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宝忠与京剧谭派
京剧是集多种地方戏(徽戏、汉戏、昆曲、秦腔等)之精华的舞台综合表演戏剧艺术。京剧又称“皮黄”，由西皮和二黄两种基本腔调组成，因形成于北京而得名。
从“徽班进京”(1790年)算起，京剧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京剧是中国的国粹。在近千出京剧传统剧目中，有众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在横跨4个世纪的时间长河中，京剧界涌现出大量的优秀演员，他们高超的技艺及鲜明的个人风格形成了诸多流派，创造出了无数至精至美的唱、念、做、打的戏功，使京剧舞台精彩纷呈，为京剧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并影响到国内多种地方戏表演艺术。2006年5月，京剧被国家文化部审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京剧形成初期，被称为“同光名伶十三绝”之一的谭鑫培(1847—1917，湖北武昌人)，以圆润而含蓄的“云遮月”嗓音、“文武昆乱不挡，唱念做打俱精”的技艺开创了“谭派”。这是京剧有史以来传人最多、流布最广、影响最大的老生流派。其嫡孙谭富英(1906—1977)深得家学渊源，又历经梨园磨炼，全面继承并丰富、发展了其祖父的表演技艺，开辟出一片“新谭派”天地。
殷宝忠原名殷永忠。33岁成为谭富英的第一位磕头弟子。历经半个多世纪，他潜心研习京剧老生演唱艺术，当演员、做编导。直至今日，他虽已有近90岁的高龄，但聊起传统京剧剧情、名角轶闻趣事时仍信手拈来，大段京剧唱腔念白也出口成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京剧现代戏《奇袭白虎团》和《红云岗》誉满全国。为此，殷宝忠倾注了半生的心血。他铭记恩师谭富英先生的从艺教诲，学戏、做人谦恭低调。他将自己多年所学所悟，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向他求教的人，无愧京剧“谭派”艺术传经布道山东第一人。
2007年6月，殷宝忠被山东省文化厅审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北京绒线胡同里的“奎兴斋” 1924年农历六月二十六，殷宝忠出生于北京城一个手艺人家。他的祖籍在河北省冀州市冀州镇殷家庄，而他终其一生未回过老家。殷家最初居住在北京城闹市区的牛肉弯胡同。殷宝忠记事时，家就搬到了石驸马大街(“文革”中更名为文化路)。在街对面，从西单往南，紧挨着牛肉弯胡同的是绒线胡同。父亲殷曾霞在此胡同里有一间鞋铺，鞋铺因殷宝忠的哥哥殷永厚的艺名小奎官得名“奎兴斋”，金字黑底的横匾悬挂于家门檐下正中。
说起小奎官，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京城戏剧界无人不晓。他自小坐科俞振庭(1879—1939，著名武生)创办的“斌庆社”(1917年创建，1930年解散)，为斌字第一科，取艺名殷斌奎。小奎官是其出科后的艺名。他演技全面，“本工花脸，别的行当也全能应工且表演得十分精到”。不仅演京剧如此，就连号称“河北梆子梅兰芳”的王莹仙(1900—1948，女。艺名金刚钻，河北省沧县人)、号称“昆曲梅兰芳”的韩世昌(1896—1977，河北省高阳县人)进京演戏，都必邀小奎官陪唱一期。那时，京剧界异常讲究且规矩苛刻，串行应工被视为触犯行当规矩。整个京城中，只有小奎官能应工多行，并容界内默许。这都归功于他戏剧表演艺术的全面和精湛，以及业内的好人缘和好口碑。
小奎官在北京演红了，一天演戏挣的包银可供全家八口人加两个亲戚雇工一个月的花销。殷曾霞之所以认定了此条俯拾仰取之路，明知进科班如同炼狱，“死走逃亡、各由天命”，仍送殷宝忠去坐科学戏，就是受其长子名利的影响。
殷曾霞中等身材，蓄长飘鬃，清瘦睿智，是一位文化人。他毛笔字写得很好，还常被人请去记账整账。兴致勃然时，他还能作几句诗。他到了近60岁的年龄才有了殷宝忠。殷宝忠上小学时，父亲为他学校编过一场名为《催租》的短剧，殷宝忠扮演了戏中的催租人。殷曾霞人缘好，乐善好施。提起殷大爷，石驸马大街桥西侧一带没有不知道的。自从大儿子挣了钱，殷曾霞就从给人打工的手艺人变成了“奎兴斋”的店主。从此，他不再亲手纳鞋底、上鞋帮了，而把鞋铺经营的大小事情全部托付给了旁人，自己白天到茶馆饮茶聊天。殷宝忠学戏后，他就把全部心思移到了小儿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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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结稿前，我总盼着尽早出版。每当书中的主人公们与我联络或相见时。必会问及何日成书。早一天把书印出来，把这几年自己所做的工作向代表性传承人们作个妥善交代，一直是不容我懈怠并开足马力工作的动力之一。更何况“非遗”保护本身就是一项时不我待的事业。然而，一旦将书稿送交出版社后，我紧张的心情却难以自己，像是为了迎接一场重要考试正奔向考场的路上。几年的紧张忙碌究竟能得到读者们几分肯定呢？
我对“一遍拆洗一遍新”这句艺术界的谚语有了切身体会。每阅读一遍书稿，就会发现存有许多不足，每次都会进行大大小小的改动。写作功底不足委实是自己心虚的原因。“文革”开始那年，我读小学四年级。此后，由于那场殃及全国的十年浩劫，使我们这一代人永远地错失了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在1968年及以后的两年中，我在济南市区“五里沟街”的一所中学里上学(现在那学校连同街道都已被拆不复存在了)。那个年代，学生在校多是”随大溜”参与政治运动，学习文化课的时间很少。在校两年的语文课程，老师只为我们布置过四五篇作文作业。虽然我每篇的作文成绩都是“优秀”，语文课教师张炳旭(曾用名林胜利)还曾把其中的两篇当做范文在班上宣读。但那时。学校语文教育的内容和要求，都不可能与今日的规范教育相提并论。16岁那年，我弃学报名参了军。时光飞逝，20余年之后，我在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做过几年的摄影教学工作。闲暇之时写过几篇短文，还拿了其中的一篇去请该院著名散文评论家曹明海教授指导，出乎意料地得到了他不止一次的热情赞扬和鼓励。那篇短文写的是我的父亲在解放初期负责组建济南市交通运输局期间的几件趣闻轶事，是父亲亲口对我说的，至于文笔如何就另当别论了。但是多年以来，曹教授的鼓励之言一直沉积在我的心底，使我始终存有几分写作的欲望。
