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所著的《1966-1976的地下文学》形象地介绍环绕地下文学运动的社会、政治背景，追溯、探寻这一运动的起源和背后的动因。尽量历史地体现不同时期运动的特点和多侧面，揭示这一运动发展过程中深层的规律。本书目的在于提供一个“文革”十年地下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因为地下文学的研究工作尚在初步，本书以搜集、汇编、归纳有关地下文学十年的资料为主要任务。

杨健所著的《1966-1976的地下文学》内容简介：文学——社会思潮的风向标。“文革”十年，文艺界一片萧杀。但是在地表的高压和萧杀下，却生发和涌动着激情澎湃的思想岩浆。包括红卫兵文艺、新诗歌运动、知情歌曲、知青文学、手抄本、民间口头文学等，在城市的街道上，在农村的谷场上，甚至是干校和监狱里，到处都有地下文学的声音。《1966-1976的地下文学》对“文革”十年的地下文学进行全面的梳理，原汁原味地呈现大动乱年月的民间文学思潮。

引言

第一章 红卫兵文艺浪潮的兴起

 “无产阶级新文化纪元”

 红卫兵文艺的高潮：1967年夏一1968年秋

 《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

 话剧·舞剧·史诗剧

 大联唱：《红卫兵组歌》

 红卫兵话剧的顶峰之作：《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老红卫兵诗歌创作

 《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

第二章 最初的地下文艺沙龙——李坚持、黎利地下沙龙（1967—1970）

 1967年北京文艺沙龙雏形

 黎利等人的文艺沙龙

 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九级浪》、《逃亡》

第三章 从郭路生、依群到童话诗的泡灭——赵一凡地下沙龙（1970—1973）

 精神“教唆犯”赵一凡与新诗歌运动

 灰皮书、黄皮书、手抄本

 新诗歌第一人：郭路生与《相信未来》

 X小组的覆没及郭世英之死

 形式革命第一人：依群

 知青“幼稚病”与童话诗

第四章 黄金时期与“白洋淀诗群”的产床——徐浩渊地下沙龙（1972—1974）

 徐浩渊和她的沙龙

 白洋淀诗群三主将

 诗歌的“决斗”

 黄金时期的结束——寒流袭来

第五章 “知青歌曲”的泛滥

 上山下乡清苦生活的自娱——知青歌曲

 《南京知青之歌》案始末

 “火车，火车，慢些走！”——知青离乡曲

 “世上人，讥笑我，精神病患者”——知青悲歌

 “请你忘记我”——知青情歌

第六章 军中地下文学活动

 西安第二军医大学文学沙龙

 女兵之作

第七章 知青文学

 《决裂·前进》、《生活三部曲》——知青群体裂变、蜕变

 反叛的诗歌与诗歌的反叛

 从黑暗和血泊中升起的星光——知青小说《波动》

 马背诗篇——内蒙古牧区知青文学创作

第八章 旧体诗词在“文革”中的复兴

 《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

 成年知识分子们的地下诗作

 两个事件与手抄旧体诗的流行

 一个写旧体诗词的知青圈子

第九章 郭小川、郭小林父子对床夜雨

 送给毛泽东的红苹果：《誓言》

 疾风暴雨中的郭小川

 “坚持派”的代表作《大雁》——致郭小梅、郭小惠

 埋在坝下的诗篇：《团泊洼的秋天》、《秋歌》

第十章 监禁文学的诗人群像

 “重上战场我亦难”——圈禁中的诗人陶铸

 独树一帜的流沙河

 悬崖边的树：“胡风集团”分子曾卓、牛汉的命运及诗作

 “升华起来吧，我的诗行！”

 张志新：《谁之罪》、《致爱人曾真的信》

第十一章 1974年江青集团对地下文学的围剿

 山雨欲来风满楼

 《九级浪》作者毕汝协的“漏网”

 “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案

 张扬与《第二次握手》

第十二章 爱情文学与性文学

 禁区——“文革”中的爱情文学

 地下文学对爱情禁区的突破

 性文学与性意识的萌动：《曼娜回忆录》、《少女的心>

 旧小说的浮起：《塔里的女人》

第十三章 民间口头文学

 “文革”中的笑话

 《血的锁链》、《梅花党》、《一双绣花鞋》

第十四章 “文革”中的秦城监狱秘密写作

 李英儒：八年秦城，两部长篇

 狱中吟——李锐与《龙胆紫集》

第十五章 丙辰清明天安门运动前前后后

 一月的哀思和愤怒

 所谓的“周总理遗言”

