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金深水，金子的金，深浅的深，雨水的水一金深水。也许是宿命，也许是巧合，这个平凡的名字竟暗喻了我一生非凡的命。
我的命，就是把自己藏起来，藏得越深越好。
不是藏在什么好玩的地方，而是魔窟里，生死线上，刀尖上，地狱里。具体说，是南京日伪政府的保安局内，臭名昭著的“上海76号院”不过是它的下属子机构。在这个鬼地方，我经历了太多难以忘怀的事情，想起来，每一天都令人心惊肉跳；讲起来，每一个故事都是惊心动魄的。让我最忘不掉的是这一个——下面我要讲的这一个。在这个故事中，我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从1940年8月24日说起吧。
这天早晨，南京颐和路上，一如往常，是静安的，行人稀落。街道两边都是二十年以上的梧桐树，从东南方向吹来的风，无声而有力，拂得树叶婆娑，沙沙作响。颐和路20号，是日军宪兵司令部所在地，威风凛凛的门楼之上，三面日本国旗随风起舞，在我眼前飘扬，猎猎有声。我提着装有机要文件的黑色大皮箱，从院子里走出来，习惯性地对肃立在两旁的日军哨兵微微颔首。当然，我的态度里必须要有足够多的“谦恭”，我的工作和身份要求我这样，有什么办法！
门外有车子等我，见我出来，司机发动了车子。
我所在的单位——汪伪政府保安局一有一个响当当的俗称：76号南京区。76号就是汪伪政府特工总部，因设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而得名，由丁默邨和李士群掌管。原来，我们保安局大门就在日本宪兵司令部隔壁：颐和路2z号。咫尺之远，我都是走来走去，根本无需用车。今年初，单位频频出事，诸事不顺，老大请来风水先生把脉破邪，找到的办法是重新开门。于是，几个月前把大门改至灵隐路8号，以前这里是后门。其实还是不远，走路也就是五分钟，平时我也都是徒步来去。但今天不行，因为要取这个月的密码，所以带了车和卫兵。
这是个仪式，每个月一次。
新修的保安局大门并不起眼，门面不大，却很精致，典型的中式建筑，门楣上雕龙镂凤，门前摆一对石狮，两旁有持枪的卫兵站岗，颇为威武。一眼望去，院子里植被繁茂，林木深处的那座青砖白缝的三层楼是我们保安局主楼，主要处室都在楼内。旁边有一排红砖平房，是反特处的办公室。
此刻，反特处楼前停着三辆三轮摩托车，挡住了我的去路。我提前跳下车，拎上箱子准备走回去，刚好看见反特处处长李士武刚从屋里出来，吆喝一伙人上车。李士武看见我，迎上来，指着我手里的密码箱说：“哟，金处长，又拿什么秘密回来了？”我点点头，问他：“怎么？有行动？”他说：“没什么，去接个人。”我笑道：“什么人这么大派头，让你倾巢出动？”李士武立即变得神秘起来，朝我眨巴着他的三角眼说：“这可是一个重要人物。”我用略含自嘲的语气问：“因为重要，所以我不便知道？”他说：“哪里，哪里，什么事能瞒得了你金处长啊。”他又指指我手中的黑皮箱，接着说：“只有你瞒我们的，哪有我们瞒你的。哎，有什么关于本兄弟的消息，可要网开一面哦。”我笑道：“你这不是要我渎职丢饭碗嘛。”他假假地向我竖起大拇指，哈哈大笑：“金处长就是铁面无私，连个口头安慰也不给。”继而招呼大家出发，三辆摩托声色凛然地驶向大门。
这个李士武，满脸横肉，心肝都是黑的，在鬼子面前低头哈腰，像只哈巴狗，在同胞面前耀武扬威，作恶多端。
他说的那个重要人物是谁？我不能不关心！
走廊里比外面凉爽得多。
南京，有名的火炉子城市，立了秋，还有十八只秋老虎。眼下还没出三伏，每一片阳光都像是从火膛里蹦出来的，带着火星子。虽然我只走了几十步路，但汗水已经湿了胸襟，一进楼里，便觉得胸口有一个山谷似的，凉飕飕的。
我的办公室在二楼走廊尽头，对门是机要室，隔壁是副处长秦时光的办公室。这会儿，机要室里有一男一女在上班，男的是机要秘书，姓李，是一个严谨、老实的人；女的是机要员，叫小青，是一个自我感觉不错的小姑娘。两人见我回来，都站起来问候：“处长回来了。”李秘书还特意出来给我开门。秦时光的办公室门开着，却不见人影。
走进办公室，我本能地观察屋里四周，标志性的东西有无被人翻动过。这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除了自己，对谁都不信任。在我身边，我最不信任的人是隔壁的秦时光，他名义上是我的副手，实际上是我的死对头，整天盯着我的位置，恨不得我被天打雷劈。“他呢，还没来上班啊？”我指指隔壁，问李秘书。“来了，上楼去了，应该在俞副局长那儿吧。”李秘书告诉我。
“有没有人找我？”
“刚才卢局长来过电话，问你回来了没有。”
“有事吗？”
“局长要你回来去找他一下。”
