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与中国”丛书，从中西文化、文学交流的角度研究他们在中国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交流以及他们的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以及一些值得吸取的历史教训，丛书共三部，每部书主要是以大量的翔实材料，梳理了他们的思想学术在中国的传播经过以及他们本人在中国的游历和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不同反应，另外还收录了他们在中国的演讲，以及围绕他们的来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争论文章，最后还收有中国翻译的他们的作品目录以及国内的研究文章目录。

本书为其中一册之《杜威与中国》，由张宝贵编著。

《杜威与中国》是“大师与中国”系列之一，由张宝贵编著。

《杜威与中国》简介：

杜威，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毕生从事著书、教学工作，学生遍及世界各地，影响巨大。著名学者胡适是他的中国弟子。1919年起，杜威先后在北京、南京、杭州、上海、广州等地讲学，历时两年之久。

杜威在华经历

杜威小传

远东之行

风云际会

杜威眼中的新文化运动

思想改造的设想

教育改造的设计师

双星荟萃

难舍深情

杜威在华讲演精华

平民主义的教育

学问的新问题，

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

大学与舆论

思想的派别

伦理演讲纪略(第十一次)

伦理学讲演纪略(第十二次)

伦理学讲演纪略(第十三次)

教育与实业

教育与实业(续)

南游心影

南游心影(续)

南游心影(续)

自动的研究

习惯与思想

习惯与思想(续)

中国文化界对杜威的评论

实验主义与新教育

杜威之伦理学

杜威之论理学

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

杜威的教育哲学

实验主义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再论问题与主义

哲学的改造

杜威论中国思想

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

知识果是工具吗

驳实验主义

实验主义者的理想

附录 国内报刊评介杜威文章索引

后记

约翰·杜威（JohnDewey）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1859年10月20日，他出生于美国佛蒙特州风景秀丽的小镇柏灵顿，祖辈系英格兰移民。他的父亲阿吉帕尔德·杜威是镇上的小杂货商，人长得不错，脑子也算聪明，能想出许多花样来赚钱，不过由于花起钱来大手大脚，家里也就攒不下几个钱。好在他人缘不错，日子尚能马马虎虎维持下去。

杜威家族的男丁结婚都比较晚，约翰·杜威出生时，阿吉帕尔德已年近50岁，他母亲鲁西娜·里奇·杜威却只有30岁左右。鲁西娜的娘家在佛蒙特州算得上是一个名门望族，其祖父做过十年的国会议员，父亲也是当地著名的法官。受家庭的影响，她总想让自己的孩子将来成人时，做个善良、勤奋、虔诚、有身份的人，所以她对孩子们的要求非常严格，希望他们能得到社会的尊敬。可她的丈夫就不这样想了，阿吉帕尔德从不对孩子们抱有厚望。只盼他们能继承自己的事业，做个小商人也就行了。不过在这件事儿上，鲁西娜的意见显然占了上风。除了夭折的大儿子外，二儿子戴维斯后来成了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三儿子约翰更是了不得，竟成了饮誉世界的大思想家。

在小的时候，约翰·杜威偏于内向，羞涩寡言，一见到女孩子就脸红。鲁西娜对儿子的这种性格颇为担忧，多次开导。在一个暑期，她甚至为孩子们组织了一次野营活动，让他多和小伙伴们接触，这果然使小杜威改进了不少。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他不但一改自己的腼腆性格，而且竞成了社会上叱咤风云的一位思想斗士，这当然是他那位善良的母亲所始料未及的。

1867年的秋天，8岁的约翰·杜威进了镇上的“北部文法学校”学习。这所学校的设施非常简陋，学校的教学方法也很机械，没给杜威留下什么好感。但由于家庭的教养和性格的关系，他还能耐下性子跟着教程走。所以在1871年，由于杜威学业超群，跳级后在四年里就读完了小学的课程。次年秋天，13岁的杜威升人了柏灵顿镇的公立中学。当时的中学分两个班，一个是大学预备班，另一个是不升学班。出于个人的兴趣和母亲的主张，杜威选择了前者。还是像以前那样，杜威尽管对大多数老师的讲课没有多大的兴趣，但他还是以优异的成绩在三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四年的课程。