 丙辰清明天安门广场见闻

 清明节 后地上文学与地下文学的斗争

 丙辰狱中诗作

尾声

未完的结局

后记

参考书目

在1967年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全国各地红卫兵形成了独立的组织系统，他们占领校园，并掌握了部分资金和物资设备——汽车、广播器材、油印机等，开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从1967年初的“二月逆流”到这年夏秋的天下大乱。中央“文革”小组已不能完全控制红卫兵这股力量。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了为“文革”政治、文化格局所规定的文艺——红卫兵文艺。大批红卫兵文艺作品在短期内涌现出来。

政治运动中红卫兵派系间的斗争和集团间利益冲突，使这些文艺作品具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其中的一些政治纠葛往往是促使某些作品产生的动因。这样的作品不能不带有较浓厚的“派性”色彩。由于1967—1968年“文革”运动的急剧变化发展，不同派别、集团命运的沉浮、变迁，也造成这些作品本身的昙花一现。

在1967年夏天，红卫兵文艺进入了一个高潮阶段。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长征”和“红旗”两派分别排出三台话剧：《敢把皇帝拉下马》、《海港风暴》、《五洲风雷》。清华大学井冈山排出了大型歌舞《井冈山之路》。中学海淀区“四三派”联合排出了大型歌舞史诗《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老红卫兵派”排出了大联唱《红卫兵组歌》，多幕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1968年，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辑出版了《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老红卫兵则在“老红卫兵诗歌”基础上，出现了政治幻想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

首先，介绍一下1967—1968年间首都红卫兵派系之间的情况。在全面内战爆发和局势动荡的1967年夏季，在北京各大专院校红卫兵势力开始重新组合，形成跨校际体系——天派与地派。天派——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地派——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公社”。天地两派矛盾尖锐。

在中学，各红卫兵组织已分裂、组合成三大派：“四三派”、“四四派”、“老红卫兵派”。

“老红卫兵派”由“文革”初1966年6月最先组建红卫兵的一批红卫兵组织构成，成员家庭出身多为干部和红五类，以高干子弟为核心。“文革”运动迅速波及老干部，在1966年11月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已成为运动的直接对象，其中部分人便组织成立跨校际的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喊出“踢开中央文革闹革命”的口号！到处贴出标语“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矛头直指江青、陈伯达等人，打响公开抵抗“文革”运动的第一枪。江青等人下令捣毁联动据点，逮捕其领导人员，关押在国家公安部。由于老红卫兵派在“文革”初宣扬“血统论”，执行极左路线，打、砸、抢和迫害大量平民，已丧失人心，所以“镇压”一至，立即受到整个社会的孤立、反对。

“联动”进行了顽强的抗争。联动成员当时办有刊物《准备！》。红色封皮，上书“准备”两个大字，下方空白无字。准备什么？只有一个大大的惊叹号！仿佛有一只无形的炸弹悬在空中，随时会落下。

被关在公安部的“联动”在关押中坚持“狱中地下活动”，设立秘密通道进行相互联系。有人还编了歌谣：“想起当年送沙果，江青阿姨真爱我。可怜今天送果人，戴起手铐把牢坐。”

1967年4月22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会上，周恩来召见了关押在公安部的“联动”头头，向他们宣布毛泽东指示。周总理语重心长地批评了他们，同时指示“联动”可以在民族文化宫挂牌子公开活动。“联动”头头们当场失声痛哭，会后，即将他们释放。至此，“联动”便告瓦解，老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退出历史舞台。

此后，在中学占统治地位的红卫兵组织主要就是“四三派”、“四四派”。

“四三派”以江青4月3日讲话命名，江青在这次讲话中，批评1966年最早的中学红卫兵组织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江青的讲话受到“文革”初被运动排斥、受到冲击的一些中学生的欢迎。“四三派”的组织成员不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属于“文革”中的激进派。4月4日，北京军区政委李钟琪在工人体育场的大会上（江青在场），又肯定绝大多数红卫兵组织是好的。以此观点，组织集合了一批中学生，名日“四四派”。“四三派”与“四四派”在中学内形成尖锐对立。

两派在校园内展开激烈论战，大字报战，广播战。相互攻击，运用鲁迅杂文笔法，嬉笑怒骂。在有些学校演变为相互谩骂。如北京二中“四四派”大字报的下款署名——“543488部队”，谐音——“吾是三司爸爸”。“三司”，即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以清华大学井冈山为主体，是中学“四三派”的支持者、后台。

