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是乔治·奥威尔的传世之作，堪称世界文坛最著名的反乌托邦、反极权的政治讽喻小说。他在小说中创造的“老大哥”、“双重思想”、“新话”等词汇都已收入权威的英语词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出“奥威尔式”(Orwellian)、“奥威尔主义”(Orwellism)这样的通用词汇，不断出现在报道国际新闻的记者笔下，足见其作品在英语国家影响之深远。

《一九八四》与苏联扎米亚京的《我们》、英国小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被合称为 “反乌托邦三部曲”。《一九八四》是一部政治讽刺小说。书中描述的是对极权主义恶性发展的预言——人性遭到扼杀，自由遭到剥夺，思想受到钳制，生活极度贫乏、单调。特别可怕的是：人性已堕落到不分是非善恶的程度。《一九八四》是乔治·奥威尔辞世前最后一部著作。

写在《一九八四》新译本的前面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附录

译后记

如果那样模模糊糊的一件事也说得上是发生过，那么，它就发生在今天上午，在部里。

快十一点的时候，温斯顿所在的档案司，人们把椅子从自己的办公位子拖到大厅中央，对着大电屏，准备参加两分钟仇恨会。温斯顿刚在中间一排椅子上落座，有两个看着眼熟却从未说过话的人意想不到地走了进来。其中那位姑娘常在走廊遇见，他叫不出名字，只知道是小说司的。温斯顿有时见她双手沾满机油，拿着扳手，没准是负责维修哪部小说写作机的机械工。她大约二十七岁，样子很大胆，头发浓黑，脸上有雀斑，动作矫捷，像运动员似的。一条猩红色丝质腰带——青少年反性同盟的标志——在她的制服外缠了几圈，不松不紧，恰到好处地突显了那苗条的曲线。温斯顿第一次见她就感觉不好，他知道那是为什么：她竭力在周身营造出一种——与曲棍球场、冷水浴、集体远足等相联系的——总之是思想纯正的气氛。几乎所有的女人他都讨厌，尤其是年轻漂亮的。女人，特别是年轻女人，往往是党的最忠实的信徒，盲目相信宣传口号，甘心充当包打听，到处刺探异端思想。这个女孩让他更加觉得危险。一次，在走廊上，她忽地从侧面瞟了他一眼，那目光似乎穿透了他的心，一时间让他充满了黑色恐怖。他甚至怀疑她是思想警察的特务。不过，事实上，这不太可能。但只要有她在跟前，他就忐忑不安，既有敌意，也有恐惧。

另一位是男的，叫奥布赖恩，内党成员，担任要职，属于高级领导层。他的职位如此之高，以至于温斯顿连他的工作性质都弄不清。内党成员的一身黑色制服一出现，椅子周围立时肃静下来。奥布赖恩高大魁梧，脖子很短，面容粗犷，显得诙谐而严酷，虽然令人望而生畏，却有一种特别的风度。他轻轻扶正鼻梁上的眼镜那个习惯动作，不知为什么总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似乎是文质彬彬的。这动作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如果现在还有人这么想的话——那种十八世纪的贵族绅士掏出鼻烟壶来待客时的做派。以往十来年，温斯顿见到奥布赖恩也不过十多次。他深受奥布赖恩的吸引，不仅那拳击手般的体型和斯文举止之间的反差使他颇为好奇，更因为他暗暗觉得——也许不是觉得而是希望——奥布赖恩在政治上并不尽然是正统的。那张脸上的某种神情仿佛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或许那神情并不是一种非正统的征象，只是一种智慧的流露而已。不管怎样，他的外表使人感到，如果能躲开电屏和他单独在一起，他是个可以谈谈心的人。温斯顿从未作过哪怕些许努力去验证这种猜测，事实上也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此刻，奥布赖恩瞧了下手表，马上十一点了，看来他决定就留在档案司直到两分钟仇恨会结束。他在温斯顿这一排坐了下来，与温斯顿相隔一两个位子。中间坐着一位淡棕色头发的矮个女人，她在温斯顿隔壁的办公位子工作。那个黑头发的姑娘就坐在他们后排。

这时，大厅那头的大电屏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像一台大机器运转起来缺少润滑油似的。这种响声让人不由得怒火中烧，义愤填膺。仇恨会开始了。

