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创意方法，就能颠覆任何行业。《华尔街日报》畅销书榜第一名。英国亚马逊商业传纪类畅销书榜第一名。

理查德·布兰森用他源源不绝的创意，持续地在唱片、航空、铁路、饮料、银行、保险、化妆品等各个行业开疆拓土，成就了英国最大的私有企业——维珍集团。

自1998年至今，《一切行业都是创意业(我创立维珍商业帝国的故事)》不断再版，不断补充最新内容，本书是当之无愧的全球畅销书。

“英国最聪明的人”理查德·布兰森亲口解析创意行业关键词：有趣、诚信、形象、品牌、原创性、争议性、潮流、炒作、偶像、多元化等，让你学会在混乱与刺激中兴旺发达的商业秘籍。

超过120张珍贵的照片、图片资料，真实记录维珍商业帝国的成长历程。

掌握创意方法，就能颠覆任何行业。

理查德·布兰森用他源源不绝的创意，持续地在唱片、航空、铁路、饮料、银行、保险、化妆品等各个行业开疆拓土，成就了英国最大的私有企业——维珍集团。

1971年，第一家维珍唱片零售店开张，以独特的嬉皮士定位打破了唱片零售业的传统，数年间分店遍布全英。

1972年，维珍唱片公司签下了被所有其他唱片公司拒绝的迈克·欧菲尔德，并将他的一首长达45分钟的无词乐曲《管钟》作为公司的首张专辑发行，最终售出1300万张。

1984年，维珍航空成立，挑战了航空业的惯例，以客户为中心不断推出别具一格或引领潮流的服务产品，现已成为英国第二大国际航空公司。

2004年，维珍银河公司成立，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非政府组织，即将推出个人太空旅游服务。

在《一切行业都是创意业（我创立维珍商业帝国的故事）》中，维珍商业帝国的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详细回顾了他靠着与众不同的商业哲学，从4英镑起家，成为亿万富翁的故事。他以创意产业的标准来对待每一个行业，打破常规传统，挑战垄断，用固有产品的新鲜定位开拓市场，一手造就了英国最大的私有企业——维珍集团，其旗下拥有200多家大小公司，涉及产业包括航空、金融、铁路、唱片、婚纱直至避孕套，俨然半个国民生产部门。

生意必须有趣，能激发出人的创造力。

唱片店不仅仅是卖唱片的商店，更是品味的裁判。

一个能让人们从中辨认出某种关键价值的词语，是整个一系列服务的开端。

坚守形象，保持统一性，获得更多顾客。

翻开《一切行业都是创意业（我创立维珍商业帝国的故事）》，看布兰森亲口解析创意行业关键词：有趣、诚信、形象，品牌、原创性、争议性、潮流、炒作、偶像、多元化等，学会在混乱与刺激中兴旺发达的商业秘籍。

序

第一章 标新立异的一家--我创新意识的来源

第二章 生意本身应该富于创意

第三章 创意业关键词：有趣

第四章 创意业关键词：坚守形象，统一品味

第五章 创意业关键词：原创性

第六章 创意业关键词：争议性

第七章 创意业关键词：塑造偶像，引领潮流

第八章 创意业关键词：多元化经营，理性思考

第九章 “维珍挑战者”号

第十章 上市给创意公司带来的问题

第十一章 通过创新打开市场

第十二章 开着维珍飞机去战场

第十三章 创意业关键词：新鲜定位

第十四章 残酷的商业竞争

第十五章 创意业关键词：保持活力

第十六章 创意业关键词：品牌声誉

第十七章 创意业关键词：前瞻性

第十八章 一切产业都是创意业

我们一直占据着乔尼家的地下室，到1968年秋，这里差不多有20个十几岁的孩子，难怪他的父母再也无法忍受，要求我们另找地方生活。我们搬到阿尔比恩大街44号，就在康诺特广场拐角处。乔尼也离开我们回到学校，他要过高级考试这一关。他为抛下我感到内疚，但他是在继续学业的压力下离开的。我们只是从他家地下室创办发展起来的小杂志，他父母理所当然地担心这无法为乔尼今后谋生提供良好的基础。

没有乔尼，《学子》差点崩溃。我要做的事情太多，却没有一个我真正信赖的人来帮我摆脱困境。几周后，我叫尼克来帮我。尼克已经从安普尔福斯毕业，预定到布赖顿的苏塞克斯大学上学。他同意推迟上大学的时间，来《学子》帮忙。

