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的散文讲究一种追求和精神，能让读者从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体会到丰富的人生哲理与人道主义的关怀。作者在《缘缘堂新笔》中高度赞扬了李叔同先生的爱国精神和教育精神，是想通过这种赞誉向世人表达作者自己的艺术追求——不在技术的精进，而在于精神的涵养，而艺术就是最能培养人高尚情操的学问。

《缘缘堂新笔》为1962年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之约编就的丰子恺散文集，当时未出版，1983年5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初版，本书便以此版《缘缘堂新笔》为底本，原汁原味地再现丰子恺的随笔性文章，题材和丰子恺以前的随笔有所不同，更加侧重于艺术方面的随笔故事，虽然语言依然以叙述为主，但内容大多回忆作者学习艺术的经历以及感慨作家、作品中蕴含的精神，是丰子恺散文的精髓。

敬礼

代画

扬州梦

西湖春游

杭州写生

中国话剧首创者李叔同先生

先器识而后文艺

李叔同先生的爱国精神

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

威武不能屈

新年随笔

胜读十年书

幸福儿童

谈儿童画

斗牛图

随笔漫画

伯牙鼓琴

曲高和众

雪舟和他的艺术

庐山游记之一

庐山游记之二

庐山游记之三

黄山松

黄山印象

上天都

饮水思源

作春泥更护花

有头有尾

我译《源氏物语》

阿咪

天童寺忆雪舟

不肯去观音院

敬礼

像吃药一般喝了一大碗早已吃厌的牛奶，又吞了一把围棋子似的、洋钮扣似的肺病特效药。早上的麻烦已经对付过去。儿女都出门去办公或上课了，太太上街去了，劳动大姐在不知什么地方，屋子里很静。我独自关进书房里，坐在书桌面前。这是一天精神最好的时光。这是正好潜心工作的时光。

今天要译的一段原文，文章极好，译法甚难。但是昨天晚上预先看过，躺在床里预先计划过句子的构造，所以今天的工作并不很难，只要推敲各句里面的字眼，就可以使它变成中文。右手握着自来水笔，左手拿着香烟。书桌左角上并列着一杯茶和一只烟灰缸。眼睛看着笔端，热中于工作，左手常常误把香烟灰敲落在茶杯里，幸而没有把烟灰缸当作茶杯拿起来喝。茶里加了香烟灰，味道有些特别，然而并不讨厌。

译文告一段落，我放下自来水笔，坐在椅子里伸一伸腰，眼梢头觉得桌子上右手所靠的地方有一件小东西在那里蠢动。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受了伤的蚂蚁：它的脚已经不会走路，然而躯干无伤，有时翘起头来，有时翻转肚子来，有时鼓动着受伤的脚，企图爬走，然后一步一蹶，终于倒下来，全身乱抖，仿佛在绝望中挣扎。啊，这一定是我闯的祸！我热中于工作的时候，没有顾到右臂底下的蚂蚁。我写完了一行字，迅速地把笔移向第二行上端的时候，手臂像汽车一样突进，然而桌子上没有红绿灯和横道线，因此就把这蚂蚁碾伤了。它没有拉我去吃警察官司，然而我很对不起它，又没有办法送它进医院去救治，奈何，奈何！

然而反复一想，这不能完全怪我。谁教它走到我的工场里来，被机器碾伤呢？它应该怪它自己，我恕不负责。不过，一个不死不活的生物躺在我眼睛面前，心情实在非常不快。我想起了昨天所译的一段文章：“假定有百苦交加而不得其死的人；在没有生的价值的本人自不必说，在旁边看护他的亲人恐怕也会觉得杀了他反而慈悲吧。”（见夏目漱石著《旅宿》。）我想：我伸出一根手指去，把这百苦交加而不得其死的蚂蚁一下子捻死，让它脱了苦，不是慈悲吗？然而我又想起了某医生的话：延长寿命，是医生的天职。又想起故乡的一句俗话：“好死勿抵恶活。”我就不肯行此慈悲。况且，这蚂蚁虽然受伤，还在顽强地挣扎，足见它只是局部残废，全体的生活力还很旺盛，用指头去捻死它，怎么使得下手呢？犹豫不决，耽搁了我的工作。最后决定：我只当不见，只当没有这回事。我把稿纸移向左些，管自继续做我的翻译工作。让这个自作孽的蚂蚁在我的桌子上挣扎，不关我事。

