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的文化瞭望(刘心武张颐武对谈录)》是著名作家刘心武与著名文学研究者张颐武两位先生的对谈录。两位先生以学者和一般公民的视角去探究文学的情况、文化的情况等，既关注当下，又远眺未来，既是对十七年前二位对话的回应、反思，又是对当今文学、文化状况的深思、瞭望。

《跨世纪的文化瞭望(刘心武张颐武对谈录)》：这两场精湛的对话，前后跨度近二十年！著名作家刘心武与著名学者张颐武共同探讨新时期以来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文学与文化的推进与转变，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一系列重大文学事件、文化思潮和重要作家、作品的观察，极为深入，富有启发性。作为当代中国文学重要参与者、建设者的两位对话人，《跨世纪的文化瞭望(刘心武张颐武对谈录)》为今日读者提供了一份亲切、深刻、极富创见的观察和思考。

序言

后世纪的文化瞭望

一 全球化与民族主义

二 商品化与消费化

三 市民社会的成长

四 媒体的兴盛及其功能

五 “位置”的再寻求

六 人文精神 宗教情怀 理想

七 “后国学”与中国本质

八 雅、俗的分立与融合

九 “新时期”文学的回望

十 九十年代：写作的新发展

附论 宽容与大悲悯：后世纪的思索

跨世纪的文化瞭望

一 缘起

二 我们的文化参与

三 社会的变迁

四 文学的新变

五 文化的转型

六 当下中国的两个大背景

七 后会有期

一全球化与民族主义

（一）“冷战”后的文化思考

张：“冷战”结束之后，人类的文化及社会的发展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人类文化的发展有很多不同的探测、描述及思考。过去以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的差异作为前提，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对立与冲突中建立起一种社会和文化结构。这种结构倒也相对地稳定了。80年代后期世界格局的这场巨变，却使得世界历史的方向显得模糊而迷茫了。原有的一切好像被打碎了。这个90年代有点理不清、弄不懂的样子，好像是突然走出了一片大山之后，见到了一片原野，草木丛生，有点把握不住。于是在西方和全世界，各种各样对90年代以后世界的解释也多起来了。人们都尝试提供各式各样的阐释模式，给予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一个“形象”。这里最有名的大概是两个人物的书，一个是福山在90年代初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历史的终结》。福山是个美籍日本人，这篇文章后来也扩展成一本书，题目叫《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这篇文章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它似乎也迎合了当时西方对“冷战后”文化的一种乐观而自信的情绪。福山的见解很直截了当。他认为世界如今随着东欧、苏联的崩溃，人类已经进入了一种由西方价值为前提的新的时代，历史由原有的二元对立所建构的种种故事业已终结。当前经济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全球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西方价值观的普遍化而得到解决。这似乎反映了西方的一种在“冷战”结束后的极其乐观的情绪，似乎一个西方主宰的、格局井然的“世界新秩序”立即就要到来了。它承诺经济问题、文化问题、种族问题都会在西方价值观和发达的经济能力的支下得到整体的解决。但当下历史的日程表却并不是按此进行的。首先，苏联、东欧在发生了巨变之后，似乎空前地实现了西方价值观，但却并未成为预想的丰裕社会，民主带来面包的神话并未在一个夜晚实现。历史给天真的人们开了一个大玩笑，失去了预想的控制。

刘：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福山的预言变成了一个很残酷的对照。这个对照正是全部预言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人们似乎都没有想到，但它却成了一个客观的现实。

