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徐贲，是国内外知名的独立学者，研究领域以公共生活、文化批评为主。徐贲在《南方周末》、《新京报》等多家平煤开有专栏，个人新浪博客点击量近三千万。徐贲的文笔优美，学术功底深厚，文章具有立场独立，思考深入，分析理性，观点鲜明的特点。

转型期的中国，信仰因遭遇普遍的怀疑而出现危机。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这是一个人人都在寻找答案的问题。《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中，徐贲想要告诉读者的，正是什么是正确的信仰，以及如何建立正确的信仰。

这是一个怀疑的时代，这是一个信仰出现危机的年代。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这是一个人人都在寻找答案的问题。

《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一书中，徐贲没有用抽象空洞的理论与道德说教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以国内外一个个具体的事件为切入点，通过理性而深入的分析，告诉读者怀疑的时代需要以自由为灵魂的信仰，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文化教育、公共说理和人文情怀来凝聚以自由为灵魂的信仰共识。

《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序 怀疑的时代需要自由的信仰

第一篇 文化是一种怎样的教育力量

 1 “4·23” 世界阅读日有感

 2 少年公民道德教育和核心价值

 3 “学习工农兵” 的神话和教训

 4 干部赴美国政府部门能学什么？

 5 选拔人才与社会公正

 6 监狱是用“国学” 重塑灵魂的地方吗？

 7 “唱歌” 是一种什么样的国民教育？

 8 没文化的超级人工智能电脑“沃森”

 9 动用校规的处罚太严厉吗？

 10 人是要脸的动物

 11 不要粗暴禁止青少年的感情

 12 让孩子慢慢长大

 13 “1.0” 版本的大学生德育教育

 14 笑话、幽默和公共话语

 15 如果大学不发文凭

 16 美国学生不热衷坐办公室

 17 我们可以从奥运期待什么？

 18 警句格言的引述问题

 19 笔记产生不了学问

 20 教孩子一点技能以外的东西

 21 美国“富二代” 的价值观

 22 从“狼爸育才” 看惩罚式教育

 23 “舌尖上的中国” 和饮食禁忌

 24 文化是怎样一种教育力量？

第二篇 拒绝在肮脏的歪理之河里沉沦

 1 拒绝在肮脏的歪理之河里沉沦

 2 媒体与政治的危险携手

 3 正面陈述有助于有效沟通

 4 你能把“看法” 证明成“事实” 吗？

 5 不要让“网骂” 变成“破口大骂”

 6 微博为什么不是好的说理形式？

 7 再谈“微博” 与“说理”

 8 古代的“微博”:三议“微博”和“说理”

 9 网络说理要从“变温和”开始

 10 人为什么会上当受骗？

 11 抗议与说理

 12 到底谁有理,问问“第三方”

 13 公共话语中的“纳粹法则”和“红、黑法则”

 14 “好人综合症” 是一种心理疾病

 15 “好人吃亏” 和“好人不吃亏”

 16 国民教育不能只用来培养顺民

 17 谁有资格当教授？

 18 有利可图的“有机知识分子”

 19 中国文科的厄运与责任

 20 信任是一种怎样的“有所不疑”

 21 警惕“非人化”背后的敌意

第三篇 人道是一种社会价值

 1 对动物的“人道”也是一种社会价值

 2 残忍的想象

 3 保护动物也是爱护人类

 4 动物保护不要掺杂民族主义情绪

 5 不算啃老的“啃老族”

 6 不贫困的贫困亚裔美国人

 7 宽容的限度

 8 稀土和棉花糖

 9 美国人如何感受本？拉登之死

 10 让生者安居，让死者安宁

 11 死刑监察官为何反对死刑？

 12 “9．11”十周年之际的“美国问题”

 13 外来价值有那么可怕吗？

 14 战争罪行与人性的黑暗

 15 自杀救援是一项社会责任

 16 人为什么害怕诅咒？

 17 大学之门不应对失足青年关闭

 18 穿上学位服的时刻

 19 “孝”的教育

 20 沃尔玛有理由行贿吗？

 21 岁末的死者追怀

第四篇 迷惘者的信仰与共识

 1 我们也曾经是迷惘的一代

 2 政治身份与政治信仰

 3 非理性不能产生真信仰

 4 政治“千禧主义” 的信仰魔力

 5 美国人如何测试个人政治信念？

 6 群众社会里的政治信念

 7 幸福是感觉, 更是价值观

 8 没有信仰的政治人物令人害怕

 9 敬神和求神

 10 末日预言与不幸福

 11 软实力和价值观

 12 “理性”与“信仰”,所争为何？

 13 公民社会中无神论者的“理性集会”

