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桑孙两姓亲
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开封，素有“七朝都会”之称，其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北宋时期的都城，更有“汴梁富丽天下无”的美誉。那时的东京城，经济繁荣，富甲天下，文化灿烂，风光旖旎，城郭气势恢弘，人口达150余万。这座古老的城市，不仅是继盛唐以后，中华民族科技、文化、艺术发展又一鼎盛时期的发祥地，而且还以其泱泱大国的京都气象，跃居为那个时期世界上最为繁华的第一大都城。
就是这么一座积淀厚重的古城，岁岁年年，年年岁岁，不断地以它似乎神秘的方式，向周边辐射着它特有的历史文化。
开封城西南方向十公里处的朱仙镇，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古镇”和“四大木板年画”的文化圣地之一。在开封城东南方向的十公里处，同样也有着一个集镇。这个集镇叫作仇楼，要说它的名气，是远不能与朱仙镇相比的。可话说回来，都是在皇城根下，处于同一个辐射源的强大气场之中，早早晚晚，多多少少，定会有它一定程度的厚积薄发。
在这个集镇东南方向有一个叫东马庄的小村子，村子里有一对闻名全省的、说唱河南坠子书的伉俪艺人。1929年农历12月27日，一个女婴在这个艺人家中呱呱坠地。她，就是桑振君。几十年后有人说，桑振君的名气就是这块土地厚积薄发的体现。
东马庄村子不大，东西呈一线状，杂姓。桑振君家虽然在村子的东头，可人们对桑家并不陌生。最初人们知道的，是桑家的贫苦和特殊。后来人们知道的，是桑家成了一个说唱坠子书的艺人之家。
这一带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千百年来黄河多次改道，看似一马平川的土地，因黄河水的泛滥成为不能灌溉、不长庄稼的盐碱地。“无雨风沙狂，有雨水茫茫，盐碱苗不长，一年没有半年粮，过罢春节就逃荒”的民谣，就是当时这里穷苦人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贫苦是穷人的共性，而桑家在村里又是贫苦中的贫苦。早年，桑振君的奶奶过世后，只剩爷爷、父亲和叔叔三人。三个爷们守着两间烂草房和九分老坟地。如果说那里的贫苦人家是“一年没有半年粮”，而桑家贫苦得连这半年粮也没有。
特殊，又是桑家的个性特征。说其特殊，是因为桑家父子三人所组成的家庭，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光棍之家。桑振君的爷爷眼看自己日渐衰老，两个老大不小的儿子又说不上媳妇，整天唉声叹气。所以那时桑家的生活不仅仅是贫苦，在他们内心深处，还忍受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传统观念的折磨。说来也巧，就在桑振君的爷爷正为自己的家境无可奈何的时候，当地一个名叫孙明先的说唱坠子书的名老艺人，悄悄地走近了桑家，给桑家带来了转机。
桑振君的父亲小名叫“良”，中等身材，白白净净，很是机灵。他生性活泼，从小就爱跑腾，尤其爱看戏，更喜欢听人说唱河南坠子书。只要听说有唱坠子书的来到村里，他便是常客，能成晌成夜地听；打听到外村有了书场，他也能跑上十里八里去听。桑振君的叔叔小名唤“旗”，他胆小怕事，不善言辞，甚至有点木讷，可他吃苦耐劳，喜爱农活，从不乱跑。桑振君的爷爷一直把希望寄托在桑振君父亲的身上，可看到儿子天天这样不务正业，很是忧愁，更是恼火。特别是儿子听书回来，半夜三更敲门的时候，桑振君的爷爷不但拒不开门，而且还大声责骂：“听坠子是能顶饥，还是顶渴？你要这样再混下去，这家早晚要毁到你手里！”
说唱坠子书的孙明先老人，无儿无女，无房无地，腿还略有残疾。但他技艺超群，教过好多徒弟，这些徒弟出师后全都远走高飞、自立门户了。眼看自己已是入土大半截的人了，养老送终的事还没有着落，这自然成为了他的一块心病，因此有心再收一徒。正是在这种走村串乡、说唱坠子书的过程中，孙明先发现了一棵好苗子：桑家的大儿子不仅是他的常客，而且听书聚精会神，跟着故事情节，他有时若思，有时若忆，对坠子艺术好像有一种天然的灵敏悟性。偶尔，在他们眼神瞬间的碰撞中，老人似乎还感受到了这个年轻人的善良和厚道，朦朦胧胧中，似有一种心灵的相约。
