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相信，中国曾经离宪政如此接近！任何看过《建国大业》的人都应该看看这本书。

大舞台，大博弈，谋略中国，国、共、美、苏、民盟五方角逐，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废除一党训政、建立联合政府何以终成泡影？国共三年内战，是哪方打响了第一枪？

《南方周末》年度推荐图书，邓野所著的《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新观点、新史料，解析重庆谈判孰高孰低。

1944-1946年间，抗日战争快要接近尾声，中国即将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为此，在接下来的政府中，国共两党应该居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两党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与谈判。邓野所著的《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就是对这一场长达两年的谈判的发生、发展和终结，进行了全程的跟踪考察，集中论述了国共两党是如何由谈判最终走向战争的。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既有共产党谈判代表周恩来的睿智与无赖，又有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的坚持与无奈；既有国民党外交苏联背弃中共，又有共产党利用美国施压国府，更有民盟的抗争与无奈，最终，当国共谈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又是哪方打响了三年内战的第一枪？

导论 联合政府的口号与国共关系的最终分野

第一章 国共力量的消长与两党合作基础的演变──联合政府口号的推出

 一号作战与国共关系

 联合政府口号的推出

 联合政府旗帜下的第三方面

 中共的两个部署

第二章 联合政府与参加政府

 史迪威出局与赫尔利入局

 赫尔利斡旋下的国共谈判第一回合

 国共策略的调整──两手对两手

 赫尔利斡旋下的国共谈判第二回合

第三章 国民大会与解放区代表大会

 两党的举措与意图

 国共的两个党代会

 第三方面的斡旋

 中共关于“解代会”的筹备

第四章 中苏谈判与中苏条约──蒋介石的一个政治布局

 国民党的政治需要与中苏谈判的提出

 雅尔塔决议与中苏谈判的启动

 中苏谈判第一阶段

 中苏谈判第二阶段

 中苏条约的批准与评论

第五章 重庆谈判──背景与条件的转换

 两周的较量──日占区的归属与国共版图的重新划分

 邀请与应邀

 重庆谈判的基础与主题

 主题的交锋与两党政治理念的展示

 僵持与妥协

 各方得失

第六章 国共两军战略方向的选择与展开

 中共战略方向的调整

 中共各项部署的展开

 中共在东北的战略部署

 国民党的战略考虑与展开

第七章 苏军的双重性与东北的三角格局

 东北行营退出与再入长春

 中共东北战略的再调整

 国民党与苏军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争执

第八章 政治协商会议──背景与条件的再转换

 政协会议的国内背景

 政协会议的国际背景

 政协会议的组成、议题与性质

 政协会议前奏曲

 五项议题的争论与协议

 热议、隐患与结论

第九章 多向与无序的政局

 政协会议之后中共关于时局的判断

 国共关于整军方案的谈判

 国民党对政协协议的不满及其焦点

 中苏在东北经济合作问题上继续争执

 国共在东北问题上继续争执

 反苏反共游行的爆发

第十章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两个僵局的形成

 二中全会开幕与主题辩论

 国共就两个焦点问题的磋商

 二中全会期间的蒋介石

 二中全会与国民党内部关系的变化

 二中全会的政治后果──两个死结

第十一章 四平决战

 三角格局的淡出与东北问题的演变──国共四平对峙的形成

 中共关于进占长春的考虑与决策──政治要求之下的军事方针

 四平决战与重庆谈判

 战局的转折与谈判的转折

 关于四平之役的争论与评价

第十二章 最后的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终结

 停战令与停战条件

 中共的部署与反击

 最后的谈判

 不宣而战

结束语 民国政治的逻辑及其历史局限

 民国政治的逻辑与国共关系的转型

 民国政治的逻辑与第三方面的生存空间

 民国政治的逻辑与马歇尔的赴华使命

 民国政治的逻辑及其历史局限

参考资料

第一章 国共力量的消长与两党合作基础的演变——联合政府口号的推出

中日战争由国、共、日三个参战方，构成两国三方的战争形式。三方之间，国共两方既合作又对立，双边关系通常是不确定的。

1943年春夏之季，因蒋介石预测日军将北上进攻苏联，为此，蒋曾几度企图对中共陕甘宁边区采取军事行动。这样，国共关系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中共方面称之为第三次反共高潮。当年6月，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林彪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国共谈判就此中断。

