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羁的思绪:阿西莫夫谈世事》是有着“通才”之誉的世界科普巨匠和科幻小说大师艾萨克·阿西莫夫的一部随笔精选集。
阿西莫夫不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化学博士,更是世闻名的全能作家,一生著述多达百七十余本,内容广及科学类的数理化、天文、生物、医学,还旁涉人文类的文学、宗教、史地等。如此渊博的学识使他的笔下世界具备了奇幻的想像与高度的预言性。在他刚开始写机器人小说时,机器人学未发展出来;等到这门科技发展得相当有成果时,几乎每一本有关机器人学发展史的书籍都提到他、他的小说与他发明的“机器人三定律”。这定律几乎成了以后科幻作家创作有关机器人的作品时必须遵循的法则。
阿西莫夫以真确的物质科学及人文现象演绎出他的科幻世界,又杂进侦探与推理的小说技法,使得他的作品情节生动,扣人心弦,让人不忍释卷。
这是有着“通才”之誉的世界科普巨匠和科幻小说大师艾萨克·阿西莫夫的一部随笔精选集,是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先驱而特别推出的纪念版。
阿西莫夫于1992年4月6日辞世,他的故去,是文学、科学和自由思想的巨大损失。这位美国最多产的作家具有当今世上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他那率真的个性在这部引人入胜的随笔集中一展无遗。他那“不羁的思绪”时而从言辞激烈的辩论漫游到打动人心的劝导,时而从不着边际的思辨漫游到柴米油盐的现实,令人惊叹地展示了他那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各门学科的非凡技巧。
《不羁的思绪:阿西莫夫谈世事》的62篇随笔涵括了形形色色的主题,诸如创世论、真科学与伪科学之区别、人口爆炸、生态危机、技术恐惧症、技术进步的社会效应、克隆、与外星生命联系的可能性、对宇宙的浮想、对个人生活的回顾,等等。这些随笔皆从社会热点现象着眼,诠释了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所有文章都是以明晰而优雅的散文体写就,而这正是阿西莫夫著称于世的独特风格。
本书由哲学家保罗·库尔茨作序,并收入了卡尔·萨根、马丁·加德纳等当代著名科学家和作家的纪念文章。相信您在感悟美妙的“阿西莫夫文体”的同时,更能收获许多知识、智慧和启迪,还有——理性思考的乐趣。
2.创世论和学校
最近几年,美国出现了一种由右翼激进分子发言人所发出的呼声,其大意是,他们称为“创世论”的某些东西得在由税款支持的公立学校里讲授。他们想用这样的方式,使得创世论与解释宇宙、生命和人类起源的进化论观念具有同等的待遇。
这看上去是公平的。为什么这二者不应该有相同的机会呢?为什么进化论者要反对讲授创世论呢?
然而,给予两种观点以均等机会并不公平。这是有害的。
进化论观念和创世论并不是等同的。进化论观点是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经过两个多世纪的辛勤努力建立起来的,它具有一个庞大的证据和推理体系背景。无论是否有名望,所有生物学家都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如今的物种是从较为简单的形态慢慢进化而来的;生命的单元,即细胞,是从生命的前细胞碎片进化而来的;而这些生命的前细胞碎片又是经历数十亿年的时间按照自然规律从无生命的物质通过变化而形成的。
进化论的精确机制,即它的细节,仍然处于争论之中,因为发现和发展的过程尚未完成,而且可能永远都不可能彻底完成。可是,甚至那些在细节上争论得最激烈的人们,也不否认进化论观念本身。
另一方面,创世论者没有提供有利于他们的观点的证据。他们完全是以否定的方式来争辩。他们主张,如果发现进化论观念是有缺陷的,那么,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迫使人们接受创世论。
因此,他们坚持说,进化论观念确实已被发现是有缺陷的。他们指出进化论论点中的一些不足之处、矛盾的地方和不确定性,并且得意洋洋地说:“我们就这样建立了创世论!”