翻译工作到底重大，一个蚂蚁的性命到底藐小；我重新热中于工作之后，竟把这事件完全忘记了。我用心推敲，频频涂改，仔细地查字典，又不断地抽香烟。忙了一大阵之后，工作又告一段落，又是放下自来水笔，坐在椅子里伸一伸腰。眼梢头又觉得桌子右角上离开我两尺光景的地方有一件小东西在那里蠢动。望去似乎比蚂蚁大些，并且正在慢慢地不断地移动，移向桌子所靠着的窗下的墙壁方面去。我凑近去仔细察看。啊哟，不看则已，看了大吃一惊！原来是两个蚂蚁，一个就是那受伤者，另一个是救伤者，正在衔住了受伤者的身体而用力把他（排字同志注意，以后不用它字了）拖向墙壁方面去。然而这救伤者的身体不比受伤者大，他衔着和自己同样大小的一个受伤者而跑路，显然很吃力，所以常常停下来休息。有时衔住了他的肩部而走路，走了几步停下来，回过身去衔住了他的一只脚而走路；走了几步又停下来，衔住了另一只脚而继续前进。停下来的时候，两人碰一碰头，仿佛谈几句话。也许是受伤者告诉他这只脚痛，要他衔另一只脚；也许是救伤者问他伤势如何，拖得动否。受伤者有一两只脚伤势不重，还能在桌上支撑着前进，显然是体谅救伤者太吃力，所以勉力自动，以求减轻他的负担。因为这样艰难，所以他们进，亍的速度很缓，直到现在还离开墙壁半尺之远。这个救伤者以前我并没有看到。想来是埋头于翻译的期间，他跑出来找寻同伴，发见这个同伴受了伤躺在桌子上，就不惜劳力，不辞艰苦，不顾冒险，拼命地扶他回家去疗养。这样藐小的动物，而有这样深挚的友爱之情、这样慷慨的牺牲精神、这样伟大的互助精神，真使我大吃一惊！同时想起了我刚才看不起他，想捻死他，不理睬他，又觉得非常抱歉，非常惭愧！

鲁迅先生曾经看见一个黄包车夫的身体大起来。我现在也如此：忽然看见桌子角上这两个蚂蚁大起来，大起来，大得同山一样，终于充塞于天地之间，高不可仰了。同时又觉得我自己的身体小起来，小起来，终于小得同蚂蚁一样了。我站起身来，向着这两个蚂蚁立正，举起右手，行一个敬礼。P1－5

一

提到丰子恺的名字。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他那别具一格的漫画。在艺术园地中，丰子恺自己最偏爱的其实是文学。他在《作画好比写文童》中直截了当地说：“综合起来，我对文学，兴趣特别浓厚。因此，我的作画，也不免受了文学的影响。”他认为：“一切艺术之中，文学是与社会最亲近的一种，它的表现工具是人人日常通用的语言，这便是使它成为一种最亲近社会的艺术的原因。”

丰子恺最早的文学创作虽然开始于1914年，当时他在《少年杂志》第4卷第2期上发表了四篇寓言体短文。但正式从事散文创作是从白马湖开始起步的。1922年至1924年，丰子恺在《春晖》校刊上先后发表了《青年与自然》、《山水间的生活》、《英语教授我观》等作品。1931年。他在开明书店出版了第一部散文集《缘缘堂随笔》。此后，他的散文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先后有《随笔二十篇》、《缘缘堂再笔》、《车厢社会》、《子恺小品集》、《率真集》等散文集问世。写作时间从1922年到1974年。历时50余年，形成了他那种既洒脱又悲悯，清茶米酒般且极具人间情味的散文风格。