约翰·杜威中学毕业后，1875年升人了佛蒙特大学。他能有这样的机会，主要是因为佛蒙特大学离家很近，学费低廉，同时还能得到一些奖学金。佛蒙特大学的历史较为古老。它创立于1791年，在时间上仅落后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布郎大学等名校。在当时，作为一所专业学院，它的规模是很小的。1879年和杜威同时毕业的学生总共才有18人，全校的学生也不足100人。除了工程学教师外，所有的教员加在一起只有8个人。  在新的环境中，杜威仍延续着以前的沉静，不大与人交往。但时过境迁，他那种多思的性格更多地被看做是一位大学生的优点与长处，他在交际上存在的缺陷也为人们所忽视，包括他的同学们。事实上，这种倾向的确显露出杜威作为一位思想家的一般素质，无论是发言还是写文章，他用词都很考究，很慎重，而且特别注重逻辑的严密，这一点颇得老师们的欣赏，也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这就为与同学的良好相处打下了基础。同时，杜威即便在得意时，也从不趾高气扬、摆架子，加上他待人谦和，又彬彬有礼，所以在同学们中间很得人缘。

在大学的所有课程当中，最先提起杜威兴趣的是生物课。学校使用的赫胥黎的教材专门而系统地介绍了生物进化论的知识，描述了生物与环境间永无休止的相互作用，并由此击破了神学的神圣方舟，这在杜威看来，似乎更接近现实的世界，更符合在自然界、人世间所发生的一切。不过由于达尔文的研究与结论还只是限制在生物的圈子里，还不能满足杜威对生活的理解，他想知道，达尔文的那套东西能否用在人与社会上，于是，他的目光自然就转向了哲学。

教授杜威哲学课程的托里教授对杜威的一生产生过重大影响。他对哲学有着真诚而强烈的兴趣，特别是美学。托里教授讲起课来饱含感情，颇为动人，与杜威中学时听到的照本宣科不可同日而语。更令杜威感兴趣的是，托里教授在课堂上重视社会制度中精神价值的介绍，这不但冲淡了英国经验主义个体分离倾向的影响，而且已隐隐约约为杜威心中诸多分裂的社会现象提供了一条弥合的线索。后来有一个时期杜威深深迷恋上了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学说，托里的教学起到了某种重要的促进作用。

由于兴趣空间的扩大与充实，大学的四年对杜威而言充满了愉快的回忆。他毫不费力地学习，但一般总能取得好的成绩。在大学的前三年，杜威基本上沉溺于课外读物上，学业成绩并不像事先期许的那样好。但在第四年，也就是1879年毕业时，由于开设的哲学课程投合了杜威的口味，他的学业成绩开始出类拔萃，学校中没有任何学生能够超越他。就在这一年的毕业典礼上，他成为美国大学优秀生全国荣誉组织（OBK）的一个会员。

大学毕业后，杜威托亲访友、费了九牛＝虎之力，才在宾夕法尼亚州南部石油城中学找到了一个教书的职业，月薪仅有维持糊IZI的40美元，没有办法，他也只能在那里消磨平淡的时光。这样到了第二年，把他调到此校工作的那个表兄为了回家完婚辞掉了校长的职务，没有了这个依靠，杜威不得不打起铺盖卷，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柏灵顿。这次他在家待业的时间不长，很快就在离家不远的夏洛特镇的一所乡村学校找到了一个职位。

杜威的教书任务不重，不必每天到学校去，这样他就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来干自己爱干的事儿了，而在自己的母校旁边，他也有这样的条件和心情。托里教授一直很看重，也很关心杜威。杜威从宾夕法尼亚回来后，托里欣喜地发现杜威还保留着对哲学的兴趣，于是就花费大量时间指导他有系统地阅读哲学史名著，让他学习和理解那些富于哲理性的德国哲学著作。吃过晚饭，当夕阳的余晖洒在小镇上空的时候，他常和杜威长时间地在森林间散步，同这位学生探讨哲学问题，谈他自己在教室里从未讲过的观点。托里是一位很有才气的教授，但他的气质是怯懦的，他从未有足够的胆量让自己的思路开阔起来，彻底摆脱宗教的影响。杜威后来说，正是因为托里教授对宗教的让步，才使他的天赋未能最后成熟。要不然，他或许会在美国哲学自由的发展中，跻身于领导人中间。尽管如此，在某种程度上托里毕竟造就了一位未来的思想巨人，正是他，才使杜威明确地选择了哲学研究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P3－5