尼克让《学子》重新回到正轨。他开始控制现金。过去我们把钱装进一个大饼干盒子里，谁都可以从里面拿钱去买吃的喝的，或者大麻，尼克恰当地利用了我们在顾资银行的账户。他开始开支票，根据银行结单核对存根。尼克的门牙掉了一颗，又留着一头乌黑的长发，看起来相当吓人。我想他吓跑了很多讨债的人。

我们这个公社曾经在乔尼家逼仄的地下室里挤在一起，如今则在新房子上上下下扩散开来。大家到处筑巢，遍地都是床垫和线香。到现在，《学子》的大多数工作人员都已经19岁或20岁。这里有大量关于自由恋爱的讨论，也有大量这方面的实践。我在房子顶层放了一张宽大的铜床，并装了一部电话，长长的电话延长线顺着楼梯栏杆拉到楼下。有时我就整天躺在床上处理所有的业务。

我以我父母的名义租下这所房子，这样，作为房主的教会委员们，就不会认为我们在里面从事经营。我父母喜欢新闻业的刺激。爸爸是个出庭律师，留着短发，周日上教堂时穿着运动夹克，打着领带，但如果遇到一个长发及腰且一个月都没刮脸、没洗澡的人，他和妈妈跟对方交谈都从不会有丝毫偏见。每过半学期，林迪就会来阿尔比恩大街待几天，有时假期也来。她帮助我们分发《学子》，并且爱上了一连串为杂志工作的男人。

我和戴比有过短暂的恋爱关系，她是住在阿尔比恩大街为杂志工作的姑娘之一。有一天，她跟我说她怀孕了。我们俩都吓坏了，明白自己根本没准备好养孩子。戴比决定流产。我打了一通电话，意识到要处理这事显然很难。除非能证明戴比在精神或医疗方面有问题，否则她就不能凭借国民医疗服务体系流产。我们急疯了，给所有属于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医院打电话，看是否有办法克服这个困难。我们企图找私人医生，却发现这要花费400多英镑——可我们根本没钱。我走投无路，最终设法在伯明翰找到一位好心的医生，她答应安排手术，只收50英镑。

手术后，戴比和我意识到，肯定有很多年轻人都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却求助无门。如果通过一个电话就能找到合适的医生，那肯定会好得多。问题不单是意外怀孕，如果你需要心理帮助，或者染上了性病，却不敢向那位可敬的家庭医生承认；或者离家出走，找不到住处，那该怎么办？我们将学生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决定做点事情加以改善。我们将公布我们的电话号码，寻找最优秀且最乐于助人的医生，列出他们的名单，然后看谁会打电话给我们求助。

学生咨询中心打出广告：“把你头痛的事情交给我们。”我们顺着牛津大街散发传单，又在（《学子》上做广告。很快就有电话打进来了。很多医生同意免费或以最低收费提供服务，其中既有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医生，也有私人诊所的医生。就这样，我们建立起一个专家网络，向需要的人推荐他们。在我们接到的电话中，很多都跟怀孕或避孕有关，但我们这里差不多也成了男女同性恋者聚集中心。很快我们就明白过来，他们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寻求我们的建议，不如说是想找个约会的地方。这说明同性恋者要过正常的社交生活是多么困难。

学生咨询中心占用的时间开始超过《学子》杂志。我会在凌晨3点被电话铃声惊醒，然后与潜在的自杀者聊一个小时，建议怀孕的女孩找哪个医生最好；给某个染上性病后吓坏了、不敢告诉父母或去看医生的人写信。然后，不管剩下的时间多么有限，都用来管理杂志。我们发现，在我们处理的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很多青少年都无法向父母说出心里话。听着别人的故事，我才意识到，自己与父母关系融洽是多么幸运。他们从不对我作出评判，总是支持我，总是夸奖我的优点而非批评我的缺点。在向父母承认自己的问题、忧虑和失败时，我不会有丝毫犹疑。我们在学生咨询中心的任务，就是努力帮助那些陷入麻烦却求助无门的人。

因为学生咨询中心和《学子》杂志，我们在阿尔比恩大街的生活狂乱，不分昼夜，任何时候都有很多人出入这所房子，搅得邻居们心烦意乱。他们的抱怨招来教会委员会检查员的定期拜访，以确保我们没在这里做生意。这些拜访如同一出西区滑稽剧，制造出有规律的紧张感。来检查之前，委员们必须提前24小时通知我们。一接到通知，《学子》的所有工作人员和我妈妈就立即行动起来。

