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走进百年
在数千年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发育成熟的农耕经济不仅保证了民族的生息繁衍，也使中国文化表现为农耕文明的累积。高度发达的皇权和完备严密的专制体系，使政治成为中国社会统摄一切的权威，也对千百万民众造成了最酷毒的戕害。以亲族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原则贯穿于各个社会等级，使伦理道德成为国家、群体和个人行为的最高准则。
这一切，勾画出中国社会的基本轮廓。今天的人们习惯把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称为传统社会，表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里，中国社会维持了相对稳定的结构体系，保持了一种恒定而缓慢的演变状态。
当历史的长河流淌进19世纪的时候，变革的时代才真正到来。
千年流变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按照人们职业、身份的不同，大致可以分成士、农、工、商四种人。以劳心为业、作为官僚阶级后备队伍的读书人地位最高，以农耕为业的农人其次，操持工商谋生者，社会地位最低下。职业等级的进一步细分，体现在民间对于九流——各种社会行业和角色的描述上。不过，他们对各色人物的排序与上层社会公认的标准多少有些不同：
上九流：
一流佛祖二流仙，
三流天子四流官，
五流公卿六流相，
七买八卖九庄田。
中九流：
一流举子二流医，
三流地理四流推，
五流丹青六流相，
七僧八道九琴棋。
下九流：
一流修脚二流头，
三流娼妓四流游，
五流吹手六流轿，
七奴八婢九茶壶。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天津卷
各色人等纷纷纭纭的活动，构成了中国民众纷繁而形态各异的生活面相，也构成了他们的得意与失意。在传统社会中，四大得意之事是：
久旱逢甘雨，
他乡遇故知，
洞房花烛夜，
金榜题名时。
四大失意之事则是：
寡妇携儿泣，
将军被敌擒，
失恩宫女面，
下第举人心。
——《古谣谚》卷八十五
在中国，以力田为业的农民始终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的生存方式构成了社会流变最主要的内容，也决定了中国社会基本的轮廓和色调。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简单再生产中，农人们相信世界是恒久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春种秋收的稼穑功夫中，他们懂得了天道酬勤、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农耕文明成为我们民族精神与性格的基本依据。几千年漫长岁月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少有改变，同样的故事被一再重复。在歌谣中，他们如此描述自己的生活：
乡下农人，田内存身；
一双泥腿，满身汗淋。
终朝劳苦，忘却时辰；
直至日落，始得暂停！
三季巴巴，惟望冬临，
黄烟一袋，闲话收成。
乡下农夫，田内去做；
终朝乐少，满身汗多。
忘却时辰，不知辛苦；
直至日融，始得归窝。
春耕夏耘，秋收其果；
倘得年丰，一曲山歌。
——《民间歌谣全集》
对田间劳作生涯的感叹，饱含着几分无奈，又可见对土地的深深眷恋和对生活的一丝自得。在小农经济时代，无缘进入社会上层的人们，把种地看做是最可靠的职业。有谓：
著衣看家当，
吃食看来方，
种田钱，万万年；
做工钱，后代延；
经商钱，三十年；
衙门钱，一蓬烟。
——《绘图童谣大观》
历史上的中国社会，虽然战乱频仍，灾荒不断，但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某些政治安定、风调雨顺的年代创造出较为丰富的物质财富，辛苦劳作的民众，在某些时代也有机会获得温饱有余、相对安逸的生活，这使得乐天安命始终是民众基本的精神趋向。有的时候，这种满足感表现为一种闲适与无所求的生活态度：