桑振君的爷爷说不上是读书人，但也不是那种撞到南墙不回头的死脑筋。他知道再这样熬下去也不是办法。所以当孙明先托人，向他表明想收他大儿子为徒时，他也就顾不得当时所谓的下九流之称了，保命要紧，有后为大！思量再三，他一横心，接受了孙明先的请求。P3－7
书稿完成后总要恭恭敬敬地请人作序，一般来说，被请者多是著名的专家学者、社会知名人士或者是有关领导，这似乎也是社会普遍认可的天经地义之事。但请人作跋呢，不知怎的，在我的眼中总觉似有不敬，思量再三，不便向人张口。于是乎，只有“劳驾”自己，说上几句想说的话，算作自跋吧。
和有义同志写完书稿，不禁长舒了一口气，几年劳作，几多辛苦，也终于赢得了几分快乐。
我与有义同志是在豫剧桑派艺术的活动中相识的，他多才多艺，在部队当兵时就是文艺骨干。有一次聊起来，知道他在笛子演奏方面也下过功夫，谈到一些著名独奏曲，谈到一些什么三吐音、双吐音、花舌音、指颤音等演奏技巧，谈到哪些曲子的作者是谁等等，他头头是道，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然，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对豫剧桑派艺术的认识和理解，那时，我已知道他是个戏迷，一个地地道道的桑派迷，而且和桑老师是忘年交。
说起来，我和有义同志一样，与豫剧桑派艺术都是有些缘分的。不同的是，他是近些年与桑派艺术结缘，我是少年时期与桑派艺术相亲。我在许昌长大，从小就受到桑派艺术的熏陶。父亲和叔叔都是戏迷，他们常常带着还是小学生的我去看桑振君老师的戏。有时家里来了客人，父亲常以买来戏票请他们看戏作为招待的方式。这时，我也每每可以享受到客人的待遇……
我上小学时的学校离许昌剧院很近，有一个时期，少先队号召做好事，我们的任务就是每天晚上到剧院门口帮助检票。每等锣鼓开响，观众已进得差不多时，门卫老大爷一声令下：“看戏去吧！”我们几个红领巾就一溜儿小跑地窜到场内，扒着舞台边儿看戏，几乎天天如此。日子长了，看得多了，对桑派的许多剧目都比较熟悉，什么《打金枝》啦、《下陈州》啦，还有《游龟山》、《白莲花》、《观文》、《八件衣》、《革命家庭》等等，剧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可以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其中的许多唱段还能熟练地唱上几句。那时，当然不可能对艺术有深刻的理解，看热闹、看剧情的成分自然多一些。所以，我当时最喜欢看的就是《白莲花》了，只觉得白莲仙子可爱，而且神通广大。最不喜欢的是《观文》，秦雪梅出来独自一人在台上，咿咿呀呀地唱个没完。小时候记性好，虽然不理解，许多唱词就那么记住了，长大之后，细细品味，才知其中之奥妙。
那时，桑老师在我的心目中绝对就是个仙子，我非常崇拜她。记得有一次放学回家，突然发现桑老师在我前面走，不知怎么的灵机一动，向前猛跑几步超过她，然后猛一转身并自发口令“敬礼”，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少先队礼。桑老师哈哈大笑，当我再次发出“礼毕”口令时，她早已迎了过来，并把我高高抱起。几十年过去了，回忆起这件事如同昨日。
上中学以后看戏逐渐少了，也再没有见过桑老师，后来听说她到了邯郸，我为她离开河南心里难受了好久……
由于共同的对桑老师的这份情结，我和有义的联系逐渐多了起来。不久，他因《解读朋友》书稿一事请我作序，我欣然同意。这么一来二往，我们的关系日渐密切。
自然，不谋而合，本书的意向也由此诞生。
共同讨论《桑振君传》书稿事宜，大约是三年前的事了，根据桑先生原来的回忆片段《我的艺术生涯》，首先草拟了大纲。接着，我们利用业余时间，走邯郸、赴开封、下许昌，几乎遍访了桑先生的亲朋好友、同事和弟子，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当时，我因公务缠身，实在无暇顾及，便委托有义同志先拿出初稿，有义同志十分上心，期间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一年前，初步框架基本形成。
写作这东西，非得静下心来不可。今年元月，我卸任省政协秘书长后，便专心致志地投入到本书的写作之中。