我们把电话全都堆进一个橱子里，再用防尘罩将桌椅和床垫盖起来。《学子》成员穿上工装，拖出颜料桶和刷子，开始粉刷墙壁。妈妈也会带着林迪和8岁的凡妮萨，以及一大堆工具，从乡下赶来。当教会委员们过来检查时，就会看到一群友好的刷墙工人，正在快乐地装饰房子，家具全都包上了防尘罩。而在楼上，一个母亲和家人挤在一起，小女孩以一种相当令人困惑的方式玩一些玩具，林迪和我则在全神贯注地玩强手棋。当凡妮萨露出疑惑的表情，仿佛要问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时，妈妈就会借口说凡妮萨该睡觉了，很快把所有人赶出房间。

教会检查员看着这个幸福的家庭场景，不明白邻居们在瞎抱怨什么。他们会挠挠头，说小凡妮萨多么可爱，然后喝杯茶，跟妈妈友好地拉拉家常。他们刚从大街上消失，妈妈就立刻回家。我们也把强手棋放到一旁，掀开防尘罩，插上电话，继续工作。

在一次不幸的检查中，我们忘记拔掉电话，这下子全完了。到那时，检查员们已是第五次登门拜访，他们肯定已经产生了怀疑。检查完后，他们坐下来，照例喝杯茶。就在他们快离开时，两部电话突然在橱子里响起来。我们惊呆了，顿时沉默下来。

“真是的，”我赶紧随机应变地说，“你们听到电话铃声了吗？这些房子的墙壁太薄了，我们能听到隔壁的所有声音。”

检查员大步走向前去，拉开橱门。五部电话、一个总机和一大堆电话线一下子滚落到他头上。即使是个大家庭，也用不着电话总机。我们在阿尔比恩大街44号的生活就此终结。《学子》杂志不得不另找办公地点。

我们在附近搜索出租房。卡思伯特·斯科特牧师提供的条件最好。他赞赏学生咨询中心的工作，允许我们使用圣约翰教堂的地窖，就在贝斯沃特路附近，而且不收租金。我把一块旧大理石板搭在两座坟墓之间，权当办公桌。每个人都找到了坐的地方。我们还诱哄当地的邮局技工很快接好我们的电话，而不是按常规等上3个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中就不再有人注意到自己是在教堂地窖工作，也不在乎里面光线阴暗，四周都是大理石雕像和坟墓了。

1969年11月，我接待了两个来自玛丽里本警局的便衣。他们是来提醒我注意《1889年有伤风化广告法案》和《1917年性病法案》的，以免我不知道这两部法案的存在。我确实不知道，这也难怪。他们跟我说，打广告向性病患者提供任何帮助或治疗，都是违法行为。当初制订这些法案，本意是禁止冒牌医生压榨大批性病患者，以免他们向庸医寻求昂贵却无效的治疗。我争辩说，我只是提供咨询服务，将任何患有性病的人都转给了圣玛利亚医院，向合格的医师求诊。但这两个警察态度强硬，他们警告我：如果学生咨询中心继续当众提及“性病”二字，我就会遭到逮捕，并有可能被判处两年监禁。

就在那周前，我们成功地告发了玛丽里本警局的一个警察，因为他向学生咨询中心的一名顾客栽赃毒品。那名警察遭到降职。因此，我怀疑便衣的来访跟那件事有关。为了证明我们违反了某些含糊其辞的法规，警察居然搜罗出这部陈年旧法，这让我惊讶不已。P32－34

至于维珍集团的发展目标是什么，这个问题太大了，根本不可能给出答案。我写这本书，是为了解释我们怎样造就了现在的维珍，而不是进行学术化的论述——我可不擅长这个。如果你细细品味书中隐含的意思，我想你就会了解我们维珍集团有什么样的前景，也会明白我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有人说，我确定的维珍前景违反了所有规则，千变万化，过于宽泛；也有人说，维珍已成为本世纪的领军品牌之一；还有人对维珍作细致八微的分析，并撰写有关维珍的学术论文。而我呢，我不过是拿起电话，继续经营。

1997年1月7日，星期二，摩洛哥

早上6：30

琼还没醒，我已醒来坐在床上。远远地，我听见马拉喀什城的高音喇叭里传来时高时低的声音，那是宣礼员在叫人们去做礼拜。我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趁机给霍丽和山姆写封信，以防这次冒险出现不测，让我有去无回。

亲爱的霍丽和山姆：

生活有时会显得相当的不可思议。有人头天还活得好好的，健健康康，充满深情，可第二天却不在人世了。

你们俩都了解爸爸，知道我总是想方设法活得痛痛快快，尽情尽兴。那也意味着我总能走狗屎运，虽然才活了46年，却体验过各种各样的生活。我热爱这46年中的每一分钟，尤其珍爱我们全家人一起度过的每一秒钟。

