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彦伟所著的《雕花的门》中透过这些散发着浓郁回族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个承载着坚韧、清洁、挺拔与希望的博大、宽厚的精神载体，看到了记录时代、紧贴大地、挖掘普通人内心世界的民间情怀，此乃源于回族作家对生活的丰厚积累和深刻洞察。

石彦伟所著的《雕花的门》是对回族优秀文明及其精神信仰之依赖与传承，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某种浮躁之风的抵阻。因为昨天的文化自觉，回族作家开始了对自我的审视与书写；因为今天这些作品的呈现，《雕花的门》使我们对未来的回族文学充满更多的文化自信与美学期待。

雕花的门

残花时节

一只推子爬过我的头顶

爷爷的河流奶奶的船

在萧红的后花园

运河枯荣

口袋的心是柔软的

坟墓里的光

三姓街大院的流年碎片

口到的油香

情湿故乡

悲情的反哺

蜂蜜营

地穴流浪者的时间线

一棵树：屠杀与缅怀

彼岸的彼，彼岸的岸

月亮的隔壁

一个人的西北旺

大美出于东方

北京，我的钥匙丢了

地瓜女人

戴绿盖头的卖螺妹

天涯之远

易拉罐与木桶里的格瓦斯

山城的冬天

把根留住

——入口较少民族作家印象记

雕花的门

那扇涂满了葱绿色漆料、镂刻着虬曲雕花的大铁门，已经旧了。

门里关着一座很老的幼儿园。

途经的人，总习惯收了脚迹，隔了这门，朝园中望一望。时而会赶上女教师率领一窝小家雀叽叽喳喳地玩唱，望者的眼中就有些怜爱和怅然。

许多人这样望过。我在那园中叽叽喳喳地玩唱时，就亲眼见过门外的一双双眼。有浑浊得几乎显得滞重的，那显然是出门闲步的老人；更多的是孩子，大于我小于我的都有。小不点儿们通常被母亲抱在怀中，嚼着爆米花、炒瓜子，或是胡须一般白花花的棉花糖，舌尖一烫便柔了许多，化作焦黄的颜料，遗抹在嘴角边——这类孩子的神采里往往没有歆羡，母亲们也大都镇静，意在安抚孩子不必急，你只是小，再缓上两年，便能进去一道玩唱了。而迫使我俪然忧郁起来的，却是那些看起来比我还大些、壮硕些，穿着又十分简朴的孩子。他们的脸往往有些脏污，通身上下只有在雕花缝隙中露出的眼睛是清洁的，像蓄含着一泓阴凉、深远的井水，又像被雨水涤洗复受了日照的榆树叶的光斑，极有节制地扑朔着。

他们阴翳着我弱小的情绪。

这三姓街是一条小街，并不繁茂。人家当然不止三户了，却也不很多，隐伏在巷陌腹心的老宅里。八十年代破土动迁以前，这地界一贯是汪洋连片的杂院平房，所居者多为闯关东到哈尔滨的后人，穷孩子就很多。穷孩子的记忆往往要比富孩子绵长、殷实许多。富家子弟都进了幼儿园，打滑梯、荡秋千，穷孩子就自己拉帮结伙，春天摘榆树钱儿、夏天抓羊子儿、秋天扛梗子、冬天打冰出溜滑。这些野孩子长大后陆续远离了三姓街，却保持着亲密的走动。至于那些家境优裕、在幼儿园里玩大的孩子，是不是如今仍那么富足和欢愉，是不是五十多岁了仍往一起凑，是无从打听的了。很小的时候起，两种孩子的心，就被一扇雕花的铁门切割开，发落到两个世界里去了。

三姓街大院有一户回民，早先是做油茶面生意的。这家男人因车祸无常得早，寡妇扎把五个娃娃，光阴就紧得很。这家最小的姑娘很是惹人怜爱，小身子撑满一身补丁，却总是笑成一朵花。同邻家的伙伴们野散了场，她总是偷偷跑出院子，跑过窄窄的三姓街，一气跑到那扇巍峨、硕大的铁门前，小手抠着门上镂空的雕花，目光很辽远很辽远地望去。

