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桂系”三巨头之一，黄绍竑先生的自传《黄绍竑回忆录》，从出生一直叙述到抗战胜利，其间于新桂系的崛起、北伐战争、广西建设、粤桂战争、蒋桂战争、八年浙江抗战、战时的政治、行政、教育、经济问题、海外生活、业余爱好等记叙甚为详细，从侧面反映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状况。文字朴实，感情真挚，爱国爱民之心溢于言表，是一本有价值的书。

曹聚仁先生说，黄绍竑的这部回忆录“倒是自成一家言，视野很广，比之刘经扶、曹汝霖的回忆录，不知高明得多少倍，庶几可以和蒋梦麟的《西潮》、沈亦云的《亦云回忆》、知堂老人的《回想录》并驾齐驱。他富有文艺修养，诗词写得不错。他说：‘我必先自己设法解除本身的束缚，向时预先要求读者也解除历史上的束缚，然后我本人可以写出正确的事实，读者也可以得到正确的认识。“此史家之言也”。“黄氏，在国民党主政期间，他担任过内政部长，参加过长城战役，宣慰内蒙，又曾主浙江、湖北省政，又曾主持庐山训练团，他的写的都是第一手史料。读者披卷得珠玉，不会使人失望而去的。”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所创建的新桂系在近三十年时间内，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是他们首先促成北伐，让徘徊不前的中国革命终于从起点出发；他们出兵抗门，打下了中外闻名的台儿庄大捷；他们发起清共，也让共产党在发展初期几乎遭到灭顶之灾；他们与蒋介石内斗，被蒋介石视作党内最大的劲敌。1949年，他们终于做工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最后一朝天子；也是这一年，桂系被打，得烟消云散。《黄绍竑回忆录》即是桂系的一部史海沉浮录。

《黄绍竑回忆录》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引言

第一章　童年生活

第二章　离家求学及随军北伐

第三章　在陆谭部下当下级军官

第四章　百色失败与新军合流

第五章　出兵梧州奉命讨贼

第六章　统一广西各战役

第七章　两广革命的统一与出师北伐

第八章　广西政治设施概况

第九章　十五年的党务及当时民运情形

第十章　新粤桂战事

第十一章　海外闲散生活

第十二章　内政部工作时期

第十三章　长城战役

第十四章　宣慰内蒙

第十五章　筹备远征新疆

第十六章　第一次主政浙江

第十七章　调主鄂政与庐山训练

第十八章　抗战开始与山西之役

第十九章　重来浙江

第二十章　八年来浙江军事

第二十一章　几个政治问题

第二十二章　战时行政举要

第二十三章　教育年

第二十四章　战时经济种种

第二十五章　所谓游击区

第二十六章　业余生活的兴趣

第二十七章　五十的一年

写后的话

后记

五、先君对于儿童心理与生理之认识

我父对于儿童的个性与生理，至为了解，一任他们作正规的发展，毫不加以阻碍，其见解亦多与世俗不同。尝谓饮食男女，皆生理所必需，男子成年不娶，必自求其所爱而恋之，为父母者宜及时为之嫁娶，否则或有逾越礼教之情事发生，父母应负其责也。我有一个兄长，已将成年，尚未结婚，不免发生恋爱的行为。我父知道了，并不加以责备，但很迅速地在一两月内，就替他完婚。在旧礼教束缚很严的当时，竞有这样开明的作风，这使我们回想起来，是多么的难得啊！我父富于常识，对农工百艺，都感兴趣，晚年并借此消遣。我也常常跟着学习，往往弄得汗泥满身，斧伤累累，吾父并不稍禁，但随时加以指导。我又喜游泳、打猎，及攀高树采果实，登树顶探鸟窠等，视为无上之乐。虽屡遭危险，我父亦仅仅予以指示，使知所提防，绝不因偶遇危险，而永加禁止。彼认为危险乃是旁观者的一种主观揣测，而未必即是主观者(即当事者)的必然事实。有一次，我潜伏水底，用手去摸石罅里的鱼，偶不小心，身体为水所浮起，手却被石隙轧住，不能脱出，不由自主的饮了许多水。在这一刹那间，急中生智，竭力使身体下沉，然后将手拔出，虽幸脱险，手背上已伤了好几处。后来为我父所见，问悉原由，仅谓下次要小心，遇到意外，尤宜更加镇定，并无其他呵责。诸如此类危险之事，在我的童年时代，遇到很多，亦从未因此而为我父责罚与禁止。盖儿童敢于作某种冒险，即是他对于某种行动，具有若干把握，既有把握，则危险自不易发生，彼自身亦不感觉到有若何危险。我父对于我幼年之冒险行为，不加以过分之拘束，自有其正确之见解。这对于我以后之做事，得到极大之裨益。

