擅长。他们弄文学，仿佛旧小说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据说是出于不甚得已，无可奈何。”接下来，钱先生“要而言之”：“我们应当毁灭文学而奖励文人——奖励他们不做文人，不搞文学。”话说得损了一点，但仿佛就是指着我们这个时代一些人的鼻子说的。
既然这样，还是做一个本分的阅读者，去享受阅读的快乐吧，至少可以免去很多“不甚得已”的事情……
2011年2月18日晚于沪上竹笑居
今年春节，我整日趴在东北老家的炕上读《安娜·卡列尼娜》。留在老家的这两卷书，封面是墨绿色的，素雅大方，这是我上高中时的第一个寒假中买的。买书时的欢喜和窘迫至今仍清晰可感：我去看望一位老师，回家的车站恰好在新华书店门口，我顺便走进去，没有想到扫了一眼，这部书就跳了出来。那几年不像现在名著翻印成灾，书店里花花绿绿的都是些莫名其妙的书，一部鲁迅的《呐喊》我等了好几年才买到。这个时候出现的《安娜·卡列尼娜》，好比沙里现金，我恨不得立即拥人怀中。可是，一边翻着书瞄着定价，我的心一边在怦怦直跳，我清楚口袋里的钱不多了，不知道买了这套书是否还有坐车的钱，我在盘算如果仅够买下这部书，我怎么回家？营业员在盯着我，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像一个赌徒将身家性命押在最后一张牌上，我紧闭着嘴，翻开了下册定价，生怕那颗心跳出来。买了！刚刚够！坐在车上，我已一文不名，但那一刻抱着书，仿佛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多少年过去了，当年长舒一口气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书沉默不语，但打开它却打开了一个喧哗的世界，也打开了记忆之门，书里书外的记忆，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心境，，乃至不同的人，所有这些都将成为生命的坐标，记录着岁月的馈赠。高中三年，因为所有的人生前途仿佛都押在一场高考上，给我的总是阴暗的记忆。以至不久前同学聚会，很多人连英语老师穿什么样子的裙子都记得清清楚楚，而我却一片茫然，印象中那段岁月总是连绵不断的阴雨，那是我生命中最孤独的时光，多年后我的记忆顽强的选择性也似乎提醒我往事不堪回首！那时，唯一给我带来阳光的只有课外阅读，我贪婪到课间十分钟都会偷偷地拿出书读上几页。因为有考试的压力，美好的“课外书”就是一个罪恶的字眼，让我既深受诱惑，又满心不安。然而，在那么紧张的学习中，《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静静的顿河》等大部头，我还是逐一读完，还有鲁迅、巴金……心中的热爱真是开水都浇不死的草！书让我在成长中拥有了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蜷曲的心灵得以舒展，孤独的心找到了知音，浮躁的情绪得以安宁，真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做一个幸福的人”了。
其实，书难以改变坚硬的生活现实，唯有沉浸其中的欢乐让人回味不已，唯有不灭的记忆让我温暖和感动。还记得读大学时，那位很有风度的外国文学老师主持我们讨论安娜究竟是位不贞的妻子，还是追求自由的女性。乱哄哄吵得一塌糊涂，只有血气方刚的人才会为了一个遥远的问题相持不下，我怀念这样没有功利掺杂的痴气。学校附近有一座小疗养院，那是我和另外一位同学常去的地方，在初夏荷花盛开的季节，我们为了应付考试来这儿背书；在深秋绢黄的银杏叶落满了树下的季节，我们又为了人生的大考而谈论不休，我怀念这样心无劳负的人生岁月。春节前，我们又重返校园，一切面目全非，为了《安娜·卡列尼娜》而面红耳赤的同学们早已各奔东西，我只有在心底珍藏着如初绽荷花的芳香，银杏叶飘落的颤动。
