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罢长问天
到楼观台一游。不去不知道，去了才知那是个了不起的地方，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紫气东来”与那里还有些关系。
在距今2500年前，函谷关令尹喜在关旁草楼上观天象，忽见东方一片紫色云彩滚滚涌来，其状如飞龙，长达三万里。尹喜精通历法，善观天文，见此云大喜，称：“紫气东来三万里，圣人西行经此地。”他就此料定将有圣人到来。这个典故就是成语“紫气东来”的来历。于是他每天沐浴熏香，在关旁恭候。那圣人就是老子。不久，老子果然骑青牛到来。尹喜将老子留在函谷，拜老子为师。老子在此写就了不朽名篇《道德经》。尹喜筑草台请老子讲经。那草台就是楼观台。800年后产生的道教，将《道德经》奉为圭臬，将老子尊为该教的开山鼻祖“太上老君”。
尹喜所指的“紫气”就是带有吉兆的彩云，即祥瑞之云。那祥云的紫颜色，只有像尹喜那样道行高深的术士才能辨别出来，我们凡胎肉眼在祥云面前都是色盲。
函谷关之所在，至今颇有争议。河南省灵宝市北的王垛村，修于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有“紫气东来”和老子创作《道德经》一说，河南省灵宝市王垛村因此被称为道教圣地。但是，还有另一个说法，尹喜所筑的楼观台不在函谷关，而在秦岭山脉终南山的西段。楼观台之所在，在西安以西75公里周至县境内。
我们乘坐的汽车沿着八百里秦川向西行驰，右边是一片金黄的麦浪，左边是绵延巍峨的秦岭，一路风景美不胜收。楼观台现已辟为森林公园，园内以竹类植物品种繁多著称，原生和移栽的各类竹子共128种。楼观台有主殿四座，配殿两座。主殿是老子祠、斗姥殿、救苦殿和灵宫殿。配殿是太白殿和四圣殿。山门两侧有钟、鼓二楼。山门前石阶盘道，蜿蜒而上。山门西侧外有一石砌泉池，名为上善池，池内一石雕龙头终年吐水不断。讲经台南800米外山岭上有老子的炼丹炉，东北方是老子墓所在，北二里则是宗圣宫遗址。老子本名李耳，唐代帝王也姓李，故将老子奉为先祖，在老子讲经处修建家族祠堂，后改名宗圣宫。讲经台园区有碑石170余块，留下名人诗词150余篇。唐代的王维、李白、白居易、李商隐，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等都在这里留下墨宝。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先生常年居住在此。据此，我倾向于挺它为《道德经》的诞生地。
《道德经》凡五千字，分为上篇《道经》和下篇《德经》。《道经》论及宇宙的根本及变化规律。《德经》说的是为人处世之术和长生久视之道。几千年来振聋发聩、不绝于耳的“道德”一词原来指的是人的世界观和行为准则。想想也对。老子的学说思想十分丰富，最著名的是他朴素的辩证法，认为世界万物都由正反两面组成，并且由对立而转化，如“无”和“有”，“祸”与“福”等。东汉末年产生的道教源于老子的道论。道教有其拜鬼神、做斋醮、求仙境的唯心主义的一面，但其“阴阳”学、“天人合一”、“顺其自然”论却继承了老子的辩证观点。
“天人合一”和“顺其自然”体现了人类与自然的融合、和谐、互补。现代社会人类活动的巨大张力冲击和毁损着自然环境，人与自然的对立日益明显。道教中的“天人合一”和“顺其自然”的观点重新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当今，退耕还田、退耕还林、退耕还海成为时尚，是对被讴歌了几百年的“征服自然”的谬误的修正。今人对自然的回归正是“顺其自然”和“天人合一”的实践。
早在20世纪初期，欧洲便掀起了“天人合一”运动。此运动的倡导者认为社会的发展使人忘却了自己的自然本性。要回归自然首先要去除人与大自然间的隔膜。于是，一群群男女走进森林、草地、海滨，脱得一丝不挂，尽情地让肌肤享受与阳光、空气和自然美景的亲密接触。衣服是人类社会幽的符号，是人与自然之间的隔膜。去除了这个符号，人类就还原到天地之中，热烈地拥抱大自然。于是，这些人便把自己称为“自然主义者”(Naturalists)，国内有人将之翻译为“天体运动”。“天体运动”的益处尽管有种种理论依据，但仍然被社会尤其是教会视为有伤风化。官方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允许他们随心所欲地裸裎“天体”，但活动被圈定在有限的场地里。德国慕尼黑的英国公园和英国南部的布赖顿海滨浴场便是欧洲最有名的“天体运动”中心。每年盛夏，“赤条条”便成了那两个地方的特殊风景线。