在乡下的儿童群众里面，无论是在这一村里的，或者是那一村里的，都各有他们的希望和目的。为达到这希望和目的，自然会发生个人的或群众的竞争或斗争。因而无形中产生了组织和秩序的行动，同时也就产生了一个领导者。我在乡下的儿童群众里面，不论年纪比我小，或比我大一些的，我都可算是一个领导者。我之所以能够取得乡下儿童的领导权，完全由于我有一些技术，和敢冒险，肯努力。当秋天以后，山上野生的果实如野柿野栗之类，都已经成熟。当然，那些易于摘取的，已经为人摘尽，剩下来的，只是生存高树，不易采取的一部分。这一部分食品，虽然儿童们都很垂涎，若是没有人能登高攀摘，亦只有望洋兴叹而已。我因为能猱登很高的树，所以这些主要任务，大都是由我包办，而他们只是在地面上作那拾果或剥壳等轻松工作。此外孩子们想吃到一个痛快的野餐，须要把小河里的鱼捉上来，或是把树上的鸟打下来，或是把田地里蕃薯芋头烧熟来吃，都要有人能够将这些目的物取到手里。才有办法。我会潜水捉鱼，我会用枪打鸟，我也会砌结焙烧薯芋的窑灶。这些困难工作，都是我自告奋勇努力地担任，他们只是做些拾柴取水等辅助工作。因此我有极大的权威，不但可以支配他们的工作，而且可以支配各人应得的收获物。还有这一村的孩子与那一村的孩子，并不一定是很和睦的，时常因为小事争执，而发生很大的冲突，甚至互相殴斗，我也很勇敢地以身率先，带领和指挥他们去斗争。所以现在我的脸上，还有很多处打伤跌伤的痕迹，左手上面还有上十处被刀斧砍伤的疤痕，这更是我取得小孩子们领导权的代价。我现在想想，在小孩子群众里的行动，从大人们看来，也许认为是顽皮，是胡闹，而在小孩子们，确实有他天然的意识和秩序。可是大人老人们，往往不能了解孩子们青年们的运动，也可以说大人老人们忘记了他自己孩子时代和青年时代的一切。

我在万松山房读书的时候，正值地方不靖，盗贼四起，不但较远的地方有明火打劫的强盗，就是我们村庄附近，偷窃的事，也不断发生。那些无业为生的人，不是偷人家的牛，就是偷砍人家的树木出卖，所以弄得附近一带，都变成童山濯濯。这等偷牛偷树的贼，如果被人拿着，就要受游村的刑罚。此种私刑，比官刑惨毒得多。事主将窃犯捆绑起来，满村牵着走，执行的人，手里还拿着一面铜锣，一条藤鞭，敲一声锣，就要那窃犯将自己的姓名及偷某家的某物，高声报告一次。如果不肯报告的话，那藤鞭就在他背上无情的打下去，打得他报告为止。那时乡村里除了人命官司，或是抗粮造反之外，官府的法令人员，是不容易到达的。一切的权威，都操在有钱有势的绅士手里。这种作法，也不知相传了多少年代，也许以前要比那时更为惨酷。有一日，我们听了锣响，跑出去看，看见那被判游村的窃犯，就是我们远房的伯父，已经六十岁了，他的身上已是一条青，一条紫，被打得狼狈不堪。他的儿子正在我家里帮工。我们对他说：“你还不去救救你的父亲么？”他说：“偷是真偷的，我无钱代他赔，又没有力量和他讲人情，叫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实在为那老者抱不平，恨他儿子太无用，于是同他到我父亲面前，要求向事主方面讲情，才把他解救下来。后来我父亲邀集里中人士，订立一个保护森林的公约，有主的林木，是禁止偷窃砍伐的，但是只限于砍伐树木，至于斩攀树枝，及掘取已经砍伐的树根。不在禁止之例，不能作为盗窃的行为。一方面是顾到贫穷的邻人，不至绝了他们生活的路径，一方面那些树枝树根，横竖都要斩伐掘去的，山主的损失，极为有限。自此以后，附近的森林都茂盛起来了，偷盗的事件也就不再发生。十七年，我回乡下去，山上合抱的树很多，青葱可爱，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又一次，我自己的木山起火，燃及邻山。乡公所判处我家受罚。管家的人对我讲，我说：“岂有此理，自己受了损失，还要处罚，我一定不服这个公断！”管家人说：“如果因为我们有势力。就不受乡约的公断，这乡约就要破坏了，以后谁还肯服从呢？而且这是老太爷手里订下来的。”听他说的理由很充足，使我不能答复，只好照公断受罚。我现在想想：乡间自己订立的公约，比省政府颁下的“放火烧山者枪毙”的命令要有效得多！这就是地方自治的真谛，自治的基础工作。此事虽然很细，扩而充之，即是民主自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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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七十古来稀”，这话虽然没有科学的根据，至少可算是中国数千年来从实际经验上得来的人寿纪录标准。假定这种标准是比较正确的话，那么，年过半百的人，所剩下的生命，至多也不过十几年二十年，可以说是“去日苦多来日少！”

