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是一个故事发达的地方，“三言两拍”当中分量十足的徽商故事考其源头，定然是漂泊在外的徽州男人或坚守在内的女人们嘴中说出来的，经过加工才成了“古典白话”的“市民小说”。自1949年以来，徽州一黄山市从事文学创作的同仁中，来自外地的作家占了相当比例，取得的成果也相对较高。他们不谙徽州方言，直接就绕了过去。过去如此，现时仍然呈现着这种特点，不过已经发生“质”的变化。《山路留痕》作者徐海啸为上世纪50年代上海下放知青，他们不是徽州人，但又是，他们陷在徽州文化的汪洋大海里已经很久很深，带有自传色彩又融合了徽州风土人情的人生经历，其中“徽州元素”已经浓得化不开。他记录下的基层在历次运动中群众的遭遇，无可辩驳地证明：只有改革开放，个人才会发挥出自己的潜能，实现人生的最大信”。

《山路留痕》是作者徐海啸的第二部长篇著作。作者以自己的生活为基础，描写一个上海知青从1957年下放，到改革开放这一漫长历史阶段的丰富经历。从上海到皖南，从南方到北大荒，从兴安岭回到最初的下放地，写出了各色人等在社会大变动时刻的种种表现，也写出了一代知识青年，在那个岁月里追求进步，追求知识，努力向社会奉献的心路历程。书中写出了一个五谷不分的城市青年，怎样在农民的教导下懂得生活，又怎样在劳动中体验了农民的艰辛。

《山路留痕》文笔流畅语言生动，行文畅达，主题鲜明，颇具个性，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和艺术性，易于读者产生思想及情感共鸣。

一、又粗又长的大辫

二、板桥翻上了天

三、乌鸦鸣叫着飞过云彩斑驳的蓝天

四、牛脾气的书呆子

五、争先恐后

六、黑油油的土地

七、皓月当空

八、满仓牌香烟

九、飞机群队

十、飞贼

十一、毛爪子

十二、马头墙的一角

十三、堂·吉诃德

十四、我的心在七上八下翻腾

十五、从米箩跳到糠箩

十六、大脚拇指伸到了我的嘴里

十七、爱

十八、古兰丹姆

十九、马屁精

二十、里程碑

二十一、吴志良不是傻瓜

二十二、俱乐部

二十三、永久的遗憾

二十四、史无前例

二十五、中秋满月

二十六、朋友

二十七、我的灵魂蒙上了一层阴影

二十八、树欲静而风不止

二十九、历史的转折

二、板桥翻上了天

一九五七年的最后一天，船到皖江码头。

好像一到皖江就要考验一下我们的革命意志似的，一千两百名同学，被安排在一个偏僻路段的废旧仓库里。

地面上铺满了稻草，这是皖江地委给这批上海来的青年准备的床铺。吃饭就在场地上围个圈，边上是一大盆白米饭，中间放一脸盆菜，是土豆、卷心菜、大葱炒肉片的大杂烩。猛然间刮起一阵风，同学们也不管饭菜里混没混进沙子，胡乱将饭吃下了肚。仓库里没有电灯，一晚到天亮，手电筒的闪光此起彼伏，亮个不息。

第二天清早，各中队向各自所去的县城出发。静安区与新成区是一个中队，分配在石凌县，洪斌给我们带队。

一九五七年的中国，戴着贫油国的帽子。好得山区多的是木炭，客车后面背了个大水罐，用炭烧蒸汽来发动车子。我心里想着：这就是中国，什么困难都难不倒中国人！中国人自有变通的办法！随着我的感想，车子发出嘎嘎嘎的响声——显然，这是一辆老爷车。

山越来越密集，路也越来越弯曲。许多同学自出娘胎就没看见过山是什么样子，这下可让他们开了眼界。在同学们一片唏嘘声中，洪斌提议我发音带大家唱歌。

戈敬和的两条大辫还在我的脑海里晃悠，我发声唱道：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预备——唱！”

