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简称民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转变的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阶段。由张鸣先生著的《民国的角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展示民国时代的社会风貌，勾勒民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内容包括别样的辛亥与五四、军阀那些事儿、民主与选举的变奏、曾经的文化和名人、名士的“千古绝唱”等。

《民国的角落》由张鸣先生著。

历史向来有正、野之分正史我严肃端庄之作，野史则多戏说演绎之辞，故史家多重正史而轻野史。张鸣先生这本《民国的角落》合正史与野史二者之优长，史料考据皆稳妥可靠，而观史之角度则焕然一新，所谓史料正儿八经，观点野趣盎然是也。

第一章 别样的辛亥与五四

 豆腐跟革命的一点不寻常的关系

 来了假冒的孙天生

 一旦革命成了功

 发生在僻地山乡的一件小事

 关于辫子与革命的零碎故事

 有关五四的一点乱弹

 两个人日记里的“五四”

 军阀余荫与五四传统

第二章 军阀那些事儿

 军阀间的战争

 辫帅的人缘和地缘

 穿长衫的军人

 傻人有傻福

 在北洋狗与北洋虎之间

 张氏父子头上的光环

 有关人头像纪念章的一点考据

 马桶与茶壶的旋律

 瞄准射击

 双枪兵与双枪将

 “臭棋篓子”段祺瑞

 “三不知”将军和他的诗

 军汉的审案爱好

 借佛法斗架的武夫

 神仙治军

 孙殿英和他的“麻将相术”

 兵变与政治

 洋人遇见兵

 撒钱的兵法

 前头捉了张辉瓒

第三章 民主与选举的变奏

 民国的三个面相

 在民主的下降线行进的民国政府

 失败的自治和必须正视的难题

 袁世凯的“选举”

 关于选举的乱弹

 选举在近代中国底层社会的工具性悖论

第四章 花业、粪业及其他

 选举与美女经济

 太政治的“花业”

 露胳膊的女人与武人的风化

 市场世界与封面美人

 粪业、粪捐与粪政

 从公厕的修建到大粪主义

 顾和尚和他的法术

 关公、汉室与火羊阵

 高人指点

 大赌伤身

 流氓大亨的脸面

 杜月笙的“维权”生涯

 土匪绑票的特别赎金

第五章 曾经的文化

 云南讲武堂操场的沙砾

 武夫军汉办大学

 历史在大学转了一个圈

 六十五年前的学生档案

 当牛记者碰到强人的时候

 “子见南子”的现代性事件

 梁启超和胡适的“医疗事件”

 旧医，还是中医

 关于“饿乡”的老生常谈

 解放了，我们该怎样说话？

 不识字的好处

第六章 名人、名士的“千古绝唱”

 名士与老妈子之间：不得不说的事

 章太炎的政治疯病

 “文甘草”的故事

 唐八先生

 革命·诗·酒·佛·女人

 茶壶、茶杯和牙刷

 冷寂的共乐园和热心的唐绍仪

 总理县长唐绍仪

 那座中西合璧的牌坊

 曾经有过的好事

 新时代的旧式拜师礼

 留辫子的大师

 顺人章士钊

 牛人熊十力

 两只老虎跑得快

 别个世界里的第一夫人

军阀余荫与五四传统

五四时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最耀眼的岁月，引进西潮，提倡新文化，追捧“德赛”两“先生”，还上大街游行，抗议巴黎和会帝国主义分赃，在赵家楼放了一把火。接着就是“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论战，科玄论战，最后是有了共产党。多少年了，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觉得五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五四是现代史的开端，后面的历史好像都从这里发端，后面的好多问题都可以还原到五四的原点。

然而，每当提起五四，我总要想到军阀，因为五四恰好发生在军阀统治时期，大总统是徐世昌，实际掌权的则是皖系军阀段祺瑞。那些看起来乌烟瘴气的军阀表演和后世同样的乌烟瘴气让我想到，五四的作用是否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象征，跟后来的政治操作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关系。我们的民族，按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的说法，多少有点思想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兴亡更替，人们总是把板子打在学风和士风的屁股上。明亡，大家说是学风空疏，士大夫袖手谈心性所致；晚清势危，人们又埋怨乾嘉以来的朴学考据。五四和五四以后，尽管有好事者引入了实验主义，但这种思想文化决定论却依然故我，直到今天，我们的五四情结，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老祖宗的积习。