我现在已经是过了五十的人了！过去的五十年中，在国家的历史上，经过了满清的专制和民国的革命。在世界的历史上，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个人的历史上，经过了从军、从政、办实业、办工程和其他许多杂乱无章没有系统的事情。中间因时代的演变，无论是本省外省，国内国外，都起了异乎寻常的变化。凡是生在这时代的人，无论是私的生活，公的事业，都会受到这种繁剧变化的影响。就我本人说，过去五十年中，刚巧生活在这个时代里，对于许多繁剧的变化，不但耳闻目见，并还亲身参与了若干部分的实际工作。这不仅我个人认为幸运，咤为奇遇，我更很不客气地说：这许多变化的情形，实际的工作，无论对过去，对未来，对现实一切，都可作为凭吊借鉴的史料。同时对本人，对社会国家，以至整个的世界，也都具有一些记载的价值。

我不是史官，我不必亦且不能作正式的本国或世界历史。我希望和可能写的，亦只是本人五十年来由儿童生活到现阶段止，这一时期中，就本身的立场，写我个人要写的几种事实。论性质，像个自传，又有些像笔记。论体裁，像个裨史，也有些像漫笔。这在中国文化史上，好像还没有这一种前例。但我并不希望合于哪一种的文章体例，我不用自传笔记稗史漫笔那些名目。因为生平懒写日记，简直是没有日记，一切一切，全凭回忆，而所写的，又是个人过去五十年的事情，所以干干脆脆地，定名日“五十回忆”。

一个当代的人，要写许多与当代政治有关的史实，是太困难了。中国历史上关于这种性质的文字狱，不知发生了多少次数。所以中国历代的历史，大都是当朝的官文书，或者是后人摭拾遗闻的补缀作品，很少见到当时有关系的人物所作的真实记载。即使有一二人想作这种记载，而处于专制淫威之下，亦只好是寄托于诗词或其他文艺之内，隐隐约约的，稍露一些痕迹，反使后来读者，作似是而非的揣测或探索。这真是中国过去私人对于有关政治记载的困难，亦是这种记载的最大缺陷！

现在虽然是民国时代，人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但是仍然怀着历史上的恐怖。一则恐怕触犯了当局，二则恐怕得罪了生人，甚至恐怕得罪了与死人有关的生人。所以要写起真实的史事来，的确有许多为难的地方。古语所谓“盖棺论定”，照我另外一个解释，是要等这个人死了，才好把他的事实记载出来，公开批评的意思。这种历史遗留下来“恐怕得罪人”的心理，渐渐变成为社会上对人消极的道德观念，想起来真有些可笑！

我是一个当代人，而且还是一个与当代政治颇有关系的当事人。在满清时代生长，而参加推翻满清的革命。在广西旧军阀底下当军官，而起来推翻旧军阀。曾与中共合作，而又与中共作战。曾拥护中央，而又反对中央，后来仍然拥护中央。在许多人的方面，或者由朋友而变成仇敌，或者由仇敌而变为朋友。中间的变化，是太多了。若就普通的观点来看，简直是一种儿戏。但是事实的演变，确实是如此复杂。这种情形，非身经其事的，不能知道，也不能描写出来。事情是这样的复杂，即使有一个知道很详细，而又是后来的局外人，要描写这一段历史，已很难着笔。何况是我，在自己的方面，就有很多不同的立场；在人家方面，又有很多不同的关系。要处处顾到自己，又要处处顾到人家，真是要比。没有关系的局外人难以着笔得多。

但是我必先自己设法解除本身的束缚，同时预先要求读者，也解除历史上的束缚，然后我本人可以写出正确的事实，读者也可以得到正确的认识。

第一，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记载，我认为过去对于“正统”与“顺逆”的观念，是太重视了。当局者或胜利者，都是要把自己的一方看作顺天应人的正统，而把对方看作大逆不道的反叛。把自己一方面的事实，就是极坏的，都渲染得正大堂皇；把人家的事实，就是极好的，也抹杀得干干净净。一篇李秀成的供状，都要改得他恭恭顺顺，把大好的真实史迹，弄得完全变了个样儿。此外许多秉笔作史的人，也总是先有了他自己的“正统”和“顺逆”，然后依着这种标准，写出文字来，因而使得一般读者受到先人为主的影响，而失去他客观的理解。我不愿再蹈这种陈套。我没有“正统”“顺逆”的成见。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在正统顺逆中间颠来倒去的人啊。