此书最终成了这般模样，留下了自己蹒跚学步的足迹，虽不惜气力却难掩笨拙和稚嫩。
本书的完成得益于众人的帮助。入书的代表性传承人多数是山东省内民间艺术各界的大家。在采访及著书的过程中，他们能认可我的工作并接受我的采访，不保留地倾诉自己的家世身世，坦诚地表达自己对“非遗”保护工作的认识体会，我常常被他们的真情实感所打动。几年来，我与其中不少代表性传承人已是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了。每每回想起他们对我的信任和情谊都使我备受感染，尤其是他们在困境中不言放弃、斩棘前行的传承精神一直是激励我排除干扰，克服困难完成该书的精神动力。借本书出版之际，由衷地表达我对他们的真情谢意！
说到感谢，不得不提的是我的夫人钟爱平。在我忙碌的几年中，她一如既往地给了我全力支持。她在单位敬业工作，在家中担负起所有的繁杂事务。即使是在她患重病之后，仍自强自立，使我能抽身外地采访、拍照，伏案家中静心写作。没有她的理解和支持。利用工余时间来完成这样耗时耗资的工作是不可能的。
我应该感谢山东省文化厅领导及专家们批准了我申报的《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画传》研究课题立项，这份“立项通知书”成了我采访的“通行证”，使我能以合法的“身份”，通过各市县文化部门的审查，联系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能够与他们当面交流并完成采访工作。
我现供职的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两届领导集体，重视文化建设工作，对我自选的“非遗”保护研究方向，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我校文学院教授，原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李伯奇先生，对我的著书工作给予了特别的关爱。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魏力群先生，从“非遗”项目分类规范等方面对本书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山东人民出版社的有关领导审核、批复了我申报的“2013年度省级重大宣传发展项目”，从而解决了出版经费。该出版社第二编辑室的责任编辑崔萌，以专业化的水准，严格的要求，对该书出版的规范化和版面设计等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为该书增色不少。著名民俗学专家刘德龙先生欣然为本书作序；著名书法家张百行先生为本书题写了书名。还有臧琪滢先生帮助笔录了部分采访录音；王承忠先生修整了部分数码照片底。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玮琦
2013年12月
我在临沂读书时，李伯齐先生是我的大学老师。后来他调到了山东师范大学。为该校文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李伯齐先生嘱我为他原图书馆的同事王玮琦先生的新作《传承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寻踪实录》作序。这些年来，尽管我一直从事民俗学的研究、宣传和教学工作，也承相关部门信任，一直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评审、推介和保护等具体工作，不过作为一个野路子出身的所谓“民俗学家”，我生怕受自己学术水平所限，写不好这个序丢了老师的面子，所以在开始时并不想接手这项任务。
但是，当我看过著者的书稿，尤其是当面听他介绍了写这本书的艰难曲折的历程之后，不禁为他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执着和情有独钟，并栉风沐雨、奔走城乡、不辞辛苦、孜孜以求地为齐鲁大地上一批国家级和山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树碑立传的精神所打动，从而心甘情愿地想为之做点敲边鼓的工作。
著者为撰写这本书可谓下了真功夫。他从2008年启动对本书主角们的寻访工作以来，怀着对祖国传统文化的敬畏之情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敬重之心，自掏腰包，拖着行李箱赶火车、乘长途大巴、坐公交、打出租，走村串巷、入户访谈。他与传承人们同吃大锅饭；在久无人住的房间里睡凉被窝；为搞清楚传承人的传承经历，他多次与传承人彻夜攀谈忘却了时间，直到拂晓鸡叫……在面见代表性传承人本人及其家属子女访谈后，又找其他同事、师友、徒弟等参与者印证。期间，著者曾屡遭不理解甚至是冷嘲热讽，经常是磨穿了鞋底子也磨破了嘴皮子。因为是个人行为，为此事花去了多少工资用于乘车、住宿、吃饭，用于拍照、打印文稿、印制照片，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数额。在五年多的时间里，节假日、双休日及每天8小时以外，都成了他采访和写作的工作时光。经过辛苦的努力终成正果。光是联系、寻访到的国家级和山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就达90多位。著者不但得到了海量的第一手资料信息，为成书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而且与走访到的许多代表性传承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至今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他们分享荣耀、苦闷，为他们排忧解难、支招鼓劲。