车厢里顿时响起了一片“十八岁的哥哥要把军来参”的歌声。

一路颠簸一路歌，一曲歌罢又一曲，打破了山湾里的宁静，也给开车的司机带来空前未有的欢乐。司机长着满脸的络腮胡，每听完一曲，就高声喊着：“再来一个！”

上坡了，汽车嘎啦嘎啦发出异样的怪声——马力不足，汽车上不去。洪斌一声令下，男同学一窝蜂跳下车，走到车后边吼边推，一直把车推上坡顶。随着司机一声“好——”大伙儿就像刚在游泳池里扎了一个猛子探出头来一样，感到无比畅意，欢呼着上了车。

又经过了几个这样的“推坡战斗”，车子终于在歌声里开到了石凌县城——大阳镇。

一进车站，爆竹声炸开了，列队欢迎的队伍挤满广场。

前面是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和中学生，后面是各机关干部和农民代表。“热烈欢迎上海知识青年来我县插队落户”、“向上海知青学习致敬”的标语悬挂在广场上空，同样的口号随之在欢迎队伍里爆响。广场前已搭好一个高台，正中幕布上悬挂着毛主席像，台前的会标，用隶书大字写着：“欢迎上海知识青年大会”。干部们无一例外地穿着灰军装，披着灰大衣，戴着灰军帽。团县委的王书记，把全体知青引领到台前预先空开的客位区。

李长禄县长主持欢迎仪式。他是老红军，身上还留着子弹的残片，脸色显得有些灰暗。袁宇副县长是潇洒的知识分子，由他致欢迎词，洪斌致答词。例行仪式举行完毕，五十六名同学在洪斌的率领下，跟着李县长和袁副县长的步伐，到政府小礼堂休息。

县里杀猪宰羊，热情款待。

第二天上午，团县委组织座谈会，漫谈当地的风土人情。下午团县委干部和同学们自由结合，在县城游玩。

县城很小、很古老，也很破旧。唯一能构成回忆的是大河上的水泥大桥。几个桥墩撑着桥面，是一座颇有现代风格的梁式桥。两边的栏杆全用钢管焊成，并漆成暗红色。青江上游，水很清，也很大，发出轰轰轰的流水声。桥头立着一块青石桥碑，记载着河的源头和建桥历史。源头之一，就是长门县的湘水。

大跃进建设陈村水库，县城的一切建筑，都淹没在大阳湖底，成了鱼儿们的水晶宫了。

吃过晚饭，五十六个同学聚集在政府小礼堂，开会决定各个小组的去向。在昏暗的电灯下，洪斌发言：

“石凌县，是皖江山区地势最高也是最偏僻的一个县。早在上海，我就代表大家争取到这个县来了。分乡的意见，我不能包办，要听取各小组自己的意见。”

洪斌环视一下周围的同学，又接着说：

“这里的供电极不正常，到八点半就要熄灯，我们必须在半个小时内做出决定。你们也要早早入睡，明天一早，就有各乡的干部，带领我们到各自的目的地去。这里最远最艰苦的乡是凌龙乡，那里是革命老区，受到过国民党的严重破坏。哪个小组愿意到那里去？”

他的话音刚落，各个小组都争着要去，我们小组的叫声最响。

洪斌朝我们的方向望去，笑着作了决定：

“威海卫路办事处和成都路办事处的同学，从串联以来，态度一直是最坚决的。他们这个小组分配到凌龙乡。”

同学们对洪斌的决定，报以热烈的掌声。其他几个小组的去向，也很快落实下来了。同学们分别与各自乡的接队干部见面。

凌龙乡的接队干部是乡团总支书记姚长青，瘦瘦的身材，尖尖的鼻头，薄薄的嘴唇，说起话来声音有点尖脆，好像在他挺挺的胸膛里憋足了一股劲，再慢慢放出来似的，一双眼睛也和他的言辞一样闪烁不定。