写作是苦差事，有时，或因结构或因语言而思路受阻，竟一两日毫无进展，每遇此情，着实令人愁眉不展，以至茶饭不思。
但写作又是乐事，有时灵感大发，突然间，文如泉涌，当两手在键盘上不停地敲打时，倍感心旷神怡。
其实，工作的苦和乐，也在个心劲儿。说实话，过去的工作，有一些未必是自己愿干的，但因那是工作必须得去干！现在写书，而且是给自己敬重的艺术大师立传的书，完全是出于自发，形式虽苦，心中却早已自得其乐了，有时进入了状态，简直就像入了迷，通宵达旦也丝毫不知疲倦。
我约有义同志不定期地小聚，边喝茶，边讨论书稿，每当此时，我们常常会忘记自我，会一同进入书中之场境。有一次，当我读到某一片段时，忽觉声音哽咽，读不下去了，只好停下来稍稍平静，我抬头看时，有义同志早已热泪盈眶……
上个月我们碰面时，再次按照原定的几项原则，通审了全稿的大纲。
我们是按照以下几点来把握的。
一是真实性，传记不是小说，最忌瞎编乱造，所以选取材料时，我们力求真实可靠，凡是弄不准的材料一律不收入书中。在写作过程中，我们也是这样做的。有时，为了弄清一个细节或了解新的情况，要往返多次进行采访，如采访桑振君当童养媳时的丈夫谢顺明先生，我们曾先后往开封跑了四趟。
二是故事性，在情节的描述上，力求生动鲜活，尽量避开概念化的语言，以白描为主，以增强故事的有感性。
三是知识性，本书涉及的人物较多、地域较多、戏曲专业知识较多，我们尽量地顺便多介绍一些相关知识，以增强可读性。
四是包容性，采访对象各有各的观点，尤其涉及豫剧各流派特点，并对其进行评价时，往往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片面之词。作为作者，我们对素材处理时，力求做到客观公允；万不能以个别人的观点而以偏概全，更不能感情用事。
五是通俗性，豫剧的观众有一大批在农村。此类书籍的读者也有一大批在农村，考虑到这个特点，在语言上，我们尽量口语化，力求通俗。
六是流畅性，尽量避免长句子，力求读起来朗朗上口。
想是这么想，是否做到了这些，只有让读者来评价了。
为桑先生作传，我们才疏学浅，本难堪任，但出于对桑先生的崇敬，不过尽点心力而已，疏漏错讹之处，敬望方家、读者正之。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桑先生的女儿崔婉琳，桑派弟子苗文华、常俊丽、宋凤丽，桑先生的同事袁世安、吴雪琴、王皖源、方晓兰、李素芹，河南省戏迷协会王长法等的大力支持。特别是著名诗人李铁城先生、河南省戏剧研究所老书记侯耀忠先生、著名剧作家齐飞先生还多次在有关方面给予指导，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尤其是谢顺明老先生，不顾年迈，四次盛情接待我们，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在此，特向谢老表示深深的敬意！
明年7月9日是大师逝世10周年的日子，谨以此书，献给敬爱的桑振君先生！ 是为跋。
秉义同志早前告诉我，他和有义同志合著的《桑振君传》就要杀青了，要我为之作序，我欣然答应。
我和秉义同志很早以前就相识了，他是教授，长期在高校担任领导职务，对音乐、戏曲有独到研究。我任河南省政协主席以后，向省委提议他来接任换届时到龄的省政协秘书长，接触就更多了。有义同志长期在司法厅工作，几年前，他的《解读朋友》一书出版，秉义同志为其作序，并送给我一本，读后印象颇深，虽未曾谋面，但神交已久。
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传记文学的先河。“传”者，记事“传”人也。传人者何？传其品、传其德、传其才、传其艺是也。如何通过记事，“传”出人物的风采，使传主鲜活起来，令读者感奋起来，那就绝非易事了。
我以为，写传，至少有两难。一是写真难。记事要符合基本的历史事实，最忌瞎编乱造，这就需要作者花大量的时间去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广集素材的同时还要仔细地甄别真伪，这是一难。二是传神难。写传，需紧紧抓住人物的特点来写，是写人而不是造神，通过具体的事例，使传主跃然于纸上，给人以难忘的印象和有益的启迪，这是又一难。鉴于以上考虑，凡传记类书稿送我，都曾有所担心。但这次秉义送来书稿，大概是素知他办事一向比较严谨的缘故吧，倒是比较的放心。尤其是我披阅书稿后，感到作者较好地化解了以上两难，心中颇感欣慰。