我知道，因为这次最新的冒险，很多人认为我们是傻帽。我敢打包票，他们都错了。我们已经经历多次大西洋和太平洋冒险，我觉得，凭借我们积累的每一条经验教训，这次飞行一定会平安无事。我认为，飞行中的种种风险都在我们的承受范围内。当然，过去的事实证明，我也有犯错的时候。

不过，就算发生了意外，我这辈子也没有遗憾了（除了不能和妈妈一起，同心协力地将你们抚养长大之外）。如今，你们俩一个12岁，一个15岁，都已经各有各的性格。我们俩都为你们感到自豪。你们善良又体贴。充满活力（甚至还很风趣！）。对我们而言，再没有比你们更招人喜欢的孩子了。身为父母，我们还能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要坚强，我知道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过，我们已经共同度过了如此美妙的生活，你们绝不会忘记我们曾经拥有的所有快乐时刻。

你们自己也要活得尽情尽兴，享受人生中的每一分钟。好好热爱照顾妈妈，她既要当妈又要当爹，你们也要用双倍的爱来回报她。

我爱你们。

父字

我把信叠成一个小方块，放进口袋里。我把衣服全部穿好，收拾停当之后，又在琼的身边躺下，把她抱在怀里。虽然我已经完全清醒，心情紧张，但有她依偎在怀里，却让我觉得暧暖和和，睡眼惺忪。霍丽和山姆来到我们房间，钻到我们床上，挤在我们俩中间。然后，山姆又偷偷溜走，和几个表亲到起飞地点去看那只气球。过不了多久，我就要驾驶它周游全球了。气象学家马丁来跟我说话，琼和霍丽陪着我们。马丁说这次飞行时机正好——5年来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天气。接着，我又打电话给随队医生蒂姆·埃文斯。他刚去看过我们的飞行工程师罗里·麦卡锡，带来一个坏消息：罗里不能参加这次飞行了，他患上了轻度肺炎，如果在吊舱里待上三个星期，病情有可能急剧恶化。我立即给罗里打电话，安慰他。

“我们在餐厅碰个头，”我说，“一起吃早餐吧。”

旱上6：20

等到我和罗里来到酒店的餐厅时，里面已经没人了。在过去24小时里，记者一直跟踪报道我们准备起飞的过程，现在他们已经前往起飞地点了。

罗里和我见了面，相拥而泣。在我们这次热气球环球之旅中，罗里本来担任飞行工程师，如今，我们俩不单是一对亲密的朋友，而且最近还打算合伙做些生意。就在我们出发来摩洛哥前，他刚刚买进了我们的新唱片公司V2的股票，还为维珍服装公司以及我们新建的维珍生活化妆品公司投资。

“真不敢相信，我居然会让你失望，”罗里说，“我从不生病的，一直都很健康。”

“没有关系，”我向他保证，“有点意外是难免的。我们还有亚历克斯昵，他比你轻了一半。跟他一起飞行，我们肯定会飞得更远。”

“说点正经的，如果你们回不来，”罗里说道，“我会在你们中断的地方继续努力的。”

“好啊，那就谢谢了！”我一边说，一边紧张地笑起来。

亚历克斯－里奇已经到起飞地点去了，跟佩尔·林德斯特拉德一起，指挥人们狂乱匆忙地准备吊舱。佩尔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热气球驾驶员，我参加这项运动就是他介绍的。而亚历克斯则是一位头脑灵活的工程师，负责设计了我们的吊舱，并首次成功地创造出一个独特的系统，能够让气球在急流层中高速飞行。我们驾驶热气球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时，所用的吊舱也都出自亚历克斯之手，可惜我跟他不是很熟，而现在也没时间好好了解他。亚历克斯从未接受飞行训练，但这次却毅然决定与我们同行。如果飞行一帆风顺，我们就会一起相处大约3周，有充裕的时间深入了解对方，成为亲密朋友。

不同于我和佩尔的跨太平洋和大西洋热气球之旅，这一次，我们要到需要的时候才加热空气，因为这只气球里面有个氦气球内核，足以带动我们升空。佩尔打算在夜间加热内核周围的空气，进而间接加热氦气，以免氦气冷缩变重，在空气中下沉。