老红卫兵在道义上支持“四四派”，但其成员大多已饱经政治沧桑，对“文革”若有所悟又无可奈何。许多人成为“逍遥派”，置身于“文革”运动之外。有少数人开始抽烟、喝酒、“拍婆子”（交女朋友）、倒卖绿军装……唱“黄歌”（《外国民歌200首》）。在此情况下，一些老红卫兵试图有所振作，有所作为，便把主要精力投入相对脱离运动的文艺运动。

红卫兵文艺运动的兴起是伴随着大大小小的小报活跃起来的。1967年春夏之间，在全国范围内各大专学院、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纷纷出版报纸。当时，中学生只要几个人凑在一起，把手表卖了凑几百元，就能出一张报纸。如：刊载《出身论》的北京《中学“文革”报》（“四三派”报纸）一次印刷30000份，一抢而光。《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又引来“四四派”小报载文与之辩论，也销路不错。老红卫兵派则办有《莱茵报》、《新湘江评论》。

在大学则有《井冈山》（清华井冈山）、《东方红》（矿院东方红）、《长征》（石油学院5．25红卫兵总部、北京公社）、《指点江山》（钢院革命造反公社）、《革命串联》（建工学院毛泽东思想兵团）、《上天》（北京航空学院）、《人大三红》（首都红代会、人大三红）等，加起来这些小报不下上百种。一时大街小巷小报满天飞。

这些小报上登有政论、评论、杂文、诗歌、散文。写大字报的能手，纷纷为小报撰稿。1967—1968年北京小报满街，加上外地小报入京，一时龙蛇混杂，泥沙俱下。这些小报为红卫兵诗歌、散文开辟了大量的版面。当时小报的销售不成问题，一般人为了解瞬息万变的运动情况，搜寻小道消息，都乐意购买小报。P8-11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十分黑暗的时期。

“文革”中公开的文学在总体上是一种“遵命文学”。在政治上“突出阶级斗争，突出路线斗争，突出同走资派斗争”；艺术上依据“三突出”的创作公式塑造“反潮流”的英雄，或人为制造偶像，或图解政治，或歪曲历史真实。如《朝霞》（丛刊）上刊登的《序曲》等中短篇小说，以及戏剧《战船台》、《风华正茂》，电影《决裂》、《欢腾的小凉河》；长诗《西沙之战》等。即使是较好一些的作品，也难免进行赤裸裸的说教，被政治风向左右，带有极左色彩，如《牛田洋》、《金光大道》等。

吉林省五院校1983年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称为“一个没有诗歌、没有小说、没有散文、没有文学批评”的黑暗萧条时期。河南12所院校1988年合编的《1949—1988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评》序中说：“‘文革’十年，文艺领域变成了一片白地，当然没有什么可选”。《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朱寨主编1987年出版）引言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可以说没有文学思潮，只有打着文学旗号的反动的政治喧嚣。”

它们共同否定了十年“遵命文学”，却又不同程度地忽略了“文革”十年中在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下一直涌动着的人民大众的文学潜流。这就是与“遵命文学”对峙的“地下文学”。

地下文学特指发生在“文革”期间，由民众在民间创作的，反映“文革”社会生活本质真实的作品。无论作者站在何种立场，属于哪个集团、派别，其作品能真实反映出“文革”生活的某一侧面，创作于民间，流行于民间，这种创作活动，都可归于地下文学的范畴。

地下文学运动的发展大致可分四个阶段：

1966年5月-1969年4月。这是“文革”全面动乱、内战时期。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形成了新的党和国家领导层后，红卫兵组织被解散，并强制分配下乡。干部下放“五七干校”。中央领导层的所谓“右派集团”被驱赶离京，下放三线。社会秩序逐步转入了稳定有秩序时期。在此之前的两年运动时期，主要以极左的红卫兵文艺活动为地下文学的主导。

1969年4月一1971年“九一三事件”。全国进入斗、批、改时期。诞生了最初的地下沙龙，与极左路线、文化专治对峙。这一时期的最大收获是产生了一批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

1972年一1974年。“文化大革命”波谷时期。在周恩来领导的“批林整风”运动中，极左路线受到抑制，全民开始了一场潜在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一特定环境下，“地下文学沙龙”开始活跃起来，并在1973年进入鼎盛时期。最后导致了一批现代主义的诗作诞生。

1974年一1976年10月，与“四人帮”针锋相对的斗争时期。江青集团对地下文学进行全面围剿与反围剿。围绕陈毅逝世，在全民中传抄《陈毅诗词》和一批悼诗、挽词；以及一些“地下沙龙”主持人和地下文学作者被捕入狱；斗争在丙辰清明天安门广场诗歌运动中达到高潮。

