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史坛耆宿杜维运、汪荣祖鼎力推荐！

台湾玄奘大学历史系主任——王震邦历时十年，以记者的眼光和史家的学养，展现陈寅恪治学的心路历程！

《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由王震邦著。

独立与自由，是陈寅恪论学的核心价值和赢身火节之所在。《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由王震邦著。本书主旨任于探求史家陈寅恪学术思想发展的渊源和轨迹，以期通过史实的考掘，及陈寅恪沦学思维和学术发展之间的关联，重新呈现陈寅恪过去长期为人所忽视的一些侧面，补充和增强对陈寅恪的理解和认识，不但具有新史料，更具新视野和新观点。

陈寅恪尝言“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非仅事关学术发展，也是个人出处进退的考验。作者论证陈寅恪的为学与为人，试图把握并验证陈寅恪于其学术研究的路径和运用，非仅有其自信，且胸中另有丘壑，但期后人能为其“发皇心曲”。《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追溯陈寅恪的求学历程和相关论述，推论应可上接希腊占典辩证思维。作者将看似不相干，把得之两学传统的辩证法和历史语言学，以及得自传统中学的“体用论”依序论述，且辅以少年认同的心理，探寻陈寅恪的学思发展。

序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思想认同及渊源

第一节 史家的童年和思想发展

第二节 游学——兰克史学或东方语言学

第三节 从西方汉学转向中国史学

第四节 小结

第三章 古典辩证法和“假设”的提出

第一节 陈寅恪“假设”和“辩证”渊源——与胡适的“假设”对照

第二节 陈寅恪“假设”与“辩证”的中古史实践

第三节 陈寅恪的“假设”与“辩证”的“颂红妆”实践

第四节 小结

第四章 失焦的辩论：对对子和文法

第一节 对对子成为话题

第二节 对对子和汉语文法研究方向

第三节 没有对话的辩论

第四节 没有真正的对话

第五节 《马氏文通》与走向格义式的中国文法

第六节 “孙行者”和“三白”考题及胡适与义宁父子

第七节 小结

第五章 “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

第一节 “体用论”及“中体西用”溯源

第二节 陈寅恪与“体用论”

第三节 《论韩愈》和“天竺为体”

第四节 “体用论”与文化本位

第五节 从《辟韩》至《论韩愈》

第六节 《论韩愈》的现实背景

第七节 “体用论”的实践矛盾——以中医为例

第八节 小结

第六章 余论

征引书目

附录 陈寅恪“不古不今之学”新探

陈寅恪热

以史家陈寅恪(1890—1969)为主题的讨论和话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神州大陆和港台蔚为一股“陈寅恪热”。就近现代史学史乃至思想史发展而言，如何看待此一现象，以及如何为陈寅恪定位，皆属不可回避的课题。从正面看，“陈寅恪热”的出现，既有大环境变迁的外部因素，也反映出学术研究转向的具体关怀。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圈，自摆脱意识形态的教条和思维上的制式反应后，若能找出一位既能承接传统而又具备新学且能取法的对象，非仅是一种期待；最重要的或更在经历“文化大革命”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已遭极左思潮和斗争摧残殆尽，人文社群缺乏一个可以共享并形成共识话语的典范，陈寅恪强调学术独立和自由思想，正符合了此一期待。

一个可以理解的视角是学者从意识形态领域转向后的抉择。虽然在政治改革方面未见根本性的调整，且不时因路线之争，上层权力结构出现向后转的倾向；但转向市场经济，则已从社会各个层面涌现巨大变化和动力，莫之能御；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或从事意识形态除魅，或通过学术批判重建学术伦理及规范，且社会所能供给的力道逐渐增强，人文学术和研究同步出现了上层理论替代和典型转移的需求，应是往下数十年大陆知识分子长期奋斗的目标。史学界寻求史家典型的重塑，正是此上层理论崩溃后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的一个显例。

陈寅恪长期和现实政治的疏离，以及坚持不接受意识形态以及理论先行的研究取向，对“文革”后崛起的知识分子自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对照意义，这不仅是因为陈寅恪在史学领域里取得的成就，为近现代所罕有，更在陈寅恪的思想、人格和学者风范。以史家周一良(1913—2001)为例，在其生前最后一段岁月，不论写回忆文章或参加追念陈寅恪的学术聚会，由浅而深，一再公开作出反省，最后和盘托出当初批判老师的情况，以为请罪。这就是学术社群转型之际具有正面意义的具体写照，转型正义的自我实践。不仅是除魅和寻求典范，也更是传统正面价值观念的再确认和再肯定。

就当代史学史而言，身为史家的陈寅恪，自属不能忽视，且当给予高度重视，本书即系从此一大背景及思想面探索陈寅恪的内在思想的运作思维。由于典范匮乏，陈寅恪难免被形塑成高不可攀的巨大形象，这是一种放大和扭曲，有必要“以陈还陈”，面对“陈寅恪热”，这或许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应是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一个基本的坚持。本书作此尝试，追索陈寅恪的思维运作，不过是其中一小步而已。