凌龙乡离县城一百二十里，坐车七十里到七都，从七都到凌龙五十里必须步行，要翻过四条大岭。  到了七都，二十二名挑行李的社员，已早早在那里等候。在七都歇了一夜，第二天起了一个大早。同学们都十分兴奋，等着姚长青带他们爬山——去从事他们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活动。

给我挑行李的吴老爹，中等偏矮的个头，长期挑担，把他的背压得有点驼。他把长裤套在一双白布缝成的长筒袜子里，脚底下穿着一双草鞋，十分精神。我和他相互都带着一种新奇，亲切地攀谈起来。

吴老爹满脸笑意，边弯腰给行李套挑索，边仰首望着我，颇有些自豪地说：

“我父亲是红军苏维埃政府赤卫队队长，国民党进剿时牺牲的。就在这条山路上，赤卫队配合红军阻击国民党军，死了多少人！血流成河！国民党把红军家属的猪一起拖到县城卖，猪一路走一路舔路上的血，县里人都不敢买这猪肉吃，说是吃过人血的！”

老爹有些秃顶，他拢了拢披在额头上的稀发，又继续说道：

“那时我还小，参加儿童团，在村里站岗放哨，经常给红军送信。”

我对这位老爹肃然起敬，也为自己没有生在那个战斗的年代而遗憾。

吴老爹套好挑索，抹一下两撇浓浓的胡子，和其他挑行李的社员先出发了。同学们背个背包，跟着姚长青一起向凌龙乡进发。

精致的石板路，使我对山区的古人充满敬意。越往前走，地面越窄，几……

P10－12

总序

李平易

2012年岁末，安徽省文联和作协乘着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风，提出在本省抓长篇精品的计划，并召开了长篇创作摸底会。黄山市文联、作协向省里重点推荐了李平的《天下祁红》i此次推出“天都长卷”四部长篇则是再接再厉的成果。

其实这套书得以问世远不是如此简单匆忙。上世纪最后一年（1999年），市作协主编了黄山市历史上第一套文学丛书“天都文丛”，较集中地展示了黄山市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成果，获得了好评，全市文学界就殷殷瞩望着有一部或数部显示徽州文化底蕴的长篇叙事作品问世。虽然新时期以来，我市在长篇创作上早就有了“零的突破”，比如前期有程虎一版再版的《台湾演义》，近时有李平获得省政府文学奖的《夏日风暴》，还有潘冠杰、陶方平、恭小兵、胡纯等老中青三代作家的多个长篇问世。

但我们总还是感到不够，觉得还缺少些什么。缺少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徽州元素”吧。

外地作家以徽州或涉及徽外I而创作的长篇（包括长篇影视作品）也断续有过一批，但在徽州人看来，里面的“徽州元素”大多有些走样，纵然外面世界可以叫好甚至叫座，但徽州人自己看来总还是摇头的比点头的多。

胡适先生曾经立誓要写一大篇有关徽州的文字，然而也许是他太忙，更也许是他感到了难，只写了一篇朴素的《我的母亲的出嫁》交代，那只能算是一个白描式的经典短篇。

徽州其实是一个故事发达的地方，“三言两拍”当中分量十足的徽商故事考其源头，定然是漂泊在外的徽州男人或坚守在内的女人们嘴中说出来的，经过加工才成了“古典白话”的“市民小说”。

纵向来看，我们同自己的先人们似乎在某个时期有过断裂。饱满充沛的讲故事的传统在书面表达上没能很好地承继下来。

横向比较，徽州（这个概念也可以扩大至现今的“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乃至整个皖南山区）的叙事文学创作同南方一些地域文化特征明显的区域比较是相对薄弱的。虽然这和经济发展有相当关系，但这不是主要因素。经济落后的地方出现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一种常态，何况黄山市已经是一个全面开放的国际旅游城市。