在“文革”中，面对林彪、江青集团的法西斯文化专制造成的文化沙漠，人民群众对文学艺术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一方面是公开的文学专制，另一方面是“地下文坛”空前的“自由”。在地下文学运动中，产生出大量的手抄本诗歌、小说、戏剧。从现存的一批小说诗歌看，它们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文革”时代的社会生活，在艺术风格、流派和题材领域上对前十七年都有所反拨和开拓。尽管林彪、江青集团对“地下文学”残酷围剿，大兴文学狱，摧残作者，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广泛的群众自发创作的基础上，诞生出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在黑暗的年代，它们“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生的萌芽”，启迪人心，愉悦寂寞，鼓舞斗志。特别是“四五”诗歌，把地下文学推向历史的高潮，促进了社会的历史变革。这样一些地下文学作品，已成为我国文学史上宝贵的遗产之一。特别是其运动本身，为我们留下了文化、思想、政治和艺术的丰富历史经验。  地下文学的时代特色，是广泛的群众性参与、思想上的独立精神和艺术的创造性。

地下文学产生于丰厚的民众土壤之中。“文革”的文化禁锢和缺乏文化娱乐是史无前例的，人民群众广泛的自发创作也是史无前例的。人民大众对文学艺术表现出的空前热情，是产生出众多文学作品的根本源泉。人民群众不顾压迫、收缴、查禁，甚至批斗、坐牢，仍然隐蔽地进行创作，并通过不公开渠道传播手抄文学作品，使林彪、江青集团屡禁不绝，屡剿不止。这是当代中国文学历史上最广泛的民间创作活动时期。

一些优秀地下文学作品凝铸了作者的深沉思索、真性情、真歌哭，与“文革”虚假的文风形成鲜明对比。甚至有些作品还灌注了作者的鲜血和生命。

地下文学产生于特殊的历史社会环境。它是在一片文化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文革”运动对整个人类文化的摧毁扫荡，对作家的残酷迫害，以及大规模的焚书、禁书活动，造成了传统继承的中断。这使得地下文学先天营养不良。“文革”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使十年地下文学运动的历史充满了矛盾冲突，迂回曲折。几乎每隔一二年社会就会产生一次政治震荡，使得地下文学总是站在歧途上，被迫进行不断抉择。但也正是这种文化和政治的双重困境，又给地下文学提供了彻底的“解放”，对以往的文化和政治传统进行严格的批判和选择。“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被一些作者摆脱。通过对前十七年某些“左”倾文学传统的反拨，从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和民间文化汲取营养，创造性地表现自己所处的现实生活，这一转折是极其可贵的，它开辟了当代文学的新方向。

早在“文革”前的八九年，某些“左”的宣传、教育造成了整个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左”的情绪。这种“左”的路线在“文革”更是登峰造极。“文革”的主要手段之一便是通过高度控制的文化艺术，从新闻媒介到样板戏，从报刊社论到毛泽东语录等社会话语，时时刻刻将中国人民团团包围，使之失去独立思维能力，乃至丧失自身个性，甚至失去理性，最终成为“文革”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和共和国一同降生的一代青年，从小被灌输了满脑子似懂非懂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观念、理论。“文革”中，他们中很多人变得语言粗暴，行为乖张，丧失了正常思考能力。他们普遍缺乏个性，完全被极左话语所包围和左右，成为被政治野心家们操纵的傀儡。

对“文革”运动本身的独立思考与独立意识的萌生，必然是以挣脱“文革”话语的羁绊为先导。地下文学运动通过对“文革”话语的反叛，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运用自己的语言进行人民群众、知青内部的思想交流，从而形成独立的思想意识，这是地下文学的巨大贡献。

“文革”初，当“红卫兵文艺”浪潮兴起时，在极左的“红卫兵语言”中已经潜伏了一种独立意识和新话语。“红卫兵话语”的形成，也导致、促进了1969年党的九大之后，“知青话语”的发育、成熟。对“文革”话语的突破，抛弃极左语汇，创造新话语，这促使一个有内在凝聚力的独立的知青群体形成。通过地下文学，青年与广大人民群众更快地觉醒，最终与江青集团形成对峙。地下文学与遵命文学的对峙，本质上是两种话语的对峙。

这种文化对峙，在知青诗歌中表现为对红卫兵时期“政治抒情诗”（奠基于前十七年）的扬弃，通过郭路生、依群的形式革命，向现代主义诗歌倾斜。在上山下乡的知青群体中，则从民间土壤中寻求养料，摸索途径，更新语汇。在广大知识分子、干部中，则主要通过旧体诗词传统，努力替换“文革”话语等。