 14 社会需要自由、理性的文科

 15 什么是“共识”的理性话语？

 16 人为什么会在内心觉得羞耻？

 17 中国人拜偶像的心灵危机

 18 拜偶像无信仰与人的堕落

 19 裸体雕像与“身心皆美”

 20 “物欲奴化” 的病根

 21 中国特色的“修辞学”

后记

微博为什么不是好的说理形式？

今天,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 微博已经成为一个发表意见的重要途径。微博成为一种被广泛运用的交际工具, 微博发表意见的表达方式也形成了一个有特色的言论空间。有人注意到, 一些在生活中很温和的朋友,一旦上微博,言辞就变得非常激烈,不像是公共说理的言论。

文化传媒学家尼尔·波兹曼早就提出了“媒介即认识论” 的著名论断, 他指出, 新的传媒方式一旦被普遍采用, 便有可能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转变, 这种转变可以是朝理性、逻辑说理的方向发展, 也可能正好是背道而驰。微博是一种字数非常有限的传媒方式, 不足以负载说理需要的充分信息。人们可以用微博发表结论性的断言、口号、警句格言和其他“罐头思维” 式的言论, 但无法用它来进行好的说理。

斯泰宾在《有效思维》中说, 在复杂、多有变化的事情面前, 人们在简单、现成的语言中找到了方便的解答, 感觉到了把握形势的力量。久而久之, 很容易养成一种习惯, 接受一些可以免除他们思考之劳的简明论断, 这就是罐头思维。“一种罐装的信念是方便的:说起来简单明了,有时还带三分俏皮,引人注意。”可是, 我们不应当让这种思维习惯堵塞我们的心灵,不应该倚靠一些口头禅来解除我们思考的劳苦。罐头思维表现为“被一群人采用的一句话”和各种“听见别人说就跟着说的字眼”，它让人思想懒惰,先是不肯仔细思考,最终完全丧失了仔细思考的能力。

理性、逻辑的说理是与文字结合在一起的, 这种文字说理的特征是由充分“理由” 来支持的合理“主张”, 因此又被称作“成熟的论证”(mature reasoning)。说理由三个必要部分构成: 主张、理由和保证。“说理”与“非说理” 的区别在于说理有结论, 并有理由,而非说理只有结论而已。在说理的主张和理由之间, 还需要有一个可靠的中介保证, 又称

“假设”,如果这个假设不可靠, 再好的理由也不能充分证明主张的合理。

往往是在需要思考一个说理陈述是否可靠时, 我们才特别注意那个在说理陈述中省略掉的假设。假设可以从陈述中省略, 但不可能在说理中省略。例如, 一个人说尼克松是一位好总统(结论), 因为他擅长外交事务,建立中美外交关系(理由)。这是一个说理的陈述, 但并不可靠。单凭这个理由, 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这是因为, 在理由与结论中那个被省去的假

设(“一个擅长外交的总统一定是好总统”) 是有问题的(“片面”)。

说理是成熟的论证, 说理需要理性、逻辑、认真地对待论证的每一个环节, 这是为了能够说服与自己看法和主张不同的他人。说理是一种形成公共群体的力量, 它形成的是一个人们虽然意见各不相同, 但都认同理性话语伦理的公共群体。以广大的, 而不是专门读者为对象的报纸、刊物是最适合于说理的大众媒体。

微博不同, 微博主要是在朋友、熟人，或朋友的朋友，熟人的熟人中传播，具有同声相求的性质。人们发现, 微博常常裹挟大批的粉丝，其实就是一种同声相求的效应。在同声相求的群体里, 三言两语,说说心情,发发感慨，晒晒情绪，是用不着太说明理由的。非说理并不是微博的错,因为微博本来就不是为说理的。微博往往使用感情色彩鲜明、富有修辞特色的“痛快” 语言, 这是因为微博信息需要借助强烈的情绪感染方能得以传播, 结果更是不断强化、激励已经在起作用的情绪。富有感染力的话语给人一种雄辩的感觉, 能够提高说服力的作用。然而, 在这种说服中, 需要把说理与感染作一区分。有感染不等于就有好的说理。