丰子恺的散文创作，从一开始就有很浓的人道主义色彩。他在《东京某晚的事》中向往“天下如一家。人们如家族，互相亲爱，互相帮助，共乐其生活”的理想世界。而一旦这种理想在当时社会中屡屡受挫时，他则感慨：“使人生圆滑进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渐’：造物主骗人的手段，也奠如‘渐’。”他宁愿造物主把人的寿命定得更短促些，“这样也许在人类社会上可减少许多凶险残惨的争斗。”（《渐》）于是他在《秋》一文中又感伤地写道：“三十这个概念，仿佛在日历上撕过了立秋的一页”，“自从我的年龄告了立秋之后，两年来的心境完全转了一个方向，也变成秋天了。”文中所说的两年，不仅是指作者当时超过三十岁已经两年了，同时也可以认为，这是他皈依佛教已有两年了（丰子恺于1927年拜弘一法师为师皈依佛教）。他皈依了佛门，但他并没有像他的老师李叔同（弘一法师）那样遁入空门，做起了和尚。用丰子恺自己的话说就是在他的身上具有两重性格。在那个年代，丰子恺在社会角色中，属于比较温和的中间分子。但他在文艺上却积极强调要有充实的内容。他在《艺术教育ABC》中说：“只懂得机械的画技的浅薄的画家，与只知玩弄美文的词句的浅薄的文学者，逐末而忘本，不可不诫为文艺的堕落！”

既然在成人的世界里难以找寻人间温情，那么就进入儿童世界！这便又有了他众多的歌颂儿童生活的作品，像《从孩子得到的启示》、《华瞻的日记》、《儿女》等。丰子恺进入了一个纯真的儿童世界，显然是要用自己的作品，用成人间的隔膜与儿童的天真相对照，反映自己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寄托自己的内心情感。正如他自己在《儿女》中所说的那样：“因为我那时这种生活，或枯坐、默想，或钻研、搜求，或敷衍、应酬，比较起他们的天真、健全、活跃的生活来，明明是变态的，病的，残废的。”丰子恺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的开头就说：“我的孩子们！我憧慑于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我想委屈地说出来，使你们自己晓得。可惜到你们懂得我的话的意思的时候，你们将不复是可以使我憧憬的了。这是何等悲哀的事啊！”只有孩子的生活才是纯洁无瑕的，才是值得憧憬的，而一旦长大成人，接触这污浊的社会后，就失去了憧憬的价值。这就是丰子恺当时的体感。所以，他爱儿童，认为人间最富有灵气的是孩子。孩子有着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天赋的健全的身手与真朴活跃的元气。

丰子恺散文创作与他自己的漫画创作的分期基本上一致。这种一致性不仅表现在艺术风格上，同时也表现在创作内容上。20世纪30年代．丰子恺的漫画创作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描绘人间相。他自己的说法是：“早在二十年代明知道社会的残酷、丑恶，可是不愿描绘，意在儿童的世界里神游。可是后来我的笔终于描绘了。我想，佛菩萨的说法，有显正和斥妄两途。西谚日：‘漫画以笑语叱咤人间。’我为何专写光明的美景，而不写黑暗方面的丑态呢？于是我就当面细看社会上的苦痛相、悲惨相、丑恶相、残酷相，而为他们写照。”于是，他真的为此写照了。《肉腿》写于1934年，主要反映在大旱之年，运河上集结了大批男女老幼，拼命地取水抗旱，极其艰辛。作者将踏水车的农人的肉腿与舞台上、银幕上舞女们的肉腿作对照，寄慨叹于近来农人踏水每天到夜半方休，舞场、银幕上的肉腿忙着活动的时候，正是运河上肉腿忙着活动的时候的现象。《吃瓜子》一文中，他列举了种种瓜子的吃法，从似乎漫不经心的闲谈中点出了文章的主旨：“而能尽量地享用瓜子的中国人，在消闲一道上，真是了不起的积极的实行家！试看糖食店、南货店里瓜子的畅销，试看茶楼、酒店、家庭中满地的瓜子壳，便可想见中国人在‘格。呸’、‘的，的’的声音中消磨去的时间，每年统计起来为数一定可惊。将来此道发展起来，恐怕是全中国也可消灭在‘格，呸’、‘的，的’的声音中呢。”