琼、霍丽和我拉着手，紧紧拥抱。该起飞出发了。

旱上8：30

它赫然出现在我们所有人眼前。当我们驱车行驶在那条通往摩洛哥空军基地的土路上时，它就像一座崭新的清真寺，突然冒出地面。这只令人惊艳的白球，高高耸立在那些满是尘土的弯曲的棕榈树上方，如同珍珠母做成的雄伟拱顶。它就是我们的气球。公路边上有人肩背长枪，纵马奔驰，前往空军基地。细长的白色气球高高悬浮在空中，熠熠生辉，每个人都被这只庞然大物吸引住了。

上午9：15

气球被封锁起来，它四周的栏杆外面聚集了形形色色、令人眼花缭乱的人群。空军基地的官兵们倾巢而出，穿着帅气的深蓝色制服，林立于一侧。在他们的前面，是一群身穿传统摩洛哥服装的女性，披着白色披肩，载歌载舞。接着，一队骑士穿着柏柏尔人服装，挥舞着古老的滑膛枪，飞奔而来，闯入人们的视野，然后，在气球前面排成一行。刹那间，我产生了一种可怕的感觉，以为他们会同时鸣枪庆祝，把那只气球打得千疮百孔。佩尔、亚历克斯和我在吊舱里聚拢，最后检查了一遍所有系统。太阳冉冉升高，氦气逐渐膨胀起来。

上午10：15

我们已经彻底检查了一遍，万事俱备，就要出发了。我最后一次将琼、霍丽和山姆拥人怀中。琼坚强得让我惊讶。最后的四天，霍丽一直紧随我左右，看起来，她也完全控制住了局面。我以为山姆也是同样如此，可他突然泪如泉涌，拉着我不放。我差点就跟他一起失声痛哭了。他紧紧拥抱着我，我永远不会忘记他那因痛苦产生的力量。接着，他吻了我一下，将我松开，转身拥抱他的妈妈。我飞奔穿过人群，向我的爸爸妈妈亲吻道别。妈妈将一封信塞进我手中，让我六天之后打开它。我在心里默默地祈望我们能够坚持到那一天。

上午10：50

最后时刻终于到来，我们顺着铁梯爬入吊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犹豫起来，不知道自己下次再踏上坚实的地面或水面会是何时何地。没时间胡思乱想了，我从舱口钻进吊舱。佩尔坐在主控器旁，我在自己负责监控的摄像器材旁坐好，亚历克斯则坐在活板门旁边。

上午11：19

10、9、8、7、6、5……佩尔开始倒计时了，我也全神贯注地操纵摄像机。我的手不时飞快地向下摸索，检查降落伞扣是否扣好。我们头顶上方有个巨大的气球，吊舱周围绑着六个庞大的燃料箱，我尽量不把它们放在心上。4、3、2、1……佩尔推动控制杆，松开螺栓，切断锚索，我们静静地起飞了，很快升入空中。没有燃烧器的呼呼作响声，我们的热气球就跟小孩子玩的气球似的，接着我们便不断攀升，越飞越高，越飞越远，然后就乘着清晨的习习微风，飞向马拉喀什。

当我们升空时，吊舱的安全门仍然开着。我们向下面的人群挥手告别，现在，他们变得越来越小。马拉喀什在我们下方展露无遗：它宽阔的粉红色城墙、巨大的城市广场，以及高高的围墙后隐藏的绿色院子和喷泉。等气球升高到一万英尺时，气温变得寒冷，空气也非常稀薄了。我们关闭了活板门，从此以后，我们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了。我们已经给吊舱加压，里面的气压会渐渐上升的。

中午刚过，传真机就把我们的第一份传真发了过来。

“我的老天！”佩尔把传真递过来，“瞧瞧这个。”

我读出上面的文字：“燃料箱的连接器已被锁死，请当心。”

这是我们所犯的第一个错误。重达一吨的燃料箱兼做压舱物，我们应该打开它的连接器，如果遇到麻烦，气球下降，这时我们就可扔掉其中一个。  “如果我们只犯了这个错误，那我们干得还不错。”我说，希望给佩尔打打气。

“我们得下降到5000英尺，然后我就可以爬出去把锁打开了，”亚历克斯说，“这不会有事的。”

可是，我们无法在白天降低高度，因为太阳正在给氦气加热。要想立刻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释放氦气。不过氦气一旦释放出去，就无法收回，这是我们无法承受的损失。于是，我们达成一致，等到了黄昏再想办法让气球下降。这个麻烦一直困扰着我们，这只气球的夜间飞行能力如何，我们一无所知。燃料箱被锁住后，我们避开麻烦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