今天，“天人合一”的观念也融入表演艺术中。广西阳朔推出的山水实景表演《印象·刘三姐》和陕西临潼华清池的歌舞剧《长恨歌》将演出舞台从剧场搬到自然环境中，展现“天人合一”的美学价值，令观众体验了人文元素、科技元素与自然元素的三重冲击。
《印象·刘三姐》的演出场所选在阳朔漓江与田家河的交汇处，河的对岸便是秀丽的书童山。演出水面方圆两公里，背景是漓江沿岸的12座山峰。观众席建在刘三姐歌圩上，为梯台式造型，在2200个坐席上可将180度水面演出尽收眼底。为突出声光对视觉的引导效果，演出在天黑后进行。
“天人合一”的演出，打破了传统表演艺术的种种局限。电影《刘三姐》虽然展示了刘三姐和漓江的美好风光，并具有快速切换画面的种种特点，但它毕竟是投射在墙幕上的光影，缺乏立体感和人物的质感。舞台剧让观众看见了有血有肉的“刘三姐”，但那漓江风光却是画在板材上的布景或投在布幕上的幻灯。刘三姐坐的“船”也是木制的道具，下面装上轮子，由幕后的工作人员牵引而行。这布景和道具只是“象征物”。它们与实景间的视觉鸿沟只能由观众动员自己的想象力来填补。观众的审美享受不得不打了大大的折扣。舞台艺术中的象征物在京剧里尤其典型。那关云长率领的千军万马，用的是插在戏服后面的四面小旗来代表。观众看见哪位武生后身插着四面小旗，就必须启动自己大脑的主观能动性，想象此刻的舞台上千军万马在主帅身后驰骋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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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效力的单位是研究欧洲的，最初有政治、国际关系、经济和文化等研究室。我早期的领导陈乐民先生专长于国际关系和政治学，但对文化问题情有独钟。他在主持研讨会时常常情不自禁地把话题引到文化上来。于是乎，在我们的头脑中便形成了政治与文化密不可分的印象。在他的影响下，这个研究所形成了重视文化的传统。
我的工作要求我经常往返欧洲，去考察欧洲联盟成长的过程。或许因为我的专长是经济，在探讨欧洲的变化时喜欢用放大镜寻找其背后的经济原因，结果发现，经济原因总是与政治和文化原因纠缠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过程磕磕绊绊，成员国在每项动议上争吵不休，经济利益自然是优先考虑的东西。欧盟每走一步，各成员国都要掂量自己能得到的好处和付出的代价。政治利益也锱铢必较。成员国向欧盟让渡的每一项主权都谨小慎微，害怕自己让出的主权会被别国操控。文化也是欧洲整合的阻力。成员国时时呵护着自己的民族特性，抱怨欧盟委员会高度划一的食品规范破坏本国的饮食传统。为满足成员国保护自己的语言的要求，欧盟所有机构的文件以27国的官方文字印行，所有重要会议的发言同声翻译成各国的语言。巨额的翻译费用成为欧盟机构沉重的行政成本。土耳其的会籍问题是欧盟最折磨人的心结。成员国找出了种种地缘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理由推迟和阻挠这个国家入盟，譬如说它不是欧洲国家，譬如说它人权不达标……，但人人心知肚明，根本的原因，是欧盟这个基督教营垒不愿意接纳—个穆斯林国家。欧盟大船这次搁浅在文化礁石上。
有好些年里，我被当做“专家”请到央视访谈节目上谈欧盟，在最权威的报纸上写欧盟，在个人专著中论欧盟。我以为，欧洲的经济和政治是我魂之所在。然而，我某一本书的写作过程颠覆了我的自信。当我写及经济和政治时，我大脑迟钝思维呆滞，而论及欧洲的历史和文化时思绪却如同平川跑马高峡放舟。我恍然大悟，原来我的内心深处有一条潜藏的河。于是，我决定让我的第六本书跨出职业领域，去开发这条河，挖掘我真正的兴趣。这本书要记述我在另一个领域的思考。这些思考一直游荡于欧洲的教堂、纪念碑、博物馆、画廊、凯旋门和雕刻之间，多年来在悄悄发酵。我从欧洲回来，每每忍不住要写一两篇随笔。有一篇无心插柳之作还在人民日报上获了奖。 从青年时代起我就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城市第一个造访的地方是当地的历史博物馆。这个习惯后来带到了国外。我原来早已心有旁骛。当我在利物浦大学进修欧洲经济史时，我最关注的课程却是欧洲通史。几年后我在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合作研究全球化问题时，又悄悄地将荷兰版的欧洲通史听了一遍。那是一个内容号称“从柏拉图到北约”(from Plato to NATO)的课程。听这些额外的课完全是无的放矢，原动力除了兴趣还是兴趣。然而，这些课程一直在滋灌着我心中的地下河。今天看来，我种瓜不仅得瓜，而且还收获了豆。