这时园子里定然有歌声像油茶的香味一样飘出来，身穿布拉吉、梳着长发辫的女教师，怀抱一架崭新的手风琴，丰盈地坐在树阴下。她拉了起来，纤长的手臂优雅地一张一合，琴箱里就流出稠密的音乐来。

在那矮小的屋里，

灯火在闪着光。

年轻的纺织姑娘，

坐在灯火旁。

女教师先是完整地唱，一边晃动着肩膀和手臂，一边晃动着头，唱得青草从土里顶出了脑袋，唱得暴戾的阳光也变得柔软，唱得老榆树落下眼泪一样的叶子，唱得水塘边泛起剪纸般的霜花。她又在唱了，这一次是教唱——

在那矮小的屋里，

灯火在闪着光

唱——

围坐在四周的孩子们像是听到了集结号，振奋地直起身子，哇啦哇啦地唱和起来。那声音显然参差不齐，有的在抢拍子，有的调门一定要比别人高许多，有的唱着唱着索性站起来，怕是要给自己争个领唱的席位。女教师收起了琴，用丰富的眼神命令他坐下，才接着唱下去。还有一些时候，阳光正好，女教师会教孩子朗读古诗或者歌谣，每一句都像是伴着手风琴特制的节律一样，一顿一挫的。

铁门外面的小姑娘就那么出神地听着，就那么望着。  她觉得自己离他们很远，女教师看不到她，富孩子也看不到她。看不到就不会说她，也不会撵她，她就可以一直听着那样的琴声、歌声和读诗声，那是她听到的最好听的声音。她常幻想自己若是再瘦小些就好了，可以透过那些镂空的雕花，钻进门去，也和他们坐在大榆树的绿阴下，唱歌或者读诗，或许还可以趁女教师不注意，摸一摸她的新手风琴，看看那抽动的风箱到底是怎么发出那么好听的声音来的。可这样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罢了，她的身上有那么多补丁，眼里也有那么多的卑怯，她坐在他们中间，一定会被嘲笑和驱逐的。她就再也不想钻进去了，况且也是钻不进去的。有一次女教师教歌谣，总有一些笨孩子学不会，就一遍遍地教。后来，女教师不得不把声调扬高了许多，那意思是，怎么还学不会呢！门外的小姑娘却乐了，她其实偷听了一遍就会了，这次等老师再教，她竟壮着胆子，跟着喊了起来！她以为里面听不见，可是女教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补丁女孩，回过头笑着看了她一眼，所有的孩子也都往门外惊奇而优越地看去。小女孩像受了惊的小雀，转身就张开翅膀扑棱棱飞走了。

此后，那园子里的琴声、歌声、读诗声一春复一春，跌宕如旧，可雕花的铁门外，再没出现过小女孩的身影。

当女孩已是一位鬓角斑白的母亲，她向儿子讲起雕花门外的往事。

我的母亲嗓子好，是三姓街大院出了名的。

她没有受过一天艺术教育，却对有声语言有极好的天赋。上学时，每篇课文，语文老师都会叫母亲来读，叽叽喳喳的教室骤然肃静了下来，连最淘气的男孩子也会安静一会儿，尊重地听下去。下乡时节，青年点儿二百多个知青演出《过雪山草地》，选母亲领诵，她一张口，台下就有掌声。我恍惚记得很小的时候，在她烧饭时，便隐约听到灶房传来的朗诵声。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到了大起来的时候，则大约再未听到。

早过了天命年的母亲，想必已念不动了。她是做炸糕生意的，但凡守在锅台前，每时每刻都在复述着一句“炸糕热乎，热乎炸糕”的吆喝。有时顾客已没了，她直勾勾地盯着手中愈揉愈圆的面团，也不抬头，仍在给自个儿吆喝着。我这时便笑她，她也笑起来。油锅中时光在翻转和沸腾，母亲吆喝了二十年。

