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国民性丰富而复杂，心态亦是千奇百怪，有着鲜明的独特性。

《中国人的心态》由杨淼著，本书亦庄亦谐的风格，生动幽默的笔调，使“国民性”这样一个沉重的话题，谈论时变得饶有兴味。秉承鲁迅先生对“国民性”问题的洞见，结合当今现实，从更广层面，更细微处着眼，作了深层次的探讨和剖析。

《中国人的心态》由杨淼著：心态直接解释为心理状态，有位哲人曾经说过：“你的心态就是你的主人。”英国著名文学家狄更斯也说：一个健全的心态比一百种智慧更有力量。这说明心态的重要性，心态决定命运，当一个人有好的心态，就会乐观豁达，就会战胜面临的各种苦难，会获取健康、幸福和财富。而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心态同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华文明产生的黄河流域这么一个不算太肥沃也不算太贫瘠的地方，再加上受到几千年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的影响，这就使得中华民族从一开始便有别于生活在热带或寒带的民族，其心态有着更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比如像书中所讲的“大团圆”情结、千年游侠梦、难治“健忘症”、闲话“官本位”、留名与卖名、关于隐士、义利之辩、修谱热与宗法制度、远去的乡情等，都是中国人复杂心态的不同表现。

《中国人的心态》适合大众阅读。

前言

第一章 政通人和之梦

 中国人的乌托邦

 “大团圆”情结

 难得“中庸”

 千年游侠梦

 两种英雄崇拜

 《包青天》依旧卖座

 “师道”的今昔

 从“孔子学院”说起

第二章 人格与功过

 “史官”人格

 漫谈“孝道”

 人性的困惑

 西门庆走红

 “第三条道路”存疑

 杂说“四大美人”

第三章 智巧与道德

 “智谋”的杞忧

 “散沙”和宗派

 “神仙”踪迹何处寻

 “纤足”的迷恋

第四章 恕与妒

 呼唤宽容

 东西方嫉妒比较论

 也说南人和北人

 中国的看客

 难治“健忘症”

 生死的怪圈

第五章 名位与风雅

 闲话“官本位”

 座次问题

 为“附庸风雅”一辩

 留名与卖名

 “著作等身”与一本书主义

 关于隐士

第六章 义耶利耶

 义利之辩

 “财神”回归

 富人的形象问题

 “金融补课”的疑惑

 何方觅此一本书

第七章 国粹种种

 “国粹”与“国渣”

 阉人政治

 修谱热与宗法制度

 八股遗风

 “麻先生”胜过孔夫子

 新旧“五经”和饮食文化

 “宫廷秘方”之秘

 远去的乡情

第八章 自尊与自卑

 永远的阿

 “贞操”问题

 从“郑和下西洋”说开去

 门外说画

 “野尻”风波

中国人的乌托邦

朦胧派诗人顾城在大洋洲的一个小岛上演出了一幕血腥的悲剧。他用最无诗意的方式杀死妻子然后自杀。消息传来，举国哗然。有人认为，顾城选择这么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远离城市和人群，本意在建造一个心中的“伊甸园”，不料会导致这么一个玉石俱焚的结局。

顾城的悲剧其实是中国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的悲剧。这个悲剧表明：诗意的乌托邦只能保存在精神世界里，而不可以进入现实，一旦进入现实终将破灭。这样的结论未免令人气短，顾城同他个人王国的毁灭是否就意味着整个“理想主义”的旁落还很难说。当今社会个人主义的理想主义者还不能算已经绝迹，顾城也不见得就是“最后一个匈奴人”。马路上设摊的鞋匠梦想拥有一个庞大的制鞋工厂，歌舞场上的阔佬梦想拥有大观园里的“十二金钗”。这样的乌托邦，无论是生是灭，都无关紧要。有位评论家把顾城的个人主义的悲剧同法国大革命和中国“文革”相提并论，这实在有点不伦。英国人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是一个废除私有财产、建立公有制、实行计划生产、人人从事劳动的故事。若要谈论中国人的理想主义，也应该从这里开始。