在国外，每逢假日我都有一个固定的节目，那就是到天主教堂望弥撒或去新教教堂听布道，观察两个基督教教堂软、硬件的细节，熟悉它们的程序，了解它们的区别。我每到一个城市，预先要做的功课是从各种信息来源查询那里最古老的遗迹，然后奔它们而去。马斯特里赫特市中心有一个中世纪的街区，每幢房子的门楣上都镌刻着它的建造年份。这些古老的房屋已经不适宜居住了，当地政府要保护文物又不允许改建和拆除，因此这些街巷已空无一人，就像被瘟疫扫荡过一样。这样的空城区后来在西班牙的巴伦西亚和意大利的威尼斯等城市一再出现。欧洲人珍惜祖先留下的一砖一石，因为它们是历史，是文化，是宝藏。我一次又一次地流连于那些鹅卵石铺就的空街巷，努力辨识着罗马人、勃艮第人、诺曼人、隆巴第人、摩尔人留下的蛛丝马迹，并随手用相机将它们记录下来。这些照片今天也成了浓阴华盖的柳林，为我的书增添了色彩。
2009年我到中国台湾南华大学为欧洲研究所研究生讲授“欧洲经济整合”，暂时中断了本书的写作。第二个学期，我增设了“欧洲历史专题”课程。始料未及的是，这个临时插入的课程受青睐的程度大大超过了我的主课。打动学生的恐怕不是学术造诣，而是我心中奔腾的河。这条河终于涌出了地面，不仅为我的课程提供了养分，而且也羽化为我写作的灵感。这些灵感直到本书因篇幅而不得不截稿时还没有耗尽。
感谢我的同事曹慧女士和我家庭的朋友侯广琳女士慷慨地为这本书提供了部分图片。同时，感谢我的妻子阳为我提供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并且作为本书的第一个读者和校阅人提出了有益的意见。她的支持是这本书的写作得以顺利完成的重要条件。
这本书只是一条涓涓细流。愿这条细流能与别的溪流和江河—起，汇人浩瀚的海洋。
大海边上布满了色彩斑斓的贝壳。那贝壳就是史海中的文化。文化是什么？过去，我们将受过教育的人誉为“有文化”，把文盲称为“没文化”，把学习识读叫做“学文化”。于是，我们对文化的最初理解是识文断字的能力。其实这只是对文化的一个粗浅的解读。文字和语言是文化，但只是文化的一部分。今天再听到“文化”这个词时，我们多半会想起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不错，这些领域是更高层面的文化，但广义的文化仍然不止于此。1871年，英国人E.B.泰勒第一次对文化的含义进行界定。他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风俗和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自他之后至今的近一个半世纪里，有一百多位学者追随其后为文化打造定义，但尚无任何一种定义得到学术界一致的首肯。文化涵盖面广，支系脉络盘根错节，要想用一两句话准确地概括其全部意义并不容易。
从广义上说，文化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类的开化的状态，即与野蛮渐行渐远的结果。这个含义的文化与“文明”一词类似，并被交替使用。人们用“两河文明”、“尼罗河文明”、“黄河文明”和“印度河文明”来铭记世界四大古文明的同时，又用“半坡文化”、“蓝田文化”、“殷墟文化”、“红山文化”、“马昌文化”等称谓来标注四大文明中的某些亚文明圈。
人类最初的营生应该是狩猎，但狩猎不是人类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本质特征。任何食肉动物都依靠捕食其他动物来维持生存和繁衍。不同的是，人类是用弓箭、长矛和石斧等工具来捕猎，而野兽则靠利爪和牙齿。人类作为高等动物的本质特征之—是学会了农耕，这是从等待大自然的恩赐进化到向大自然索取的重要一步，也是人类文化的发端。英文的“文化”一词culture(拉丁文为cultura)与“开垦”(cultivation)和“农业”(agricuhure)有着共同的词根。可见，农耕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里程碑。