关于此次政治危机的起因，毛泽东这样研判：“蒋介石估计欧洲第二战场不易开辟，德再攻莫斯科，日必攻苏，因此调兵遣将准备向我进攻。”毛之所言，就是指一系列战略关系及其相互作用，对于国共关系构成的影响。毛的意思是，由于欧洲第二战场迟迟未能开辟，为此，德军便可以不受牵制地集中兵力进攻苏联。在德军的猛攻之下，日军便有可能配合德军北上进攻苏联，从而对苏联构成东西两面夹击之势。问题在于：日军一旦北上攻苏，为避免战线过长，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军事行动必然采取收缩态势，放松对国民党军的打击与牵制。这样，蒋介石便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力量解决中共。此即第三次反共高潮的由来。

在毛泽东所提出的一系列战略关系当中，事情的源头出自欧洲第二战场未能开辟。

1943年11月21日，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举行开罗会议。在随后发表的开罗会议公报当中，宣布将澎湖、台湾、东北归还中国，并且规定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接下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德黑兰会晤，在其后发表的德黑兰会议宣言当中，三国宣布将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对德军采取军事行动。此言之意，等于宣布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欧洲第二战场即将开辟，意味着德军将遭到苏军与美英盟军的双重打击，这样，德军的战败实际上已成定局。而在德军将肯定战败的条件下，意味着日军已不可能配合德军北上攻苏。接下来的问题是：在日军将肯定放弃攻苏的条件下，其在中国战场又将采取怎样的战略行动？对此，国共的两位主帅迅速作出各自的研判。

1943年12月10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判断：“自德黑兰会议宣言公布后，暴日自将合理推论，以为联合国全部军力，实际将用于欧洲之前线，如此则中国战区可任暴日机械化空、陆部队集中全力之驰驱矣！而暴日之战略，在未来之一年期间，得先从容解决中国问题，预料不久期内日寇必对华发动一全面之攻势。”…蒋电的意思是，盟军主力投入欧洲第二战场，那么，在东方战场必然削弱对日军的打击与牵制，这样，日军便可“集中全力”在中国战场发动进攻。蒋的结论是：1944年，日军“必对华发动一全面之攻势”。

1943年初，英美宣布取消对华不平等条约，为此，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宣扬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年末，尽管开罗会议宣布将台湾等地归还中国，但蒋却再也兴奋不起来，欧洲第二战场即将开辟，蒋已预感到大祸将至。

此时此刻，蒋之所思与所虑，几乎完全处于毛泽东的掌握之中。蒋于12月10日致电罗斯福，差不多同一时间，12月16日，毛泽东致电中共北方局代书记邓小平，判断：“开罗会议打击了日本诱降(但未最后放弃)，堵塞了蒋介石寻求妥协之门，给与澎湖、台湾、满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德黑兰会议肯定开辟欧陆第二战场，与蒋希望快在太平洋反攻相违背。故蒋此次由开罗飞返重庆，不及前次废约之大吹大擂、兴高采烈了。时局于抗日、革命是极为有利的。”废约指英美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

毛电所指，就是开罗、德黑兰两个会议与国共的关系。抗战时期，毛泽东对国民党制订了一个基本政策：要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开罗会、义宣布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这就堵塞了蒋与日本任何妥协的可能。而日本在妥协无望的条件下，则有可能在中国战场对国民党军发动正面进攻，而在日军的正面打击之下，意味着蒋已不可能再掀反共浪潮。这样，毛的两个设想——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将全面实现。因此，毛认为时局“极为有利”。

