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政府的本分》之后，姚中秋最新时评集《政府的本分Ⅱ》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书通过土地纠纷讨论了政府该做什么事。我国的政府部分变成了公司，以利润极大化为目标，严重混淆了政府于市场的功能。读了这本书会对我国的土地制度改革，和政企分开的前景有更深刻的认识。

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是奇迹，其间所创造的财富也是奇迹，而所有这些奇迹的共同基础是50年代建立的土地制度。这一土地制度是政府权力越界的具体体现，给过去财富的畸形实现提供了便利，并且也是随时能爆发的社会危机的民怨基础。如何理解这些道理呢？还是要从秋风的《政府的本分Ⅱ》看起。

地权配置乃是所有社会经济体制之骨干，过去十几年中国最为重要、深刻的社会经济现象也正是土地的权利与收益之重新分配。这样的再配置过程存在严重的不公，十年来，作者始终关注这一问题，并撰写了大量时评。姚中秋编著的《政府的本分（Ⅱ）》是这些时评之结集，从不同角度简要地描述了这样的不公，探讨了走出不公陷阱之出路。《政府的本分（Ⅱ）》之基本结论是：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则国泰而民安。某些地方政府若不知本分，不守本分，与民争利，则国无宁日。

卷一 追问房价畸高

 高房价是政府造成的

 官商合谋的房地产体制

 房地产经济已是中国之癌

 地制扭曲，城市化扭曲

 城市化模式需要一场革命

卷二 揭底拆迁制度

 “拆迁”的法理混乱

 权力滥用导致拆迁泛滥

 大规模拆迁背后的政治算计

 顺天应人，废除拆迁制度

 征收比拆迁好在哪儿

 以权力征收，只能是例外

 土地征收立法的几个关键问题

 民主程序与土地征收

卷三 辨析市民地权

 堂堂正正做“地主”

 不必为“70年大限”焦虑

 让人们拥有永久性墓地

 谁来改造城市

 理解“城中村”现象——《未来没有城中村》序言

 “城中村”也是城市

 重构土地法体系

 土地立法，必也正名乎

卷四 捍卫农民地权

 抢农民土地，花样繁多

 农民地权的主要威胁是地方政府

 征地制度下的财富之祸

 明智地面对农民的地权要求

 “小产权房”的产权并不小

 面对小产权房，承认是唯一出路

 还地权于农民

 土地产权与乡村文明

卷五 反思政府气质

 商人的经济学与治国者的经济学

 中国改革受了肤浅经济学的误导

 增长主义迷信的陷阱

 增长主义迷信娇惯企业

 土地财政依赖症

 收费上瘾的政府

 破除增长主义迷信

 反对物质主义，归向发展正道

《政府的本分II》编后记

高房价是政府造成的

房价迅速上涨并高企，是过去几年来，最为突出的经济、社会现象。无数中产阶级成为“房奴”，而无数青年还在迫切地希望成为“房奴”，因为眼看着房价在迅猛上涨，今年你不买，两年、五年、十年以后你更买不起了。人们不能不问：房价为什么涨得这么快？中国的房价为什么这么高，超过诸多发达国家？略加分析即可确定，房价高涨并不是自然现象，而是带有强烈的人为色彩，是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房地产开发制度与同样不合理的货币政策造成的。

高房价的形成机制

高房价再次成为众矢之的，那么，是谁制造了高房价？各方展开了一场数据大战，纷纷用自己的数据来摘清自己，把责任推给别人：

国土资源部公布了全国620个调查项目的数据，其中北京的21个项目中，地价占房价的最高比例为51.36％，最低为14.33％，平均为25％。全国地价占房价的比例平均为23.2％。言外之意是，高房价是房地产开发商制造的，是其疯狂追逐利润的产物。

参加这620个房地产项目土地成本调查的中国地质勘测规划院地价所将这一意思说得明明白白：开发商的建安成本、管理成本、销售成本最高不会超过30％，加之税费成本lO％和平均土地成本23.2％，即便算上增值税，流向政府的也不会超过40％。开发商最终的直接利润应该在40％左右。所以，房价之所以高，完全是因为开发商心太黑。