近年来，我市一些乡土学者撰写了一批有关徽州方言的著作，如《休宁方言》、《屯溪方言》、《歙县西乡方言》等等。他们在解析一个个方言词语的时候，其方式方法可能未必十分符合语言学的标准和要求，但在懂得这种方言土语的当地人看来，却是趣味盎然，十分有意思。但是对于不会说听不懂这些方言土语的“外面世界”的人来说，这类著作无疑是枯燥无味的。  这就涉及到了我所说的徽州叙事文学之难。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凡一个徽州人在创作上要有所作为，肯定会在创作过程中想将那些活泼生动的老百姓嘴中时不时蹦出的词语用上，但这些词语能不能写出来首先是个问题（有些词语已经有音无字），写出来后能让外面世界的读者接受并知道其好更是个问题。在中短篇制内，用上那么几个比较能明白的方言词语似乎就可以使“徽州元素”凸显，而于长篇而言，如何把握好语言的“度”，有没有驾驭能力对于作者的要求无疑是相当高的。当然，语言只是一部作品的基石，在此基础上还得呈现生动的风土人情、感人的故事情节、丰满的人物形象，还要求一定的思想深度。

或许正是这种原因，自1949年以来，徽州一黄山市从事文学创作的同仁中，来自外地的作家占了相当比例，取得的成果也相对较高。他们不谙徽州方言，直接就绕了过去。过去如此，现时仍然呈现着这种特点，不过已经发生“质”的变化。这辑“天都长卷”四部长篇的作者，程学开来自安庆，至今乡音未改；徐海啸为上世纪50年代上海下放知青，他们不是徽州人，但又是，他们陷在徽州文化的汪洋大海里已经很久很深，带有自传色彩又融合了徽州风土人情的人生经历，其中“徽州元素”已经浓得化不开。另两位作者则是资深本土人士，江声皖来自老徽州的婺源，对方言颇有研究；吴宪鸿长期在歙县南乡乡镇生活，于方言的使用很有心得，曾尝试过全部采用方言写成小说——当然那只是试验。四部长篇，或写历史，或写当今，或写自己经历，或虚构他人故事，四位作家都已尽心尽力。在此不妨略作介绍。

江声皖的《一代帝师》写的是被毛泽东评价为“为明太祖成就帝业立了头功”的朱升，描述了他从顽皮儒生、儒侠、侠儒、学正到帝师及隐吏的传奇一生。

小说依三条主线展开，第一条是他与郑玉、赵坊、韩淑敏、汪仲鲁、詹书同等新安理学传人之间的同学情主线；第二条是他与韩柳青之间的浪漫且又最终守于道德的爱情主线；第三条是他与朱元璋之间的“出则君臣，情同父子”的师生情主线。朱升正是这三条线交织缠绕、飘拂飞扬的一生。

小说在三大背景下生动演义，一是日益加剧着的官民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元末社会；二是红巾军起义之后的群雄逐鹿、血雨腥风的乱世；三是徽州所特有的理学环境。朱升的传奇一生，便也正是在这种受尽压迫而又纷纭复杂、狼烟四起而又让人充满憧憬的社会里度过的。

小说前半部的高潮出现在朱升与韩柳青的故事中，在徽州所特有的理学环境里，两人演义了一场富商小姐与穷儒生；银楼离异媳妇与潇洒智多星；落难女朝奉与纯情儒侠之间跌宕起伏、浪潮汹涌的爱情戏剧。而戏剧的发展却又戛然转变于两人对恩人陈大囡的一句承诺，使浪漫的情感既服从于理学的道德准则，又继续心心相印、相辅而行。

小说的最高潮发生在后半部。乱世之间，在争雄的义军首领中，被当时的徽州人视为精神领袖的朱升选择了“能约束部下不胡乱杀人”的朱元璋，并献上“九字策”。而只读了一年书的朱元璋也正对族祖朱熹的理学敬慕有加，把宗族长辈朱升视为知己和师长。从此朱升成为他思想上的引路人、军事谋略上的指路人、人才引荐上的开路人、政治礼制上的筑路人、后勤供给上的补路人。