综上所述，根据开罗与德黑兰两个会议，国共两位主帅的结论基本相同。蒋的结论：“预料不久期内日寇必对华发动一全面之攻势”。毛的结论：“可能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总之，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时间转入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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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政府的口号与国共关系的最终分野

国民党政权自建立以来，长期推行一党训政的国家政体，其根据直接出自孙中山的有关学说。孙中山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时。认为主要原因是新生政权建立之后，没有经过军政、训政两个阶段而直接进入宪政。有鉴于此，孙中山将建国程序分作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这个建国学说为国民党执政之后推行一党训政，提供了直接的政治依据。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的方式，是在原有的、国民党一党训政的国家秩序之内，建立的一种不对等的合作方式。之所以不对等，说到底，这是当时的两党力量的对比在政治上的体现。这就是说，两党关系对等与否，取决于两党实力对等与否。

1944～1946年间，随着国共力量的对比互为消长，旧有的合作基础与方式，已经不能反映此一消长所产生的新的政治格局。为此，改变两党合作的基础与方式，被中共提上国共谈判的议程，此即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所谓联合政府，就是要将一党训政变为多党联合执政，其实质就是关于中央政府的权力再分配。随着联合政府的提出，使一党训政这个在国父遗教名义下奉行多年的政治学说和政治体制，遭到空前的批判，旧有的国家秩序从此动摇起来。

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全过程来看，1944～1946年间，是两党关系最后的政治转型时期。在以往的一段漫长时期，国共关系几经波折，曾经发生多次政治转型，不过，这一回的形式、性质与以往截然不同，这一回两党关系的政治转型，直接表现为国家政体和国家秩序的转型。因此，两党关系的转型过程，集中体现为两种国家政体的对立：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

由两党关系的转型而引出国家秩序的转型，据此，国共关系发展到其全部历史关系的最高阶段。这一次政治转型的失败，决定了国共两党由政争走向战争的最终分野。

迄今，没有人明确提出上述概念，没有人发现1944～1946年是国共关系的一个完整的政治转型时期；没有人发现其间完备的政治形态、统一的历史主题和连贯的发展线索。因为，没有人认识到这段历史的特殊之处，从而将这段历史内在的政治主题联系并贯通起来。

一直以来，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与叙述基本形成一个定式，首先，以1945年8月中日战争的终止为分界，分为战时与战后两个历史阶段，然后，按照不同的历史阶段，相当严格地分别论述不同的历史主题。根据这个定式，战时的主题是中日民族问题，战后的主题是国共政治问题，根据这个定式，1944～1946年是不能捏合为一个历史整体的。这就是说，将传统意义上的两个历史阶段的衔接部位贯通起来，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提出，本书的这一命题和架构，多少有些标新立异、不合章法。

如此看来，本书的架构能否成立，有必要对传统的思维定式略作清理。

的确，1944～1946年，是抗战末期和战后初期两个历史阶段的衔接部位。一般来说，两个历史阶段的交替，就是两个历史主题的交替，以往的研究与叙述，正是按照这个固定的思维习惯展开的。然而，发生在1945年8月韵历史阶段的交替，其不同于一般的特殊之处在于，历史阶段的交替并不以历史主题的交替作为基础，因此并不等于历史主题的交替。具体而论，通常的关于这一历史阶段的交替与划分，是以中日战争的终止作为依据，问题在于：中日问题并不是抗战末期中国政治的主题。