中国历来被看做是一个闭关锁国的老大帝国，在对待外来文化方面总是拒绝多于吸纳，中国的落后，也一直被与这个民族性自然挂起钩来。这种认识实际上是误解，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的民族心理并不完全表现为保守和封闭，而一直也是开放的，像周穆王西巡会王母，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张骞出使西域，开辟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白马东来”把印度佛教输入到中国，等等，都是中华民族一直在以开放的心态在世界上寻找自己的朋友，谋求与世界交流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特别是到了近代，在西方列强的直接刺激下，中国更是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开始了让西学东渐的艰难进程。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近现代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西文化交流史。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在中国人面前展现的就是一个新颖奇异、生机勃勃的西方文化景观，自此以后，可以说中国文化、文学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与外来的刺激分不开。特别是发端于1917年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更是把这种交流变成一种常规，一种习以为常的文化的切磋。就是在当时开放性的文化环境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以大胆拿来的态度，如饥似渴地接待西方从文艺复兴一直到20世纪出现的各种外来文化，包括西方现代派哲学、文学思潮和理论。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基于自身所继承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创造性地把中西文化融合成一种全新的文化样式，一种既不完全等同于西方文化也不完全等同于传统文化，而是属于一种新的历史范畴的新文化。观察和研究中国新文化和文学运动，如果不以外国文化文学作为参照系，就很难真正认识中国新文化文学的基本品格。

要了解就需要先介绍。国外的思想学术著作车载斗量地被翻译过来，国外出现的任何新思想、学术思潮都在以最快的速度被介绍过来，很多当时在国内外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满怀崇敬之情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并在西方历史上或现时的思想家中寻找自己的偶像，直接拜师学艺或自认为私淑弟子，如徐志摩私淑罗素，胡适私淑杜威，他们还创造种种条件，让自己的老师来到中国进行游历和演讲，杜威、罗素、泰戈尔、萧伯纳就是在二三十年代到过中国并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过很大影响的外国思想家，而中国国内有不少知识分子也借此大肆宣传他们的思想和学术，如出过什么“杜威五大演讲”“罗素月刊”，而且陪同他们在中国各处游览，演讲，交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建设。在中西文化的这种生动的交流活动中，中国思想文化界逐渐形成了两种主要思想流派，即“西化派”和“传统派”，后者也称“东方文化派”。“西化派”的主要代表是胡适与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根本目标就是推翻中国传统文化，但以什么武器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将来的新文化到底是什么样子？在胡适和陈独秀的心目中，实际上也是在当时许多人的心目中，这个未来的中国新文化的图景就是西方文化图景。陈独秀1918年就断然宣布：“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能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号）而胡适则更直截了当地声明：“我很明白地指出文化折中论的不可能。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142号）与此相对，以梁启超、辜鸿铭、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则受罗素、泰戈尔的影响，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东方文明将成为拯救世界的精神武器。这两种力量一直在进行着争论，在杜威、罗素、泰戈尔、萧伯纳来到中国之前就一直在进行着争论，而这些外国思想家的到来只是加剧或重新引发这样的争论而已，争论的最终目的还是什么样的文化可以强国，而五四以来的中国东西文化之争本来就不是什么真正的文化之争，所以对任何外来的思想家，国人都希望他们能带来一种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这样，当带着这种先入之见欢迎或反对这些外国思想家时，就都不由自主地具有某种盲目性，而对他们的思想学术本身并没有什么深入的了解。

就以泰戈尔为例，对他的到来，国内文化界就形成了两种主要的相互对立的力量，一派毫无保留地欢迎，一派毫不留情地驱逐，争论的中心就是东西方文化孰优孰劣，而在泰戈尔到华前，国内思想界已就这个问题争论得热热闹闹了，如著名的“科学玄学大论战”，但他的到来使这种论战更激烈起来，原因是欢迎者和反对者都把他看成某种力量的代表，甚至某种政治势力的代表，梁启超、徐志摩把他当做可居的奇货，竭力以他来抬高自己的身价，而激进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知识分子则把他看做消解人民的革命意志的有害人物进行攻击，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但他们所欢迎或反对的都谈不上是什么思想和学术。当然，出现这种令人遗憾的现象是受着特殊的时代背景的制约的，只不过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时，总为这些本该富有成就的文化交流竟弄得不欢而散而深觉惋惜。