小说的结尾描写了朱升的隐退，使他成为唯一自觉躲开洪武帝屠刀的开国元勋，为这位历史人物的睿智和洒脱披上了一层既有光环围绕而又诡秘殊形的轻纱！

小说在“品性”追求上，尽可能依据史实进行创作，但在细节上力求还原元末明初的人情世故、风情习俗。特别是对当时徽州城乡的描写，在情节陈述和人物描摹上，在保证语言雅致生动的同时，能以适度的方言融入对话，使得小说具备了较为浓郁的徽卅I味。因为方言承载历史，承载文化，确与历史、文化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故而能以适度的，即不影响外地人阅读的微量方言元素融入写徽州人、徽州事的小说，无疑便发掘出了徽州的语言资团的追捕，两人逃往外省外县的偏僻山区——黑石崖下的黑石坞，一对逃荒落户在此的母女俩收留他们，已在辛劳、饥饿中患病的父亲不几天就离开了人世。徐欢喜勤劳苦干又肯帮助邻居，影响好，有威信，解放后结婚生了孩子，更在互助组中领头做出成绩，被评为县级劳模。正当他准备在初级社中做出新成绩时，遇到一位落魄生病的讨饭人，于是毫不犹豫地援手帮忙，留下其吃住。谁知这是一个逃犯（喜新厌旧杀妻逃跑的南下干部），徐欢喜之后被以窝藏逃犯的罪名判刑三年，在拘留和劳改时双手残疾，脸面破相，释放回家后遭管制，常被批斗，引起性格大变；孩子们则在学校和社会上遭受歧视，家庭生活困苦。改革开放后，儿女们回到经济比较发达的老家，经过不懈努力，生活发生巨变。徐欢喜由于残疾、自卑、压抑，还有多年养成的习惯，坚持留在黑石坞，他为儿女们过上幸福生活而高兴，但又为社会上流行的拜金主义、冷漠无情而担忧，特别对一些出手帮人而遭误会甚至诬陷，继而被法院判定赔款的案例深深地不解和忧愤。最后，年近80岁的徐欢喜又舍身救起落水的两个留守儿童，不幸引发重病而去世，他终于得到了邻近两个县的表彰，为自己的人生重新画上精彩的一笔。

这部小说叙述上的特色主要体现在整部作品以徐欢喜孙子徐志富的活动来串联故事，引出其爷爷、奶奶、爸爸等人的回忆和叙述，穿插了人们的思索和议论，体现传统美德对新一代的影响和当今人们对法治社会的期盼。

作品中大量展现了皖南一浙西山区连接地带地域色彩浓郁的风俗、生活、生产的场景，娓娓的叙述中引导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与作品中人物同欢共喜。

《山路留痕》是老作家徐海啸先生的第二部长篇著作。作者以自己的生活为基础，写一个上海知青从1957年下放，到改革开放这一漫长历史阶段的丰富经历。从反右到大跃进，从人民公社到文化大革命，从上海到皖南，从南方到北大荒，从兴安岭回到最初的下放地，写出了各色人等在社会大变动时期的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也写出了上世纪50年代，最早的一代下放“知识青年”，在非常岁月里追求进步，追求知识，努力奉献社会的轨迹。书中描写了一个五谷不分的城市青年，怎样在农民的教导下懂得生活，又怎样在劳动中体验了农民的艰辛。作者记录下的基层在历次运动中群众的遭遇，无可辩驳地证明：只有改革开放，个人才会发挥出自己的潜能，实现人生的最大信”。

我们相信以上或多或少的介绍，已经引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也相信以上的介绍里读者已经看见了四部作品中“徽州元素”的端倪。

当然长篇自有它自己的诸种要求，“徽州元素”可以说是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自己的要求，它应当融合在对长篇小说的诸种要求之中。至于它们在当今长篇小说的林海里达到了什么程度，请君不妨一阅，画下自己的标高。

可以肯定，我市响应贯彻省长篇精品工程计划，着力推出的李平的《天下祁红》和“天都长卷”四部长篇，对于黄山市的文学发展而言，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2013年岁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