史家余英时(1930～)于20世纪末为陆键东(1960～)《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1995)一书出版后造成的全面性轰动说：“最近三四年来，中国大陆忽然掀起了一股‘陈寅恪热’。《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1929～)著，1992年]、《陈寅恪诗集》(陈流求(1929～)、陈美延(1937～)合编，1993年)都是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印行的。这两部书提供了不少新的数据。大陆学术界自1989年以来常有大、小规模的讨论会，探究陈寅恪的文化观念和史学成就。报纸杂志有关陈寅恪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通过陈寅恪的研究，大陆学者似乎在认真地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世界的定位问题，其意义是深远而重大的。”三联书店版由陈寅恪女儿陈美延主编的《陈寅恪集》，其中最早推出，也是最难阅读的《柳如是别传》，初版一万册，甫出即再加印一万册，在非小说书类中实属罕见。再以汪荣祖(1940～)的《史家陈寅恪传》为例，2005年3月发行的北京大学出版社新版已售出一万册以上，这是另一例。

对“陈寅恪热”现象带有评述语气的罗志田(1952～)，指称所谓“陈寅恪热”，怕“热”的实非其学术，而陈在民间拥有大名，多半像以前民间艺术中一个常见的人物钟馗，被他人借以打鬼而已。这个“打鬼”的背景，应与知识分子期待学术的独立和自由的思想有关，甚至可以推演到对政治现实的不满。借着对陈寅恪的肯定，以浇胸中块垒。陈寅恪的学生，中山大学教授蔡鸿生(1933～)则认为此热来得有如“空穴来风”，来得不知不觉。反问陈寅恪真的有那么多“后世相知”吗？蔡鸿生引程千帆(1913—2000)((闲堂书简》致舒芜(1922—2009)函：“陈学热实体现对传统文化关注之心态，非徒重其学术创见也(多数人恐亦不懂他说些什么，但隐约感到他说的一定很重要而已)。”就是这种隐约的感觉，让不少人对“陈寅恪热”带有更多好奇和想象。

就文化面分析，郭亚佩在其《历史的陈寅恪：“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与中国政治现代性》一文中认为，“陈寅恪热”可以分成两个版本：一是强调陈寅恪的文化怀抱，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留恋，作为解释陈寅恪言行的中心主轴；另一个版本着重陈寅恪的思想理论，从陈的著作里，多方勾勒出陈寅恪对市民社会的活动能量的期待。前者将陈描述为“遗少”，而后者则将陈视为在中国情境下寻找自由民主种子的先驱。只是这两种版本都将陈寅恪抽离了他所处的历史当下。此时让“陈寅恪热”回归学术讨论，应是学术界的责任，也是本书的关怀。

因为“陈寅恪热”，相关史料及研究是否相对受到重视和提升，或是另一个问题。但有一个现象是：知识分子颇以认同陈寅恪相标榜，既刺激了史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界对近现代以来史学研究重返学术规范的重视，也直接、间接帮助了史学观念、方法和思想的阐明。围绕着陈寅恪的研究和论述，也因此出现热效应。而此，又与大陆近二十年来的“文化热”、“国学热”有一联动，互为影响，都可置诸改革开放重经济、轻文化的情境下观察。整个社会因各种压力仍在，出现非正常转型，“陈寅恪热”应可视为整个大环境逼出来的议题，唯此已逸出本书处理范畴。在陈寅恪成为“典范”的过程里，特别是中古以降的历史、文化研究，及具备现代或后现代意义的女性研究，不论史料的采择、考证以及方法的运用，或观点的呈现，都很难绕过陈寅恪生前处理过的论题。正如毛汉光(1937～)所言，“对于寅恪一生之学术成就，赞扬者极多，补充修正者亦不少，批判者亦有”。或是继承，或是发展，或是修正和攻错。最近几年相关陈寅恪的家世、留学情况以及从晚清以降的政治发展，甚至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在选题上都受“陈寅恪热”直接、间接的影响。这些现象非仅值得后学对陈寅恪有一学术上的好奇，探讨“陈寅恪热”的内在意涵，而非外在的热闹而已。P1-5

19世纪以前，中国史学领先西方史学，为彰明较著之事实。中国自远古时代起，设立及时记载天下事之史官，数千年不绝，世界万国，无此制度；中国史官记事，至魏晋以后，兼及修史，浩瀚史料，编纂成籍，中国翔实之正史，遂破世界史学之纪录；中国史学，特色为精细、详赡、博大，与西方史学比较之后，益见凸显；人类之文明史，亦待中国史学理论之发挥而创写。凡此，皆中国史学之世界价值，极值珍视。