可这说明不了什么。首先,他们指出的不足常常是以曲解、过分简单化和明显错误的方式提出的。其次,有些不足乃是生物学家们确实没有明确的问题,然而,这只是影响机制的细节而并不影响进化论观念本身。
第三点,即使进化论观念确实存在不足,就它本身而言,也不能证明每个物种都是由一个“造物主”独立制作的这样一种观念的正确性。还可以存在其他的方案,在这些方案当中作出选择必须依赖于实际可靠的证据。因此,即使缜密的调查结果表明,我们有关生殖生理学的观念并不完全正确,但就其本身而言,并不能证明婴儿是由鹳生养的。他们确实可能是在白菜叶下被发现的,或者是在医生的小黑袋子里出生的。
为了将创世论当作合理的观念建立起来,创世论者必须为他们的信仰提出在科学上合理的证据,而不只是试图在其他观点上戳窟窿。他们不能简单地通过质疑哈勃常数来对宇宙年龄是否真的为150亿年提出疑问。他们必须提出合理的证据来证明宇宙事实上只有1万年的年龄(或者他们想要修改成的任何数据)。无须多说,他们从没做到过这一点。
因为这些理由,创世论从来没有能够将其本身建立在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即科学思想的市场上。
科学是一种自我修正的过程,科学家确实在改变他们的观点,但他们这样做仅仅是以新的证据或者新的令人信服的一系列推论的陈述为基础。科学家曾经一度拒绝接受以1913年以来提出的证据为基础的大陆漂移观念,而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新的证据时,这个观念的一种修正和改进的版本便以惊人的速度被接受了。
这样的一天可能会到来,那时,进化论将真的被证明是有缺陷的,而有利于创世论的新证据将迫使观点发生改变,然而,就目前而言,这一天尚未到来。创世论者仅仅是无望地说,这一天总会到来。既然如此,如今我们就不可能要求学校将创世论作为一种科学方法来讲授,还要将其视为进化论的一种合理的替代观点。
某些人群虔诚地信仰创世论这样一个事实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这种信仰的存在源于在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课程中的一种合理的兴趣,在这些课程中。创世论可能被详细地作过很好的讨论,但是,它不能归类于科学。
P17-18
艾萨克·阿西莫夫:科学推广者、怀疑论者及理性主义者
艾萨克·阿西莫夫在美国以及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是20世纪一位卓越的科学推广者,创作了数千篇文章和近500部书籍。阿西莫夫于1920年1月2日出生于俄罗斯的彼得罗维奇,3岁时随父母移居美国。他住在纽约市的布鲁克林,193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他在波士顿大学获得了一个生物化学教授的职位,即使在他的写作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仍然在不承担任何教学任务的情况下保留了这个教职。
他最初是以科幻小说而闻名。他的第一批系列故事发表于1939年,而他的第一本书——《天空中的小石子》(Pebble in the Sky)——直到1950年才得以出版。他的著名的三部曲——《基地》(Foundation)、《基地与帝国》(Foundation and Empire)以及《第二基地》(Second Foundation),在1952—1953年间问世。
他文思泉涌、笔耕不辍,创作主题无所不包。他关于科学的通俗阐释尤其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博闻强记,其著作初稿绝大部分只需作少许修改就可以定稿。
作为一名科学推广者和科学倡导者,阿西莫夫起到的作用不容低估,更不容诋毁。许多潜心于自己专业的科学家,都不愿意被视为该领域的推广者,生怕被他们的专业同行们冷嘲热讽。而责难没有动摇阿西莫夫,他乐意充当以科学方法和见解教育大众的角色。19世纪的赫胥黎(T.H.Huxley)在英格兰扮演了一个类似的角色,他为达尔文(Darwin)和进化论所进行的辩护尤为突出。在20世纪,卡尔·萨根、理查德·道金斯(Riehard Dawkins)、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他们全都是“声称超自然现象科学考察委员会”(IESICOP)成员]也都尝试过履行相同的职责。如果科学研究要持续进行下去,那么,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支持就是必要的。这在民主体制下更为重要,因为民主政治依赖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作出明智的抉择。不幸的是,很大一部分公众是科学盲——正因为如此,科学普及和科学阐释才显得至关紧要。