亚历克斯和我试图淡化燃料箱问题的严重性，但佩尔仍然倍感沮丧。他垂头丧气地坐在操纵器旁，一言不发。仅在我们向他直接提问时，他才开口说话。

在这一天余下的时间里，我们平静地飞行。俯瞰阿特拉斯山脉，它那些高高耸立的山峰顶上白雪皑皑，在夕阳绚丽余辉的照耀下，闪烁着柔和的光泽，壮丽的景色令人心旷神怡。逼仄的吊舱里装满了给养，足够让我们维持十八天。我们发现，我们并非单单忘掉打开连接器的锁，而且连手纸也忘记带了。因此，我们只好等收到传真后，才可沿着那架小小的螺旋楼梯下去方便。而我那副摩洛哥人似的好胃口使得我对传真纸的需求量很大。佩尔依旧怒气冲冲，一声不吭，但亚历克斯和我还在庆幸我们及时发现了燃料箱的问题，否则，等问题严重了才发现，就为时晚矣。

当气球靠近阿尔及利亚边境时，我们再次受到惊吓。阿尔及利亚人通知我们，气球正朝着他们最重要的军事基地贝沙尔飞去，并且禁止我们飞越贝沙尔，他们发来的传真上写着：“你们无权进入该区域，再次重申，你们无权进入。”

但我们别无选择。

我花了两个小时左右打卫星电话，先是打给我们的飞行控制员迈克·肯德里克，接着又试图跟好几位英国公使取得联系。安德烈·阿祖莱是英国驻摩洛哥公使，曾经帮我们解决了在摩洛哥起飞的所有问题。最终，他再次出手相救，跟阿尔及利亚人百般解释，说我们没办法改变气球方向，更何况我们也没有携带性能很高的摄影器材。他们接受了公使的解释，放了我们一马。

接到好消息后，我在飞行日志里潦草地作了记录。当我翻到另一页时，我看见了山姆写给我的一封短笺，用浓浓的黑墨水写成，再用透明胶带粘到我的笔记本里：“给爸爸，我希望你一路快快乐乐，平平安安。我非常非常爱你——儿子山姆。”我想起来了，他头天晚上曾经一个人悄悄溜进吊舱，原来就是为了这个。

到下午5点，我们仍保持3万英尺的飞行高度。佩尔开始打开燃烧器，加热气囊里面的空气。我们烧了整整一个小时，可6点钟刚一过，气球还是开始下降了。

“从理论上说，这有点不对劲。”佩尔说。

“怎么回事？”我问他。

“我也不知道。”

佩尔一直开着燃烧器，但气球仍在不断下降。我们很快下降了1000英尺，接着又下降了500英尺。太阳慢慢从天际消失，吊舱里越来越冷。显然氦气在飞快地收缩，沉甸甸地悬在我们头顶上，成了气球的累赘。

佩尔说：“我们必须扔掉压舱物。”他惊恐万分，我们全都害怕起来。

我们推动一根根操纵杆，扔掉吊舱底部沉重的铅块。我们原打算把这些压舱物保留两周左右。它们从吊舱上坠落，我从摄像机屏幕上看到它们像炸弹一样落下。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这或许还只是灾难的开始。跟我们飞跨大西洋和太平洋时的气球相比，这个吊舱更大，但它依然只是个铁盒子，悬挂在一只庞大的气球下面，完全受各种风和天气支配。

现在天渐渐黑下来。失去铅块的重量之后，我们稍稍稳定了一会儿。但接着气球再次下降，而且下降速度更快了。我们在一分钟内下降了2000英尺，然后又下降了2000英尺。我的耳朵麻木了，接着出现耳鸣，我感觉胃向上翻腾，紧贴着胸腔。现在，我们只有15000英尺高了。我努力保持冷静，全神贯注地盯住摄像机和测高仪，脑子里飞快地闪过各种可供我们选择的方案。我们得抛掉燃料箱。可一旦丢弃它们，这次旅行也就完蛋了。我咬着嘴唇。我们处在一团漆黑的阿特拉斯山脉中某个地方，并且再发展下去就只能坠毁了。我们全都默不作声，我飞快地考虑着。

“按照这个速度下降，我们只剩7分钟了。”我说。

“好吧，”佩尔回答，“打开舱口，减压。”

在12000英尺高的空中，我们打开了活板门，气球降至11000英尺。一股令人窒息的冷空气涌入舱内，吊舱里的气压降低了。亚历克斯和我开始把舱里的东西挨个往外扔：食物、水、油壶，除了构建吊舱的部件，每件东西都扔了，甚至包括一捆美钞。这暂时阻止了气球的下降，但也只有五分钟。飞行将无法继续，这是毋庸置疑的，保命要紧。