第二，对于人的关系上，我认为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怕得罪人”与“故意得罪人”。因为怕得罪人，所以许多的重要事实，就要因人而隐讳，不敢公然直陈。因为故意得罪人，许多并不重要的事实，也就无中生有，肆口漫骂。这种不诚实不坦白的态度和作风，都是作者主观生出来的结果。并不是绝对不能解决的问题。在我们这一般人中，过去舆论是由敌而友，或由友而敌，现在都在国家统一之下，成为工作的一员。以前的事实，照我看来，已无彼此隐讳的必要。即使以后尚有为敌为友的变化，亦是时势使然，于现在的记载，并不发生直接的关系。若果我们不论以前站在任何方面，都能坦白叙述出来，不作损人利己的想头，当怀扬善存真的观念，即使当事人读了，既可作为追思借鉴之资，并可作为见面时彼此笑谈材料，亦无伤于情感也。

第三，关于事的方面，我认为以往对于事的叙述，太重视事的正面，而忽略了事的背景。往往将许多事的起因，归之于人。所谓“一失当，则举天下之罪，皆归诸其人之身。”因人讳事，人与事之间，不能得到平衡。非为事而牺牲人的和谐性，即为人而牺牲事的真实性。殊不知事与人皆各有其时代背景与社会背景，我们若不能将时代背景与社会背景明显看清，则事与人的是非纠纷，将一切无从判析。所以我对于事与人的关系，看得轻一些，对于背景的关系，看得重一些。希望读者同此见解，以免这种症结永远不能解除。

根据以上三点见解，作为我写述的立场。但是写述的技术上能否尽如吾意，我尚不敢自信，还望读者有以教之。

此外我尚须声明者，我这写述，仅是就我自己参加过的一部分问题为范围。在此范围以外的问题，除了较有密切关系者，不能不附述一二，其余一概不谈。而且这是仅凭回忆的写述，脱落错误，在所不免，尤望读者予以原谅。

黄绍竑(1895-1966)，字季宽，广西容县人。民国著名爱国将领，新桂系创建人，“桂系”三巨头(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之一。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随学生北伐敢死队赴武昌参战。1912年人武昌陆军第2预备学校。1914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3期步兵科，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1923年8月16日被孙中山委任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1924年5月与李宗仁、白崇禧部联合作战，实现广西统一。从此，成为新桂系首领之一。1924年11月作为李宗仁的代表去广州商谈两广统一事宜。

1926年3月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任党代表，6月1日任广西省政府主席。

1927年“四·一二政变”时，追随蒋介石。1929年桂系与南京国民政府关系破裂，3月蒋桂战争爆发，桂系兵败，逃往香港。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桂张联军在衡阳大败，引起李宗仁等不满，黄遂辞职脱离桂系：赴南京面见过蒋介石后赴香港、菲律宾旅行。

1932年2月出任国民政府委员，3月出任内政部长兼代交通部部长。1933年出任北平军事分会参谋团参谋长，5月北平政务整理委员，同日方作外交交涉。1934年12月任浙江省政府主席。1935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1936年12月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全省保安司令。1937年任庐山军官训练团总队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作战)部长，旋调任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娘子关战役。1937年9月被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11月复任浙江省政府主席。1942年9月任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

1946年当选中国国民党第6届中央监察委员，1947年6月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副院长。1949年4月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代表，到北平参加与中共谈判，和谈破裂后去香港。8月13日在香港与刘斐、龙云等共44名国民党知名人士通电宣布与国民党政府决裂。随即应邀赴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等职。1966年9月在北京病逝。

《五十回忆》是黄绍竑先生的回忆录。作为一个与民国政治颇有关系的当事人，黄绍竑“在满清时代生长，而参加推翻满清的革命；在广西旧军阀地下当军官，而起来推翻旧军阀；曾与中共合作，而又与中共作战；曾拥护中央，而又反对中央，后来仍然拥护中央”，一生的风云际会充满了复杂的矛盾。本书写成之时，作者已是年过五十，回头审视过去的自己和历史，作者去除了“正统”“顺逆”的成见，克服了因人讳事、“怕得罪人”的心理障碍，本着对历史事件所发生的时代背景的尊重，从出生一直叙述到抗战胜利。详细记载了自己的保定军官学校学习经历；与旧派桂系决裂，从军北阀；新桂系的崛起，成为民国时期新桂系的核心人物；出任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主席后参与广西建设；新粤桂战争；1929年与南京国民政府关系破裂后的两次蒋桂战争；“九·一八”事变后，在江浙抗战第一线领军抗击日寇，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开始接触，联合抗敌等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状况，文字朴实，感情真挚，爱国爱民之心溢于言表，有高度的史料价值和较强的可读性，是一本有价值的书。本书仅仅反映了他前半生的经历，抗战结束以后的部分未有记叙，不免留下了遗憾。

现将黄公回忆录重新编排出版，以饷读者。

编者

201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