因此，怎样认识贯穿于1944～1946年间整个历史过程的政治主题，是解读这段历史的基点。具体讲，关键在于把握两点：第一，怎样认识抗战末期中日问题和国共问题的主次关系；第二，抗战末期与战后初期这两个历史阶段的交替，是以怎样的政治主题衔接并贯通起来的。  中日战争以国、共、日三个参战方为主体，由此构成两国三方的战争形式，这种战争形式的构成，决定战争的性质不可能是单一的。还在抗战之初，毛泽东于1937年8月提出：“在联合抗日的情况下，要把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贯通起来。”民族革命指中日问题，社会革命指国共问题，贯通指联系，指两种范畴、两种性质的革命，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就是说，整个抗战时期，中共始终是将两个革命联系起来一并展开的。当然，两者之间有一个主次关系，问题在于：主次关系并非绝对的、固定不变的，而是依据战争的进程而调整。

中日战争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但迟至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民族矛盾才调整为中国政治的主题而居于主导地位。这就是说，民族矛盾是否居于主导地位，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根据战争的进程而调整。那么，一个因战争进程而调整的问题，同样，必然因战争的进程而再调整。

1944年夏季，随着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德国战败已成定局，为此，日本的覆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中国的抗战进程步入末期。那么，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的主题是什么？一句话，就是争取怎样一个抗战结果。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由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来赢得抗战胜利的果实。1945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们中国有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中间阶级……这三个阶级都在活动，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都在那里准备日本打垮以后干什么。去年九月召开的民主同盟代表会议，日前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正在召开的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这种准备的体现。”这就是说，在抗战临近结束之际，中国的各个党派提出了相同的一个问题：日本打垮以后干什么？这个问题的提出，就是把争取怎样一个抗战结果的问题提了出来，对于中共而言，其实质就是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主次关系的再调整，社会革命转换为中国政治的主题。

两种革命主次关系的再调整，具体表现为国共合作的基础与方式的再调整。抗战之初，以抗日为基础，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抗战末期，随着争取怎样一个抗战结果的提出，调整国共合作的基础与方式亦随之提上议程。毛泽东对赫尔利说：“中国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党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在这里，毛之所言，就是把调整两党合作的基础提了出来，而调整的方式则是改组政府。那么。改组政府是什么性质？毛泽东这样说：“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自国共合作以来，就是改良方针……现在的口号是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这个口号不是改良主义的，而是革命性的。”毛称：“这是一个原则的转变”。

从“改良”到“革命”这一原则的转变，就是国共合作的基础与方式的调整，及其性质的转变。而这个基础与方式的调整、这个原则的转变，具体而论，就是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主次关系的调整、主次关系的转变。只有将这个主次关系具体地调整过来，“日本打垮以后干什么”这个问题的提出，才能具体地体现出来。那么，代表这种调整与转换的标志是什么？就是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

综上所述，以联合政府的提出为标志，中国政治的主题在抗战末期的1944年发生转换。因此，1945年8月的历史阶段的交替，是一种甚为特殊的历史现象，它并不以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革命的交替为基础，而是以居于次要地位的民族革命的终止为基础，主要表现为中国政治舞台的角逐者，由两国三方变为一国两方。正因为历史的主题没有中断，因此，历史阶段的交替并不影响中国政治本来的运行轨迹，联合政府这个抗战末期提出的政治主题，战后，依然延续下来，继续成为战后初期中国政治的主题。

总之，以历史主题为根据，从历史主题的发生、发展全过程来看，1944～1946年间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国共关系的政治转型时期。  最后，笔者的结论是，通常的以1945年8月划分历史阶段的方式仍然可以成立，但是，通常的按照历史阶段的划分，分别论述不同历史主题的方式则应重新清理。因为，这种通常的方式，不能反映这段历史不同于通常的特殊之处，既不能将历史的主题表述清楚，更不能围绕主题的发生和发展，展开连续的、系统的叙述。迄今，人们所看到的有关这段历史的叙述，实际上都是支离破碎的。