19世纪以后，西方史学进入黄金时期(the golden age ofhistoriography)。历史所涉及之范围，已扩展至社会、经济、心理与文化。史学家已不再只写王朝、战争、条约与宗教。出色之大史学家如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麦考莱(Lord Macaulay，1800—1859)、米其勒(Jules Michelet，1798—1874)、柏克曼(Francis．Parkman，1823—1893)、孟荪(Theodor von Mommsen，1817—1903)等，不再是记录者(chroniclers)、编年者(genealogists)与说故事者(stoiy-tellers)。所写成之新史，触及人类经验之多样性与复杂性。环顾寰宇，未有类此崭新之历史。加以竞新斗奇之史学方法，亦于此时出现。尼博儿(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兰克所创以语言文字批评史料之方法，掀起史学革命，量化方法、心理分析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方法，随之群出并作，如飙风骤起，西方史学，于是风靡天下，举世史学，皆俯首于其下，未有能与相颉颃者。

19世纪以后，西方史学极盛，中国史学则趋于衰微，博洽精醇之历史巨著不再现。寝假至西方史学东来，攻击与贬抑中国史学之声浪四起。两千余年之中国史学，于是遭遇空前未有之大变局。史学存亡，决于旦夕，有识之士，如梁启超、张荫麟、陈寅恪之议论，遂为中国新史学之指南，有待发挥而评论焉。

梁启超为晚清言论界之骄子，学术界与政治界最活跃之人物。深爱中国史学，亦猛烈攻击中国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为其对中国史学之无情攻击。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辗转接受德、法班汉穆(Ernest Bernheim，1854—1937)、朗格诺瓦(Charles V. Langlois，1863—1929)与瑟诺博司(CharlesSeignobos，1854—1942)之史学方法，而以优美明快之文笔畅述。谓史料为“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分史料为“直接的史料与间接的史料”，“文字的史料”与“在文字记录以外”之史料；论及史迹之论次，画出“史迹集团”，以为研究范围。此皆石破天惊之史学见解，梁氏果能如此自创耶？稽之班汉穆、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三氏之说，梁氏之新说，泰半非出之于个人。惟梁氏以宽阔之胸襟，于所热爱之中国史学之外，广纳异趣之西方史学，此为大史家之风范，亦输入西方史学之第一功臣也。

张荫麟幼承父教，熟读经史古文辞。1929年以公费赴美留学，攻读哲学与社会学。回国后任教清华大学，专治史学，着手撰写《中国史纲》一书。以哲学与社会学为基础，以写中国五千年历史者，张氏似为第一人。彼于《中国史纲·初版自序》提出其所悬鹄的云：

(1)融会前人研究结果和作者玩索所得，以说故事的方式出之，不参入考证，不引用或采用前人叙述的成文，即原始文献的载录，亦力求节省；

(2)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这些节目以外的大事，概略地涉及以为背景；  (3)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容并详。

自此可见张氏史学之精湛，及其所受西方史学写史方式之影响。以致其书最为近人所盛赞者，为其融化原始史料，以近代新文体写出，而优美委婉。此为新中国通史成功之条件之一。惜张氏多病，英年早逝，其书仅写至东汉初年，令人扼腕！

以《中国史纲》与其所引用之原文相比较，其新写者，文字与意境皆不能企及于原文。此为此类新史之致命创伤。英年史学家之成就，古今中外，皆有限制，此为莫可如何者也。

陈寅恪出身名门，家学渊源，国学基础深厚。1909年至1925年十余年间，游学欧美，厕身美国哈佛大学、法国巴黎大学与德国柏林大学，研究不辍。其研究以语言文字为重点，借以研究历史。据云彼能运用十余种以上之外国语言文字，此为前无古人者。如此治史，显系受当时德国极为盛行之兰克语文考证学派(即为以语言文字批评史料之学派)之影响。陈氏归国后，讲学清华大学，将所吸收之西方史学，与中国乾嘉时代之历史考证学相融合，于是其新史学出。所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代表性之作品。其论及政治制度与社会习俗，明显受西方之影响。然不露模仿痕迹，自然呈现，此为真能贯通中西史学者。“寅恪生平好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盖为陈氏真切之自述。兼重中学与西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陈氏治学之基本态度如此。

陈氏中年以后，双目失明，仍继续著述。又身处惊涛骇浪之中，而卓然独立，不失操守。较之冯友兰之辈，宁能同日而语耶？

维运治史半世纪以上，醉心比较中西史学而思求会通之道。于梁启超、张荫麟之史学，皆作论述，独于陈寅恪之史学，未着笔墨，遗憾孰大焉。今王震邦教授写成《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一书，得窥陈氏一生之全貌，万里外闻之，欢欣鼓舞。揭出陈氏所强调之学术独立与自由思想，尤为其书之最大特色。震邦教授胸襟开朗，思想纵横，又长期出任类似史官之工作，牛马走天下，时代心声，得其传达，故乐为之序。

2011年3月

杜维运序于温哥华

王震邦教授写成《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一书，万里外阅之，欢欣鼓舞。揭出陈氏所强调之学术独立与自由思想，尤为其书之最大特色。

——杜维运

震邦研究陈寅恪，并无意研究陈寅恪之全面，力求略人所详，详人所略，足以称道。然于具有争议之议题，未尝回避；所论虽未必人人信服，却有其一家之言，独到之见。震邦勤于收集材料，且具记者查询的眼光，更力求别出新解，其志可嘉，其书可读。

——汪荣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