按惯例，人民公敌伊曼纽尔·戈德斯坦因的脸孔呈现在电屏上。观众的嘘声此伏彼起。那个淡棕色头发的矮个女人发出一声尖叫，含着恐惧和厌恶。戈德斯坦因是叛徒、变节者。他很久以前曾是党的领导人(到底是多久以前，没人说得清)，几乎和老大哥地位相当，因参加反革命活动被判处死刑，却又神秘地潜逃，至今下落不明。两分钟仇恨会每天不同，但主要对象总是戈德斯坦因。他是头号叛徒，最早玷污了党的纯洁的人。之后发生的一切罪行——反党、叛国、颠覆活动、异端邪说、离经叛道——无不源于他的教唆和煽动。如今，不知在什么地方，他还活在人世并策划着阴谋；或许混迹海外，在其外国主子的庇护之下；或许甚至就藏在大洋国内某个阴暗的角落——时不时地可以听到这类传言。

温斯顿一阵胸口发闷。每次看到戈德斯坦因的面孔，他都有一种百感交集的痛苦。那是一张瘦削的犹太人的脸，一头浓密的白发，下巴上一撮山羊胡。这张脸显得很聪明，但不知为什么又有一种天生的可鄙。鼻子细长，快到鼻尖处架着一副眼镜，有点老态。他的面庞和嗓音都很像绵羊。此刻，电屏里的戈德斯坦因又在恶毒攻击党的教导，那么夸大其词，那么蛮不讲理，连三岁小孩也骗不了，却又似乎有点道理，让你警惕着，觉得那些头脑不清醒的人很容易受骗上当。他辱骂老大哥，攻击党的专政，主张马上和欧亚国讲和，鼓吹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歇斯底里地叫嚣说革命已经被出卖了——这些话都讲得极快，用的全是大字眼，模仿着党的演说家惯有的风范，甚至还用了不少新话词汇——说实在的，比任何党员日常用的新话词汇还要多。为了防备有人对戈德斯坦因的花言巧语所涉及的现实产生怀疑，在他讲话的时候，电屏里他脑袋后面是无穷无尽的欧亚国军队在行进，一排又一排强壮的兵士，亚细亚式的脸上毫无表情，那军靴踏地的响声构成了戈德斯坦因嘶叫的背景。

P10-12

乔治·奥威尔是我热爱的作家。

这是一个有着个人追求，而且始终如一，看起来有点近乎偏执的人。人类的自由、平等、正义，在他的精神世界中居于核心的位置。我欣赏他的道德立场，全力以赴而又自由不羁的写作状态；至于那寓意丰富而又十分洗练的风格，也是我所喜欢的。他的作品，无论小说和随笔，都一样的严肃、智慧而有力量。

为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奥威尔主动放弃了可以通往权力者和资产者的道路，进入社会底层，和无数被压迫被损害的人们在一起。他在青年时，辞去缅甸的帝国警察部队中的警官头衔，先后到巴黎、伦敦过他的流浪生活。此后，他找到机会去英格兰北部工业区，深入考察大萧条时期工人阶级的状况。这段生活，对他的影响是深刻的，坚定了他的政治信念。西班牙内战爆发以后，他作为一名志愿兵参加了战斗，因喉部中弹回国治疗，从此专事写作。在流血的西班牙，他不但看到了战火和死亡，而且经受了比战争更残酷、更惊心动魄的考验。大国的强权政治，左翼队伍中的分裂活动，暴力，阴谋，虚伪的意识形态宣传，等等，整个地改变了他。他说：“从此以后，我知道了自己站在哪里。从一九三六年以来，我写的严肃的作品中的每一句话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我所了解的那种极权主义，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在某种意义上，写作对奥威尔来说，是他的政治生活的一种延续。所以，他坚持说他的写作是：“为政治写作”。

《一九八四》是奥威尔继《动物庄园》之后的一部代表作，是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反对极权主义的预言，也是有力的宣言。小说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人类的焦灼的爱，他的深刻的洞察力，以及拯救的热情。人们把它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无论把它看作是一个文学读本，还是政治学读本，《一九八四》都堪称二十世纪的巅峰式作品。