地下诗歌对形式的试验，本身就是对“文革”现行文化专制的挑战姿态。在地下文学沙龙中，特定的语言方式，契合了这一群体的内在感觉。这种对当时沙龙中人并不难索解的诗歌，却在“文革”后的诗界引起轩然大波，其后朦胧诗又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一种风潮。

由于目前对“文革”地下文学十年中产生出的地下文学作品搜集尚不够全面、充分，所以不便对其成就作总体估价。但就目前已搜集和公开出版的文学作品看，在“文革”十年确实诞生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

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九级浪》、诗小说《波动》；现代主义诗歌倾向的童话诗、先锋派诗；旧体诗《龙胆紫集》、《扎洛集》；散文《阿巴嘎的春天》、《雅干锡力日记》等。这些作品同“文革”后十几年的优秀作品相比，艺术水平和思想认识深度并不逊色。前者曾对后者产生过深远影响。

当然，对地下文学我们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它自身有许多明显缺陷。它长期缺乏理论上的指导，显得相当盲目。作品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缺乏组织，阵营散乱，没有较为统一的宗旨，加上先天营养不良，创作随意性大，不免流于粗疏。

本书目的在于提供一个“文革”十年地下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因为地下文学的研究工作尚在初步，本书以搜集、汇编、归纳有关地下文学十年的资料为主要任务。

本书尽量形象地介绍环绕地下文学运动的社会、政治背景，追溯、探寻这一运动的起源和背后的动因。尽量历史地体现不同时期运动的特点和多侧面，揭示这一运动发展过程中深层的规律。

为了使读者全面了解这一运动，本书用一定篇幅介绍环绕地下文学的边缘活动。

对于“文革”中的手抄作品，因为有些是原始第一手材料，考虑到不加称引，势必从此湮灭，所以尽量加以引用。有些已公开发表的材料，为了读者查阅方便和考虑本书的全面性，也适当占有一定篇幅。考虑到有些材料价值较高，包含有历史、政治、文化史、思想史多方面的内涵，还是加以尽量引用。

这本书第一版是在出版社催稿下，用四个月写成的，其中还包括钻图书馆、跑采访。在匆忙“交卷”时，心中不免有些恍惚。

作为本书这样一个大题目，至少应该有四五十万字的分量。“文革”中最具特色的政论文、小品文、杂文因材料不足，只是一笔带过，是一桩憾事。特别是，本书内容多集中在首都，外省市材料有限，可谓挂一漏万。以现在这样菲薄的成绩交卷，实在有些汗颜。希望它能为“文革”文学十年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笔者采访当年的当事人，一般回避询问——“文革”仍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即使提供材料的人，也吩咐不要挂名，包括提及的人名也请笔者在书上免提。万不得已，有时只好化名。

对于书中收入的作品，笔者试图避免下过多结论，只作了必要评点、提示。因为在写作过程中深感具体历史问题实在不易置喙。部分也出于对提供材料人的尊重。总之，本书材料比重偏大，而理论归纳、总结不够展开，我想，只要材料在，过若干年会有公正、明确的定评。当然，凡是本书疏漏和错误之处，笔者当文责自负。

本书大量引用了“文革”后公开的诸多材料和他人的文字。这些作者的名字及书目、文章列于书末，可供进一步查阅。

本书写作中受到不少朋友的关心、帮助，特别是一些以往并不相识的同志，承蒙他们热情接待。他们是张淑文、李家平、李晓龙、郭小林、杨桂香、郭赤婴、林证、徐晓、张扬、邢奇、朱宗强、董兰娣、杨军等同志。

杨长征同志曾为本书提供诗歌材料。姚莽老师、郭赤婴同志曾通阅全稿，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在此衷心向他们致谢。

在编写此书时，笔者力图加强它的资料性。希望此书不仅使读者了解“文革”地下文学10年的概貌，也能成为理论工作者的一本资料集、工具书，有较高的使用价值。

本书存在的诸多不足和错误，请读者、专家加以指正，并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本书再版时加以修正、补充。

一九九二年十月于北京虎坊桥取静楼

四十年过去了，读杨健的《1966—1976的地下文学》，回头遥望那个年代，重温那些熟悉的名字，过去的岁月迎面而来。“文革”中，我认识了一些对我一生极为重要的朋友，他们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使我获得了生命的底蕴。希望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成长、生命轨迹能给当下的年轻朋友提供一种参照。

——徐晓（《半生为人》作者）

中国当代史中从来不缺乏真相，但探究真相却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本书之价值不仅在于揭示“文革”地下文学的真相，因此具有拓荒的意义，还在于它在方法论上的正确指向，即真相在于“地下”，真相在于“民间”。这一种方法论即使在本书出版20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刘小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知青史——大潮》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