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四年春，全伦敦的注意力都投入到可敬的罗诺德·阿德尔在最不寻常和莫名其妙的情况下被谋杀的案子上，这个案件使整个上流社会感到莫大的惊慌。对于警方所调查公布的详细案情大家都有所了解，但许多细节被删去了。因为起诉理由如此充足，没有必要公开全部证据。直到将近十年后的今天我才可以讲述当时破案时所遗缺的重要环节。案子本身是耐人寻味的，但它意想不到的结局，更能激发人们的兴趣。在我一生所经历的那许许多多的冒险事件中，这案件的结果使我感到最诧异和震惊。即使过了这么长的时间，现在一回忆起它来仍令我毛骨悚然，并且使我重新体验那种高兴、惊奇而又怀疑的心情，当时这心情如潮水一般，完全淹没了我的神志。让我向那关心福尔摩斯的读者大众说句话：不要因为我没有让他们分享我所知道的一切而责备于我。要不是他曾亲口下达了禁令，我会把这件事及早告诉大家的。这项禁令是在上个月三号才取消的。
可以想象，由于我和福尔摩斯的交往而使我对刑事案件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在他失踪以后，只要公开发表的疑案，我都认真读过，从不遗漏。为了满足个人兴趣，我还尝试着用他的方法来解释这些疑案，尽管不很成功。但是，没有任何疑案像罗诺德·阿德尔的惨死那样把我吸引住。当我读到审讯时提出的证据并据此判决未查明的某人或某些人蓄意谋杀罪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白地意识到福尔摩斯的去世给这个社会带来的巨大损失。我敢肯定他一定会被这件事中几点古怪处所吸引。而且这位欧洲首屈一指的刑事侦探，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逻辑推理能力，足可弥补官方警察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他们提前行动。我整日巡回出诊，脑子里却想着这件案子，难以找到一个自己认为是理由充分的解释。我甘愿冒险讲一个陈年旧事，把审讯完成时已经公布过的案情简要再说一次。
罗诺德·阿德尔是澳大利亚某殖民地总督梅鲁斯伯爵的次子。他的母亲因从澳大利亚回国来做白内障手术，便跟儿子阿德尔和女儿希尔达一起住在公园路427号的一套住宅内。这个年轻人常出入上流社会场--所，众所周知，他无恶习也无仇人。他跟卡斯特尔斯的伊迪丝．伍德利小姐订过婚，但就在几个月前，双方协议解除婚约，此后也未发现他有什么留恋。他天性冷漠，习惯于平淡的生活，平时的圈子狭小而保守。可是，一八九四年三月三十日夜里十点至十一点二十分之间，死神以一种极度独特的方式向这个一贯悠闲懒散的青年发出了请帖。
罗诺德‘阿德尔喜欢并且经常打纸牌，但赌注从不大到有损于他的身份。他是鲍尔温、卡文狄希和巴格特尔三个纸牌俱乐部的会员，事发那天，晚饭后在卡文狄希俱乐部玩了一盘惠斯特。当天下午他也在那儿打过牌，跟他一起打牌的莫瑞先生、约翰·哈代爵士和莫兰上校证明他们打的是惠斯特，每人的牌运差不多，阿德尔大概输了五镑，不可能超出这个数目。他有一笔数目可观的财富，如此小的输赢对他来说无足轻重。他几乎每天不是在这个俱乐部打牌就在那个俱乐部打牌，但是他素来小心谨慎，不赢点钱，通常是不会走的。证词还涉及到几周前，他和莫兰上校一伙一口气赢了哥德菲·米尔纳和巴尔莫洛勋爵多达四百二十镑。在调查报告中提到的有关他的近况就这些。
事发当晚十点整，他从俱乐部回到家里。他母亲和妹妹上亲戚家串门去了。女仆证实说，听见他走进二楼前厅也就是经常被他当做居室的那问屋子时，她已经在屋里生好了火，因为冒烟，她把窗户打开了。一直到十一点二十分梅鲁斯夫人和女儿回来以前，屋里无一丝动静。梅鲁斯夫人想进她儿子屋里道声晚安，却意外地发现房门从里边锁上了。母女二人叫喊、敲门都不见回应，于是让人把门撞开，发现这位可怜的青年躺在桌旁，一颗左轮子弹击碎了他的脑袋，模样极其恐怖，可屋内没发现任何武器。桌上摆着两张十镑的钞票和总共十一磅十先令的金币和银币，这些钱被码成十小堆，数目多少不均。另外有张纸条，上面写了若干数目字和几个俱乐部朋友的名字，据此可推测遇害前他正在计算打牌的输赢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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