在小说中，世界分为三个国：东亚国、欧亚国和大洋国。大洋国为内党所统治，该党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政府机构分为真理部、和平部、仁爱部、富裕部四部，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艺术、教育，其实是说谎部；和平部负责战争；仁爱部维持法律与秩序；富裕部负责经济事务。用新话来说，则分别称为真部、和部、仁部、富部。所谓“新话”，是一种官方语言，把字汇减到最少，用于国家灌输，以取消人民独立思考的工具。每个办公房间以至卧室都装有无法关闭的电视屏幕，每天二十四小时播放，并呈现影像和声音，供给思想警察掌握；如果发现异端分子，即刻设法除掉，将其蒸发。此外，它还控制着个人的所有活动，包括私生活。人们工作的地方到处装有玻璃，挂着独裁者“老大哥”的照片；而“老大哥”其人是始终不露面的，只是有一个声音在不断提醒你、警告你：“老大哥在看着你。”

温斯顿·史密斯作为其中的一个被控制、被改造的个案，构成小说的基本内容。他在真理部档案司工作。在他办公大楼的白色墙壁上，写着三句醒目的口号：“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还有一句著名的口号，就是：“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在这个充满荒谬而恐怖的世界里，“二加二等于五”便是人们共同信仰的基本原则。对于这些，温斯顿十分反感，他在日记中不断记录他的反叛思想，后来又同小说司的朱利娅幽会；当然，所有这些，都得十分小心地进行。然而，他们仍然无法逃出思想警察的严密监控，最后只好各自坦白，互相揭发，由此宣告洗脑的胜利。小说的结尾写道：“一切都挺好的，斗争已经结束了。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

《一九八四》的中译本是由董乐山先生翻译，花城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至九十年代，董先生又编译了奥威尔的一种随笔集。因为编辑丛刊《散文与人》，以及北京一位朋友拟出多卷本《奥威尔文集》事，我与董先生有过几次电话和通信往来。董先生故世后，我感到这是我国知识界和翻译界的一大损失，曾写过一篇纪念性质的文字，叫《只有董乐山一人而已》。

前年，为出版社策划编辑一套《世界文学大师纪念文库》，首先想到奥威尔。在选定闻敏女士作为《奥威尔集》的编选者之后，即共同着手解决《一九八四》的翻译及版权问题。由于读者所能理解的原因，我们无法使用董先生的译本，我便同闻敏女士商量，由她和她远在英国剑桥的儿子金鹰共同翻译。在接手翻译以后，她发现董先生的译本颇有些误译和漏译之处，除了求助于各种辞书之外，专门请教了我国翻译界的老前辈以及英国的个别专家，态度是严肃、认真的。新译本完成以后，随即寄给一位老翻译家审阅，得到他的肯定，认为是一部更为完美的译本。

董先生的译笔，我是十分欣赏的。如果能追蹑董先生的文风，而又不失严谨，力求精确，当然最好不过。至此，我不禁想起鲁迅写于一九三五年的一篇题为《非有复译不可》的文章。因为说得实在是好，这里不妨从中多引几段：

譬如赛跑，至少总得有两个人，如果不许有第二人入场，则先在的一个永远是第一名，无论他怎样蹩脚。所以讥笑复译的，虽然表面好像关心翻译界，其实是在毒害翻译界，比诬赖、开心的更有害，因为他更阴柔。

而且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

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但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七八次何足为奇，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如果已经有，中国的新文艺倒也许不至于现在似的沉滞了。

就此向读者推荐《一九八四》的一个新译本。当然不能说，这就是所谓的“定本”了；即便有了新译本，董先生的译本仍然有它优胜、不可替代的地方在。但无论作为编者还是读者，我都期望而且相信，将有更新更好的复译本问世——

因为它是《一九八四》！

要知道，这是一部能够点燃自由与人性温暖的书，一部足以唤起对社会不义的记忆、反思和控告的书，一部对人类的力量抱有信心的书，一部失败之书同时也是希望之书！

2007年3月

接受重译《一九八四》的使命，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花城出版社的林贤治先生让我负责编撰“世界文学大师纪念文库丛书”中的《乔治·奥威尔纪念集》。此书自然不能不收入奥威尔最重要的代表作——《一九八四》。我们本想采用董乐山先生的译本，但不巧的是该书的版权已属于某出版社，几经交涉的结果是不能兼用。征得林先生的同意后，我一连走访了卜居京城的三位翻译界的前辈，询问是否有意于重译《一九八四》，遗憾的是他们不是身体欠佳就是太忙。这期间，准备收入奥威尔纪念集的、我与我的长子金鹰合译的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奥威尔致苏联《国际文学》编辑部的一封信，在林先生主编的《人文随笔》上发表了。在林先生的建议和鼓励下，我开始动手翻译《一九八四》。