从艺术角度上讲，丰子恺的散文无疑是极其诱人的。首先，他常常能从平凡琐屑的事物中写出深刻的人生哲理，或暗示现实社会种种较深入的问题。例如写于1935年的《杨柳》。作者自称自己喜爱杨柳，且与杨柳有缘（在白马湖，丰子恺将自己的住处命名为“小杨柳屋”）。这是因为杨柳的美与别的花木不同，杨柳的美在其下垂。花木大多是向上发展的，枝叶花果蒸蒸日上，似乎忘记了下面的根。但杨柳“它不是不会向上生长。它长得很快，而且很高；但是越长得高，越垂得低。千万条陌头细柳，条条不忘记根本，常常俯首顾着下面，时时借了春风之力，向处在泥土中的根本拜舞，或者和它亲吻。好像一群的活跃孩子环绕着他们的慈母而游戏，但时时依傍到慈母的身边去，或者扑进慈母的怀里去，使人看了觉得非常可爱。”《我的母亲》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丰子恺从母亲的座位、坐姿这一特定的角度、姿态，描写了他那承担了严父慈母双重任务的母亲形象。

丰子恺的许多散文写得很洒脱，同时又在这洒脱中寓有深意，就如同清茶和米酒。《山中避雨》写于1935年。这篇作品的魅力，一如他的抒情漫画，初读十分清浅——像清茶，然细细玩味，竟余味无穷——如米酒。作品一开始就描绘了一幅烟雨朦胧的山村小景。为了避雨解闷，作者向茶博士借了一把胡琴，拉奏了各种西洋小曲。至此，苦雨荒山开始活跃起来，散文的意境也从古山水画般的氛围进入现实民间的世俗人情。作者写到两女孩和着西洋小曲歌唱时，作品的调子开始温暖起来，仿佛把游山遇雨的寂寥心情远远地抛到了脑后。而当写到一个女孩唱着《渔光曲》，并引得三家村里的青年们一起合唱时，作品进入了高潮，作者本人也情不自禁大动感兴，他体会到了音乐的亲和力，更重要的是他体会到了民族音乐对中国普通百姓的陶冶效果。这种发自内心的感悟在任何民族或许都是相同的。日本学者谷崎润一郎在读了这篇散文后就有这样的表示，他说他“不禁想到从前音乐师葛原氏乘船上京，在明石浦弹琴一夜，全浦的人皆大欢喜的故事来”。音乐的这种亲和力确实在年轻人当中引起了共鸣。以至在他离开的日寸候，彼此竟在茫茫的雨中依依惜别。整篇作品仿佛就像一幅风格淡雅的水墨写意画，将山色、茶肆、雨景、琴声、歌音、人情，统一融入了画幅之中，给人以鲜明的印象，且很有余韵。

再如写于1934年的《梦痕》，通篇像一幅清丽的风俗画卷。读后有如步入江南水乡的民间厅堂，体察民间浓郁的生活情趣，令人爱不释手。这类散文，作者几乎从来不堆砌华丽的词藻。用笔质朴无华，冲淡静穆，然而却给读者以很深的诗意感染。《湖畔夜饮》开头的意境描写、议论感怀，都是那样恰如其分。丰子恺首先描绘了“酒阑人散，皓月当空。湖水如镜，花影满堤”的西湖春夜的气氛，接着又以一首春月歌引出了一位多愁善感，饱经风霜的长者形象。这长者就是作者自己，但读者却很容易生发不同的联想。几处拟人化的点景。把景物、夜色写活了。虽然没有用什么形容词，更没有竭力描绘景物，但是那些隐伏在笔下的水光、涟漪、春意、拂柳似乎都在画图之中。这种艺术效果，非写作高手是很难达到的。素朴是高级意义上的一种诗的特质，况且丰子恺会时不时地掺入挚诚的人情味，这便是他的散文艺术成就的高妙之处。