尽管阿西莫夫是20世纪一流的科幻作家之一,但他还是对科幻小说和具体事实做了区分。几年前,我和他在纽约做过电台连线交谈节目。他所作的评论令我兴致勃勃。当时他表示,虽然他不断地发表科幻故事,有时候还包括超感知、传心术和遭遇外星人等题材,但他“从没想象过人们会相信那种垃圾”。遗憾的是,今天的电视节目和准“纪录片”并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太多的人都将科幻小说中未经证实的情节当成事实来接受。’
就此阿西莫夫做了谨慎的区分:一方面,他对善于接受新想法的开放头脑和推测想象进行了辨别;另一方面,对于假设,他用严格的方法进行检验,证明其在逻辑上的一致性,以此来证实其正确性。本书中一篇重要的文章——“异端的作用”,就为科学上的异端的重要性进行了辩护。不过,阿西莫夫对“内异端”(endoheretics)和“外异端”(exoheretics)做了至关重要的区分。内异端出现于科学的专业领域,并且常常遭受一般公认的正统学说的攻击。然而,一旦他们的异端观点得到实验反馈以及同行评述的检验,最终就会胜出——伽利略(Galileo)和达尔文都是经历过这一过程的著名例证。外异端则是作为科学上的外行攻击科学正统理论,可他们的理论却从来没有被同侪所接纳,因为它们在严格检测的挑战面前都站不住脚跟。维利科夫斯基(Immanuel Velikovsky)正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也应该提及阿西莫夫对宗教的质疑态度。阿西莫夫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他曾欣然为我于1980年起草的《世俗人文主义者宣言》(Secular Humanist Declaration)签名,也是由世俗人文主义委员会主办的《自由探索》(Free Inquiry)杂志的撰稿人。后来他被推选为国际人文主义学会的卓越人文主义者。当我在1982年因一篇文章的相关事宜前往他的公寓探访时,他说,尽管有太多的无神论者因为自认他们的观点不能见容于社会而往往秘而不宣,他仍要强烈地表达出他本人对宗教的质疑观点。因此,他明确表示,他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灵魂不朽,他认为《圣经》的内容充斥着矛盾以及与事实的偏差。他是对的。许多怀疑论者只会在有限的范围内提出质疑,可即便如此,他们仍还是害怕得罪诸如宗教这样的敏感领域里的力量。 阿西莫夫逝世于1992年4月6日。今天,他在阐释科学和捍卫怀疑论方面所起的作用更显重要。因为当前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科学技术正遭到持反科学态度的业外人士越来越猛烈的攻击;同时,在公众的心目中,真科学和伪科学之间出现了严重的混淆。此外,科幻小说和现实之间的分界线也日益被媒体冲击得含混不清,纯粹的胡言乱语打着科学的幌子大行其道。不可或缺的批判性思维和科学理性则渐受损害。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普罗米修斯出版社决定将1983年首次出版的《不羁的思绪》(The Roving Mind)一书再版发行。在这部由62篇随笔组成的杰作里,阿西莫夫让他的想象自由翱翔,展现出他那新奇而富有创意的思想。在这些文章中,他论述的主题范围极广,诸如学校里的创世论及对进化论的攻击与审查制度、地外生命和UFO、技术恐惧症以及反科学现象。也有对宇宙、冥王星、木星、相对论、黑洞、超空间等内容的阐释,以及关于未来主义和为克隆技术辩护的富有洞察力的文章。文集在对他个人生活的回忆中结束。
这部新版文集还首次收录了诸多杰出作家的献词,其中多人与阿西莫夫私交甚笃。这些首先出现在《怀疑的探索者》(Skeptical Inquirer)杂志上的文字对阿西莫夫的生活和工作给出了见解深刻的评价。阿西莫夫明显影响了所有了解他的人。这不仅是因为他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在写作上的精湛技巧,而且也因为他在个人交往中所显示出来的深刻思想与聪明才智。