例如, 有人这么说:“校长是有气质的流氓, 教授是有品味的色狼，学生是有知识的文盲，学校是认钱不认人的银行。”文字的对仗给人一种阅读或听觉的愉悦, 听者因此对它有好感, 变得容易接受。然而, 像这样的断言虽然有文学的感染效果, 但并无说理的价值, 因为它们显然是以偏概全的。说这话的人不是不知道话未必全在理, 但由于言辞巧妙, 说起来

还是觉得很爽。这种话就是为图痛快, 为写微博, 而不是为说理而说的。

P82-84

怀疑的时代需要自由的信仰

《在怀疑的时代更需要信仰》是一位演讲者在北大中文系2012年毕业典礼上的致辞。其中有几句话令我印象深刻：“文学理论无法识别毒奶粉的成分，古典文献挡不住地沟油的泛滥。当利益成为唯一的价值，很多人把信仰、理想、道德都当成交易的筹码，我很担心，‘怀疑’会不会成为我们时代否定一切、解构一切的‘粉碎机’？我们会不会因为心灰意冷而随波逐流？”

我很同意演讲者对当前缺乏信仰的看法，但是，把信仰、理想、道德放在一起说，可能给人这样的印象：有了某种“理想”和“道德”，也就有了信仰。现在有不少人怀念建国初期，往往也是基于这样一种对信仰的理解。他们认为建国初期是一个中国人普遍有理想、有道德的“激情”年代，因此人们在那个时代具有坚定的信仰。然有鉴于“文革”的历史教训，今天重提信仰的时侯，有必要问一下，我们这个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

神话的信仰和理性的信仰

建立在神话上的信仰和建立在理性上的信仰是有区别的。今天许多人的怀疑心态并不是简单地突然放弃了信仰，而是因为，在旧神话已经破灭，而新理性尚未建立的时候，怀疑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要的，尽管会令人困惑和痛苦的过渡。

古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出现哲学的新理性之前，就已经有了神话的信仰。神话故事展现了各个神的奇特故事和他们对人类生活各方面的神秘影响，正如文化历史学家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所说，神话“构成了信仰的‘日课经’”。像所有其他形式的信仰一样，神话对最早的古希腊人有“教育”的作用，神话故事“同样也是这一群人集体知识的百科全书……教育培养(paideia)需要背诵并参透具有某种经文价值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所谓的宗教——众神明、众英雄，对崇拜的描写，对殷勤好客、对正义的某些道德思索，那些被宙斯惩罚的人——都跟别的东西一起被学习”。

然而，信仰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它是信仰，而且还在于它是一种怎样的信仰。今天，绝大多数人不再盲目地接受来自传统或宗教、政治教义的信仰，而是用理性来思考和判断信仰的内容和合理性，这种神话与理性的区分最早来自古希腊哲学。由于古希腊哲学，理性本身第一次从神话脱离出来，宛如盲人双目中的鳞片剥落一样。这不只是认知态度和心态的转变，它还包含一种决定性的意义，那就是精神的发现。在历史的发展中，理性变得更加重要，人们对理性的认识也变得更为全面和深入。

在西方，人们一般是在宗教信仰的意义上说“信仰”，而在中国，人们大多数是在伦理和道德的意义上说“信仰”。这两个意义上的信仰虽然不同，但并不矛盾。宗教意义上的信仰有特别的对象——神，然而神和神的教诲是不可分的。神的教诲不仅关乎神与人的关系(虔诚)，而且关乎人与人的关系(爱)。在不信神、不信上帝的人群中，由于没有必须爱的神，人更有理由爱他周围的人，在自由、平等、尊严的环境中，信任、尊重和关爱别人便会变得更加重要。在政治上，这些价值与民主、宪政是一致的，在哲学或神学上，这样的普遍价值则总是与某种超越的终极关怀联系在一起。

在没有终极关怀和普遍价值信仰的地方，也会出现一些看上去似乎是信仰的现象和行为，其中最常见的便是世俗的“崇拜”，这是驾驭民众的有效手段。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对此问到，在还没有新的宗教信仰时，“能够教给孩子们什么呢？”他的回答是，给他们一个“代替品”。那就是一个世俗崇拜的方式。它有一个由政治力量或权力营造的“神”(领袖)，一个“经文”(某某著作)，一个渗透到生活各方面的“世界观”，一个“僧侣阶层”(官僚体制)。这样的崇拜可能非常有效，也可以满足民众对信仰的精神需求。然而，20世纪的人类历史已经有了太多的经验教训，这样的信仰不仅是赝品，而且更是危险品。它会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带到自我毁灭的边缘。我们不能饥不择食，而把这样的赝品和危险品当成了信仰。

