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所谓的“宗教”观点来看,这里面找不出什么意义,或者说,从那个观点来看,这则问答中没有虔诚、信仰、恩宠、爱等。如此则禅的宗教性在何处?这个问题我并不想在此处讨论。我只希望说明,佛教(包括禅宗以及佛教所有的其他宗派)具有一套不同的表达方式,使它的追随者依据他们的心理,以及他们的思考与感觉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精神体验。
现在我们要看看第三句和第四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什么是“心”、“性”、“佛”?
“心”并不是指我们日常行思考作用的心、依照逻辑定律思考的心、或心理学家所描绘的那种有种种感觉、情感的心,而是在所有这些情感与思想之下作为其基础的心。这个心是cittamatra(唯心)——作为《楞伽经》之主题的那个心。这个心也称之为“性”、“真如”(svabhava),是作为一切基础的东西。心可以说是当我们在心理上对思想与感觉的主体向深处挖掘时,最后到达的底层,而“性”则是我们的本体(ontological)认识所能够认识的界域。本体认识的界域亦是心理认识的界域,反之亦然;因为当我们到达其一,就发现我们也在另一之中。两者只是起点不同;其一向内,其二向外,而最后却会到达相同点。当我们见到了心,就见到了性;当我们领悟了性,也就领悟了心;它们是同一的。
那彻悟心的人,他的每一个举动都与性完美相合,这样的人就是佛——“觉悟者”。佛乃是性的人身表现。如此我们可以说,性、心、佛只不过是不同的表示法,当我们从不同的立场来指明这同一件事情时,我们就用了不同的名词。而禅宗在它四句话里所表明的理想,乃是直接去抓住真如,而不要用任何智性、德行、仪式或其他作为媒介。
对于真如的这种直接掌握乃是般若的觉悟(般若可译之为trascendental wisdom,超越智慧)。已经觉醒或到达的般若,即是般若波罗蜜多。这个超越智慧可以将我们关于精神生活的一切疑问尽行解答。因此,智慧并非我们一般所知道的智性,它超越了一切的思辨。它不是分析性的推理,它不是一步一步推论的,它超越矛盾冲突与相互对立的深谷。因此波罗蜜多意为“到彼岸”。
由于般若觉悟是越过智性的死巷,因此它是一种意志的行为。然而由于它是见性功夫,因此有着智性成分。般若既是意志又是直观。这乃是何以禅宗与意志力的培养密切相关的原因。断然斩却无明与分别,不是容易的事;除非穷尽意志之力,永不可能达到。将伸出在深渊之上的唯一枝条——智性——放手,任自己堕人自己认为的无底深渊——这对一个欲探心之深度的人岂不需极大的努力才能做到?当有人在桥上向一个禅僧问禅河之深度时,他立刻抓住发问的人要丢到湍流之中——倘若不是有人匆忙为他求情。这位禅僧所要做的是叫发问者自己投进去,用他自己的尺去测量它的深度。扑跃是得自己去做的;他人所能提供的一切帮助,乃是让当事者认识这种帮助的无用。从这方面来说,禅是粗厉而无情的,至少从表面上看来是如此。
这个要把人丢到河里去的禅僧是临济的一个弟子(定上座),而临济则是中国唐朝最伟大的一位禅师。这位禅僧在还没有领悟禅的道理时,曾问临济什么是佛教的最终真理,临济从他的座位上走下来,抓着这个和尚的脖子,叫道:“你说!你说!”这个刚刚学禅的和尚在被临济抓住脖子猛力摇撼,并叫他快说之际,会何等困惑啊!他要听临济“说”,不是他“说”。他从没有想象到他的师父会如此“直接”,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他站在那里好像失魂了一般。由于其他和尚的提醒,他才给禅师行礼,而这时他才突然领悟到经典的意义以及“说”的意义。即使你所得到的是一个知性的解释,对这个解释的领悟也是内在的成长,而不是外在的添加。禅的领悟便是如此。因之整个禅宗的基本就是在指向内在体验的自我成熟。那些习惯于智性训练,或道德说服,或虔诚的仪式的人,会觉得禅宗中有某些特异之处,是违反他们期望的。但这正是禅在整个宗教历史中独特的地方。自从马祖道一与石头希迁在唐代把禅宗的特点充分建立起来后,禅宗就一直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其基本的观念是进入事物的本身之内,从而了解它。为了解一件事物,我们一般所做的,是从外面去描绘它,是从客观的立场去论说它,如哲学家所为,并且尽可能从各种观察角度去运用这种方法,只是不用内在的同化合一。客观方法是智性的方法,在实用方面是有其必要的。但我们不可忘记,另有一种唯一的方法,可以使我们得到有效而充分满足的领悟。这个方法就是禅宗的方法。
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禅宗了解佛教的方法。禅宗是佛教的一个派别,除了大乘佛教所一般接受的哲学之外,并没有特别的哲学。使得禅如此特殊的是它的方法,这是禅对于生命与真理的态度必然生长出来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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