李秘书刚走，小青蹑手蹑脚地进来，看我没反应，有意咳了一声，朗朗地叫一声：“金处长……”令我微微一惊。我抬头，看她正朝我吐舌头，没好气地责问她：“你干什么，神神秘秘的。”她佯作委屈状，翻翻白眼，撅起嘴唇，嗲声嗲气地说：“哼，好心不得好报，人家是来告诉你，那个远山静子给你打过两次电话。”我一听，故意显得不以为意：“就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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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都被树叶剪碎了，剪成了一片片不规则的图形，晃晃悠悠浮沉在柏油马路上。这是浙江省城杭州市劳动路马路，时间是1981年8月29日。这一天，我像进入了梦乡，被一辆军牌照卡车从富阳县城拉到杭州，来到毗邻西湖景区的浙江省军区招待所。在招待所作短暂停留后（等人），又呼呼啦啦去了火车站。一路上，我记住了一个惊奇，就是太阳光像一块大白布，被遮天的树叶剪得粉碎，铺在黝黑的沥青路面上，黑白分明，会沉浮，会晃动，像是梦中的情景。虽然这时候我还穿着土衣便服，但严格地说此时我已是一名军人，享受着军人应有的待遇。比如进火车站时，我们走的是军人专用通道，上了火车，乘务员给我们提水倒茶，我们也给乘务员拖地擦窗，亲如一家，情如鱼水。
火车开了一夜又一个白昼，第二天傍晚时分到了福州。福州的夕阳依然灼热如火，空气中弥漫着凝练、愤怒的火气，让我觉得仿佛来到了另一个星球：也许是火星吧。当我背着行李与三位招生官、六十名同学一起走出月台，浑身已被汹涌的汗水湿透。但这并不让我感到难受，因为年少稚嫩的心房被第一次远离家门的紧张好奇和对未来的猜测期待牢牢占领。我与陌生环境之间缺少了一个翻译，即便有招生官发号施令，我依然时时觉得无助，只好小心翼翼跟着别人行动，亦步亦趋，只怕掉队。
火车站外，早已候着两辆挂军牌的绿色大卡车。车子载着我们，穿过了福州著名的五一广场，向郊外开去。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天渐渐黑暗了，在落日的最后一点余晖中，我们的车子钻进了一座巍峨的大山。有人介绍说，这山叫鼓山，是福州的旅游胜地，山上有许多风景名胜。黑暗中，我看不见任何名胜古迹，只见山势陡峭，山路崎岖，沿途树影婆娑，怪石嶙峋，山风阴森森地吹来，偶尔送来几声兽鸣鸟叫。这感觉倒不错，因为我早听说我上的是一所特殊的军校，似乎理当隐匿在这么一个魅影憧憧、山高路险的深山老林中。我心里不由升起一股子“天降大任于斯”的自豪感、庄严感。
我上的是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现更名为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在郑州，是总参下属的一所重点工科大学，有“军中清华”之美誉。我就读的是该院的福州分院，是专科。尽管如此，录取分数还是很高，院方到我们中学招生时，初定的调档线比浙江省划的调档线高出四十分。我相差三十多分，自然是想都不敢想。但是，那些高分的佼佼者被院方带去医院作体检后，可以说是溃不成军，测视力的“山”字表简直像一架机关枪，一下子撂倒了二十人中的十四人，加上其他关卡卡掉的，最后只剩两人胜出。要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入学体检，这是入伍体检，是按当兵的要求来严格要求的。于是，又重新划调档钱，比前次降了一半。可对我来说，还是不够，还差得远。
但也不一定。
那天，我去到医院参加体检。天很热，医院里的气味很难闻，我出来到楼下，在一棵小树下乘凉。不一会，出来一个戴眼镜的同志，大胡子，胖墩墩的，他显然是来乘凉的，站在我了身边。正是中午时分，树又是一棵小树，罩出的阴凉只是很小的一片，要容下两个人有点困难，除非我们挨紧了。我由于自小受人歧视，养成了（也许是被迫的）对人客气谦让的习惯，见此情况主动让出大片阴凉给他。他友好地对我笑笑，和我攀谈起来，我这才知道他就是负责“工院”招生的首长。我向首长表示，我很想去他们学校，就是成绩差了一点。首长问了我的考分，认为我的分数确实低了些，否则他可以考虑要我。后来，当首长获悉我数学是满分、物理也有98分的高分时，他惊疑地盯了我一会儿，认真地问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们学校。
我激动地说：是真的，真的。
五分钟后，我改变了体检路线，转到四楼，接受了有军人在场监督的苛刻的体检。我的身体状况比我想象的要好，要争气，一路检查下去，一路绿灯，哪怕连脚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鸭脚板）。当天下午，我离开医院时，首长握着我手说：回家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长亲自盖章下发的通知书。至此，我尚不知首长姓甚名谁，但他是我的恩人，这一点我心里清楚，并记着。