我本人与艾萨克首次接触大约是在25年前,当时,我请求他加入到人文主义者运动中来。随后,当我于1976年创立CSICOP,询问他是否会加入我们的行列时,他给出了直接和肯定的回答。CSICOP成了超自然现象和伪科学主张的最主要的批评者。阿西莫夫一直是CSICOP出版发行的刊物《怀疑的探索者》的有力支持者,并且对我们的募款求助总是作出慷慨的响应。实际上,他将本书的初版题献给了这个委员会。我只希望艾萨克能够参与CSICOP的全国会议:然而,正如他的朋友们所熟知的那样,他害怕乘坐飞机。我们曾经打算在纽约市他家附近举办一次CSICOP的讨论会,令人遗憾的是,事情未果他便离开了人世。
我很高兴普罗米修斯出版社能够出版5部阿西莫夫的著作。除本书之外,我们还出版了《暴龙处方)(Tyrannosaurus Prescription)、《过去、现在和未来》(Past,Present,and Future)、《神秘的故事》(Tales of the Occuh)和(2088年选举日)(Election Day 2088)。他生前所提交的所有原稿作品都接近完美,只需作少量编辑加工。人们铭记他,不仅因为他是一位语言大师,还因为他是理性、科学和怀疑论的执著捍卫者。
保罗·库尔茨(Paul Kurtz)
出版者
阿西莫夫之缘
敲打出这个标题,却不知从何说起。
沏上清茶一壶,放飞“不羁的思绪”,一时百感交集。
22年前的4月6日,大洋彼岸的阿西莫夫辞别人世,刚参加工作一年多的我闻讯,悲痛不已。而本书的两位译者江向东和廖湘或,最近几年里相继撒手离去,同样也令我深为惋惜。
我与向东先生有着十多年的交情。我们相识相知,正是拜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之所赐。当年,翁经义社长和卞毓麟先生来京组稿访友,常与热情好客的向东先生聚谈,我多次受邀陪坐,得以聆听他放言神侃。有他在,席间总是充满欢声笑语,留给大家非常美好的回忆。
记得,6年前的一个冬日,我与向东先生又坐在一块喝酒聊天时,他对我说:“我终于明白卞先生和你为什么那样推崇阿西莫夫了,这个人的确很了不起。我正给科教社译他的一部科学随笔集,The Roving Mind,感觉真不错。”
我兴奋地回道:“曾听林自新先生提起,他向科教社推荐了阿西莫夫的两部科学随笔集。您接手的这一部,跟我还有点儿缘分呢——其中若干篇章20年前我上大三时就读过,它们都由林先生翻译并发表在《科技日报》上,好些标题至今我还能随口道出:《黑洞》、《冥王星奇趣》、《艺术与科学》、《富兰克林改变世界》、《致新生婴儿的信》……。正因为当年与它们邂逅,增进了我对《科技日报》的好感和关注,促使我下决心毕业后改行投奔她去。”
向东先生颇感意外。我又告诉他,缘分不止于此。我在《科技日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上大四时写的一篇评论,标题为《科普,我们不能没有它——读(冷遇,岂止阿西莫夫想到的)》。与我同寝室的同学黄伟光最先从图书馆看到,马上就转告了我。不久我收到30元稿酬,这竞抵得上当时我大半个月的伙食费了!
更没想到的是,1991年10月,我从商业部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调至《科技日报》,居然跟两年前编发我那篇文章的编辑白志正,成了同部门坐同一间办公室的同事。此时,林自新前辈已经卸任《科技日报》总编辑,我无缘拜会。后来我又得悉,他还是阿西莫夫著作第一个中译本的译者,并组织和推动出版了阿西莫夫其他多部作品的中译本,对他更为敬重、仰慕。
1997年春,适逢阿西莫夫逝世5周年,我与《科技日报》的同事缪健共同策划了两个整版的纪念专刊,为此特意联系林老,我们才第一次会面。想来恰是阿西莫夫之缘,让我们一见如故,备感亲切,成了忘年交。
林老戏称自己是个“老‘阿迷”’。1988年到访美国时,他曾跟阿西莫夫通过电话,可惜由于时间安排上的原因,没能见面交流。他一直鼓励我说,阿西莫夫值得我们纪念,更值得大力推介、认真研究。他的科普作品风格独特、轻松易懂、引人人胜。特别是他写的科学随笔,故事讲得好,条理也清晰,总是沿着历史的脉络,从恰到好处的环节说起,使读者既增长科学知识,又受到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熏陶。