开发商却不同意这种说法。积极充当房地产开发商代言人的任志强一直强调，房地产开发商其实是在为政府打工。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调查显示地价房价比高达58.2％，认为地价推高了房价。郑州一位开发商则通过央视公开了一份房地产成本清单：楼面地价占到售价的40％，建安成本占30％。该开发商特别强调，各级行政部门的税费占房价的20％，收费项目至少30项，且存在重复征收、变相征收现象。结论是：房价之所以高，主要是因为政府太贪钱。

说实在话，一个行业与政府如此公开地以数据论证对方对一件大家觉得不那么好的事情的责任，在中国还是很新鲜的，也是一件好事。也许，随着这场数据战逐渐升级，人们应当能对房地产行业的政一商关系现状有更清楚的认识。

不过，要弄清谁对高房价承担责任，其实用不着如此大动干戈。事实上，双方如此引用数据，说明双方都没有理解经济行为的内在逻辑，没有理解价格的形成机制。开发商大谈地价数据，隐含了这样一个预设：房价是由生产它的成本——这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地价——决定的。政府揭露开发商的利润率数据隐含了这样的预设：利润可以决定房价，开发商可以随心所欲地获取高利润。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不支持这两个预设。首先，应当假定，市场活动的各方主体都具有正常的理性，具体地说，购房者不是傻子，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地让开发商赚取高利润率？其次，价格也不可能由成本来决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采购了价格最高的原料的最傻的采购经理，岂不是可以为企业带来最大利润？

要弄清高房价的责任，需要了解价格的形成机制。简单地说，一栋房屋的价格既不完全是由生产它的成本决定的，也不完全是由供需决定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在一个竞争l生市场上，价格决定供需，价格也决定成本。当然，更准确地说，价格是由交易双方关于市场情势的预期所决定的。

最近的局面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经济学原理。今年年初，房屋市场恢复繁荣，房价开始回升。于是，开发商购买土地的欲望陡然提高，土地价格攀升，各地不断出现“地王”。从这里看得很清楚，先有高房价，然后有了高地价。当然，反过来，高地价又给开发商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房屋的价格将会上涨，于是，准备售房的开发商继续提高房屋的价格。高地价也给购房者发出强烈的信号：以后的房价还要上涨，现在赶紧买吧。于是，即便开发商已经提高了价格，购买人也疯狂人市，甚至形成抢购的局面。开发商因此获得高额利润，但购房者觉得自己也赚了，因为以后房价还会涨。当然，此后开盘的开发商就会再次提高价格，地价又会再度上涨。开发商、购房人、地方政府共同推动形成了房价、地价轮番上涨的格局。

因此，高房价的根源就是最初导致高房价的因素。通过本轮价格上涨，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一个关键因素：宽松的货币政策。任何时候，房屋市场的繁荣、尤其是畸形繁荣，都离不开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助。大量货币流入经济体，必然首先流人房屋市场。

不过，在中国，房价涨到畸形的程度，且房地产市场成为第一个复苏的市场，还有另一个制度性因素：土地垄断。地方政府垄断着商品房的土地供应，因而，对于房价下调的任何迹象都会尽力阻止，对于房价上涨的任何迹象都表示欢迎，且倾向于放任而不采取任何抑制措施，因为房价上涨将推高地价，而地方政府将从中获益。

所以，高房价的责任是政府的政策：首先，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房价进入上涨周期，而地方政府对此倾向于不作为，甚至推波助澜，尽可能延长房价上涨周期。这样，在绝大部分时间，房价都在上涨，而且是畸形地上涨。唯一的问题是：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永远畸形地上涨的资产吗？

P3-5

过去十几年来，我始终以自己孱弱的笔墨，关注、书写社会各群体的不平、痛苦与希望。2010年，若干这方面的文章结集为一本时评集出版，编辑孙国勇先生确定了一个书名： 《政府的本分》。这个书名确实非常恰当，眼前这本时评集也就沿用此名。

我的讨论从土地问题入手，且以各个社会群体关涉土地之权利为中心。《尚书·泰誓》曰：“惟天地，万物之父母；惟人，天地之灵。”人受命于天，而立足于地。土地是生存之本，即便工业时代，依然如此。因而，地权配置，构成所有社会经济体制之骨干——孙中山先生也正是基于工业化、城市化时代地租拉大的现实而提出其民生主义理论，民生主义的核心正是土地权利与收益之合理分配。