小棉袄儿，紧身靠儿，
稳垂家中不出门儿，
吃饱了，捡泡粪儿，
逢五排十，赶个集儿，
闲来了，没有事儿，
去到庙台儿听讲古迹儿，
就便是大皇帝，
不如我们庄稼人儿。
——《民间歌谣全集》
不过，倘若我们把这看做是农村社会的常态，也许会对民众的生活产生误读。换个角度看，农人的这种叙说其实仍然不脱理想化的痕迹。安逸的时代毕竟是少数，在现实中，农人的生活同样充满得意与失意。令他们焦虑的是：
小孩没有奶，
放羊崩了群，
黑夜迷了路，
炕上有病人。 令他们欢悦的则是：
天旱下透雨，
家里盖新房，
绝户生儿子，
光棍做新郎。
——《风俗通》
P44-48
导言：属于民众的记忆
相信大家打开这本书的时候，多数人都会想起那首充满亲情的江南童谣：
摇啊摇，
摇到外婆桥，
外婆夸我好宝宝，
又有团子又有糕。
……
在这一刻，清脆的童声从耳边飘过，宛如初夏晨曦中一束明丽的阳光，透过河面的氤氲和树影的婆娑，照射进我们最深的那一层心田，恬静而温和地抚慰着我们的灵魂。
它让我们想起从前的日子，那种为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重复，但却永远不曾写进历史教科书的日子。多少年了，我们在这种乡土温情中长大，又把这种温情传递给自己的后代。它延伸了我们的生活，也延伸了属于大众那绵长的记忆。
让我们走进民谣，打开这一段记忆。
以娱乐为主题：文学意义上的民谣
我们熟知的童谣，其实只是民谣的一部分。在一般的文学意义上，通常把流行于民间、由民众口耳相传的短篇韵文称做歌谣，其中能唱的是歌——诸如民歌、儿歌；另一类不能唱只能说的是谣——诸如民谣、童谣，童谣往往又被包含在民谣里。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们可以给民谣下一个文学上的定义，但事实上，谣与歌之间经常很难划定一个具体的界限。
民谣可以被看成一种文学，但却不能用传统的文学经验来衡量它的长短——在传统的士大夫眼里，学术与文章或者是延续道统的载体，或者是经邦济世的工具，无意义的民谣显然不合乎这一标准。因此，一般读书人对于民谣，大多视之为鄙俚芜杂。曾经倡导了新乐府运动的大诗人白居易，把自己的诗歌定位为抒发民众与社会的疾苦，以贩夫走卒能够吟诵而欣慰，但即使在他耳中，乡野与市井之音也不是清雅可听的：“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这里所表露的，不仅是知识阶层对民众文化的鄙薄态度，也反映出文人趣味与民众精神世界的隔阂。以知识传承者和创造者自居的士大夫，把劳心与劳力视为一道天然的沟堑，不屑于承认文人世界之外任何文化产品的价值，借此来维护他们对知识的垄断。在文人的话语霸权下，作为乡土社会朴素意识的民谣无从登上大雅之堂，只能长久地附着在街头巷尾，以其原始的形态作为民众生活的点缀，在岁月的侵蚀下循环往复地经历着自生自灭的轮回。
民谣并不是依据严格的文学规范打造出来的精神产品，也远非一种精致的和成熟的艺术。就文学角度而言，民谣讲求的主要是两点：趣味与音韵。民众在生活中任意撷取片段的内容，觉其琅琅上口，又满足了某种特定的情绪需求，就成为约定俗成的诵读词句。本性上追求趣味的民谣，是大众闲暇时的娱乐品。具备了趣味，也就具备了流传的基本条件。正如风雅唱和之作是文人的玩物一样，民谣事实上是民众的玩物。
清末民初，北京有一首以地名连缀而成的民谣：
东直门挂着匾，界边就是俄罗斯馆；
俄罗斯馆照电影，界边就是四眼井；
四眼井不打钟，界边就是雍和宫；
雍和宫有大殿，界边就是国子监；
国子监一关门，界边就是安定门；
安定门一甩手，界边就是交道口；
交道口跳三条，界边就是土地庙； 土地庙求灵签，界边就是大兴县；
大兴县不问事，界边就是隆福寺；
隆福寺卖葫芦，界边就是四牌楼；
四牌楼南，四牌楼北，四牌楼底下
喝凉水；
喝凉水，怕人瞧，界边就是康熙桥；
康熙桥不白来，界边就是钓鱼台；
钓鱼台，没有人，界边就是齐化门；
齐化门修铁道，南行北走不绕道。
——《北平歌谣》
把它看成是当时北京状貌的述说，自然可以。但仔细体会，它并不是要把这些地名展示给别人，不过是把人所共知的东西，串联成一段琅琅上口的韵文。
就其本性而言，民谣是一种无意识的娱乐，是个体或群体在无意识状态下自发生成的韵语。纯粹的民谣，很少会预设一个功利性的目的，绝大多数的民谣不是被“创作”出来的，而是在不知不觉间从生活中浮现出来的。它的形成和流传是如此自然，毫无做作之态，在人们还无从察觉之时，它就已经浸润到我们的生活之中。