我的第一外语是俄语，中年以后才正式学习英语。金鹰自1985年以来一直在英国剑桥学习和工作。世纪之交的那几年我在英国逗留期间，我们曾一同前往伦敦奥威尔档案馆，一同走访奥威尔在南沃尔德、沃灵顿和苏格兰侏拉岛上的故居，一同观赏伦敦城北纪念奥威尔的浮雕，一同前往伯克郡的萨顿镇拜谒奥威尔之墓……他对于我翻译《一九八四》给与了宝贵的理解和支持，在百忙中逐字逐句地完成了整部译稿的校订。

奥威尔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散文家。他要求自己的文字表达要像玻璃那样洁净透明。《一九八四》中对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性格的刻画，意在揭示极权统治下人的精神的痛苦和变异，奥威尔力求表现出人在孤独、压抑和恐怖中灵魂深处隐秘的波动。因此，在翻译时就不能不力求尽可能充分地传达出奥威尔式的风格、笔致和韵味来。我深知这项工作的难度。

面对这样一部享誉全球的经典作品，又有董乐山先生的译本在先，我丝毫不敢造次，在语言表述上既要体现出自己的特点，又要考虑到英国人的语言习惯。遇到难点时少不了让金鹰就近去大学图书馆查阅相关文献或者就教于年长的英国学者。

很快地，我发现董译本中存在一些词、短语，乃至一小段话的不该有的漏译的情况，不仅如此，还有一些误译之处。比如，原作第三部第三章里写到奥布赖恩对温斯顿说：“Do you know that you stink a goat？”意为：“你知道自己像一头山羊那样臭烘烘的吗？”董译本里把“山羊”译成了“猪”(《一九八四》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第268页)；再比如，原作第三部第一章里有这样一句：“He felt the smash of truncheons on his elbows and iron—shod boots on shins.”意为：“他感受到了警棍猛击胳膊肘和金属包头的皮靴猛踹胫骨的滋味。”董译本里将“金属包头的皮靴”译为“钉着铁掌的皮靴”，“胫骨”译为“肋骨”(同上第226页)。有些误译影响到了语气和含义，比如：原作第二部第九章里的这一句：“At present，when few hu—man beings even have enough to eat，”意为：“现在，甚至很少有人能吃饱的时候，”董译本里相应的译文是：“在目前，很少人连饭也吃不饱，”(同上第158页)一按此译法，就可以理解成：大多数人能够吃得饱。这就和原文的意思一人们大都吃不饱大相径庭了；有些误译影响到了对主人公内心活动的准确的把握和揭示，比如：原作第三部第三章里有这样一句：“The terrible thing，thought，Winston，the terrible thing was thm when O’Brien said this he would believe it.”意为：“那最可怕的，温斯顿思忖着，那最可怕的，是奥布赖恩说这番话时，他对自己所说的是信以为真的。”董译本里相对的译文是：“温斯顿心里想，可怕的是，奥勃良这么说的时候，他就会相信他。”(同上第258页)那么，究竟是谁就会相信谁呢？照这样来译，句中头一个“他”指的是温斯顿？显然不符合作品的原意。

我在译头一遍时，每当发现董译本中像上述这类问题时，就随手记下来，为慎重起见，在与金鹰通话时逐一地告诉了他，他立即用荧光笔在原作中的相关处做上标记，以便在校订时仔细揣摩、推敲。我深深地感到翻译工作的无止境，同时，也感到对于任何精神产品——哪怕出自权威、大师之手的——也不能一概轻信、盲从。记得走访中听一位董先生的同辈友人说，董先生搞翻译一向以快捷闻名。他曾亲耳听董先生说一天可译上万字。董先生富于才情，又极有见地，译笔之清畅可读是更不用说的，但是否可能因为译得太快而难免出错呢？

董乐山先生是把《一九八四》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功不可没。可以说，我们是踏着董先生的足迹往前走的。从心底里说，我们愿意把这个新译本，当作对董先生的长久的纪念。

鲁迅先生生前倡导一种“锲而不舍”的“韧性”。他非常重视翻译工作，曾说他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书。他说：

“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是已经到了万不可缓的时候了，这就是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放在青年们周围，一面将那些聋哑的制造者送回黑洞和朱门里去。”

他还曾说：

“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作这一木一石呢？”

译完《一九八四》后，重温鲁迅先生的这些语重心长的话，感到分外亲切。

闻敏

2007年3月初稿

2012年9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