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编著的《雌性的草地》在故事的叙述上，作者采用跨时空的方法，打破情节原有的时间与空间，用一个个特写片断，让小说具有一种很强烈的电影镜头感。那里马在嘶吼，那里女人在叫喊……特殊的年代，迷乱的草地，野性的军马，激情的女知青，独眼的神枪手……严歌苓以她智慧、精准、直入人性深处的文字在茫茫的草原上，营造出一个诗意而又悲壮的人生境地。当我们以今天的视角，看待这群牧马班的姑娘时，会发现她们成为了“理想”的试验品。这种违背一切生命原则，妄图实现非人性的理想，结局注定是失败；而失败的代价，是一群风华正茂的女子。余下的，或生或死，都只是一具具空洞的躯体。

严歌苓编著的《雌性的草地》介绍了在文革动乱的年代，一群年轻的姑娘被放置在中国西北荒凉的大草原上，她们在这个神圣而又庄严——“女子牧马班”——的集体中，在恶劣的草原气候和环境下牧养军马。《雌性的草地》从小点儿这个有乱伦、偷窃、凶杀行为的少女混入女子牧马班开始，以小点儿的观察角度来表现这个女修士般的集体。这个集体被荒诞的人性和庄严的神性所扼杀，年轻的肉体与灵魂作为牺牲，奉上了所谓“理想”的祭坛；而这“理想”，最终被认清为罪恶。

假如说以后的一切都是这个披军雨衣的女子引起的，你可别信。正像有人说，草地日渐贫乏归咎母牲口，它们繁衍生养没个够，活活把草地给吃穷了，你可别信。

到处有人讲这女子的坏话，你可别信。正像她说她自己刚满十六岁，是个处女，这话你千万别信。你要信了，就等于相信这枚雪白的头盖骨确实空空荡荡，里面并没有满满地盛着灵魂。

披军雨衣的女子停住，用脚拨弄一下，她不知道它是三十多年前的青春遗迹，它是一个永远十七岁的女红军。它在她眼里只是一枚白骨，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它将间接地干预她的人格，间接地更新她卑劣的人生。

女子继续向前走。惟有流浪能使她自主和产生一种不三不四的自尊。从她走进这片草地，她的命运就已注定。她注定要用自己的身体筑起两个男人的坟墓；她注定要玩尽一切情爱勾当，在丧尽廉耻之后，怀抱一颗真正的童贞去死。

她宽大的军雨衣下摆把没胫的草扫得如搅水般响。老鼠被惊动了；一只鹞鹰不远不近地跟着她。鹞的经验使它总这样跟踪偶尔步行进入草地的人；被脚步惊起的老鼠使它每次俯冲都不徒劳。浓密的草被她踏开，又在她身后飞快封死。

直到身后响起马的喘息，她才慌慌张张地开始辨别方向。

骑马人颧骨高耸，紫红发亮。有这样一对触目的颧骨，脸便坎坷了许多，添出一分英气，二分正气，三分杀气。他直奔披军雨衣的女子，抄到她前面挡了路。女子知道，尽管草地大得随处是路，但她的路必须从他手里讨出来。大太阳刚升出半个，稠糊糊的光正淹过她的头顶。他头发直竖并同马一样汗气如烟。

“往哪走？”他挪动身子，让出半只鞍。这意思是让她乖乖上马，然后一切又循老路。他拍拍鞍垫：“逛够了，回去吧。碰没碰到狼？”

她又干了一次。这样的深夜出走早已是失效的威胁。他有时也乐得放她一缰，为了使她更明白，偌大世界，惟一可投奔的，只有他瘦骨嶙峋的怀抱。

女子裹一下雨衣，把自己缩小。“这回我没拿你们的钱。”她忽然说，露出点泼劲儿。女子除下军雨衣的帽子，现在她的脸正对你。我猜你被这张美丽怪异的面容慑住了。你要见过她早先的模样就好了。假如有人说她是个天生成的美人，你可不能信。

男人此刻下马站到她跟前。“莫闹了，小点儿。”他喃喃道，“我没法，你也没法……”

小点儿看着他的下巴，看着他不讲话仍在升降的喉节。她突然想起这个跟她缠不清的男人实际上是她姑父。她试着喊了声“姑父”，感到这称呼特别涩嘴。

他莫名其妙盯她一阵，一下也想起她原是他的侄女。“那我走啦？这回我真没拿你家的钱，回头幺姑会查点搁钱的抽屉。”他伸出一双胳膊，她看出他想干什么，忙又叫：“姑父！”

他知道再也留不住她。他们对自己隐瞒的彼此间的真实关系，被她就此道破。很大很大的草地，一下子就没了她。

于是，这个披军雨衣的女子潜入了草地，背向她的退路，背向她的历史。

很远很远，你就能看见女子牧马班那面旗，草地最掩不住红色。旗插在帐篷顶上，被风鼓起时，帆一样张满力，似要带帐篷去远航。连下了几天雨，被雨冲酥的泥使帐篷每隔两小时起一次锚。旗却没倒过，只不断流淌血浆似的红色。雨下的夜色，四野通亮。马群一齐勾下头，水淋淋地打着喷嚏。清早天一晴，马群开始游动，只见一片婆娑的长鬃。旗在帐篷顶千姿百态地飘，飘得很响。帐篷里的人一时不明白什么声音会这样响。

