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帝师》由江声皖所著，本书稿的主人公“一代帝师”是朱升，小说便正是描述了他从顽皮儒生、儒侠、侠儒、学正到帝师及隐吏的传奇一生。小说依三条主线展开，第一条是他与郑玉、赵坊、韩淑敏、汪仲鲁、詹书同等新安理学传人之间的同学情主线；第二条是他与韩柳青之间的浪漫且又最终守于道德的爱情主线；第三条是他与朱元璋之间的“出则君臣，情同父子”的师生情主线。小说在“品性”追求上，依据史实进行创作，但在细节上力求还原元末明初的人情世故、风情习俗。同时，对于人物各自所持的思想内涵，力求吻合历史，且符合各人的性格身份，有较强的可读性。

《一代帝师》由江声皖所著，《一代帝师》前半部的高潮出现在朱升与韩柳青的故事中，在徽州所特有的理学环境里，两人演义了一场富商小姐与穷儒生；银楼离异媳妇与潇洒智多星；落难女朝奉与纯情儒侠之间跌宕起伏、浪潮汹涌的爱情戏剧。而戏剧的发展却又戛然转变于两人对恩人陈大囡的一句承诺，使浪漫的情感既服从于理学的道德准则，又继续心心相印、相辅而行。

小说的最高潮发生在后半部。乱世之间，在争雄的义军首领中，被当时的徽州人视为精神领袖的朱升选择了“能约束部下不胡乱杀人”的朱元璋，并献上“九字策”。而只读了一年书的朱元璋也正对族祖朱熹的理学敬慕有加，把宗族长辈朱升视为知己和师长。从此朱升成为他思想上的引路人、军事谋略上的指路人、人才引荐上的开路人、政治礼制上的筑路人、后勤供给上的补路人。

小说的结尾描写了朱升的隐退，使他成为唯一自觉躲开洪武帝屠刀的开国元勋，为这位历史人物的睿智和洒脱披上了一层既有光环围绕而又诡秘殊形的轻纱！

楔子

一 富甲江南 税案惊天

二 风流天子 索命钦差

三 酒楼邂逅 儒遇侠儒

四 血溅山棚 朱升救友

五 篁墩罢市 张行弹压

六 姐弟存心 枫林有义

七 儒行苛严 “大防”生变

八 “报红”逾期 “破红”遗愤

九 “诡儒”辩道 再弹别调

十 红颜命薄 劫过遭劫

十一 望族之后 亡国之奴

十二 志怀报国 行若义侠

十三 救姐心切 独闯匪穴

十四 天理人欲 情融为一

十五 信义如棒 鸳鸯打散

十六 乡村儒师 心转平和

十七 “逼上梁山” 朱升应试

十八 朱升解难 计策三条

十九 侠临驿站 钦差跌软

二十三 计圆满 危转为安

二十一 应承春试 复上梁山

二十二 贱贵同仇 痛殴俗吏

二十三 无意插柳 竟夺头魁

二十四 高中低授 欲罢不能

二十五 欲擒故纵 三管齐下

二十六 “猫鼠”过招 逼敌就范

二十七 “白莲”点火 “红巾”首义

二十八 平安突围 “秩满”南归

二十九 临乱不惊 计定“双保”

三十 访问难民 俯观天下

三十一 义军不义 徽州遭难

三十二 枭雄辈出 抢称帝王

三十三 诚心向佛 无奈从军

三十四 乱世群儒 去从各异

三十五 元璋逼近 华表重寻

三十六 一顾石门 邓愈来访

三十七 独立城下 “灯卦”促降

三十八 二顾石门 邓愈问计

三十九 回兵保歙 智取婺源

四十 群儒分列 “忠”义途殊

四十一 三顾石门 元璋获策

四十二 聚士从军 风骚独领

四十三 虽拨疑云 亦罪新宠

四十四 睿智之人 行求顺势

四十五 占卜问天 平息朝议

四十六 东征揲策 几其神乎

四十七 又奉征聘 一卦定战

四十八 年年应召 得胜便还

四十九 仁杵伯温 力促勤王

五十 鄱湖大战 三建奇功

五十一 元璋封王 朱升拒官

五十二 吴王生疑 枫林就范

五十三 君臣论道 孟何褒贬

五十四 洞察凶险 全身而退

五十五 是非之地 寒意袭人

五十六 杀气腾腾 雾气袅绕

“惊天大案！”