这二十年，儿子的身躯和荣誉，像人了锅的面团，不断地膨胀和光泽起来，而一副曾给二百多人领诵过的好嗓子，却在日复一日的吆喝中喑哑了下去。

母亲不再朗诵，但电视上直播新诗会，她总要撂下手中的活计，安静地坐下来听。她喜欢宋春丽的朗诵，喜欢濮存昕，也常常批评一些明星糟蹋朗诵。每当她有滋有昧地点评时，我都无法将眼前这个女人和初中文凭联系在一起。

我知道她的念想，便在她赋闲来北京看我的时日里，买了两张票：一张是濮存昕的话剧《李白》，一张是齐越节的决赛。齐越节的礼堂里，母亲坐得很端正，她不错眼珠地盯着台上，珍惜地听着每一个选手的呼吸，仿佛那舞台上站的是自己的儿子。我们猜这次齐越奖花落谁家，我犹豫了几组，仍然拿不定；母亲极肯定地说，一定是《誓者》。结果出来，母亲的答案和评委们一样。P1-5

在全球化语境中，面对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迅速发展与变化，民族心理结构的重组与来自各种渠道的文化交汇，当下的回族文学正处于觉醒与嬗变、返朴与升华之阶段，明显表现出一种认知本土、多维建构之态势，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之成就。这是广大回族作家选择既开放又坚守之文化策略，以其先进性与科学性认知回族文学的价值取向与民族现代性之建构。

回族文学是中国文学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拥有丰富多样的民间口头文学遗产，其历史悠久、区域性影响广泛，同中亚与西亚以及世界历史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同时拥有众多创作的作家书面文学传统，构成现代文学之雄厚基础，成为考察其回族现代民族性之前提与依据。华夏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形成的文化积淀，孕育了丰富多彩而又极具特质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从古代回族神话、口头文学一直延续到当代回族作家文学，期间浩浩乎经历了几百年之历史烟云，成就了璀璨的回族文化。尤其是晚近以来，回族作家文学浸润着古老的民族文化精神，凸显着一股蓬勃鲜活之气。回族文学在新时期以来的发展，基础扎实、步伐持重，故成就突出，百花满园，涌现出了强大的文学队伍，老中青三代回族作家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学艺术共同体，共同体成员共同拥有丰富的遗产，并在文化想象与文化表达上具有一致性，皆能展现出其独特的自我意识。他们共同努力，勤奋耕耘，一批叫得响、立得住、受读者欢迎的精品力作不断涌出，不仅在少数民族文学界形成优势阵容，在中国文学长廊里亦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宁夏人民出版社历来关注和助推回族文学的发展，力荐优秀作家与作品，为回族文化留下丰富的心灵传记与动人的时代乐章，这是我们一贯坚持的主张。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就曾推出一套“当代回族作家丛书”，相继编辑出版了木斧、胡奇、张承志、马犁、马连义、张宝申等中国文坛具有代表性的一批回族作家的作品。后来，又陆续策划出版了一批以回族题材为特色的文学图书和理论著作，有力地促进了回族文学的持续发展与繁荣。这一时期的回族文学，在历史记忆、文化想象、族群认同等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局面。