怀疑本身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问题是怀疑什么、怎么怀疑和为什么怀疑。文艺复兴时期，无论是宗教革命还是现代科学的萌芽，都是从怀疑某些被当做当然正确的东西开始的。一切可以称作为“信仰”的“确信”或“有所不疑”，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必须建立在一些具有恒久而普遍意义的价值之上。只有在人们确信这些基本价值，并即使在现实生活中眼见无数糟蹋、破坏这些价值的行为，仍然对这些价值坚信不疑的时候，他们才可以说是真正具备了信仰。

今天的怀疑主义不仅怀疑现实世界中的那些伪价值(权力，金钱)，而且从根本上怀疑人类是否真能拥有长久和普遍的价值，后面这一种怀疑主义才是真正可怕的。信仰是被现实而不是被怀疑解构或粉碎的。怀疑只是信仰根本不存在的结果，而不是信仰遭动摇的原因。

……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短文大多数是议论公共文化事件或现象的，这类短文本身就可以说是一种公共文化的写作和阅读品种。它往往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与某个时事有关的“托”(prompt)和由此而发的“议论”，因此常被称为“时论”。时论都比较短，是供生活匆忙但又对文字或思考仍然保持着兴趣的报刊读者阅读的，他们是人们所说的“市民读者”。这种读物传播的是一种“市民知识”，或者夸张一点说，“市民学问”，它的主要目的是启蒙。

以优化公共生活和公共文化为目的的启蒙，在今天的中国环境中，具有低等农耕劳动的两个特点，一个是靠天吃饭，它只能就允许谈论的事件在允许的限度内发一些议论，跟农民种庄稼要看老天爷高兴不高兴差不多。另一个是广种薄收，我这些短文在报刊上刊载后，再贴到博客上，以便尽量扩大可能的读者群。至于报刊读者有多少，那要看是不是热门报刊，而博客上读者有多少，则要看推荐不推荐。以我自己的博客来看，博客受推荐的话，可能有上千或数千位读者，不推荐的话也就是数百位的样子。我是既希望推荐(这有利于广种)，又不希望推荐(一些因推荐而来我博客的读者显然是出于好奇，有的只是来做广告的)。在目前这种低等农耕的启蒙条件下，我抱的是但问耕耘，莫问收获的心态，做的也是这样的努力。

我认为，虽然“时文”是一种公共文化产品，但阅读应该是一件完全属于私人的事务，读什么，怎么读，读多少，完全应该由读者自己做主，别人无权干涉。在这个市民阅读的时代，人们的阅读习惯和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好像人类阅读历史二三百年的变化被压缩到三四十年间发生了似的。18世纪以前，人们只是进行少量的阅读，一本书翻来覆去地读，读书的目的也是以修身养德为中心，西方人读《圣经》，中国人读四书五经都是这样。18世纪前期，新英格兰有一个叫豪尔(R0bert Holl)的人，把《圣经》读过134次，一位面包师傅把詹比斯(rrhomas A.Genbis)的《圣基督学》读过37次，因此传颂一时。今天要是还有这样的读者，一定会被人当成疯子。“文革”过去还不到40年，那时候，人人读的是四卷雄文，那些把“老三篇”读得滚瓜烂熟、四处讲用的，也被赞扬为标兵模范，今天已经很难找到这样的读者了。

阅读从被迫精读到自由泛读，应该说是一种进步。读“时文”的大多是些普通读者，不是什么专家或学问家。普通的读者有普通的读法，即便是选择性地泛读，他们也会以自己的经验和常识来判断读品是否有用，是否合理。如果读品对这样的读者有启蒙的作用，那不是代替他们思考，而只是为他们提供一个思考的机会而已。康德说：“当一本书代替了我们的知性，当一位牧师代替了我们的良心，当一位医生替我们规定了膳食，此时的我们就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我们应对自身的不成熟状态负责，但启蒙可以改变这种状态。”有意义的启蒙应该是在公共交流中发生的。在这种交流中，作者最好的办法就是说真话，而不是漂亮话。在普通读者以他们自己的经验、常识和思考来判断真实或是虚假、真话还是谎言的时候，他们的阅读尽管是私人的，但也有了公共的意义。

2012年7月25日，奥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