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下的中国(文化外交视角下中国题材纪录片的国际传播效果与策略分析)》(作者高峰、赵建国)探讨纪录片如何才能跨越文化的鸿沟，面向世界说话，并最终成功行使文化外交载体的职能，《纪录片下的中国(文化外交视角下中国题材纪录片的国际传播效果与策略分析)》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在传播主体多元化而话语权严重失衡的国际格局中，如何有效地向他国公众展现中国的国家形象？如何走出“被偏见”的困局？纪录片理应成为一个有力的工具。《纪录片下的中国(文化外交视角下中国题材纪录片的国际传播效果与策略分析)》作者在多年的纪录片研究与实践中，通过详实的案例剖析，辅以形象学、说服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分析，面对各国间复杂的博弈与变化的矛盾，探讨纪录片如何才能跨越文化的鸿沟，面向世界说话，并最终成功行使文化外交载体的职能。

《纪录片下的中国(文化外交视角下中国题材纪录片的国际传播效果与策略分析)》的作者是高峰、赵建国。

第一章

近代历史中的文化外交与纪录片传播

“二战”前后的文化外交萌芽与纪录片传播

冷战以后的文化外交发展与纪录片传播

第二章

以文化外交为导向的纪录片创作趋势

历史文化纪录片的永恒魅力

现实生活纪录片的情感共鸣

其他国际化纪录片题材的创作趋势

第三章

中国文化外交中的国家形象塑造

形象学的解释

东方学与文化霸权的影响

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30

第四章中国纪录片传播的文化折扣及其超越

文化折扣与高低语境

超越文化折扣的成功案例

第五章

中国文化外交的谋略与中国纪录片的国际传播策略

中日关系题材相关纪录片的文化外交传播策略

西藏题材相关纪录片的文化外交传播策略

第六章

外国纪录片里的中国

《我们为何而战》之《中国战事》

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与伊文思的《愚公移山》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美国导演记录的中国改革之路

《云之南》让世界为之倾倒

结语

附录一：张同道访谈录

附录二：余万里访谈录

附录三：程春丽访谈录

附录四：李智访谈录

参考文献

形象学，在比较文学意义上，并非一般性的关于形象的总体研究，而是关于异国形象即以国家为单位的他者形象的研究，是一门极具扩张潜力的学科。这里的“异国形象”，按照巴柔的界定，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的认识的总和”，也就是形象的塑造者和表现者所获取的这种认识的总体。

形象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是异国(异文化)形象，这种形象并非异国(异文化)现实的复呈，而是形塑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欲求创造出来的。形象的塑造和表现所涉及的最直接要素是形象的来源和形象的塑造者或表现者，二者处于一种共生关系之中。没有异国作为他者的存在，形象的塑造者就没有了形象生产的必要条件；而如果没有形象的塑造者，也就不可能有形象的塑造。然而，形象的塑造绝非是对“他者”现实表象的简单复制，而是一个复杂得多的过程，它涉及诸多因素，并皆现身于二者的关系形态之中。

异国形象的塑造虽然包含着塑造者的想象和欲望投射，但又非不顾社会现实基础的纯粹想象之物，而且社会基础还影响着形象塑造者的视角，影响着对待他者的态度和评价。当被塑造者比塑造者强大时，塑造者往往将其纳入视野的中心，多采用仰视视角，以仰慕的态度把对方放在重要位置，用理想化的形式来描述对方，赋予其强大，先进、发达、进步、文明等特征，同时贬抑、否定本土文化、价值及生活方式，并将本土文化呈现为否定性的形象。20世纪80年代的纪录片《河殇》就是这样的典型之作。“河殇”意味着“发源于黄河内陆的中华文明衰落了，在那经年流淌的泥沙里再也不能演化出新的文明因子，中华文明的出路就是蓝色的文明一一由黄色向蓝色的转变。”“黄色文明”笼罩的“板结”的黄土地只有用“蔚蓝色的海洋文明在干涸的黄土地上浇下一片霖雨”，中国才能“获得生机”，跨入“新纪元”。…换言之，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才是唯一有希望的选择。这种“狂热”情绪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很有市场。