“篁墩出事了！圣上龙颜震怒。”这耸人听闻的消息像山风一样在徽州路境内吹过，它虽然不曾长脚，却通过人们的窃窃私语，走遍了徽州城乡的大街小巷，其中又特别是那篁墩的街道、巷弄、埠头和店铺。

这时间嘛，约模是公元1345年，依照元朝的年号，则应该叫它“至正五年，，吧。当时，长江以南，江西行省以东，福建行省以北的一大片地方都编在一个行省，叫江浙行省，这一带，跟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都还是在妥欢铁木儿皇上的治理之下。

那时光的篁墩可了不得，它是徽州盆地中心地带的一个最重要的水陆码头，东边离徽州路的衙门所在地歙县县城不远，北边靠着春水河，水路可以通到绩溪；西边是休宁的地界，只要走一点点路就到了屯浦这个山区湖泊边上的屯溪渔村，屯溪村与黎阳隔江而望，而与黎阳遥遥相对的便是率水南岸的古镇鬲山；可过了休宁再向西去，就是婺源、祁门、黟县，其中黟县渔亭就是徽州通向鄱阳湖的另一个重要码头。

从屯溪村东的草市顺水下来，篁墩这个台地的南边就紧贴着新安江，水面虽不及屯浦宽阔，却向左手缓缓地转了个弯，水势一下子变得平平稳稳，船靠码头，木排拢岸都相当方便。于是，久而久之，这块地方就成了徽州府或是徽州路的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有几句顺El溜，讲的是：“大大篁墩镇，小小徽州路；三省都消瘦，就数篁墩富。”

篁墩倚山临水，整个集镇依两条江河形成丁字形的两条街，靠着春水河的是一条正街，细究起来，它南北走向，应该叫“道”，原本想必也是村中间的大路，它弯弯曲曲，一头还枕着黄山余脉的那一段丘陵。整个一条源里都做满了屋，粉墙黛瓦，虽然讲不得整齐，但黑乌乌的一片，顺势连着山陵上的古木和翠竹，一看就晓得是一个经历了许多代人繁衍生息的古镇。

街面上人来人往，有杂货店、南北货商号、山货庄、布店、裁缝铺、药材店、铁匠铺、金银首饰店、染坊、鞋匠铺，当然还有米店、饭馆、酒肆、客栈、妓院，总之是一应俱全，不讲比杭州热闹，但比起一般的小县城，的确是要繁华几分。

实际上，这里还不是篁墩最热闹的地方，真正称得上畸形繁华的要数它的河街，这是一条沿江而建的街道，两边都是两三层的木结构小楼，一幢连着一幢，一幢重叠着一幢，随江岸弯成一道曲线，街面一点点阔，只有正中午，日头从天上笔直晒下来，金灿灿的，才让所有的人眼前突然一亮，就像猛然看清楚了一个原本蜷曲在昏暗中的水蛇一样的妇人，妖艳、神秘，而又是那样子迷人。

其余的时光里，它都雾气缭绕，尤其到了夜晚，昏灯黑火的，每一盏油灯边上，都像是旋着一团黄颜色的光晕。好嬉的是，这时间的河街，却照样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好像比日间还要热闹。只是大家都看不真切面孔，影影绰绰的，只感觉到迎面呼出来的热气、酒气、汗气，以及混合而成的、略带着鱼腥的水草的气味，或是偶尔飘来的女人的体香和粉气。这不奇怪，因为这条河街就是由水埠码头发展而来的，这些木楼里一个门面接着一个门面，挤着的就是各色各样的木行、粮行、茶行、皮货行、瓷器店、饭店、酒馆和婊子行。只有到了挨夜边，各路的航船才会陆续在这里收帆靠岸，烧火做饭。而搭船、押船的做生意的朝奉、伙计，撑船把舵的船老大也才会跳上岸来，赶这个被叫作“小杭州”的夜市。就连歙县府城、休宁、祁门、黟县等城乡有钱人家不学好的子弟，以及闲散在家、无所事事的后生也都时不时地相邀着来篁墩河街赶这个热闹。更有甚者，便是衙门里的那些官吏衙役们了，他们也像苍蝇围狗屎一样，三日两头就要寻借口往这里跑。