人类与低等动物的另一本质区别是人类拥有复杂思维的能力。在早期人类活动的遗址中发现了动物骨头制成的项链，壁画上留下了舞蹈和祭祀的形象，说明在石器时代人类就有了审美、娱乐和宗教的意识。这是精神追求的开始。精神追求是文化的第二个含义。这个层面的文化包括神话故事、宗教观、审美观、哲学理念、社会习俗、民族传统、语言文字、文学作品、社会关系以及价值观等。
人类的精神追求便是一种无形的文化。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无形的文化越来越多地凝结在他们的物质产品中，成为有形的文化。中世纪后飞檐式建筑或为中式民居的基本模式。这种风格来源于道教庙宇的“宫”式风格。这与民间的天宫神话有着内在的联系。中式房屋的大门，无论宫殿或民居，都有着高高的门槛。这道门槛肩负着防止内财外溢和外鬼侵入的重任。而欧洲大量见诸教堂的哥特式建筑则追崇高耸挺拔，折射出欧洲人力求与上帝和天堂缩短距离的心理企盼。
由于世界各地社会进化的环境不同，文化有着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特点。每个民族的文化，投映出各个民族的历史和心路历程。
如今中国人到欧洲观光，总要探寻那里中世纪的古风。威尼斯的运河和拱桥上留着马可·波罗的足迹，西西里的卡塔尼亚城有古希腊剧院、浴室遗迹和古罗马的斗兽场，那里的阿拉伯楼阁与亚平宁房屋相互交错，簇拥着欧洲最著名的巴洛克式的教堂。同样是教堂，在西班牙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多菱形带园拱窗的塔楼，塔楼顶上又是多层的尖塔。这些教堂许多就建在清真寺的废墟上，还带着摩尔人的印记。托莱多和格拉纳达的古堡散发着倭马亚王朝的气息，令人浮想联翩。马德里午夜的弗拉明戈舞蹈和里斯本小巷子里的法戈表演的魅力不亚于巴黎和维也纳的交响音乐会。同样，来到北京的欧洲客人，常常将长安街和中粮广场丢在身后，执意钻进大栅栏、什刹海的狭窄小巷，莫名其妙地迷恋那青石铺地的胡同和缠绕着葡萄藤的四合院，寻找明清时期北京人的生活场景。文化的魅力如此地国际化，因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笔者认为，文化应该定义为人类一切有形和无形的精神产品的总和与积累。这个定义或许仍然过于简陋，没有将文化的全部内涵和特点囊括进来。
现如今，当我们在审视和比较各地区各民族的某种行为模式或思维定式时，常常用“文化”一词作标签。譬如，在探讨不同民族的情感习俗时，不用“情感模式”一词，而称之为“情感文化”。类似的词汇还有很多，如“胡同文化”、“饮食文化”，甚至“地铁文化”等。这是因为“文化”一词承载着比“模式”更深邃的内涵和更丰富的历史积淀。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属于文化范畴，以此类推，政治制度与政策也是一种文化。然而，政治是一个博弈过程而不是精神产品，因此不在文化范畴内。同理，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是文化，而经济的运行不是文化。政治和经济是与文化互相平行的范畴。
厘清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是为了权衡三者在历史进化中的作用。
翻开史书，发现人类历史的轨迹像股市的走势般曲曲折折。这条曲线的各个转折点分布着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吞并、起义、政变和王朝的更替。而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变更后面又有着各不相同的推力。
在撞击出历史拐点的诸种因素中，经济因素首当其冲。从远古开始，对生存资源的争夺就是部落间摩擦和争斗的动因。这也是后来民族间、国家间战争的基本原因。前后长达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是欧洲人洗劫东方财富的侵略战。鸦片战争缘于英国以鸦片贸易搜刮中国财富的企图。日俄战争是两个帝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主导权打的一仗。