然而不容否认，这些论争客观上对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是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的。时至今日，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任何民族的东西都很快会变成世界的，在人们惊叹世界如此之小的时候，在我们正加大力度搞经济建设，不断与世界进行交流和对话的今天，我们再回顾这段历史，无疑会对我们有很好的借鉴作用。无论何时，我们吸收外来东西，目的无非就是为了使国家更加强大、进步，但在实际的接触和交流过程中往往会发生一些让我们这些后来人觉得难以理解的事，这是很正常的，交流总是伴随着误解，关键是这些误解应该为我们这些后来者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我们研究历史、回顾历史，这就是一个主要目的。

从这个角度讲，河北人民出版社选择在五四之后曾访问过中国并对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的杜威、泰戈尔、萧伯纳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为主题，编辑出版了这套“大师与中国”丛书，从中西文化、文学交流的角度研究他们在中国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交流以及他们的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以及一些值得吸取的历史教训，这对我们目前的思想文化建设和中外文化交流事业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丛书共三部，每部书主要是以大量的翔实材料，梳理了他们的思想学术在中国的传播经过以及他们本人在中国的游历和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不同反应，另外还收录了他们在中国的演讲，以及围绕他们的来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争论文章，最后还收有中国翻译的他们的作品目录以及国内的研究文章目录。这是一项踏踏实实的研究工作，不但有文学价值，而且有史学价值。这些书的作者都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已经有所成就的中青年学者，都受过正规的学术训练，所以对历史事件的把握和分析都能既符合历史事实，又有独到的见解，这都是让我这个文艺战线上的老兵感到欣慰的，所以当编辑让我为这套书写点话时，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上面随想随写了这些话，算是我的一点体会，希望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以后还会出现越来越多还肯老老实实写、出老老实实的书的研究者和出版社。

去年初秋的一个晚上，我在家中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电话是河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王静先生打来的，说他正组一批稿子，内容是有关二十世纪初一些西方著名学者在中国的情形，想让我承担“杜威与中国”这一部分。由于以前不相识，难免追问一下缘由。他告诉我，是来上海时陈思和先生举荐的。因陈先生知道我一直在从事杜威美学的研究，前段时间也曾编过一本有关杜威在中国的资料集。恍然大悟后，我也就欣然接受了王静先生的美意。

杜威与中国的纠葛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只因现代中国产生过文化上的剧烈动荡，而杜威其间又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如有机会在这方面说上一些话、做些事儿，我当然是十分乐意的。谁知在编写的过程中，正好赶上家里迁居，爱人又有身孕，结果许多事都堆到身上，稿子也一拖再拖，时至今日才勉强交差。其间多亏王静先生多次耐心的宽许、敦促，否则只怕有负他的美意了。

按照编写的要求，杜威小传循着杜威一生的足迹，主要强调了他为人、为学的一些主要特点。至于杜威在中国的那段经历，我一方面按照时间线索来安排材料，另一方面则主要突出了杜威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地位与作用，这部分我主要参照了当时许多的英文资料，尤其是杜威自己的言论。杜威在中国的讲演及当时中国文化界对他的评论，我都是从当时中国的报刊上摘录下来的，由于那时报刊的标点符号极不规范，加之字、词有脱落、错误的现象，因此考虑到现在读者的接受习惯，以及王静先生的建议，对上述这些地方都做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另外，当时中国学者对杜威思想的评论我主要遵循了下面几条原则：一是照顾到正反两方面的意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交锋的部分；二是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最后在选人文章的内容上，我主要考虑的是研究者对杜威思想的理解、发挥与应用。比如陶行知先生论新教育的那篇文章，尽管很少直接提到杜威，但其所述思想基本是从杜威那里来的，所以也选了进来。

编写这部稿子时我也遇到了一些麻烦，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我不得不东寻西找，还好，我终于在复旦外文系弄到了杜威在中国时写的文章集子，也找到了当时杜威夫妇与家人的英文书信集，同时借助手头其他的资料，我这才不至于无的放矢。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编写的过程中，王静先生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并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其独到的眼光和严谨的工作态度令人感佩，也是我尤为感谢的。当然我也要深谢陈思和先生的推举之功，还有我爱人罗芩对我的支持，没有他们，这本书恐怕就难以问世了。

书稿虽已编就，但难遂人意之处定然不少，还是要请读者诸君多多指正的。

杜威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大革命家。为什么呢？因为他把欧洲近世哲学从休谟和康德以来的哲学根本问题一齐抹煞，一齐认为没有讨论的价值。

——胡适

实验主义竭力综合、整理现代市侩的心理，暗地里建筑成一个系统，虽然它自己是否认一切哲学系统的。

——瞿秋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