因为是人数少的蒙古人占据中原，驾驭人数众多的汉人，所以元朝的官制有它自家的特色，首先是要照顾到他们自己，就是讲，在种族排序上，这个朝廷是懒得来盖什么遮羞布的。蒙古的可汗们都是马上挥刀、弯弓射猎的武士，一根肚肠到底——直爽，要杀你，眼睛眨都不眨一下，要对你好，可以把最后一杯马奶让你喝了；痛快——话语都是挂在嘴上直白地讲，不屑于转弯抹角，更不肯憋到肚里。他们辛辛苦苦把金龙宝座抢到手里，先就把天下人分成个三六九等：自家的蒙古人自然是天下第一，上至朝廷里中书省管政事的宰相，分管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尚书；分管兵马的枢密院、专管监察的御史；还有翰林院、宣政院，武备寺、太仆寺、司天监、太宗府等；外至行省平章、行台、宣慰使、廉访使，各路、州、县的亲民官，那笃定都必须任用蒙古人为正职，而后再按参加或降属蒙古军队的入伍时间为依据，排列色目人，即来自西域国家的白种人和阿拉伯人为第二；汉人，即南宋亡国以前便归顺蒙古的北方汉族居民为第三；南人，即原属南宋国的南方汉族居民为第四，掺杂着分派剩下的副职。这样一来，当官人的数量就比其他朝代要多了许多，好比讲，一个县，不光有县令，还设了个县尹；路，则不光有总管，又设了一个达鲁花赤的官职来监视总管，而达鲁花赤一般都由蒙古人最起码也得由色目人来担任，他掌握实权，却可以不做事，当然就更用不着负责任了。

至于这些官员的选派，元朝也有自家的一套。最初打得天下，特别是在原初属南宋的江南一带，大小官员都是从北方“南下”的，而且因为版图的迅速扩张，所派“南下”的多是素质极低的下层吏卒，或者根本就是投靠蒙古人为虎作伥的汉族军户，再加上一些南宋的降官降将。而且这些人“南下”当了官，又多是世袭，一直等到在朝当官的大儒们讲得上话了，元朝的皇帝才听从了他们的建议，算是罢了“世袭”，改为五品以下的官由行省自选，讲是叫“省选”。于是各地的官就越选越多，这就好比家族繁衍一样，一生三，三生九，三九二十七……当年“南下”的那许多官吏，先是世袭，而后又一窝蜂地走门路“省选”，尤其是徽州路的官吏，离杭州又近，走起门路来，就如同“从堂前走到厨下”，近水楼台，熟门熟路，官吏的职数就更是像耘过的“六月熟”，发棵快，小小的一个徽州路衙门，还不算同时挤在一个小县城里的歙县县衙，官吏衙役就由当初的二十几个人翻番到了二百多号人，连轿子在院子里都挤不下去，要摆到府衙对面的巷弄里去了。

P3-5

2012年岁末，安徽省文联和作协乘着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风，提出在本省抓长篇精品的计划，并召开了长篇创作摸底会。黄山市文联、作协向省里重点推荐了李平的《天下祁红》；此次推出“天都长卷”四部长篇则是再接再厉的成果。

其实这套书得以问世远不是如此简单匆忙。上世纪最后一年(1999年)，市作协主编了黄山市历史上第一套文学丛书“天都文丛”，较集中地展示了黄山市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成果，获得了好评，全市文学界就殷殷瞩望着有一部或数部显示徽州文化底蕴的长篇叙事作品问世。虽然新时期以来，我市在长篇创作上早就有了“零的突破”，比如前期有程虎一版再版的《台湾演义》，近时有李平获得省政府文学奖的《夏日风暴》，还有潘冠杰、陶方平、恭小兵、胡纯等老中青三代作家的多个长篇问世。

