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学的传世经典，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中国！近代中国为何会贫弱交加，为什么没有走上发展资本主义道路？走进《儒教与道教》，去探求中国从世界强国，到落后挨打的真正原因！

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以儒家伦理为核心，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去论证儒家伦理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与西方的新教相比较，试图去寻找中国在各种条件都好于西方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为什么没能发展起来的原因。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哲学家，也是公认的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韦伯是个百科全书式的天才。1915年，在对中文一窍不通的情况下，他凭借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精神和非凡的思辨力，对大洋彼岸一个陌生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进行了洞若观火的剖析，其论述之透彻、观点之精辟令我们不得不折服，这些成果汇集成了对西方汉学界影响深远的社会学名著——《儒教与道教》。

《儒教与道教》共分三个部分，韦伯首先简要地讲述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统治阶层的各个侧面，探讨其中对资本主义发展有利及不利的因素。接着，他对比分析儒家思想与新教伦理之间的差别，得出后者更适合发展理性资本主义的观点。最后，他具体分析道家保守的价值体系，亦无法令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并得出结论：对比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中国的儒教与道教过于消极与保守，决定了资本主义不适合在中国长足发展。

出版说明

译者序

导论 各种宗教的经济观

第一章 城市、君王、神灵

货币经济制度

城市以及行会

中国和近东地区在封建诸侯行政管理和

神灵观念上的比较

皇帝的卡里斯马和大祭司地位

第二章 封建俸禄国家

世袭卡里斯马在分封制中的特征

统一国家对官僚体制的恢复

中央行政机构和地方官员

国家的徭役和赋税

官员对定额税收的承包

第三章 行政管理和农业制度

封建和财政制度

军队制度以及王安石变法

政府针对农民利益的保护政策以及对农业的影响

第四章 自治、法律和资本主义

最具资本主义色彩的依存关系

宗族的组织结构

村落的自治

宗族对经济关系的束缚

世袭制法律的结构

第五章 士(知识分子)阶层

中国人文主义偏重仪式、行政管理向和平主义转变

孔子和科举考试制度

儒家教育的地位

士阶层的特征以及封建学生的荣誉

成为君子的理想

官员的威严和声望

对于经济政策的态度

专制和宦官——士大夫的对手

第六章 儒教的处世之法

官僚体制以及教权统治

自然法和法律逻辑的缺乏

自然科学思维的缺乏

儒教本质

儒教的入世性特征

“礼仪”和“孝道”

经济观念和对专门人才的冷落

君子

儒教经典的价值

正教发展的历史

儒教的和平本质

第七章 正统与异端(道教)

老子与隐士

道与神秘主义的关系

神秘主义的实际影响

对立的两级：正统与异端

道教中的长寿术

道教的教阶制

佛教在中国

巫术逐渐向系统化发展

道教伦理的来源

中国正统与异端伦理都带有传统主义的特点

中国的教派之间的迫害

太平天国起义

中国教派发展趋向

第八章 儒教与清教

理性化的标尺

儒教的伦理观

信仰与经济

“重富”与“轻商”的矛盾

附录 参考文献

3.包括所有的统治关系在内，一切最为重要的统治形式早已被卡里斯马和传统家长制的统治私自瓜分殆尽。只是，卡里斯马的统治基础是信仰超越平凡的神圣性和价值，而信仰平凡的神圣性则是传统家长制的统治基础。

卡里斯马君主在战争时期下达的命令和先知的预言，由于是通过体现卡里斯马的君主和先知，才能在传统占据上风的范围内顺利进行。启示和剑，两者既是非同寻常的权力，也是典型的革新者。不过，它们在成功后，就只是典型的普通物品罢了。

在战争时期的君主或是先知去世后，继承人的问题便随之而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好几种，可以是最初依照卡里斯马进行挑选，后来演变成推选；可以像罗马教皇式或是教权制那样直接“继承”，用授予圣职的方式指定继承人，也就是通过圣礼，将卡里斯马实体化；也可以通过世袭卡里斯马，即家族中信仰卡里斯马的资格，具体说来就是世袭的君王制和等级制。不论采用了哪种解决方法，形式随便的常规统治便从此开始了。从此以后君主或是僧人获得统治的必须条件不再是个人的品质，而是一种承认或是其他的品质。这种承认是通过选举而获得的，其他品质则指的是通过谋求而得到的继承的品质。由此开始了传统化，也就是平凡化的过程。人事部门作为卡里斯马统治者的依靠，随着统治的延续也逐渐地趋于平凡，或许这才是最重要的。在平凡化的过程中，门徒、信徒以及追随者变为了牧师、分封的大臣以及尤为重要的官员。

最初，卡里斯马共同体过着共产主义式的生活，生存依赖的是礼物、恩赐和战利品，完全不懂经济为何物。如今，他们作为社会的阶层，其生活来源是土地收益、规费和津贴。简单地说，他们是依靠俸禄生活的阶层。在主子身边扶助的人就是他们。他们的合法权力来自主子的赏赐、授予和任用。在占为己有的时候，采取了各种手段。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世袭化。在单纯的家长制中，当主子手中强大的权力逐渐开始崩溃时，它便借机发展了起来。