故书不厌百回读，每次重读都是与往昔时光的重逢，也是对很多人和事的刷新。放在上海的《安娜·卡列尼娜》，是“托尔斯泰小说全集”中的一种，我还记得这箱书是从绍兴路的出版社直接搬回国年路的小房子里，一位同学在文章中说这里就像书库，夸张了，不过后来临搬家那天，书确实堵得我要进不去了。我没有颜回那样的境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但在这样一个超大的城市中，渺小如蚁的我抱着老托尔斯泰的书自得其乐也是一种生活。这卷《安娜·卡列尼娜》扉页上还有译者草婴先生的题签，所署的时间是2008年7月2日，查日记，应当是3日才对，“两点钟到草婴家，老式的房子，陈设也旧，有几个书橱，其中一个是原版书，整套的选集，当为托翁的吧；另外一面的是各种中文译本。靠窗下是一张大写字台，对着阳光写字，心境一定很舒朗。草婴先生不大说话，问一句答一句，我们劝他做口述回忆录，他不置可否”。那是在炎热夏天中收获的一份记忆，书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我没好意思告诉草婴先生，十七八年前，为了买他译的书，我差点回不了家。
我是以“时光倒流”的方式来编辑这本集子的，时间标示着我与一部部书相遇的时刻，而记忆却有着比书更为广阔的幅度。那些在不同的灯下夜读的情景，那些得了好书忍不住写上几笔抄上几段急于与众人分享阅读快乐的一刻，那些因为书又认识了作者的机缘，那些错过了的书后来又重逢的激动……随时光倒流都一一呈现。我忘不了，在大连那些淡蓝色的书与淡蓝色的日子，我忘不了刚到上海的那个多雨的冬天，躲在复旦北区宿舍的被窝中读海德格尔的那些日子，忘不了国权路的小院中枇杷熟了的季节。这几年，我越来越喜欢以这种札记的方式来写点文字，拉拉扯扯，感想、回忆、怀念、思考，任意而谈。我从来不认为这些文字有什么高明之处，但分享阅读快乐的急切让我当初写出了它们，重温书与记忆、书与人的温暖记忆，让我有勇气今天再把它们集合在一起。
感谢李辉老师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是书让我结识了他。二十年前，读完他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后，我激动地给他写信，从此便开始了我们的交往，从不断地给我寄书，到十年前帮我出版第一本书，其中要感谢他的地方真不知有多少，但我觉得精神上的恩惠更重要，细心的人从这本书中不难发现，多少年来我一直追寻着他的脚步在行进，而在他的前面又有数不清的前辈们，行进在这样的精神长河中，即使在漫漫的冬夜里，我也不再孤单，不再寒冷。
这个冬天，的确很冷又很长，春节过后，回到江南，迎接我的居然还是漫天雪花。但我知道，再长的冬天也阻挡不了春的脚步，在《安娜·卡列尼娜》的文字中，我已经满心欢喜地在迎接春天了：
春天回暖得很慢。大斋期最后两三个礼拜还是晴朗而严寒的天气。……复活节依然一片积雪。复活节后的第二天，忽然吹来一阵暖风，乌云笼罩大地，下了三天三夜温暖的暴雨。到星期四，风停了，灰色的浓雾弥漫大地，仿佛在掩盖着自然界变化的秘密。在雾中，春潮泛滥，冰块坼裂、漂动，泡沫翻腾的浑浊的溪水奔腾得更加湍急。……在复活节后的第七天……真正的春天到了……隔年的老草和刚出土的嫩草一片葱绿，绣球花、醋栗和黏稠的桦树都生意盎然地萌芽了。金黄色花朵累累的枝条上，一只蜜蜂嗡嗡地飞来飞去。看不见的云雀在天鹅绒一般的田野上空，在盖满冰块的留茬地上空唱歌……活泼的孩子在留有赤脚印迹的刚干的村路上奔跑；从池塘旁边传来洗衣妇快乐的谈话；家家院子里扬起农民修理犁耙的斧声。真正的春天来到了。
2011年2月18日晚于上海
这本《翻阅时光(印象阅读)》由周立民著，收入了作者1996年至2011年间所写的部分书评，包括《光阴的故事》、《一夜溪声入梦清》、《打开书本，春暖花开》、《享受“书时光”》、《多情应笑天公老》、《读书札记一组》等。
这本《翻阅时光(印象阅读)》适合文学爱好者阅读。
这本《翻阅时光(印象阅读)》由周立民著，本书将在书评与印象记之间，寻找一种妥协、一种融合。入选作者，则老少成宜。
最大愿望，是借这样一本书，为不同读者提供较为丰富的知识、趣味与见解，为当今书评类写作状况，留下一幅色彩斑斓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