张：另一个问题是意识形态的争斗衰败之后，民族的冲突、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业已发展得十分尖锐，像波黑的冲突、卢旺达的冲突等，一旦没有了意识形态的约束，问题似乎就不可遏制了。意识形态争斗的结束，没有结束世界的分裂，反而使这种分裂局部化了，分成了许多不同的面向之间的纠结、复杂却又互相无法化约的问题，前苏联地区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民族冲突。西方也发现这种西方的意识形态解决不了这么多分裂或不同面向的问题。那么这样的经济、民族、社会的综合的问题，似乎已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福山的表述里的问题似乎就表露出来了。于是有了一个著名的学者，亨廷顿。他80年代在中国大陆曾以《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而非常著名。他在1993年又写了一篇文章，《文明的冲突？》。在这篇文章中，此人提出了一个“文明的冲突”的模式，认为西方在冷战结束以后会遇到与其文化传统有极大差别的社会，如儒教文化圈及伊斯兰文化圈等均会对西方构成挑战和威胁。亨廷顿倒是承认：“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已迈出西方阶段，重心转到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以及非西方文明彼此间的相互作用上。在涉及文明的政治中，非西方文明不再是西方殖民主义下的历史客体，而是像西方一样成为推动、塑造历史的力量。”他认定“文明的分界线将是未来的冲突线”。这些说法又把儒家文化圈，特别是正在发展中的，经济高速成长的东亚，作为自己的“假想敌”。他的说法不管怎么说，反映了西方社会中对“冷战后”社会及文化的全球格局的一种忧虑情绪。他们认为全球化也无法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原先构想只要现代化一发展，社会一发展，民族问题等即可自然而然地解决。这看起来不那么容易了。经济的问题也没有解决。甚至第一世界内部的少数族群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像洛杉矶出现的罗德尼·金的事弄出了大规模的种族冲突。美国或西方所构想的完整的由西方（7＋1）主宰世界的构想看来也不现实了。西方用了这么大的力量，解决一个波黑的冲突尚且难乎其难。那么，一方面是全球化的大发展，一方面是社会和世界在分化。反而现在国家利益，被突出出来了。原来的两大集团的冲突一结束，被压抑的问题就突出了，世界更复杂，或是说“多极化”，或者说五极、六极在这个世界起作用，都是说明对目前的世界，大家都不那么有把握。这是个大问题。

所谓“全球化”，像高技术的广泛的使用带来的旧的界限的消失，已很明显。像全球计算机的网络“Internet”，全球就有三千多万个用户同时使用。好像民族国家的界限已经被打破了。但民族主义、民族认同更强大了。不知你如何想这个问题？

刘：你基本上勾勒出了90年代全球格局所遇到的一些问题。这里面有许多具体的问题。一是如何看中国，这不仅是我们处身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关注，而且海外的学者也都关注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像在美国的崔之元，还有一个美国人昂格，他们都在探讨中国90年代以来的情况。这个情况现在看得比较清晰，不管怎么说，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还有一个情况也不能否认，就是它的经济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有了极大的发展，这个情况大家都是看到了的。你可以指出中国有种种毛病和问题，如道德的滑坡，人欲的横流，腐败的盛行之类，但它在国际上的位置，它的气势，它的经济规模，都有了大发展。尽管可能还潜伏着极多的问题，但我们毕竟有了一个繁荣的开端。所谓“只要有了钱就什么都能买到”，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也不是世界每个地方都有的。像在前苏联，它解体以后，思想和言论很自由，但恐怕要买到想要的东西就难得多。中国是世界的很大的一块，如何看它还是一个大问题，你得提出解释，绕不过去的。1989年、1990年，福山的说法，现在看是比较浮躁的，比较粗糙的，解释中国就是无力的。中国的人口、中国发出声音的强大，它还是联合国的安理会成员国。它没有发生苏联东欧这样的变化。中国这个情况你必须作出诠释，有些小的地方似乎理论家们可以忽略不计了，但是中国不能视而不见。像崔之元他们关于中国目前乃是一次“制度创新”的论点，我不清楚他们影响有多大，但他们的说法还是很重要的。他们对中国的情况感到感到很兴奋，觉得中国有可能创造出一个既不同于旧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的人类生活的体制和法则，甚至是一种新的希望。而且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说李泽厚最近对中国社会也有一系列的新想法。他也认为中国目前的形势是很独特的，对人类的生活是有独特的意义的。他从一个学者的学理的角度进行思考，也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思路。所以在这个阐释中国的问题上，不同的看法和思路被凸现出来了。P7－10

以对话形式著书立说，中外文化史上都不乏先例。然而到这个世纪之末，有一种新的文化气象，就是对话式著述不再仅是圣贤立言的专利，这种方式逐步民间化、平民化了；中国大陆进入90年代以后，仅文学一界，便不仅报刊上频频出现对话式文章，对话录的出版，也引出了出版界的兴趣；而面对图书市场的出版者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兴趣，除了意在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发展留下痕迹外，当然也是对会有相当数量的读者来充当对话录的文化消费者，抱有并非虚妄的信心。漓江出版社前些年推出《王蒙王干对话录》，不长的时间便进行再版；现在他们又支持我们，继“二王”对话录后，再推出这“二武”对话录，看样子他们还可能陆续推出可构成系列的对话录，我们除了感激他们的容纳外，也非常佩服他们的胆识和魄力。