过去十几年中国最为重要、深刻的社会经济现象，也正是土地的权利与收益之重新分配。中国处于高速城市化过程，所有城市都在进行大规模改建，所有城市也在大规模扩张，财富就在此过程中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并因此而引发社会财富之大规模的再配置。

不能不说，这样的再配置过程存在严重的不公：发生在城市的所谓“房屋拆迁”与针对农民土地的征收，都存在严重不公。问题的关键在于，土地权利的初始配置不公：在城市，政府不承认市民对于自己房屋所占土地之产权，而只针对房屋进行补偿；法律虽然规定了农民对于土地拥有所有权，却禁止农民开发其建设用地，只能经由政府征地的程序，卷入城市化，政府对农民开发形成的小产权房，始终采取打压政策。这样的城市化过程把农民排除在外，农民不能分享其土地城市化的收益：地方政府借助权力，以十分低廉的补偿征收农民土地。

政府通过上述两个渠道取得土地，转身以高价出售给企业主或者房地产开发商，后者开发房屋，出售给市民。这就是房地产市场的基本社会政治格局：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站在一边，政府从土地上获得巨额预算外的财政收入，开发商获得巨额垄断性利润。政府进行的拆迁或者征地，大多数基于营利性的商业开发目的，这个时候政府像个公司。个别地方政府也毫不犹豫地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力乃至暴力，对付市民或者农民。主张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的市民或者农民，经常投告无门：行政复议无用，司法无能，上访无效。

这样的社会政治格局促成了一次大幅度的土地产权与利益的再分配：政府获得大量土地之所有权，也即国有土地范围大幅度扩展，同时获得了大量土地增值收益。房地产商获得了大量开发收益。这两者结成紧密的利益联盟，共同推动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城市具有购买能力的人群从中积累一些财富，城市中产阶级群体就是因此而快速兴起的，但这个群体内部的家庭财富差异，又因为房屋占有量之不同而急剧扩大。同时，大量人口失去了土地，他们中有些人，主要是城市近郊的被征地农民，获得了不菲的货币补偿，但被抛出原有的社会生存形态。大量普通被征地农民则失去土地，又只获得菲薄的补偿，而成为失地农民。

换言之，过去十几年的土地权益再配置过程，固然促成了经济繁荣——这尤其表现为城市的繁荣，但也快速拉大了财富差距：城乡之间、城市内部的财富差距都在扩大。很多人遭到或者自认为遭到不公平对待，社会不满情绪在增加、发酵，尤其是频繁发生的政府暴力拆迁、征地、民众以死抗争之惨烈景象，急剧地激化官民之间、贫富之间的对立情绪，这种情绪弥漫于整个社会，恶化社会心理，撕裂社会团体。换言之，繁荣没有稳定秩序，反而在侵蚀秩序。

所有这些严重问题之根源，或者说，当前中国社会主要问题之根源，正在于政府没有准确地理解自己的本分，没有守住自己的本分，有的时候是不作为、无力，但更多的时候是越权、滥权。对于政府何以如此，本书最后一部分有所反思。本书的讨论是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我的基本结论，一言以蔽之：政府要明白自己的本分，守住自己的本分，具体而言即是《大学》中的一句话：“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

坦率地说，我得对读者说一声抱歉，因为，本书所讨论的主题，与《政府的本分》有所重复，书内各篇也有重复。这几年来，报纸编辑来约稿，我经常说：这个题目，我已经写过很多遍了，实在没的可写了。就同样的议题，以差不多同样的议论，占用报纸版面和读者时间，总觉得有点儿不道德。但是，有的时候，我仍然不能不去写它。因为，那些不断重复的事情及其背后的制度，实在太不合理，而遭遇不公的民众，则总是活生生地大量存在着，我不能不说话。孔子说：“见义而不为，无勇也。”而我也会安慰自己，也许，自己的文字对于现状的改变会有一点好处——不管有没有，我都要写，求我心安尔。

本书文字多写作于2009年、2010年。除两三篇外，绝大多数公开发表过，多数在报刊，少数在网络媒体，另有两三篇会议发言稿。报刊发表集中于《中国新闻周刊》、 《南方都市报》、 《新京报》、《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经营报》、《时代周报》等。感谢这些报纸的编辑，他们的邀约或者容忍，让我有机会呈现自己对这个社会的喜怒哀乐。