“还是不够，”我望着高度仪说道，上面的数字降低到了9000英尺，“我们仍在下降。”

“好吧，我打算爬到吊舱顶上去，”亚历克斯说，“燃料箱也必须扔掉了。”

吊舱是亚历克斯一手建造的，该怎样将燃料箱的几个连接器解锁，他是最了解的。我在一团恐慌中意识到，如果参加飞行的是罗里而非亚历克斯，那么我们将一筹莫展，除了跳伞，毫无办法，只能在这个时候立刻跳出舱外，跌跌撞撞地坠入夜色里的阿特拉斯群山之中。在我们头顶上，燃烧器呼啸着，为我们投下一团耀眼的橘色光芒。

“你以前跳过伞吗？”我朝亚历克斯大声喊道。

“没跳过。”他回答。

“这是你降落伞上的开伞索。”我一边说，一边把他的手推向开伞索。

“现在高度7000英尺，仍在下降，”佩尔大叫，“现在6600英尺。”

亚历克斯从舱口爬到吊舱顶上。下降速度到底有多快，我们自己很难感觉到。现在，我的耳朵已经失去正常功能。如果连接器被冻住，亚历克斯无法释放燃料箱，那我们就不得不跳伞了。我们只有几分钟时间，我抬头望着舱口，在心里预习跳伞程序：一手扶着门边，向外迈出一步，跳入黑暗之中。我伸出手，本能地摸了摸我的降落伞，然后停下手来，看见佩尔也正在戴上他的降落伞。他盯着高度仪，上面的读数下滑很快。

我们只有6000英尺高了，剩下的时间寥寥无几，外面漆黑一片——不，只剩5500英尺了。如果亚历克斯在舱顶再拖延一分钟，我们将降至3500英尺。我站起身来，一边从舱口放开皮带，一边向外探头张望，只见亚历克斯正在舱顶忙作一团。我们的下方漆黑一片，寒风凛冽，根本看不到地面。电话和传真机的铃声接二连三地响起。地面控制人员肯定一直感到非常困惑，想知道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扔掉一个了。”舱口传来亚历克斯的叫声。

“3700英尺。”佩尔说。

“又一个。”亚历克斯说。

“3400英尺。”

“又一个。”

“2900英尺，2400。”

现在若想跳伞，已经太迟。我们一跳出去，就会在猛然冲上来迎接我们的群山之间摔得粉身碎骨。  “回到舱里来，”佩尔大吼，“马上！”

亚历克斯从舱口跳了进来。

我们勉强振作起来。佩尔猛拉操纵杆，摆脱一个燃料箱。如果这个螺栓失控，我们将在大约60秒内一命呜呼。燃料箱坠落，气球颠簸了一下，顿时停止下降，感觉就跟电梯撞到了地面似的。我们一下子陷进座椅，我的脑袋仿佛给压进了肩膀。随后，气球开始上升。我们望着高度仪：2600英尺，2700……2800。我们没事了。在10分钟内，我们就上升到3I）00英尺以上，气球再次回到了夜空中。

在亚历克斯旁边，我浑身瘫软，跪倒在地板上，拥抱着他。

“谢天谢地，多亏你跟我们在一起，”我说，“要是没有你，我们就完了。”

据说，生命垂危的人会在死亡之前的最后时刻回顾自己的一生。我的感受却截然不同。随着我们呼啸着撞向地面，即将在阿特拉斯山脉中化为一团火球，我以为我们必死无疑了，这时候，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如果能够捡条命回来，我就再也不这样冒险了。当我们朝着高空安全地带不断上升时，亚历克斯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个富人打算游泳横渡英吉利海峡，他来到海滩上，架好轻便折叠躺椅，在一张小桌子上摆好黄瓜三明治与草莓，然后宣布说，他手下的人将替他横渡海峡。此时此刻，这个办法听起来倒也不错。

起飞后的第一个晚上，我们整夜都没有休息，拼命想控制住气球。有一阵子，气球突然莫名其妙地上升。后来我们才意识到，在余下的燃料箱中，有一个出现了裂缝——丢弃燃料是非常失策的做法。黎明逐渐到来，我们开始为着陆做准备。我们的下方是茫茫的阿尔及利亚沙漠，即便在最安宁的时期，这里也不适合居留；而现在这个国家已陷入内战，情况就更加险恶了。