文学的民族性是以该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美学观作为一种本质性之精神实体，艺术地表达一定社会与民族独特的历史与精神生活，在精神与实践之具体运动过程中不断变化与深化，并在文学文本中圆满地得到反映。民族文学一方面体现民族历史、社会特征，另一方面展示地域文化形态，两方面皆存在于民族文学的每一个结构层面里，最终体现在多层面组成的民族文学总体风格特色中。一个民族总是生存在特定之社会环境中，传承着特定的文化基因，有同其他民族文化特定之交汇，这是寻觅民族文化心理轨迹之出发点。长期的游牧农耕文化铸就了少数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之特性，这就是少数民族文学生存繁荣之土壤。在民族社会生活之表层，揭示出一种深刻的意蕴，亦即那些能够左右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之特质，民族赖以生存之自然地理环境，特有之历史文化氛围以及特定的文化归属、情感归属、灵魂归属、信念归属、民族心理结构与民族性格。回族作家追溯本民族特定之精神文化与族群记忆，并对文化的积淀、地域的影响、生活的特质与当下现实进行深入探索，通过异彩纷呈的民族生活、特有的民族韵味，创作出了具有民族审美特质的作品。作品挖掘民族精神，向世人展示回族人民的勤劳质朴、豪爽宽厚、勇敢机智的性格内涵；让世人真实地了解到这一民族之所以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患、不断发展之内在因素。与此同时，回族有着很强的内聚力，这是回族人民生存之需要。有许多有识回族作家反思内聚力之二重性，在讴歌本民族这种内聚力所形成的勤奋耐劳、不屈不挠的精神之同时，还揭示了这种内聚力的消极之一面，即它所带来的封闭、对新事物的不敏感等，皆是阻碍本民族进步之痼疾。很多回族作家的作品触及与揭示了这些心理细节之复杂内涵，这表明了回族作家已经认识到困扰本民族发展之因素，这种反思与觉醒，对于文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助推作用。  每个时代的乐师，皆应弹奏出自己时代之乐章。时代精神既包含着现代意识，又囊括了当下人们可以感知的文学风格、审美习性、哲学思考、价值取向、社会情绪等多种社会基因。由于历史的变迁与各民族之融合，回族文学正处于动态变化与不断被创造之过程中。当下民族经济生活从自然形态逐步向市场化形态转变，从而导致了民族心理结构之重组与来自各种渠道的文化交汇。全新的经济格局以及新的社会心理与理念，既令人惶惑而又令人兴奋地进入现代场景的五彩生活之中。在这种精神交汇、思潮辐辏之当代场景里，一向以稳重、庄严著称的少数民族文化也与其他文化一样，表现出顺应与参与之积极态度。在当今社会转型期，这种特质遭遇着前所未有之文学嬗变，新时期以来回族文学之实践也愈来愈表明了这种嬗变之不可抗拒性。故现在对回族作家作品或某种文学现象进行界定时，我们已失去了往日文学批评所表现出的轻松与从容，已经很难用回族固有之思维习惯、审美判断、情感表达方式来明确界定，这是回族文学自身在发展中带来的质的增生，也是对新的叙事模式的一种激情召唤。在这种文化愉悦交汇与思潮尽情辐辏的当代场景中，自然亦形成了现代理念与传统理念双重意识观照下的当代回族文学的时代特征与价值判断。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回族文学的发展出现了崭新之局面，涌现出了一大批作家作品。这个时期的回族作家较之五六十年代的回族作家，显然有了更自觉更强烈的民族文化归属感，对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也有了更深入之认识与感受。在创作上，他们不满足于从表象上表达民族特色，而是努力深入到民族生活、民族心理的更深层次中去，深入挖掘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在人物内心世界中之积淀及其变化，力求在创作中将民族化与现代化、民族意识与现代意识、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较好结合起来，从而将民族的生存状态与文化性格揭示出来。从20世纪80年代到世纪末的回族文学，在民族性上，显然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与普遍认同。这个时期的回族文学创作，其现代生态主义写作已进入了他们的写作视野，突出表现了在中国最浩渺、广阔的人文地理空间、人与环境及其他生态之特殊遗存关系。宏大叙事不再“一枝独秀”；许多作品视角下移，通过描绘普通人、底层与草根故事，把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成长还原为具体人的精神成长，放大了人性描写，从而受到文坛关注。在创作方法上也主张多元共存，叙事类型、叙事视角、叙事模式与叙事手法皆逐渐呈现出多样化与个性化之趋势。很多回族作家在通过作品体现民族性上，有了一种自觉意识，有了文化归属感；在创作中描绘民族生活、表现民族的生存状况，皆更加凸显了民族性。这个时期的作品，与作为主流文学的汉族的作品相比，没有停留在表现民族性的表象上，而是从精神之层面，从思想理念与心理情感之层面去揭示民族性，作品所呈现给读者的，更多的是一种异质文化表象图景。在很大程度上，读者与社会也正是从这种异质文化图景来接受作品的。这种异质文化图景与民族性是一致的，并且凝结为一种精神动力，一种文化品格。