军阀是个坏东西，这没问题。其实，近代以来，凡带上个“阀”字的名词，就有点骂人的意思了(在老祖宗那里，“阀阅”好像还是挺中性的，只是门阀才有点贬义)，军阀、学阀、财阀、党阀……，细排下去，大概还有十几个。其中军阀是最为人鄙夷的，因为这些人手里有枪，属于千余年来为国人所不齿的军汉武夫，行为粗鲁，不讲道理，看上哪个女学生就要拉去当姨太太的。不幸的是，五四前和五四后，政坛上主角却只能是军阀。有枪的，说话声音就大。声音大的人也不光干坏事，五四上街抗议的时候，学生一批批被抓，北大法学院都改了监狱，好像当局依然心如石铁。后来的转机，我们的教科书说是上海工人一声援，北京政府害了怕，赶紧命令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实，当时声援的不仅有工人，还有军阀，闹得最凶的当属号称善战的北洋军阀第三师的师长吴佩孚。此公时在湖南前线(南北军阀混战的前线)，总是在报上抨击卖国贼，今天一篇新式的《驱鳄鱼文》，明日一通仿《讨武曌檄》。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其实也在帮腔，所谓上海的罢工的严重后果云云，其实就是他拿来吓唬北京政府的。到底谁最后起了作用?我说不清，但至少不能说军阀的起哄没有用。

在这里，我所要说的并不只是声音大小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声音大的人所作所为对后来历史的影响。思想家的思想有影响，军阀的政治举措未必就没有影响。《新青年》风靡海内，销量最多时不过万余，下层的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知道也理解不了。而军阀的政治操作，动辄波及数十万的士兵或者成百万的老百姓，让他们过了多少年还记忆犹新。五四以后的军阀，还真是喜欢弄出点动静。直系军阀吴佩孚一直在想辙让部下崇拜自己，一边动作夸张地作秀，一边作“精神讲话”，告诫部下，上下级就是君臣，人人都要讲究五常八德。他自己则坚持“五不主义”，其中“不借外债”和“不进租界”还真是做到了。胶东的军阀刘珍年也想人家崇拜他，办法是让部下士兵人人佩带他的像章，背诵他的语录。像章是瓷质的，语录也有本。那个掘了西太后并乾隆陵墓的小军阀孙殿英，没有语录，更不能作“精神讲话”，但人家搞起了一个教门——庙会道，自己就是道首，部下几万官兵都是道徒，军队编制和教里的组织相互重叠。他身边还有一个经常会神灵附体的“口”，孙殿英发布命令，往往就是神谕，难怪人家的士兵掘坟的时候胆子那么大。

做事不那么赤裸裸的也有。他们利用宗教的仪式和精神来进行精神教育和控制，并不直接让部下官兵崇拜他们自己，但结果却更好。唐生智割据湘南的时候，碰上了一个顾和尚，不知怎么就迷上了藏传佛教。人家居然能把佛法讲成忠义和爱国，讲还不算，干脆领着法师一个营一个营地给全军将士受戒。官兵受戒后，发给受戒证章一个。如此一来，竟然让他练成一支佛军。相比起来，冯玉祥似乎比唐生智洋气一点，人家看上的是基督教。当然，解释出来的基督教教义倒也差不太多，也是爱国、爱群和忠义。冯玉祥的军队，全军领洗(有外国记者说他用水龙头干的，其实不确)，每营配有随营牧师，开办基督学校，按时讲道做弥撒。自然，人们都叫他基督将军。

动静更大，不仅在军队上做文章，而且把文章做到割据地方的老百姓头上的，也有几位。比如山西的阎锡山。这个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把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组织，搬到了山西农村，将山西农村重新编村，整个组织起来，一套是村、闾、邻的行政网络，一套是各种社会组织像“息讼会”、“监察会”等等。村间长都是省里登记在案的官员，由政府发给补贴，对所辖村民握有生杀予夺之权，阎锡山管他们叫“村干部”(这大概是干部这个日本词的首次引进。对于从前政权不下乡的农村来说，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大了，用当时山西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灭门知县安到老百姓的炕头上来了”)。村干部和社会组织首领，将所有管理工作分解成一个个项目，定期检查，每个农民都要接受检查。有思想或行为不端者，马上进行思想教育，教育不好，则送到县上的“莠民工厂”去劳动改造。武力监督执行这些措施的，则是由现役军人派到农村组织的保卫团。凡农村的成年男子都要加入保卫团，保卫团既是正规军的预备队，同时也是农村的警察，村干部要动武的时候，靠的就是保卫团。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也有类似的表现，只是他们吸取了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的梁漱溟的某些做法，农村组织实行政、学、军三位一体化：县、乡、村三级既是三级行政组织，也是三级国民学校体制，又是三级民团。每级的行政首脑，也兼任民团和国民学校的校长；在改革同时，实现干部年轻化、知识化。

现在我们该知道了，在五四以后的二三十年代，军阀们还真是做了不少事情，而这些事情对后来的政治以及政治文化一样具有影响。

思想家和知识界创造着历史，而军阀、土匪、马贼、帮会龙头、兵痞以及各色乡村能人也在创造历史。在一个处于动荡的前现代国家里，后者的能量从来就不比前者小，影响更不比前者小，恰是因为动荡和变化，使得这些人格外的活跃。可惜的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却很少注意过这一点。中国政治的资源，其来源其实不尽是西方的，还有本土的。本土的也不尽来源于典籍和先贤，还有不少其实真有点下三烂。

历史就是这样，养料吃下去可能会吐，但不耽误把垃圾当点心吃。P3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