对于民众而言，民谣是表达情趣最常用的工具，无所谓内容或者意义，甚至也不需要具备基本的逻辑，只要有声调，读来顺口有趣，大家喜欢吟诵就行。比如这首童谣：
一二三四五，我要学打鼓；
打鼓怕使力，要学织斗笠；
斗笠孔孔多，要去学补锅；
补锅难得铲，要去学补碗；
补碗难钻通，要去学端公；
端公难跳神，要去学女人；
女人要做鞋，要去学秀才；
秀才难教书，要去学宰猪；
宰猪宰不死，生了白胡子。
——《歌谣》卷二第十五期
民谣有其形成的场景和流传的条件，但与这种场景或条件往往只有简单的联系，甚至毫无关联：
天上一把镰，
下来是你娘。
天上一把刀，
下来卖切糕。
——《歌谣》卷二第二十期
正话反说是娱乐性歌谣中常见的一种形式，这种歌谣的吟诵就是为了带来愉悦：
听我来唱扯谎歌，
风吹石头滚上坡，
走时看见牛下蛋，
转来又见马长角，
四两棉花沉了水，
一副石磨漂过河。
——《中国歌谣集成》甘肃卷
又如下面这首河北歌谣：
忽听门外人咬狗，
拿起门来开开手。 拾起狗来打砖头，
又被砖头咬了手。
——《歌谣》卷二第八期
这种说颠倒话的歌谣，意义就在于有趣。民谣的娱乐性，主要就来自于它与生活毫无距离、真切生动而不乏诙谐的语言。有时，它会叙述一个有趣的故事：
一个老儿本姓顾，
夹袖夹的土机布，
手里提的麻油醋，
望见一个鹰捉兔。
飞掉鹰，溜掉兔，
少掉布，泼掉醋，
回去告诉老婆被她打屁股。
——《中国民歌千首》
“命里穷，注定穷，拾着黄金会变铜。”千百年来，中国民众虽然始终没有摆脱艰难困苦的生活，但这并不能扼杀生命本身对欢娱的追求。在劳作的闲暇，他们以游戏的态度看世间万物，人生纷纭，看自己，也看别人。这里有面对滑稽世相的戏谑与作乐，也有豁达中透出无奈的自嘲与幽默。
自嘲与嘲笑他人，是娱乐性民谣中最常见的内容：
做一梦，真可笑，
扛着铁锹跟镐头。
一出城，往南跑，
跑到荒郊野外，
又把土来刨。
一刨刨出元宝窖，
珊瑚子二丈高，
还有珍珠和玛瑙。
要置房，怕火烧，
要置地，怕旱潦。
要买人，怕逃跑。
要放账，没有人保。
思想南柯梦，
拿着黄竹竿烟袋当金条。
——《民间歌谣全集》
把自己作为嘲笑的对象，使人们能够暂时忘却生活的不如意，卸下生命所承受的重负，享受片刻的精神欢娱。实际上，这些自我嘲弄，从来都不是出自于个体的情感与经验，而是集体的共同体验，这正是它能够引起大众共鸣的心理基础。
以他人为嘲讽对象的民谣，尽管时而杂有鄙薄之意，但大体上也可用同样的眼光来看。比如对麻子、对秃子的嘲笑：
麻子麻一颗，
我是麻子的哥。
麻子麻一点，
我是麻子的爹爹。
——《歌谣》卷三第十二期
小秃子，上庙台，
拾个秃大钱，
买个秃烧饼，
秃子吃，秃子看， 秃子打架秃子劝，
秃衙门，秃板子，
单打小秃子屁股眼子。
——《歌谣》卷二第十二期
产生于乡土社会的民谣，其实并不一定需要意义，无论是自嘲，还是嘲弄他人，似乎更应该看做是无恶意的玩笑。正是在这些口头游戏里，民众得到了精神上的愉悦和心理上的放松，这使民谣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调剂品。作为民间文学和大众精神生活的一种形式，民谣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的娱乐性。
相信大家打开这《百年记忆：民谣里的中国》的时候，多数人都会想起那首充满亲情的江南童谣：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夸我好宝宝，又有团子又有糕。……在这刻，清脆的童声从耳边飘过，宛如初夏晨曦中一束明丽的阳光，透过河面的氤氲和树影的婆娑，照射进我们最深的那一层心田，恬静而温和地抚慰着我们的灵魂。
它让我们想起从前的日子，那种为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重复，但却永远不曾写进历史书的日子。多少年了，我们在这种乡土温情中长大，又把这种温情传递给自己的后代。它延伸了我们的生活，也延伸了属于大众那绵长的记忆。让我们走进民谣，打开这一段记忆。
《百年记忆：民谣里的中国》由田涛所著。
谣与歌之间很难划定一个具体的界限，田涛所著的《百年记忆：民谣里的中国》以歌谣为主体材料，以竹枝词、民歌、民间小曲、文人诗歌等其他材料为辅，勾勒民从众记忆中的百年中国世相，捕捉和展现民众的生活细节及情感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