班长柯丹捋了把糊满泥浆的头发。几天几夜她都在干同一件事，就是不断打捞塌在雨里的帐篷。帐篷一塌，里面的人就像被一网打尽的鱼那样瞎拱。“不要动，不要动！”她喊。“不要拽人家被子！……拽我干啥，滚你的蛋！”“冷啊！”有人哭着说。“我被子打得精湿！”有人说着哭。“拱！拱你妈呀！帐篷一会儿拱漏，浇把你龟儿！”她喉咙和话都越来越粗。渐渐地，吼也制不住她们骚乱哭闹，有双手伸过来，捺住她烦躁的肩膀。

“别吱声，班长，这样哪行？”

“你是哪个？”

“沈红霞。”

其实在她自报姓名之前，柯丹已猜准她。原因是她很难得开口说话。除她之外，柯丹已听熟每个女娃的嗓门，而正是这份陌生，使人对她的声音记得格外牢。正是她的缄默表现出她非同一般的语言才能。

“你说咋办？”柯丹问她。她轻轻说了句什么，但谁也没听清。柯丹怀疑她或许什么也没说，她自己却打这儿开始有了主见，她在一杀那间想出一条稳定军心的绝招。果然奏效，马上出现了秩序。柯丹先是大声点名，然后再让她们挨个报数。这下谁都不敢再哭再闹。原是趁着混乱发发牢骚泄泄委屈，一有秩序谁哭谁就暴露。

这种不问断的点名报数持续到雨停天亮，柯丹惊喜地发现六个女知青被井然的秩序列成整整齐齐一排，睡得很有纪律很成队形，一张张脸都被雨水泡大了。帐篷中央有洼水，漂了只圆肚子老鼠。再到外面看看，帐篷早就不在原来的地方了，不知人带走了帐篷还是帐篷带走了人，反正它起码漂移了百把米，原址留着一垛饱吸水分的柴，新鲜得要抽芽长叶似的。她铆紧帐篷，见三个姑娘肿着脸在门口刷牙，没有水，她们用牙刷蘸了牙膏干蹭。

“张红、李红、赵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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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朋友对我说，《雌性的草地》有点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影子；也有人说它像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我来到美国后，一位懂中文的美国文学青年说，这部小说让他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不知道。也不知与这些成功的老辈们有相似的嫌疑是好事还是坏事，人们是贬我还是褒我。

还有朋友告诉我：你这本书太不买读者的账，一点也不让读者感到亲切，一副冷面孔——开始讲故事啦，你听懂也罢，听不懂活该，或者你越听得糊涂我越得意，这样一个作家，读者也不来买你的账。

记得我的朋友陈冲读完《雌性的草地》后对我说：“很性感!”我说：“啊?!”她说：“那股激情啊!”我一向很在意陈冲的意见，她是个酷爱读书的人，读过许多好书，尤其当代西方文学，似乎是读书余暇中去做做电影明星。“真的，你写得很性感!”我仍瞠目，问她性感当什么讲，她说她也讲不清：“有的书是写性的，但毫不性感；你这本书却非常性感。”她说。

我是认真写“性”的，从“雌性”的立场去反映“性”这个现象。我认为能写好性的作家是最懂爱情、人性，最坦诚、最哲思的。比如昆德拉、玛格丽特·杜拉斯、D．H．劳伦斯，包括托马斯·曼(死于威尼斯)。仔细想想，性爱难道不是宇宙间一切关系的根本?性当中包括理想、美学、哲学、政治、一切。

当然，写性并不是我写这部小说的原始动机，最初让我产生写它的冲动是在一九七四年，我十六岁的时候，那时我随军队的歌舞团到了川、藏、陕、甘交界的一片大草地去演出，听说了一个“女子牧马班”的事迹。第二年，我和另外两个年长的搞舞蹈创作的同事找到了这个牧马班，想创作一个有关女一孩子牧养军马的舞剧。这些女孩子们都是成都的知识青年，最大的也才二十岁。这块草地的自然环境是严酷的，每年只有三天的无霜期，不是暴日就是暴风，女孩子们的脸全部结了层伤疤似的硬痂。她们和几百匹军马为伴，抵抗草原上各种各样的危险：狼群、豺狗、土著的游牧男人。她们帐篷的门是一块棉被，夜间为防止野兽或男性的潜越，她们在棉被后面放一垛黑荆棘。她们的生活方式非常奇特(小说中我如实描写了她们的炊事、浴洗、厕所等)，让一个如我这样的女兵也觉得无法适应，或根本活不下去。她们和天、地、畜、兽之间的关系都十分奇特，去想象一下：把一伙最美丽最柔弱的东西——年轻女孩放在地老天荒、与人烟隔绝的地方，她们与周围一切的关系怎么可能不戏剧性呢?在我们住进她们营帐的第二周，来了个男人。这就是书中的指导员叔叔。叔叔是个藏人，或是羌人。叔叔是他的名和姓，不是辈分。叔叔看见我们几个女军人就显出一种奇怪的敌意，我琢磨他是嫉妒我们，因为我们在这群女孩和外部世界之间牵了一丝联系，否则她们都得仰仗他去和社会、人间取得沟通。他每隔两周或三周到女孩们的帐篷走一趟，送些一月前的报纸、家信和食品。他长相极英武，气质雄浑，有颗雄狮般的大头。他穿一身五十年代的军服，又脏又破，骑马飞快，打枪贼准。不知是出于好客还是示威，他当我们面击毙了在远处草丛里跑的一只野兔，又当我们的面剥了兔皮，整套动作像脱袜子一样轻松麻利。。那是只哺乳的母兔，当皮剥到胸腹部时，两排乳汁如微型高压水龙头一样喷射出来。这使女孩子们的生活基调又添加了一层残酷、恐怖的色彩。

多年后，我们听说那个指导员叔叔把牧马班里的每个女孩都诱奸了。这是对女孩们的青春萌动残酷、恐怖，却又是惟一合理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