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伯雨（1906—1992年），原名秉荫，又名贞白，笔名有林熙、秦仲龢、温大雅等二十五个之多。广东澄海人，民国时香港著名学者、散文家。曾留学英国，主修英国文学。返国後，在上海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回港，以谙於掌故驰誉香港文坛。1957年《听雨赓杂笔》由创垦出版社出版，所记多属政坛及文坛掌故。《听雨楼杂笔》收录了《康有为公车上书》、《谈岑春煊》、《唐景崧的国旗》、《割台专使李经方》、《会逢其适的状元张謇》等文学作品。

《听雨楼杂笔》是著名掌故学家高伯雨的著作。《听雨楼杂笔》大致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述清末民初历史人物的趣事轶闻；第二部分重点叙述寺庙、园林、故居等。

题听雨楼杂笔五首

康有为公车上书

谈岑春煊

唐景崧的国旗

割台专使李经方

会逢其适的状元张謇

骆成骧中状元

大阿哥溥儁

倒霉状元龙汝言

谈末科状元刘春霖

谈末科举人

“凤凰总理”熊希龄

辜鸿铭趣事

徐绍桢与小毛子

“黑旋风”刘成禺

精通拳术的诗人杨昀谷

精通技击的诗人魏铁珊

溥仪与庄士敦

曾纪芬暨其子聂云台

张伯驹与陆机《平复帖》

满清帝后演戏记趣

谈岳飞的三种造像

李慈铭与周氏兄弟

盐商被骗

西太后与光绪帝

满清御林军的笑话

贪官裴景福

温月江义让夫人

光绪帝的崇陵

崇效寺鳞爪

夕照寺的壁画

广州六榕寺

长寿寺与大汕和尚

华林寺数罗汉

广州园林

苏州的拙政园

龚定庵的北京故居

俞樾的曲园

宝汉茶寮与南汉买地券

乾隆朝剃头案

明清公主选驸马趣史

慈禧画像记

庚子年谈赛金花

名妓赛金花的状元丈夫

李滋然救康有为

康有为的大弟子韩文举

俞曲园轶事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

再谈周福清

王湘绮劝进的内幕

吉青纳贪索中国瓷器轶闻

女词人吕碧城

长安印匀寿石工

岳阳楼

桃花源

醇王府的丁香花

常熟两名园

铁琴铜剑楼藏书

嘉业堂主人及其藏书

大房山石经

曹操关羽同好色

水烟袋与苏东坡

高帽子

《廿载繁华梦》与周老十一

从“食酒”谈到鼎釜之类

后记

康有为公车上书

清光绪廿一年（1895），中国败于日本，割地求和。这一年是会试之期，各省举人齐集北京应试。恰好遇到中日和议完成，《马关条约》将要画押，定于五月初四日“用宝’’（当日朝廷的一种术语，即盖用御宝）。应试举人知道条约中的条款甚苛，国势危殆，便齐集松筠庵（明杨椒山先生故居）的谏草堂开会，决议联名上书政府，反对和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众举人公推康有为（时名祖诒）起草上政府书，由他领衔，开头说：“具呈举人康祖诒等……”接着就说到他们的主张：请拒和约，迁都练兵，变法等项。这个有意义的政治运动（又可说是学生运动、学生干政）影响很大，有了这运动，才有三年后的戊戌变法，才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一连串的革新。康有为等当日的主张，虽不为清政府所接纳，但这一运动已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到今年恰一周甲，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康有为的万言书写成后，只是在民间互相传观，无法上达“天听”，但清政府已经知道这件事，深怕众怒难犯，便提前“用宝”。这么一来，军机大臣孙毓汶就受到朝野的攻击，不得不辞职了。这件事的经过，我想引《南海先生传》一书所记来说明。它说：“诸举人以宰相孙毓汶贪懦卖国，欲殴之，孙乃派人布散谣言，并阻其书，竟不得达。然此时举人车马集于都察院者长五里，阗塞院门。台湾举人涕泪哭诉，院长长揖引过……”（这部书系1929年出版，据编者陆乃翔、陆敦骥说：“昔光绪二十六七年间，梁君任公尝著《康南海》一传行世，同学颇以为简略。于是各尊所闻，各述所知，通力合作，勒为此篇。”但只有上篇，下篇尚未出版。又书中称孙为宰相，似亦不妥。毓汶官止军机大臣，以兵部尚书致仕，并未人阁，不应称为宰相。）万言书不能上达，乃受厄于孙毓汶，这是一部分事实。其实书未上，和约已“用宝”，都察院以无可挽回，便不肯收他们的公呈了。