但我们总还是感到不够，觉得还缺少些什么。缺少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徽州元素”吧。

外地作家以微州或涉及徽州而创作的长篇(包括长篇影视作品)也断续有过一批，但在微州人看来，里面的“徽州元素”大多有些走样，纵然外面世界可以叫好甚至叫座，但徽州人自己看来总还是摇头的比点头的多。-

胡适先生曾经立誓要写一大篇有关徽州的文字，然而也许是他太忙，更也许是他感到了难，只写了一篇朴素的《我的母亲的出嫁》交代，那只能算是一个白描式的经典短篇。

徽州其实是一个故事发达的地方，“三言二拍”当中分量十足的徽商故事考其源头，定然是漂泊在外的徽州男人或坚守在内的女人们嘴中说出来的，经过加工才成了“古典白话”的“市民小说”。

纵向来看，我们同自己的先人们似乎在某个时期有过断裂。饱满充沛的讲故事的传统在书面表达上没能很好地承继下来。

横向比较，徽州(这个概念也可以扩大至现今的“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乃至整个皖南山区)的叙事文学创作同南方一些地域文化特征明显的区域比较是相对薄弱的。虽然这和经济发展有相当关系，但这不是主要因素。经济落后的地方出现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一种常态，何况黄山市已经是一个全面开放的国际旅游城市。

近年来，我市一些乡土学者撰写了一批有关徽州方言的著作，如《休宁方言》、《屯溪方言》、《歙县西乡方言》等等。他们在解析一个个方言词语的时候，其方式方法可能未必十分符合语言学的标准和要求，但在懂得这种方言土语的当地人看来，却是趣味盎然，十分有意思。但是对于不会说听不懂这些方言土语的“外面世界”的人来说，这类著作无疑是枯燥无味的。

这就涉及到了我所说的徽州叙事文学之难。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凡一个徽州人在创作上要有所作为，肯定会在创作过程中想将那些活泼生动的老百姓嘴中时不时蹦出的词语用上，但这些词语能不能写出来首先是个问题(有些词语已经有音无字)，写出来后能让外面世界的读者接受并知道其好更是个问题。在中短篇制内，用上那么几个比较能明白的方言词语似乎就可以使“徽州元素”凸显，而于长篇而言，如何把握好语言的“度”，有没有驾驭能力对于作者的要求无疑是相当高的。当然，语言只是一部作品的基石，在此基础上还得呈现生动的风土人情、感人的故事情节、丰满的人物形象，还要求一定的思想深度。

或许正是这种原因，自1949年以来，徽州一黄山市从事文学创作的同仁中，来自外地的作家占了相当比例，取得的成果也相对较高。他们不谙徽州方言，直接就绕了过去。过去如此，现时仍然呈现着这种特点，不过已经发生“质”的变化。这辑“天都长卷”四部长篇的作者，程学开来自安庆，至今乡音未改；徐海啸为上世纪50年代上海下放知青，他们不是徽州人，但又是，他们陷在徽州文化的汪洋大海里已经很久很深，带有自传色彩又融合了徽州风土人情的人生经历，其中“徽州元素”已经浓得化不开。另两位作者则是资深本土人士，江声皖来自老徽州的婺源，对方言颇有研究；吴宪鸿长期在歙县南乡乡镇生活，于方言的使用很有心得，曾尝试过全部采用方言写成小说——当然那只是试验。四部长篇，或写历史，或写当今，或写自己经历，或虚构他人故事，四位作家都已尽心尽力。在此不妨略作介绍。  江声皖的《一代帝师》写的是被毛泽东评价为“为明太祖成就帝业立了头功”的朱升，描述了他从顽皮儒生、儒侠、侠儒、学正到帝师及隐吏的传奇一生。