这些文章为报纸所写，通常较为短小，无法展开讨论。利用编辑文集的机会，我将同一主题的文章连缀成章，当然，其中难免有一些重复，但或者可收变奏之效果。

这几年来，我的兴趣已经转向儒家义理研究，并致力于重新解释中国历史，因而，时评的写作已有所减少。不过，我仍然会写作时评。这是一个读书人对民生、对时代承担责任的一种重要方式。

秋风

壬辰初夏于三里河

翟永存

一

在一个新书发布会上，我有机会认识了著名学者、专栏作家秋风先生。

在韬奋书店举办的《怅望山河》新书发布会上，该书作者朱幼棣与秋风作为嘉宾，坐在五十多名观众对面。竟然没有主持人。我有些担心，就算是两个顶尖级学者，恐也难以自问自答吧。然而他们俩果然才思敏捷，逻辑严密，有时互相提问有时彼此阐发，竞有声有色、有条不紊地扣紧新书内容，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精彩演讲。如果录下来，就是一个不用剪辑的电视节目。书店里，越来越多的顾客被吸引过来，很多人站在那里听，发布会结束后，还有观众意犹未尽地提问。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河南的大规模平坟运动，朱幼棣说，这个问题秋风老师有研究，还是让他回答。

秋风是我见过的最有学识和文化气质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教授的秋风，现在转向了儒学研究，此前他是’媒体上最为活跃的时评专栏作家，在《南方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多家主流媒体上数年如一日地写专栏，抨击现实问题，为生民请命。我喜欢他的时评集《政府的本分》，厚重的不仅是书籍本身，还有沉甸甸的思考和战斗的锐锋。

我问秋风先生新近写了些什么，他说在整理报刊上发的文章，准备出一本时评集。我立即向他约稿。半个月后，秋风发来了书稿。

窗外雪花纷飞，落地无声。读《政府的本分II》这样的好书，我意识到，在任何情况下，对人们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社会问题本质的阐明，都是一个人精心努力的结果。

二

迅猛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三十年来发生在中国大地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征地、拆迁、开发、房地产；再征地、再拆迁、再开发……此种轮回一再上演，似乎没有尽头。

早已不是“羊吃人”的蒸汽机时代，电视上的“喜羊羊”和“灰太狼”都可爱至极。可我们看到，当下的众生或因开发房地产窜升为豪富，或手握土地审批权不小心成了贪官，或出走他乡漂在城市成了打工仔，或困守家园沦为赤贫的失地农民。欢笑伤心、悲剧和喜剧都在新城新区，都在广厦千万问的背景之下一再发生。当下，一味赞美成就，追逐名利，而对民生的疾苦无动于衷，已经成了一些知识分子的顽疾。——好在我们还有秋风老师。

十年来，秋风始终关注下列问题：地权配置乃是所有社会经济体制之骨干，过去十几年中国最为重要、深刻的社会经济现象也正是土地的权利与收益之重新分配。这样的再配置过程存在严重的不公。他撰写了大量时评，从不同角度简要地描述了这样的不公，探讨了走出不公陷阱之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在法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目睹不公平的现实和缺乏法理逻辑的法律，生于长于关中农村的秋风，怀着深切的同情，十几年如一日不懈地在报纸上写文章，为沉默的大多数，为弱势群体呐喊，为低层没有话语权的百姓呜不平。因为同时在多家媒体开专栏，他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写作，不论是炎炎夏日还是严酷寒冬。在这样喧嚣浮躁的都市，在每天未残的晓梦中，还有一灯荧然，穿破思想的黑暗。

拆迁悲剧不停地在各地上演，所以报纸编辑来约稿，也常常是关于拆迁。这个主题秋风写了几十遍，他有时疲惫地说：“这个题目，我已经写过很多遍了，实在没的可写了。”然而，他仍不能不写，他说：“因为，那些不断重复的事情及其背后的制度，实在太不合理，而遭遇不公的民众，则总是活生生地大量存在着，我不能不说话。孔子说：‘见义而不为，无勇也’。而我也会安慰自己，也许，自己的文字对于现状的改变会有一点好处——不管有没有，我都要写，求我心安尔。”

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去掉了一些内容重复的篇章——正是这种执著和重复，让人想起了杜鹃啼血和望帝春心，触摸到了几千年来传统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的磊落胸襟——家国天下的济世情怀，从来激越而无奈荡漾在每一代的庙堂江湖之中。“秋风吹渭水”，落叶则未必能满长安，因为清洁工们更为勤奋。  三