在散文创作的数量上，丰子恺在现代中国散文作家中也是较多的。1949年后，他也在写，代表作主要有《庐山游记》、《扬州梦》、《黄山写生》、《西湖春游》等等。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还在写，并集有《缘缘堂续笔》。’这种文学现象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是罕见的。

丰子恺写作散文有自己的艺术追求。首先，他力求从平凡琐屑的事物中写出深刻的人生哲理或暗示现实社会较深层次的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最喜小中能见大，还求弦外有余音”。其二，丰子恺散文的艺术特色表现在别具匠心的艺术构思上。他的散文，表面上看是信笔写来，其实与他那些众多的构思巧妙的漫画一样，他的散文也讲究艺术构思，前文提到的《吃瓜子》《我的母亲》和《山中避雨》等都是散文艺术构思的典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虽苦心构思了作品，却能在写作过程中显得平易、自然、协调，没有一点斧凿之痕。其三，丰子恺的散文，大多通过质朴的语言表达率真的情感。他一向反对“做”文章，反对用生僻、晦涩的词语。他在《艺术漫谈》中形象地把艺术比作“米”、“麦”，认为艺术应该大众化，为大众所欣赏和接受，如同家家户户每天能吃到的米、麦一样普及，而不应该成为只供少数人享用的山珍海味。但平易、大众化又不影响他作品的感染力，用他自己的说法则是“曲高和众”。文学界对他的随笔很早就有了好评。赵景深在《丰子恺和他的小品文》中说：“……子恺的小品文里既是包含着人间隔膜和儿童天真的对照，又常有佛教的观念，似乎，他的小品文尽都是抽象的，枯燥的哲理了。然而不然，我想这许就是他的小品文的长处。他哪怕是极端的说理，讲‘多样’和‘统一’（《自然》和《艺术三味》）．这一类的美学原理，也常带着抒情的意味，使人读来不觉得其头痛。他不把文字故意写得很艰深，以掩饰他那实际内容的空虚。他只是平易的写去，自然就有一种美，文字的干净流利和漂亮，怕只有朱自清可以和他媲美。以前我对于朱自清的小品非常喜爱，现在我的偏嗜又加上丰子恺。，，赵景深的评论可被看作是一个时期的代表。姜丹书则评价日：“子恺的语体文，亦很成功，长于描写事物，亦庄亦谐，形容得很轻松，指发得很深刻，妙在能搔着痒处，打着痛处，幽默之趣，自在言外，乃是精于运思、巧于运笔者。”

郁达夫在编选《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时收入丰子恺的五篇散文，即《渐》、《秋》、《给我的孩子们》、《梦痕》和《新年》。郁达夫在评点文字中对丰子恺评价很高，他说：“浙西人细腻深沉的风致”在丰子恺的散文里得到了体现，又说“人家只晓得他的漫画入神，殊不知他的散文清幽玄妙，灵达处反远出在他的画笔之上。”郁达夫不仅推崇丰子恺的散文，更推崇他的苦学精神，他向读者介绍说：“他是一个苦学力行的人，从师范学校出来之后，在上海半工半读，自己努力学画，自己想法子到日本去留学，自己苦修外国文字，终究得到了现在的地位。我想从这一方面讲来，他那富有哲学味的散文，姑且不去管它，就单论他的志趣，也是可以为我们年青人做模范的。”

丰子恺是中国现当代散文史上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他的散文作品于他健在时已有多个集子出版，在他逝世后也有各种选本流传。现今海豚出版社选取其代表作汇集成《丰子恺散文精品集》，嘱撰小文为序，试写以上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