其实，历史的分期可以根据不同的主题、不同的侧重面，采取不同的论述方式。通常的历史阶段分期方式，并不是唯一的方式。第二次国共合作历时将近10年，整个过程也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从这个视角来看，1944～1946年显然是这个历史过程的后过渡阶段。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后期，其实质就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分离时期，整个过程围绕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这一对立而展开。这一时期发生在中国的全部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这一政治对立直接或间接的体现，由此，构成这一时期历史走向的基本线索和基本内容。这些线索和内容，也就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由政争走向战争的线索和内容。

总括而论，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后期这个视角看问题，1944～1946年，显然是一个形态完备、主题鲜明、线索连贯的相当完整的历史阶段。

在中国，任何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格局的变动，都是以武力的对比及消长作为最终依据。1944—1946年间，两个拥有各自的武装力量的合作政党，主要通过政治谈判的方式，协商如何将一党训政的国家政体，变为多党联合执政，这在国共关系的全部历史记录当中，是仅有的一次特殊的政治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从根本上讲，就是国共力量的互为消长在政治上的反映。

在长达两年的谈判过程中，双方的实力对比曾反复消长，双方的内外背景也曾反复转换，这种消长与转换体现在谈判过程中，表现为对阵的双方其各自的地位都不是稳定的，曾多次反复。由于这个特点的存在，所以，从国共谈判的全部历史过程来看，没有任何一次有如此次，谈判与武力的关系如此紧密，“谈”与“打”两者高度统一。由此而产生一种并不常见的现象，此即通常所说：谈谈打打，打打谈谈。

1944～1946年间，这是自国民党推行一党训政以来，中国政局呈现出少见的多元化的政治现象。民盟发展到其历史活动的巅峰，为第三方面争得一席之地。美、苏两国的直接介入，构成自民国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强大的国际干涉力量。这些内外力量的介入，对于国共政争构成相当的推动与制约的作用，正是这种介入、推动与制约，使中国政治呈现少见的多元化现象。

然而，所有这些介入的内外势力，其自身的利益都不能通过自身而直接获取，都必须通过国共两党而具体体现。因此，看似多元的政治现象，最终仍然归结为国共两党的较量。多元现象并不能改变以国共为主导的政治格局。

所有这些内外势力，都是怀抱着各自的现实利益和政治理念而介入国共政争的。他们的全部利益和全部理念，与国共两党都不是完全统一的。也就是说，现实利益统一与否，与意识形态统一与否，两者并不具有天然的同一性。由于这种局部的非同一性的存在，这就为国共两党在他们中间施展局部性的联合、分化、中立，提供了纵横捭阖的余地。这个余地既是局部的，又是广阔的。

这是一个任何一方都缺乏足够的稳定力量的年代。由于这个特点的存在，这也是一段少见的历史的活跃时期。这一点反映在现象上，表现为政局的走向极不确定。结果往往不是最终的，一个结果的产生，往往只是一个问题的重新产生。因此，问题的提出、展开、反复、转移，游移不定，令人目不暇接。  这种现象的产生，相当程度上出自诸多利益相互作用之下所形成的政治的合力。由于任何一方的利益，都难以单方面地直接获取，因此，诸多利益之间，往往通过反复地交换与取舍，从而产生一种叠加效应。所以结果往往不是最终的，往往成为另一次交换的筹码。基于这个特点的存在，把握这段历史的走向，应当十分留意跟踪诸多利益的走向，尤其留意跟踪诸多利益之间是怎样接合的，又是怎样交换的。

这是一个需要英雄而又产生英雄的年代。由于历史的条件提供了一个足够展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舞台，据此，那些在这个舞台上活动的人，足以将其文韬武略一展无余。

这是一个把政治真正演化为艺术的年代。在这里，民国政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无不发挥到极致，留下一笔丰厚的政治遗产。

政治家关注结果，而历史学家则关注过程。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兴趣在于，结果是怎样导致的？本书将集中论述这样一个问题：1944～1946年间，围绕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国共两党是怎样由政争走向战争的？

让我们从头开始，走进那个非凡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