本书采取的是白描手法，故事性很强，语言朴实无华，文笔自然流畅，读起来朗朗上口，默默看轻轻松松。可以说，雅俗共赏，是该书的一大特点。
文稿始终围绕着主人公，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步步展开，娓娓道来，脉络清楚，不枝不蔓，有声有色。文中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许多情节颇具吸引力；涉及的人物也都栩栩如生。生动传神可说是本书的又一特点。
据我所知，为了写好这本书，他们已酝酿了四五年之久，跑到开封、许昌、邯郸等地挖掘素材，还专程到桑振君的出生地考察探访，几乎问遍了熟知桑振君其人其事的家属、同事和朋友，查阅的资料不计其数。作者对素材的取舍也把握适度，没有犯某些传记中“只说过五关，不说走麦城，一味打造完人”的毛病，做到了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真实可信，应该是本书的另一个特点。
桑振君是豫剧名旦六大家之一，她创立的豫剧桑派艺术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豫剧事业的传承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该书详细地记述了她如何从旧社会一个举目无亲的讨饭丫头成长为新社会人民艺术家的风雨历程；如何凭着超乎常人的勤奋，在党的关怀和人民的培养下，锻造一成为豫剧流派创始人的辉煌人生。也用事实再次告诉我们，“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乃至真之理、至彻之言。
桑振君没有上过一天学，却修改了39部传统戏，谱写了40多部现代戏的唱腔。她积极向上、学而不厌的精神，很值得人们，特别是正在上学的学生、正在工作的年轻人认真学习。
为豫剧名家作传是件很有意义的事。豫剧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同流派的不同特色绘就了中华豫剧的宏伟画卷，谱写了中华豫剧的激越旋律。各个流派之间的相互借鉴、争芳斗艳，既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欣赏，也弥补了彼此的不足。万紫千红，推陈出新，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当是豫剧流派的生存之道、发展之路。豫剧、曲剧、越调等各个剧种有众多在全国有相当影响的戏曲流派代表人物，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作者拿起笔来为他们立传。
文化乃民族之魂，戏曲文化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中原文化优势，大力弘扬戏曲文化，助推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应是我们戏曲大省义不容辞的责任。
《桑振君传》详细地记述了豫剧六大名师之一桑振君先生如何从旧社会一个举目无亲的讨饭丫头，成长为新社会人民艺术家的风雨历程；如何凭着超乎常人的勤奋，在党的关怀和人民的培养下，锻造成为豫剧流派创始人的辉煌人生。《桑振君传》的两位作者（张秉义、韦有义）对豫剧桑派艺术均有深入的了解，为传承发扬豫剧桑派艺术，两位作者立足于真实性与故事性的原则，实地挖掘素材，酝酿四五年之久始成此稿。在保证材料真实可靠的同时，力求叙述上的生动鲜活，以白描手法为主，故事性很强，语言朴实无华，文笔自然流畅，读起来朗朗上口。
在《桑振君传》中，作者（张秉义、韦有义）以平实如白话的笔墨描写了豫剧大师桑振君跌宕起伏的人生，详细地记述了桑振君如何从说坠子书卖艺的贫苦人家的丫头成长为豫剧名旦六大家之一的风雨历程；如何凭着超乎常人的勤奋，在党的关怀和人民的培养下，锻造成为豫剧流派创始人的辉煌人生。也用事实再次告诉我们，“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乃至真之理、至彻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