小说依三条主线展开，第一条是他与郑玉、赵坊、韩淑敏、汪仲鲁、詹书同等新安理学传人之间的同学情主线；第二条是他与韩柳青之间的浪漫且又最终守于道德的爱情主线；第三条是他与朱元璋之间的“出则君臣，情同父子”的师生情主线。朱升正是这三条线交织缠绕、飘拂飞扬的一生。

小说在三大背景下生动演义，一是日益加剧着的官民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元末社会；二是红巾军起义之后的群雄逐鹿、血雨腥风的乱世；三是徽州所特有的理学环境。朱升的传奇一生，便也正是在这种受尽压迫而又纷纭复杂、狼烟四起而又让人充满憧憬的社会里度过的。

小说前半部的高潮出现在朱升与韩柳青的故事中，在徽州所特有的理学环境里，两人演义了一场富商小姐与穷儒生；银楼离异媳妇与潇洒智多星；落难女朝奉与纯情儒侠之间跌宕起伏、浪潮汹涌的爱情戏剧。而戏剧的发展却又戛然转变于两人对恩人陈大国的一句承诺，使浪漫的情感既服从于理学的道德准则，又继续心心相印、相辅而行。

小说的最高潮发生在后半部。乱世之间，在争雄的义军首领中，被当时的徽州人视为精神领袖的朱升选择了“能约束部下不胡乱杀人”的朱元璋，并献上“九字策”。而只读了一年书的朱元璋也正对族祖朱熹的理学敬慕有加，把宗族长辈朱升视为知己和师长。从此朱升成为他思想上的引路人、军事谋略上的指路人、人才引荐上的开路人、政治礼制上的筑路人、后勤供给上的补路人。

小说的结尾描写了朱升的隐退，使他成为唯一自觉躲开洪武帝屠刀的开国元勋，为这位历史人物的睿智和洒脱披上了一层既有光环围绕而又诡秘殊形的轻纱！

小说在“品性”追求上，尽可能依据史实进行创作，但在细节上力求还原元末明初的人情世故、风情习俗。特别是对当时徽州城乡的描写，在情节陈述和人物描摹上，在保证语言雅致生动的同时，能以适度的方言融入对话，使得小说具备了较为浓郁的徽州味。因为方言承载历史，承载文化，确与历史、文化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故而能以适度的，即不影响外地人阅读的微量方言元素融入写徽州人、徽州事的小说，无疑便发掘出了徽州的语言资源软买力。

小说在情节设计上力求实现因人、因事、因地制宜。史料本身就起伏曲折的，便以其为骨架，加造血肉，修旧如旧，使曲尽其妙；缺失史料的部分，依势构思故事，大胆奇思妙想，但细节却往往用真实的旧料加工，新造如旧，有元末明初的历史感。让现今大众无障碍地、有趣味地走进历史，穿越时空，去感受先人的生活、情感和作为。

《独秀山外》的作者程学开在创作中则是依着自己的人生轨迹，三分纪实，七分虚构，将自己所见所闻所感，所经历的时代，一一写出，写的多是时代的公共记忆。这些记忆包括共和国建立后一系列运动和大事件，三十年改革开放，和当下一些形形色色的人事，连清朝桐城的三起文字冤案和“五四”前后的一些事也囊括进去了。这其中自然就牵出了安庆、徽州两地的一些历史文化名人：戴名世、邓石如、程长庚、陈独秀、张恨水、郑之珍、胡元龙、胡适、黄宾虹等等。它看起来像一部长篇纪实散文，但实际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小说。

《独秀山外》有四大特色：一，时间跨度大，历史感厚重。从清康熙到现在有三百多年，作品展示的是一幅幅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历史画面。二，结构新。采用了迄今少见的小说结构。小说让一位女记者在历史与现实中穿越，像一只银梭，编织经纬。不仅让历史与现实有鲜明的观照、对比，而且使阅读变得愉快、轻松。三，叙述方法新。这方面同高行健的《灵山》可有一比，书中的“你”“我”“他”使纷繁的人物变得简约、简明。人的名字已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性、人心。四，情爱描写手法也较为新颖。作者认为，情爱乃至性爱是一位不知名的神，用她超人的智慧和悲悯的情怀造出的一丸妙药。她造出这丸妙药，是为了人和万物都生生不息，使宇宙充满活力，使世界变得精彩。作品中有很多场面能给读者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印象，就像中国画，画水不着色，只留出空白；画风不捉影，只画出美人的飘带和被风吹弯的树枝、芦苇。水无色，却在人心中激扬荡漾；风无形，却生出万般形态。这是意到笔不到的结果，更动人心魄。