就是在这样扎实的田野作业基础上，著者选取了在多个门类较为典型的27位国家级加上21位山东省省级共48位代表性传承人入编。以他们生命历程中的时间为经、事件为纬，采取白描写实的笔法，展现出这些代表性传承人的人生轨迹、从艺道路、传艺生涯、成就贡献、社会影响，写出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甚至带有传奇色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主角。著者还利用自己的专长，以摄影家的独特视角，拍摄了几万幅数码照片，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留下了一批珍贵的影像资料。一位大学的专业技术人员，没有上级领导交办，没有职能部门委托，更没有任何金钱与物质利益可图，有的只是一些社会人士及同事们曾经的不理解，仍历尽千辛万苦写出了这么一本厚重的力作，实在让人赞叹。
更令人钦佩的是，著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主体——传承人的关键作用和重要地位的先见之明与科学把握。众所周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最核心、最关键的在于传承人。作为直接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沿袭的个人或群体，他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活态载体，他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的重要性人所共知。无论是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民间传说的讲述者，还是技艺精湛的工艺美术大师。无论是礼仪节庆的组织者、实施者，还是口传身授出神入化的民间表演艺术家，可以说，文化、技艺就在他们的身上，在他们的脑海里，在他们的行为中。没有他们，就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建立“人类活珍宝”制度的指导性意见》中指出：“尽管生产工艺品的技术乃至烹调技艺都可以写下来，但是创造行为实际上是没有物质形式的，表演与创造行为是无形的，其技巧、技艺仅仅存在于从事它们的人的身上。”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和抢救的倡导及实践者冯骥才先生也曾指出，“他们(传承人)是‘非遗’的主体，‘非遗’的主人，文化的主人。”每一种文化的“核心”性都表现在传承人身上。看到了他们，才见到了“活”的文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最理想的境界就是这种“活态”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濒危是由传承人的濒危而带来的。传承人一旦逝去。珍贵的无形文化遗产如果还未被传承下来，一项民间艺术精华抑或精湛的手工技艺或将永远失去。可以说，这部《传承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寻踪实录》，既是记忆48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可歌可泣的传承与保护事迹的诗篇，又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非遗”保护中关键作用的描绘、展现和记载。
我们有理由相信，王玮琦先生的这部力作，必将在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历程中放射靓丽的光彩，也必将载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的史册。
刘德龙
2013年岁末于济南
《传承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寻踪实录(上下)》是作者王玮琦通过多年的努力，在多次亲身走访山东省各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基础山写成的，图文并茂，真是可信的再现了各位传承人的生平和文艺特色。丰富了文化传承口述史方面的内容。对于完整的保存文化成果有重大意义。
《传承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寻踪实录(上下)》是依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口述及提供的资料为基本素材，撰写结集的人物传记书籍。本书著者王玮琦历时五年时间，在山东省内采访了由国家文化部和山东省文化厅审定的国家级和山东省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90余名，从中遴选出48位载入本书。
本书记载的是代表性传承人亲历的、在他们人生记忆中最为深刻的事件。著者将这些事件按照时间的先后串成一个个生动的故事，用这些浓缩了的传承往事，拓印出代表性传承人学艺、传艺生涯的人生轨迹。代表性传承人的人生经历是生长在齐鲁大地民间艺人们草根历史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