政治是影响历史进程的另一重要因素。18世纪初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起因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让他的孙子获得西班牙王位继承权。路易十四的孙子登上西班牙王位将导致法、西两国合并成为超级大国而打破欧洲原有的权力均势。为阻止这种前景，欧洲各列强伙同觊觎着西班牙王位的哈布斯堡王朝向法、西宣战。这场持续了11年的战争是欧洲霸权的争夺和反争夺的斗争。这是政治星火点燃战争的典型例子。
在很多情况下，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交织在—起，共同改变着历史前行的轨迹。
在经济和政治之后，还有一个因素影响和改变着历史轨迹，那就是文化。欧洲历史上的好几场战争，如三十年战争和胡格诺战争，就是由文化冲突点燃的。三十年战争被史学家界定为欧洲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但它最初的导火索是宗教分歧。信仰路德教的波希米亚人拒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为他们指派天主教国王，遭到了帝国的镇压。瑞典王国为解救自己的新教兄弟波希米亚愤而出兵，最后演化成一场泛欧洲的势力范围争夺战。从中世纪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穆斯林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争斗，将历史的轨迹搅得七弯八拐，也是文化因素在起着作用。
笔者将影响和改变历史进程的文化现象称为政治文化。文化在推动历史进化的动力中占据着什么样的分量，是本书探讨的问题。此外，本书还涉及情感文化、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关系等问题。
中国与欧洲经历过相似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相似的历史事件，然而由于各自文化间的差异，两地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回应不尽相同，两地经历的历史轨迹便有所不同。本书旨在探讨和比较中国与欧洲各自历史轨迹中的文化根源。本书文章大多以笔者的亲历事件为引线展开，每一篇论及一个文化课题。其中，大部分为政治文化课题，多数涉及中、欧间的比较。
笔者才疏学浅，谬误在所难免，欢迎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张健雄
2011年1月29日
作为研究欧洲经济的专家，张健雄先生几十年来数十次往返于欧洲和大陆之间。在用放大镜探讨欧洲发展变化背后的经济原因时发现，经济原因总是和政治、文化原因纠缠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文化渗透在一个民族的血液里，在推动历史进程中具有什么样的分量，这就是《当东方相遇西方(感受文化的分量)》探讨的问题。
这是一位学者对制度、历史、社会、民族等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这是一场和东西方历史人物的精神对话。《当东方相遇西方(感受文化的分量)》中行文豪气兼有温情，健朗而不失细腻，图文并茂，时见精彩，意趣绵长。
在经济和政治之后的第三个冲撞着历史轨迹的力量常常被人们所忽略，那就是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包含着其特有的哲学理念、民族传统、社会习俗、语言文字、神话故事、宗教信仰、文学作品以及思维方式。各个文化脉系间的差异常常导致文化圈或亚文化圈之间的冲突。《当东方相遇西方(感受文化的分量)》所展示的是文化在推动历史进化动力中所占的份量。作者张健雄将影响和改变历史进程的文化现象称为政治文化。中国与欧洲经历过相似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相似的历史事件，然而由于各自文化间的差异，各自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反应不尽相同，两地经历的历史轨迹便大为不同。本书旨在探讨和比较中国与欧洲各自历史轨迹中的文化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