一个人志向有多高，就能走多远。学识也许与个人所学专业无关，与济苍生的理想则互为因果。

秋风本来是学历史的，后来却主要从事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译介、研究。已出版的译著有：《财产、法律与政府——巴斯夏政治经济学文粹》、《法国大革命讲稿》、《法律与自由》、《哈耶克与古典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哈耶克传》，还主持翻译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译丛》。

这样的经历与学习，让秋风有了全球视野和经济学家高屋瓴领的视角。对西方经济学和中国时政的了然于胸，使得他的很多观察和笔触，显出绝无仅有的冷静与深刻。——确实，现代经济学没有东方西方的区别，《资本论》亦诞生于欧洲产业革命，如果一定要分东西方话，我们曾经有过的是“政治经济学”，常常是用时下的政治需要来解释经济问题。

读秋风的书，你会知道，什么叫专家。专家就是比常人站得高看得明白，能于纷繁纠结的表象中直指本质，告诉你所看不到的真相。因为一个学人、一个儒者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博学，因为正直和仗义执言，秋风道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虽然有些问题大家感觉到了，如“土地财政”，多数人却说不清其不合法理处。当越来越多的人读了秋风的文章，意识到社会某些政策不公平、不合理需要改变、必须改变时，那么，离解决问题的日子也就不远了。这就是秋风时评也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我的同事马浩楠做本书的二审，她说，读了秋风的书，明白了许多以前看不明白的事儿，知道了房价为什么这么贵、为什么国家几十次调控房价都成了“空调”，也知道了小产权房其实应该合法……

四

政府的本分到底是什么？

不用去讨论哲学家、政治学家对政府正当职能的看法，秋风引用了现代经济学创始人的亚当·斯密的观点：第一，保护社会，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其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

秋风说：“但现实中，一些地方政府本身往往又是公民权利的最大威胁。”秋风对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的一些错误做法提出了尖锐批判，令人深思，令人警醒。

在《政府的本分II》即将付梓的时候，一个电视大讲堂节目正讲到苏辙和宋仁宗的故事。宋仁宗二年（1055年），苏轼、苏辙同时进京应考，两兄弟金榜题名，京师轰动。三年后，兄弟俩再赴汴京参加由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制科”殿试。十年一度的制科试，录取名额不超过五个。临考前，苏辙恰好生病，宰相韩琦为此下令更改考试时间。但没有想到，苏辙的文章矛头直指仁宗，他批评朝政的用词尖锐激烈，有犯上之嫌。初审评卷者的意见分成了两派，一派赞同，一派认为此人万不可录用。最后两种意见都送到了仁宗那里由他来定夺，仁宗竟然在选中苏轼的同时，也选择了苏辙。

在工业化城镇化狂飚突进时期，经济速度和社会文明进步之间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财富积累和公平正义也不一定成正比。——虽然铮言不像雅言那样精致好玩，也未必顺耳，但于国于民却善莫大焉。

我们有理由相信，《政府的本分II》不仅会受到广大读者喜爱，也会为政府和相关人士所欢迎。

本书通过土地纠纷讨论了政府该做什么事。我国的政府部分地变成了公司，以利润及大化为目标，严重混淆了政府于市场的功能。读了这本书会对我国的土地制度改革，阳政企分开的前景有更深刻的认识。

——茅于轼（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

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是奇迹，其间所创造的财富也是奇迹，而所有这些奇迹的共同基础是50年代建立的土地制度。这一土地制度是政府权力越界的具体体现，给过去财富的畸形实现提供了便利，并且也是随时能爆发的社会危机的民怨基础。如何理解这些道理呢？还是要从秋风的《政府的本分II》看起。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

政府的本分是什么？保护公民的财产和人身安全，捍卫个人的自由，防止暴力和强权（包括外国入侵）对公民权利的侵害。但现实中，政府本身往往又是公民权利的最大威胁。秋风的这本文集从农民的地权说开，反思中国当今体制下由政府的强权导致的种种不公平现象，呼唤政府回归本分，还权于民，值得所有关心“和谐”的人们一读。

——张维迎（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秋风有当代知识分子最稀缺的品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难得的是，他心忧天下，不懈地为民请命。

——朱幼棣（学者、作家，著有《大国医改》、《后望书》、《怅望山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