很显然，文学的民族性之形成与获得是一个建构的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身份认同、文化想象具有特别重要之意义。人类学家科班说：“任何地域共同体，只要其成员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共同体成员的存在，并希望维持他们的共同体的整体性，就是一个民族。”（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59页）对作为民族的实体的共同体之认同，将自己看成是共同体中之一员，在共同体中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这是形成民族性之首要一步，也是最关键之一步。如果没有这种身份上之自觉认同，也就不会有民族性之形成。但这里的认同，不仅仅是一种身份之认同，不是那种一厢情愿地认为我就是那个民族的简单表述，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归属感。即是说，认同共同体的历史记忆，认同共同体的文化行为与文化价值，认同共同体的精神信仰；在想象中，将自己的命运与共同体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将自己的信仰、情感、价值理念等归属于共同体中，从共同体中寻找历史渊源、精神渊源、文化渊源、情感渊源，在共同体中塑造与被塑造。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文学的民族性是在文化想象中建构起来的。

决定一个共同体之成为共同体的是文化，体现民族文学中民族性的也是文化。民族文学怎样获得民族性，说直接一些就是怎样表达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从本质上来看，文化是日常性的，就是人们日常之生活，人们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情感形式，人们的精神信仰，以及人们为表达精神信仰所创造的一系列仪式符号。建构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就是要求作家在文学中表达民族的生活，关注民族个体生命的存在状态与现实处境，从民族之日常生活中发现民族精神与文化品格，皆是民族命运。而要表达民族生活，揭示民族命运，更重要的是需要我们的回族作家有丰富的文化想象力与感受力，而这种想象力与感受力则是在回族作家对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日常生活有皈依感之前提下才能获得的。回族作家对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生活之认同，对于作品民族性之获得，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生活在自己的民族中具有更多的优点。它提供了被重要的他者承认的可能性，不管这个他者是自己的长辈还是同辈。他们理解我，就像我理解他们一样。而这种理解在我的内部创造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并非无足轻重的感觉民族生活使个体能够享受到一定程度的、光凭自身不能体验的自我实现。”（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80页）当民族与民族生活对我们的回族作家有这样的意义的时候，回族作家创作中的民族性，就一定是一个自然之过程。亦即说，回到民族文化中去，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回到民族生活中去。这样，回族文学的民族性就一定能够得到彰显与强化，这是保证回族文学获得民族性之根本。

透过这些散发着浓郁回族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个承载着坚韧、清洁、挺拔与希望的博大、宽厚的精神载体，看到了记录时代、紧贴大地、挖掘普通人内心世界的民间情怀，此乃源于回族作家对生活的丰厚积累和深刻洞察。这些作品，是对回族优秀文明及其精神信仰之依赖与传承，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某种浮躁之风的抵阻。因为昨天的文化自觉，回族作家开始了对自我的审视与书写；因为今天这些作品的呈现，使我们对未来的回族文学充满更多的文化自信与美学期待。

当这套丛书与读者见面的时候，正值全国第22届图书博览会在宁夏举办。我们由衷地希望这套“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成为此次盛会上的一个亮点，让回族文学所传递的民族精神延伸至全国与世界。因为回族文学的意义与价值，不仅在于对本民族的精神表达与民族性建构，还为构建文化强国贡献着独有的精神智慧；即便在全球化语境中，回族文学对维系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并拓展华夏文明与世界文化对话，仍有不可替代之效用。我想，这正是“智惠天下”之意涵所在。

2012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