那次拜会5年后,林老在纪念阿西莫夫逝世10周年的一篇文章(刊于2002年4月5日的《科学时报》)中写道:没想到自己当年翻译的一些阿西莫夫随笔,“还为《科技日报》引来了一位‘阿迷’尹传红同志”。2009年初,林老与苏聚汉、吴虹桥两位先生合作译出《宇宙秘密——阿西莫夫谈科学》一书,我荣幸地成为该书的(特邀)责任编辑,延续了老“阿迷”和小“阿迷”之间的一段佳话。随后,我又接下《不羁的思绪——阿西莫夫谈世事》一书的校译工作……
再说,与向东先生话别大约两个月后,他让他女儿江姗给我发来了译稿中的一篇《我的父亲》。读罢文末阿西莫夫与其父亲的那段对话,我心中霎时涌出一股暖流,也悟出了他给我专发此文的用意——在那次交谈中我有过一番感慨,言及少年时代经历的三大“幸事”笃定会影响自己的一生:一是有一个慈祥、优雅、令我深情挚爱的奶奶;二是有一双充分尊重我的意愿、激励我上进并努力提供各种条件的父母;三是通过科普图书“结识”阿西莫夫和叶永烈,由喜爱他们的作品而走进了科学的世界。
我特别提到,我的父亲对少年时代的我所做的,跟早前半个世纪阿西莫夫的父亲对少年时代的他所做的,颇为相像,且对我们各自影响至深。而阿西莫夫对他父亲讲出的那番话,正是我想对我父亲讲的。感谢向东先生“牵线”,让相隔如许时空的两对父子之间,有了某种心灵上的共通共鸣。此后不久,适逢我父母来京小住,我将那篇译文打出交给父亲,什么也没说,尽在不言中。
思绪飘飞,回到1992年4月8日的中午。我跟刚结识的新华社记者姜岩坐在一起,边吃饭边扯闲篇儿。得知我平时爱读科普和科幻作品,他便问我最欣赏哪一位作家。我说自己是个铁杆的“阿迷”,最喜欢阿西莫夫,而且,“我对阿西莫夫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他改变了我的命运……”
“可惜呀,阿西莫夫已经不在人间了。”姜岩突然打断了我的话,“昨天,我们新华社记者从华盛顿发回一条消息,说阿西莫夫因心脏和肾功能衰竭,已于前天在纽约大学附属医院逝世。”(后来姜岩给我寄来了“新华社华盛顿4月7日电”的打印件。)
我一下就愣住了。当天晚上回到家里,我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阿西莫夫论化学》一书,反复翻阅、品味,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这是我平生读到的第一部阿西莫夫作品。虽然它只有区区6万字,但对我个人而言其意义却非同一般。我常想,倘若不是因它而有幸跟阿西莫夫结缘,自己的前途还不定怎样呢。
1983年寒假期间,我在桂林姨家小住时,从姨父订阅的《知识就是力量》月刊上读到一则趣闻:1979年春,美国有两家出版社争着要为高产作家阿西莫夫树立一块里程碑——由他们独家出版阿西莫夫的第200号作品。看起来同时满足双方的要求似乎不太可能。不过,“难题”最后还是让聪明的作家给化解了:他别出心裁地弄出了一对“孪生子”,都算作是自己的第200号作品,结果皆大欢喜。我就这样跟阿西莫夫打了第一个“照面”。
事有凑巧,第二天我随我姨上街,路过一个小书店时随意扫了一眼,就发现书架上有一本《阿西莫夫论化学》。出于好奇,我随手拿过来翻了翻,旋即就被书中那通俗易懂而又妙趣横生的叙述所吸引。当天吃过晚饭后,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引人入胜的小薄册,心里是一种亮堂的感觉。
……
于是,他不顾他那时尚未离婚的前妻(没错,就是前面提到他年轻时“决定”要娶的那位“非同寻常的姑娘”)的反对,告别讲台和实验室,成了一名专业作家;同时,他还毅然放下了早已得心应手的科幻创作,而潜心于撰写普及科学知识的书籍和文章(直至15年后他才“重出江湖”,再度进行科幻小说的创作)。那时,阿西莫夫已经出版了24部书。在离开波士顿大学的时候,他告诉他的系领导:他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科学作家之一,但他的打算是变成最好的,而不仅仅是最好的之一。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奋斗,阿西莫夫无疑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当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接近终点时,这位享誉全球的科普和科幻巨匠在幽默作品集《阿西莫夫又笑了》(Asimov Laughs Aguin,这是他逝世后出版的几部遗作之一)的尾篇中真情坦露心声(我把它译了出来):
珍妮特和我在1959年5月1日相遇,我们一见倾心。
遗憾的是,对此我却无所作为——我已经结了婚。尽管那是一桩不幸的婚姻,可我毕竟有了家室,以及两个年幼的孩子。