首长姓王，名亚坤，山东泰安人。后来我知道，“首长”也不是什么大首长，只是机关的一个营级参谋，年龄也不老，才四十来岁，只是样子（大胡子、胖墩墩）显得有些老。因为在机关，平时我很难见得到他，偶尔在路上碰到，我很想跟他叙叙旧，道个谢，但他总是爱理不理的，似乎忘记了我。倒是他爱人，在医护所当医生，是可以经常看见的。有一次我发高烧，连续打了几天针，其中一回，护士不在，是他爱人亲自给我打的，给我留下极深刻印象。本来，医生是不打针的，她完全可以让我等，她没有，而是亲自上阵，而且在打针的过程中很体谅我的痛，一只手把着针管尽量缓慢的推进药水，另一只手还在针口旁边用食指轻轻挠着，以分散痛感。迄今为止，我当然打过不少次针，可这样的待遇还是第一次。我当时很想告诉她，我是她丈夫开恩把我招进校的，只因为陌生和羞怯，张不开口。以后，我曾多次斗争过，想上他们家去看看，明确表达一下谢意，但想起老王爱理不理的样子，我的胆量总是越想越小，不了了之。就这样，直到离校我也没有去拜访过他们。
再以后，我离他们越来越远，心里的人和事也越来越多，慢慢的，他们就从我心里淡出了。2003年夏天，我在成都，突然接到老王的电话，说想来看看我。欢迎！欢迎！我在最好的宾馆开了房间迎接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医生爱人。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都老了，退休了，我也不再年轻，也脱了因为年轻而有的羞怯。我们像老朋友一样相见，回忆往事，畅谈国家大事，叨唠家长里短，可以用“相谈甚欢”来形容。那时我已经出版《解密》和《暗算》两部小说，据说在我老单位轰起了轰动。我注意到，他们随身带着这两本小说，谈话很快转移到我的写作上来，关心我是怎么当上作家的，眼下正在写什么。我一边尽量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一边又想尽快摆脱这话题——因为这有自我炫耀之嫌。哪知道，他们揪住不放，问了又问，刨根问底，最后竟然给我奉上一箱子材料，希望我写写“箱子里的事情”。
我用一个下午看完箱子里的东西，直觉告诉我，这是很值得写的。但我一直不知怎么来写。多就是少，材料太多了，反而不知道怎么舍取。我曾经写过一稿，取名为《两个老牌特务的底牌》，他们看了不满意，却没有责怪我，而是责怪自己没有提供足够的材料。随后的几年间，他们不辞辛苦，东奔西走，寻寻觅觅，又收集了很多材料提供给我。盛情难却，2008年，我又开始写第二稿，断断续续写了一年，交给他们。这一次他们基本上是满意了，但需要修改的地方又似乎很多，改到他们完全满意时，我不得不承认，这本书的作者已经不是我了。
是谁？
金深水，或者林婴婴，或者王亚坤夫妇，或者是他们合著，我所做的不过是一个编辑的工作，理当退到作者幕后。我郑重地向他们这么提议过，却未能得到他们同意，只好勉为其难。从某种意义上说，王亚坤夫妇又对我施了一回恩，我不知怎么来感谢他们。他们说，只要读者喜欢这本书，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感谢。对此，我深信不疑。甚至，我不相信哪个作家能写出这么好的书。事实上，好书都不是作家用笔头写出来的，而是有人用非凡的生命、非凡的爱、非凡的经历谱出来的。
2011年于杭州植物园
《刀尖：刀之阳面》是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耗时八年打造的一部心血之作，根据真实历史事件，忠实还原了中共王牌特工尘封七十年的传奇故事。
《刀尖：刀之阳面》讲述抗战时期，日军“变态”医学专家腾村正秘制一种大规模用于中国儿童的特殊药物，服用者将大脑萎缩，破坏神经组织，心甘情愿被奴役。延安、重庆均获知了这一险恶计划，分别派出高级特工林婴婴和金深水，以粉碎日寇的阴谋。一段残酷的冒险就此展开，从那刻起，一道不合时宜的喷嚏都可能让他们人头落地。
“左手刀尖，右手女人；左手鲜花，右手鲜血”是主角金深水最真实的写照。他一方面要在工作上周旋于日本反间谍小组、汪伪政府、国统和共产党之间；另一方面，在感情上更要平衡于远山静子、刘小颖、革灵、林婴婴等各色女人。所有理想和情感纠葛，被抑制的爱情、被扭曲的人性、被蒙蔽的阴谋，构成那个特殊年代最危险的工作：刀尖上行走。曲终人散之后，爱情何去何从？阴谋终向何方？金深水——在阳面；林婴婴——在阴面，共同演绎一场史无前例的谍战史诗。他们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情愿生死一线，只为心中不变信念。
麦家在《刀尖：刀之阳面》中做了首次大胆尝试，在结构上，第一次使用双线补充叙事结构，分别通过男、女主人公两个第一人称的叙述，来写故事的阳面和阴面；在语言上，麦家更加追求故事的流畅、易读、好看，并把真实还原七十年前的档案和资料放在首位，使之成为他作品中故事流畅性和真实性最强的一部；在内容上，取材于真实历史事件，不再刻意铺陈谍战专业知识，更易为普通人所理解，同时侧重描写那个时代为国家“战火爱情”，更为现实和残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