我出生于1942年，颐武出生于1962年，我们应该说已属于两代人了，我们之间在人生体验、性格特征、心理结构、教育训练、美学取向和参与当前文化实践的方式上，都存在着很大差异；此前我们来往也不多；这或许恰是我们乐于坐下来作一次涉及面广泛并尽可能深入探究的对话的原动力。在这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文化又尤其是文学，开始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分流趋向的转型期中，各元之间，已站定一元或正在选择甚至创建新元的文化人之间，当然不可避免会摩擦甚或碰撞，因此元间对话便成为非常必要的事了，这不仅可以促进各元的良性定位，更可能使各异趣乃至异质的元得以尽可能在切磋争论中互补互济，整合为一种有利于世道人心和社会进步的新的文化景观。

这本书的外在形式是我们两个人的对话，而其实质又是在参与当前文化界特别是文学界的热点讨论。因此，这“对话”的含义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向面的。在对话中，我们发现各自从独立的经验与思考出发，都对从1995年在文学界凸现出来的一些浮躁与焦虑的论说，如判定当下“中国作家正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堕落”，以及尝试发动“抵抗投降”的“圣战”，也就是从立论开始进入实际操作，欲拿文化界特别是文学界又特别是某些作家开刀，以此一揽子解决当下中国社会所存在的问题，这样一种苗头与态势，不能苟同并深感忧虑；因此我们针对这种我们称之为文化冒险的现象，直言不讳，并且相当尖锐地发出了我们的反对声音。我们的这种共识与共鸣并非事先所规定，而是在交谈过程里逐步形成的。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某些持文化冒险立场的人，他们推出来作为旗帜与楷模的作家本身，其实或仅仅是在其著述言论中表达一种属于其个人的认知与皈依，并不一定是要推及他人和整个社会，或总体而言并非推崇他们的人所诠释的那样，给他们所贴的标签或所引申出的东西，多属于有意无意的误读，对此我们是心中有数的，我们力图在评议中将二者区分开来；但有的作家的著作确也给持文化冒险立场的人提供了可使用资源，我们便不得不在对话中与这些作家的某些论点迎面碰撞。当然，我们不仅并不以为我们的想法一定正确，我们还真挚地期待着所涉及者，以及所有读到这本书的人，对我们的论说提出批评，以期能引出更深入的讨论与思索。

正当我们整理这部书稿的过程中，发生了以色列总理拉宾被刺杀的事件。这一惨剧的最令人震惊之处，在于经过精心策划、冲上前去将拉宾刺杀的，并非以色列的对立面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而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以色列犹太青年，一位高等学府的法律系学生；他把原有的对外敌的仇恨，转化到自己营垒中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人身上，并以暴烈的恐怖行为，以国际禁用的达姆弹，来“实地解决”掉自己营垒中与自己想法做法不同的人。这一思路和做法本身，作为一种政治、社会的文化现象、心理现象，实在值得进行学理性研究。我以为这其中积淀着20世纪人类的大苦闷。20世纪里的各种理想，似乎都未能如愿以偿。“阿芙乐尔”的一声炮响过后，曾开出了多么艳丽并且硕大的理想之花，万没想到“苏东波”过后，却出现了目前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怪局；而那些曾经不惜以“卷毯式轰炸”的“特种战争”，扑灭其视为绝不能任其“蔓延”的主义的纯西方价值理想观的坚守者，他们现在也不得不眼睁睁看着美国政府与那里的当局改善关系；并且，那被“卷毯式轰炸”过的地方，也在自我发生着很大的变化；至于我们中国内地近二十年来的变化，不要说旁观者往往目瞪口呆，就是置身其中的我们，又有几位敢说已获得了充分的诠释权？可以说，到这下一个世纪即将来临的前夜，人类中的各种理想主义者，包括同一理想范畴之内的左右两翼与各个分支派别，谁都不会非常满意；并且，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以一己的理想统一人类实在非常困难，尤其是在实践理想的过程之中，不得不更多地与异己的理想持有者从战场转到谈判桌边，并痛苦地认识到，适度的妥协并非投降，在经济领域和资讯交流中实行国际合作实不可免……也许，人类社会本应尽可能容纳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各种不同的政治、社会理想；在精神领域中，在文化活动尤其是文学艺术的实践中，美学理想更不必也更不可能划一。

我们其实也是在困惑的大苦闷中来进行这个对话的。我们只对必欲杀灭其他各元的那一元持严厉的批评态度。我们企盼“后世纪”尽可能减少你死我活的暴力冲突，而能是一个多元并存、并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提升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