所以,我们相互间只能通过鸿雁传书来表达思慕想念之情,直至我的婚姻破裂。从那以后,我们俩相聚相依、结为连理。更重要的是:32年来我们彼此一直深深地相爱。
我的生命旅程恐怕快要走到尽头了,我并不真的奢望自己能够再活多久。然而,我们的爱依旧存在,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
在我的一生中,我拥有了珍妮特,拥有了女儿罗宾和儿子戴维,拥有了众多的好友,拥有了我的写作以及它所带给我的名望与财富。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现在,无论有什么事情发生,我都已经心满意足了。
所以,请不要为我担心,也不要为我难过。相反,我希望这本书能够给你们带来一些欢笑。
以上很可能是阿西莫夫一生中最后所写的文字。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兼科普作家卡尔·萨根在悼念阿西莫夫时,由上述文字生发开来,讲过一段十分耐人寻味的话:“我们永远也无法知晓,究竟有多少第一线的科学家由于读了阿西莫夫的某一本书,某一篇文章,或某一个小故事而触发了灵感——也无法知晓有多少普通的公民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对科学事业寄予深情……我并不为他担心,而是为我们其余的人担心——我们身边再也没有艾萨克·阿西莫夫来激励年青人奋发学习和投身科学了。”
诚然,“热爱写作胜于做任何别的事情”的阿西莫夫也不无遗憾。他在杂志专栏的《告别辞》中感慨:“我这一生为《奇幻和科幻杂志》写了399篇文章。写这些文章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欢乐,因为我总是能够畅所欲言。但我发现自己写不了第400篇了,这不禁令我毛骨悚然。我一直梦想着自己能在工作中死去,脸埋在键盘上,鼻子夹在打字键中,但事实却不能如人所愿。”
阿西莫夫逝世两周后,1992年4月22日,人们在纽约道德文化中心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阿西莫夫的家人和他在出版界的同仁,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朋友出席。不少人在致辞时悲情难抑、泣不成声。他们到这里,是为了颂扬一个取得了诸多成就的人,是为了纪念一个将自己潜在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人,是为了礼赞一个“度过了美好的一生”的人。
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作为“阿迷”承担了《不羁的思绪》的校译工作。在此书2009年版的基础上,我对照英文原著进行了仔细的校核,重译了部分内容:同时,根据我对“阿西莫夫文体”的理解,对译文作了润饰,使之在风格上尽可能接近原著。另外,添加了60余条注释。但愿我的这番努力,对得起我视之为“导师”并深深缅怀的阿西莫夫,亦能告慰九泉之下的两位译者朋友。
感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原社长翁经义、现任社长兼总编辑张莉琴、常务副总编辑王世平对我的信任和抬举,感谢本书责任编辑殷晓岚的支持与协作。
校译过程中,承蒙甘本祓、武夷山、肖明波三位师友就我所遇到的诸多疑难问题给予悉心解答,使相关工作得以顺利推进;林自新、卞毓麟、石顺科、刘兵、李大光、于慧、刘永谋等师友也为我解决了若干疑问,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尹传红
2014年6月22日于北京
我们永远也无法知晓,究竟有多少第一线的科学家由于读了阿西莫夫的某一本书、某一篇文章或某一个小故事而触发了灵感;我们也无法知晓,有多少普通人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对科学事业寄予同情。
——卡尔·萨根
引导各个年龄段的人们对科学感到好奇,以及为扫除每年都在增加的科学文盲而战斗,没有哪个现代作家比阿西莫夫做过更多,或者可能会做得更多。
——马丁·加德纳
只有伽利略和赫胥黎(在我们这一代人里也许有梅达沃)能够与他的清晰、他的气魄、他的贡献,以及最重要的是,与他的公正的道德感和知识的力量相媲美。
——斯蒂芬·古尔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