终身牧师或是封赏的大臣被授予职务后，会得到固定的权力。这种权力的获得往往是通过封赏得到的。像手工业者占有经济生产手段那样，他完成了对行政管理手段的占有。至于管理的费用，他可以用常规费用或是别的收入代替，或是在处理臣民上贡的赋税时，只上缴给君主其中的一部分，把剩下的全部归为己有。然后，把处理其余财产时采用的方式，拿来处理自己的职务，即在模糊不明的时候，由后人继承或是转手给他人。假如，发展的实现是占有了这一阶段君主的权力，那么，对等级制度中世袭制的讨论就无法避免了，不过，发展很少能在这个阶段停下来。政治或教权制的君主，以自己的地位占有或篡夺贵族权力的人，两者之间的争斗随处可见，彼此之间相互剥夺。

有一个官吏机构，依附于占有或是篡夺贵族权力的人，并受到其利益的制约。所以，行政手段被他牢牢地掌控。举例来说，在西方，英诺森三世至约翰二十二世的这段时间里，存在一种独特的仓库和武库，那是金融财政、世俗统治者专门为政治和教权制的君主和官吏提供的。他对官吏机构和行政手段的掌控越是牢固，在争斗中，对他就越有利，对逐渐被削弱的等级特权者越不利。

在对等级制度贵族权力的剥夺斗争中，官吏阶层是君主非常依赖的助力。在历史上，这个阶层有过各种不同的性质。例如，在亚洲和中世纪早期的西方，是神职人员的典型；在近东，是奴隶和当事人的典型；在第一罗马帝国，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解放奴隶的典型；在中国，是人文主义文人的典型：在近代西方的教会和政治团体中，是法学家的典型。

君主权力的胜利，剥夺分裂的贵族权力，这种行动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标志着对行政管理进行理性化存在着最起码的可能性。通常情况下，这也标志着即将出现这种理性化。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每个地方这种理性化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内容和程度。

其中，有两种理性化要特别加以区分。一种理性化是世袭君主对行政管理和司法进行的理性化。采取这种理性化的君主像大家族的族长对待自己族人那样，让自己的臣民从社会伦理和功利方面享受到幸福。另一种理性化是法官对最普遍的规范统治的形式进行的理性化。这种规范统治，即用法律约束全部“国家公民”的统治。当然，实施理性化的法官经过专门的训练。两者的区别非常容易发生变化，例如，曾接受过巴比伦、拜占庭、霍亨思陶芬家族统治的西西里，斯图亚特家族统治时期的英国以及波旁家族统治的法国。但是，不论发生怎样的变化，它始终存在着是不争的事实。西方的法学家创造出了“教会”和近代的“国家”。不过，在这里我们不会对一个课题进行探讨，即法学家们进行创造的动力、思想内涵和技术方法到底是从何处获得的。P41-43

马克斯·韦伯(Hax Weber)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哲学家，也是公认的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另外两位是众所周知的卡尔·马克思和爱米尔·杜尔凯姆。德国特色的大学制度使他具备极其宽广的学术涉猎范围和研究视角。他在经济、政治、法律、宗教、音乐等领域都有重要成果，使他成为在社会学史上与杜尔凯姆等人齐名的重要思想家。

韦伯是个百科全书式的天才。1915年，在对中文一窍不通的情况下，他凭借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精神和非凡的思辨力，对大洋彼岸一个陌生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进行了洞若观火的剖析，其论述之透彻、观点之精辟令我们不得不折服，这些成果汇集成了对西方汉学界影响深远的社会学名著——《儒教与道教》。本书共分三个部分，韦伯首先简要地讲述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统治阶层的各个侧面，探讨其中对资本主义发展有利及不利的因素。接着，他对比分析儒家思想与新教伦理之间的差别，得出后者更适合发展理性资本主义的观点。最后，他具体分析道家保守的价值体系，亦无法令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并得出结论：对比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中国的儒教与道教过于消极与保守，决定了资本主义不适合在中国长足发展。

本书是韦伯在比较宗教社会学上的第二本主要著作，它对东西方的宗教文化分析产生了深远的意义。韦伯在书中对基督新教、儒教、道教进行跨文化比较，重点分析它们在伦理观上与资本主义经济契合上所具有的差别，反思传统文化与东亚模式、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由于韦伯是不折不扣的西方学者，从未到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而他所借鉴的汉学译著本身存在一些失误，再加上研究领域的限制，因此作品中难免出现对史实的误读。但是，他是站在与我们全然不同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制度和结构，所描绘的中国历史图像，也不同于我们以往所熟悉的中国史学家对我国古代社会的叙述，然而这并不影响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古代历史、古代社会进行深入研究。也正是由于他的特殊视野，本书的观念才能如此富于个性。

最后，笔者耍借此机会感谢为本书的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编辑团队。然而，由于时间仓促，译者水平有限，书中若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