在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中，你看到的是一片金黄的沙漠，满是微微起伏的沙丘，但你别指望在这里看到如此美景。我们下方是一片多石的不毛之地，荒凉得就像火星。鳞次栉比的岩石垂直竖立，如同一个个巨型的白蚁窝。亚历克斯和我坐在吊舱顶上，望着清晨的阳光涌向沙漠，惊讶不已。我们明白，自己本来是无法活到这一天的。太阳冉冉升高，气温也逐渐升高，这一切都显得无限珍贵。我们望着气球的影子滑过沙漠，感到难以置信。昨天夜里，就是这同一个奇妙的装置，突然坠向阿特拉斯山脉。  吊舱上剩余的燃料箱挡住了佩尔的视线，因此就由亚历克斯指挥他着陆。当我们靠近地面时，亚历克斯突然大叫：“前面有电线！”

佩尔大声回答说，我们身在撒哈拉沙漠腹地，这里不可能有电线。“你看到的肯定是海市蜃楼。”他吼叫着说。

亚历克斯坚持要他爬上来，自己看个明白：我们居然找到了撒哈拉沙漠里唯一的电线。

尽管我们周围是大片不毛的沙漠，但我们着陆后仅仅几分钟，就出现了生命的迹象。一群柏柏尔部落男子突然从岩石后面现身，一开始还保持着距离。我们正打算将一些水和剩余的物资提供给他们时，听到了强击直升机喧闹的呼啸声。他们肯定一直在通过雷达跟踪我们。柏柏尔人顿时消失无踪，就跟刚才出现时一样突然。两架直升机在不远处降落，搅起一团团尘土。很快，我们就被一群面无表情的士兵包围了，他们举着机关枪，显然不知道该把枪口指向何处。

“真主保佑！”我满心欢喜地说。

士兵们静静地站着，但很快好奇心就占了上风，他们向前迈进。我们带领他们的军官围着吊舱巡视一番，他望着剩下的燃料箱，迷惑不解。

我们站在吊舱外面，这些阿尔及利亚士兵会怎样看待它呢？我很想知道。我回过头去，从他们的角度观察这一切。剩下的燃料箱都涂上了鲜艳的红色和黄色油漆，就像一个个巨大的维珍可乐罐和维珍运动饮料罐。吊舱侧面挂着许多广告，包括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维珍金融公司（现在的维珍银行）、维珍房地产公司和维珍可乐的广告。其中，维珍运动饮料罐顶部漆着这样的文字：别听人胡说，维珍运动饮料绝对不含催情成分。这些虔诚的穆斯林士兵看不懂那些字，对我们来说，这或许是不幸中的万幸。

我望着矗立在红沙中的吊舱，脑海里出现了昨晚气球朝阿特拉斯山脉坠落的痛苦经历，我再次誓言绝不重蹈覆辙。与之矛盾的是，在潜意识里，我也明白，一旦回到家中，跟其他正在尝试环球飞行的气球驾驶员聊聊之后，我会同意最后再试一次。这是一个令人无法抗拒的挑战，如今，它已经成为埋藏在我内心深处的夙愿，我怎肯就此放弃。

有两个问题，别人向我提得最多：为什么你要冒着生命危险驾驶气球？维珍集团的发展目标是什么？此刻，望着矗立在阿尔及利亚沙漠中的气球吊舱，看到它全身密密麻麻地覆盖着维珍各公司的名字，我觉得，从某种角度说，上述两个重要问题都可从中找到答案。

我知道，我还将再次尝试驾驶气球作环球飞行，因为这是人类尚未获得成功的少数艰巨挑战之一。一旦我排除了产生于每次实际飞行的恐惧感，就会再次变得信心十足，认定我们能吃一堑长一智，在下一次安全地完成飞行。

至于维珍集团的发展目标是什么，这个问题太大了，根本不可能给出答案。我写这本书，是为了解释我们怎样造就了现在的维珍，而不是进行学术化的论述——我可不擅长这个。如果你细细品味书中隐含的意思，我想你就会了解我们维珍集团有什么样的前景，也会明白我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有人说，我确定的维珍前景违反了所有规则，千变万化，过于宽泛；也有人说，维珍已成为本世纪的领军品牌之一；还有人对维珍作细致入微的分析，并撰写有关维珍的学术论文。而我昵，我不过是拿起电话，继续经营。不管是我的一系列气球飞行活动。还是我建立的一系列维珍公司。都是一连串彼此紧密联系的挑战，它们的起源可追溯到我的童年时代。

“任何想要创业的人都该读这本书，这个男人的经历值得崇拜。”

——《星期日邮报》

“一本创业必读书。”

——《商业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