吴宪鸿的《黑石崖》以主人公徐欢喜的三次救人为线索与重点，反映他一生的坎坷经历，赞美我国劳动人民与人为善、舍己救人的高尚美德，呼唤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健全，鞭挞社会上的不良现象。

解放前，徐欢喜同父亲一道救了一位地下党的领导干部，遭国民党保安团的追捕，两人逃往外省外县的偏僻山区——黑石崖下的黑石坞，一对逃荒落户在此的母女俩收留他们，已在辛劳、饥饿中患病的父亲不几天就离开了人世。徐欢喜勤劳苦干又肯帮助邻居，影响好，有威信，解放后结婚生了孩子，更在互助组中领头做出成绩，被评为县级劳模。正当他准备在初级社中做出新成绩时，遇到一位落魄生病的讨饭人，于是毫不犹豫地援手帮忙，留下其吃住。谁知这是一个逃犯(喜新厌旧杀妻逃跑的南下干部)，徐欢喜之后被以窝藏逃犯的罪名判刑三年，在拘留和劳改时双手残疾，脸面破相，释放回家后遭管制，常被批斗，引起性格大变：孩子们则在学校和社会上遭受歧视，家庭生活困苦。改革开放后，儿女们回到经济比较发达的老家，经过不懈努力，生活发生巨变。徐欢喜由于残疾、自卑、压抑，还有多年养成的习惯，坚持留在黑石坞，他为儿女们过上幸福生活而高兴，但又为社会上流行的拜金主义、冷漠无情而担忧，特别对一些出手帮人而遭误会甚至诬陷，继而被法院判定赔款的案例深深地不解和忧愤。最后，年近80岁的徐欢喜又舍身救起落水的两个留守儿童，不幸引发重病而去世，他终于得到了邻近两个县的表彰，为自己的人生重新画上精彩的一笔。

这部小说叙述上的特色主要体现在整部作品以徐欢喜孙子徐志富的活动来串联故事，引出其爷爷、奶奶、爸爸等人的回忆和叙述，穿插了人们的思索和议论，体现传统美德对新一代的影响和当今人们对法治社会的期盼。  作品中大量展现了皖南一浙西山区连接地带地域色彩浓郁的风俗、生活、生产的场景，娓娓的叙述中引导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与作品中人物同欢共喜。

《山路留痕》是老作家徐海啸先生的第二部长篇著作。作者以自己的生活为基础，写一个上海知青从1957年下放，到改革开放这一漫长历史阶段的丰富经历。从反右到大跃进，从人民公社到文化大革命，从上海到皖南，从南方到北大荒，从兴安岭回到最初的下放地，写出了各色人等在社会大变动时朗的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也写出了上世纪50年代，最早的一代下放“知识青年”，在非常岁月里追求进步，追求知识，努力奉献社会的轨迹。书中描写了一个五谷不分的城市青年，怎样在农民的教导下懂得生活，又怎样在劳动中体验了农民的艰辛。作者记录下的基层在历次运动中群众的遭遇，无可辩驳地证明：只有改革开放，个人才会发挥出自己的潜能，实现人生的“最大值”。

我们相信以上或多或少的介绍，已经引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也相信以上的介绍里读者已经看见了四部作品中“徽州元素”的端倪。

当然长篇自有它自己的诸种要求，“徽州元素”可以说是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自己的要求，它应当融合在对长篇小说的诸种要求之中。至于它们在当今长篇小说的林海里达到了什么程度，请君不妨一阅，画下自己的标高。

可以肯定，我市响应贯彻省长篇精品工程计划，着力推出的李平的《天下祁红》和“天都长卷”四部长篇，对于黄山市的文学发展而言，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2013年岁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