自《诗经》呼吁“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硕鼠》)后，理想国的憧憬不绝于史，最典型的当然是陶渊明和他的“桃花源”。现在看来，诗人笔下的桃花源还是比较低调的：“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看上去真像一个古朴的童话世界。在这里，“靡王税”是关键。躲开了“王税”，一切就可以回复到往古，连时节流逝也无须记录，更用不着徒生纷扰的智慧。汉晋以来社会动乱、人民逃亡的悲惨现实给诗人的刺激太深刻了。老庄哲学倒退的历史观又在诗人的脑膜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所以桃花源的理想主义的建构，只能是后退的而非前瞻性的。不过，我猜想陶渊明一定偶然地闯入过这么一个地方，否则他的想象就无法达到这样具体和逼真。灵感的触发不会是没有原因的。

与陶渊明的乌托邦不同，正宗儒家的乌托邦总是包含较多的入世思想与进取精神。相传出于七十子后学之手的《礼运》篇中，便给我们勾勒了一幅“大同社会”的美妙图景：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老有所终，幼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盗窃乱贼而不作，~J'l-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个“大同”社会与桃花源有很大不同，虽然表面上也是假托往古，但整个图景背后起作用的东西不是“无为”而是“秩序”。这里的人们根本不能像桃花源那样懒散而随意。

孟子也是擅长“形象思维”的思想家，他的理想比《礼运》描摹得更具体：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中之以孝悌之上。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孟子·梁惠王上》

真是越说越来劲儿了。按说庶民百姓五十岁衣帛，七十岁才能吃上猪肉狗肉，理想并不太高，要求也不算过分。可是依旧有人要指责孟子是“迂阔而不切实际”。这也难隆，在旧时代，这种乌托邦同现实之间的差距委实太大了。差距太大便衬托出“明君贤臣”们治国的无能，激发大众的逆反心理。孟子是位质直的思想家，又动不动同别人辩论。他不懂得话要说得含混些，像《礼运》那样，模模糊糊，可望而不可即，正是恰到好处。所以后来孟子在孔庙里“从祀”的位置曾被人赶了出来，绝非偶然。总之，“衣帛食肉”对于做奴隶而不得的人们未免奢侈，还是规规矩矩做天子脚下的顺民，少去胡思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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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就一个人来说，其实指的就是心理状态。人们常说，“心态决定命运”“心态决定人生”“心态决定成败”，可见心态的重要性。一个心态良好的人，无论他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处境，都能很好地解决所面临的问题。

而以“中国人”这一群体作为“心态”的讨论主体，就上升到了国民性的高度上。所以，一开始以“中国人”这样一个话题来开展议论，确实感到有些诚惶诚恐，担忧力不从心。因为就中国人的国民性这一问题，一是珠玉在前，正如余秋雨所言，已经有辜鸿铭、林语堂、柏杨这些高手做过相当精辟的议论，嚼别人已经嚼过的馍，自己也会觉得无味。二来是题目的范围和内涵过大过深，无论从哪一处说起，都可以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而这样的文章，是需要专家才能够胜任的。因此，我在这里就不再做高头讲章式的论述，而是以随笔的形式，以较为轻松的笔调做些弹拨，兴之所至，不拘一格，这也许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更增加一些趣味性。

其实，对于“国民性”的剖析，在前人那里是很不同的。辜鸿铭的《春秋大义》、林语堂的《吾土吾民》，回护的成分显然要多一点，而柏杨，则偏重嬉笑怒骂。着眼点不同，结论自然有别。

民族性格的形成，本来是一个令人头疼的世界性问题。中华文明产生在黄河流域这么一个不算太肥沃也不算太贫瘠的地方，这就使她从一开始便有别于生活在热带或寒带的民族，有着更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中国的“国民性”问题之所以在20世纪初开始凸显出来，成为一个话题，这与中国在近代以来的积贫积翳有关。

大概是太过古老的缘故吧，世界上的几个文明古国到了19世纪当儿，几乎都不怎么景气，这也是历史运转的周期使然，或者就是所谓“事关气运”。没有一个民族能够永远保持它的蓬勃向上的势头而不衰。曾经的汉、唐时代，中国犹如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少年，充满着民族的自信心和创造力。可是高潮过后，仿佛就走上了一条“下行通道”。一些消极的东西，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积淀下来的。到了近代中国，更是一度几乎走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一些新的消极现象，比如鲁迅所说的“西崽相”等等，也就应运而生。

历史的运行是否真的有它的周期性，如果有，则又是一种怎样的周期，这些我们都无法妄加揣测。民族性格的生成，有其先天的因素，也有后天的促成。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做些解剖病因的工作，尽其所能地使它恢复原本的健康。至于历史的周期，那就是非人力所能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