《南海先生传》又云：“中国数千年来未闻有此大举也。虽不行，而全国震动，美公使田贝闻之，即托人来问先生取奏稿上海刻之，今名《公车上书记》者是也。诸举人有欲扛棺于孙毓汶家而杀之者，先生以必生大祸，固止。孙亦大畏，不敢入朝，遂称病。皇上因而听其去位。士气之昌，至逐宰相，世所未有也。”孙毓汶本是主和派的领袖，一向就主张议和及割地（见《翁同稣日记》光绪廿一年正月廿九日记事），他见敌前屡败，便力主不能再战。翁同稣拟利用英俄在幕后之争来延迟换约之期，但孙毓汶、徐用仪却极力反对，翁同稣和他们争得面红耳赤，无如西太后要苟安，割地了事，就是大臣力争也没有效果的。张伯桢的《南海康先生传》说：“是日翁同稣入朝房，犹持勿用宝，电日相伊藤博文请展期五日。孙谓若尔，日本必捣京津，吾辈皆有身家，实不敢也。同稣厉声责之日：‘我岂不知爱身家者，其如国事何！’孙苦无法，乃使李莲英请之太后，于是大错成矣……”同稣四月初八日日记云：“上意幡然，有批准之谕。臣对以三国若有电来，何以处之。上日，‘须加数语于批后为将来地步’。于是战傈哽咽，承旨而退。”光绪帝受翁同稣的影响，本是不肯弃台湾的，他曾说过，如果弃台湾，“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见《同龢日记》）但后来孙毓汶运动西太后，对光绪帝施以压力，才有“批准之谕”。张伯桢所述，相当可靠，大概是他亲闻诸其师及参考翁氏日记而写的。结果孙毓汶于六月五日奏请开缺，立刻批准，光绪帝不请命于西太后，这是很少见的。（西太后名日“归政”，但进退大臣仍须征求她的同意，光绪帝无权也。）

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大略已经说过了，现在顺便说一下那本《公车上书记》。这是一本一百四十多页的木刻线装书，印于光绪廿一年（1895）。正文之前有序三篇，第一篇是袁祖志写的，第二篇是刘锡爵，第三篇是用“哀时老人未还氏”之名，不知何许人。正文之后是“公车上书题名”，分列各省士子的姓名籍贯。十八省中，独无浙江省的士人。袁祖志的序文就说：“余浙人也，检点所列姓名，独缺吾浙一省，反复推求，莫解其故。序成，兼志其疑。”到底何以没有浙省的士人参加，我也不大明白，是否浙人怕事，抑另有原因，待考。

各省士人题名，先列吉林，而殿以贵州，其一千三百余名。现在把参加此运动的较为知名的人物，分籍列举如下，使读者知道一二。P2－5

伯雨为文如其为学，为学如其为人。其为人，温而毅，直而婉；不信不言，不果不行；用其文其学，博而不杂，精而不执；深而不刻，浅而不薄；大而不无当，泛而不无归——友人中吾未见有如伯雨者也。

不特此也。伯雨留学英伦有年，治英国文学亦有年，而未尝有寻常昂首天外之博士气，亦未尝有言必厕洋语之买办气；尤未尝谓外国月亮大，如若干时髦少年意气崭崭之所云为。则不知伯雨何由臻乎是且有乐乎是也。

伯雨卖文自活如吾。抱残守缺，日与故纸邻而不知老之将至亦如吾；至其治晚清掌故之勤，与夫言事之必征必信，行文之纯朴可喜，吾实甚敬畏之。即此书也。

虽然，今日者乃一“理幕”横绝一世之时代也。奉一教条，抱一体系，即若将终身用之食之而不穷，奚以之孳孳矻矻日与故纸邻如吾侪之所为为？吾又以是不知伯雨伺由臻乎是且有乐乎是也！

然则伯雨此书虽一代文献之所系，其风行殆将有待。顾虽有待，何伤？是为序。

这里收集的几十篇短文，多是近十年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的，我本来就没有收集编印专书之意。一九五四年七月，有一天与皇甫光兄谈天，他极力怂恿我将近年的什文编集刊行，据他说，可能是有销路的，原因是有不少人喜欢阅读这类的文字。因此我才有信心，便鼓起勇气，先选出二百多篇，后经再三挑选，把一些太过专门化的割爱了。

说来惭愧，我自一九三三年起学写文字，忽忽已二十多年，起初三四年，只是玩玩写给朋友的报纸什志发表，并不计较稿费。但近十五年，则完全靠文字来吃饭，于是稿费便变成我收入的大宗，居然也把六个儿女养大了。我总是觉得我的文字写得不好，越写越不成，久欲投笔，另谋生计，可是总找不到机会，蹉跎至今；而生平所喜欢研究的几门学问，也为了要卖文吃饭而不得不搁置了。

我自一九三七年避地来到香港，两年后，就专恃卖文为活，如果把这十几年的文字集起来，选出稍有可取的印成专书，少说也有三四百万言，倒也可以说是“著作等身”了，六个儿女，就是从“著作等身”中养大的，假如我相信我的文字还稍有点“价值”，则“价值”在彼而不在此。也聊可自慰了。

关于听雨楼这个名字，我得顺便说一下。我是赁楼而居的，此楼可说暂属于我，而楼中并无听雨之匾。我生平喜雨，故名雨（其实此名已二十年不用了），并不叫伯雨。七年前，有一家报馆约我写些随笔，一时想不到用什么名字，于是就随便用听雨楼随笔的篇名，恰好壁上悬有张伯雨的山水立轴，便把古人的名字假借一下，以伯雨为笔名。香港多雨，遇到下雨之日，我在书案前，听到窗外的雨声，也颇以为人生之一乐，自以为南面王不易也。我之未能抛弃文字生涯，这也是一个小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