相反，当被塑造者比塑造者贫弱时，塑造者倾向于将其放在次要位置，采取俯视视角，以轻视甚至傲慢的态度来对待对方，趋向于用低劣、愚昧、落后、贫穷等词汇来描述其特征。就如同美国对待中国的态度一般，它曾和欧洲一样，有过乌托邦化中国形象的历史，但20世纪大多数时问里，美国将自己作为中心，以强烈的种族优越感和自我中心意识，丑化中国，使中国形象带上了明显的漫画特征。

所谓“他者”概念是与“自我”相对的概念，具有双重含义。

其一，中国之于西方世界是文化的他者，西方之于他者的想象才是中国形象的本质。

形象应有社会基础的支撑，可在深层意义上，却与形塑者观看异国的方式(如时间、距离、频次、视角、成见等)直接相关。“他者”形象从来都不是“他者”现实的客观呈现，其作为形象本身始终具有浓烈的意识形态或乌托邦色彩。“西方文化习惯通过将自身对立于‘他者’进行自我认同、自我定义，‘他者’指特定文化为确立以自身为中心的价值与权利秩序、为表现文化主题自身的观念、想象、价值、信仰与情感，而塑造的一个与自身对立的文化影像。由于对他者的期待、欲求、态度不同，形塑者与他者之间会形成不同的关系形态。形塑者对异国所持的狂热、憎恶或亲善等态度，体现在双方关系之中，这个文化影像可以是理想化的，表现欲望，也可能是丑恶化的，表现恐惧，犹如所有关于‘黄祸’或‘中国威胁’的传说。西方文化无意识深处的欲望与恐惧，决定着中国形象的塑造形式，构筑了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中国的似是而非的‘现实’，不过成了表现西方自我文化无意识内容的载体。中国形象的文化功能并不在于反映中国的现实，而在于表现西方文化自身关于‘他者’空间的想象，具有置换或偏离现实、具象泛化等多种功能。他随着西方文化自身的变化以及中西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与共说明中国，不如说明西方，与其认识中国，不如认同西方。”P23-25

近年来纪录片的创作生产、平台建设、传播推广乃至理论研究可谓风生水起，相当活跃，也不断引发各个方面的关注与重视，其中纪录片国际传播这一命题格外引人注目，不论是全球各大电影电视节的展映、交易、评奖，还是国内外各种各样的学术论坛、研讨、交流，都会程度不同地触及这一命题。我想这与中国经济政治地位在全球的快速攀升密不可分，与世界各国渴望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意愿密不可分。

纪录片在这样的形势和背景下将扮演何种角色？或者说纪录片将采用何种策略才能更好地满足国内外不同受众新的需求？带着这样的使命与责任，高峰先生和赵建国先生历经数年的潜心思考研究，拿出了这部有特色、有价值，有分量的作品，以此有力地解读上述命题。

这部书稿的特色、价值、分量体现在哪些方面？在我看来，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问题意识。本书以若干生动案例的剖析为主，提出了很多发人深思的重要问题，如希特勒的纪录片宣传策略对他的发动战争产生了怎样影响？斯诺《西行漫记》对世界认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什么作用？西藏题材纪录片有哪些不同类型？各自的国际传播策略有何特点？如何评价？等等。这些问题看似浸不经心，实则处处都与我们当下的现实情境与迫切需求息息相关。

第二，历史意识。本书没有简单地就事论事，每一个案例后面，都予以了纵深的历史挖掘与探讨。如对于中国纪录片的对外传播，一直追溯到二十世纪初叶纪录片在中国发轫之时；如外国纪录片在中国的传播，既有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外国友人可歌可泣的劳作，也有“文革”期间凡位著名纪录片人在中国令人尴尬的遭际……有了历史的纵深探究，使得今天的许多现实问题显得更加清晰明了，从而有了温故而知新的深切感受，获得了找到解决思路的深刻启示。

第三，理论创新。本书在纪录片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善于融合包括传播学、外交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方法与理念，聚焦于研究对象，尤其是以文化外交作为切入点，结合中外丰富的纪录片创作与传播的案例，从而找到了研究纪录片的全新视角，形成了一系列颇具创新意味的理论观点与方法，开拓了研究纪录片的新视域与新空间。

第四，实践诉求。本书不像同类大多著作以严密的逻辑和规范的框架为标准去构架与表述。而是以生动的案例分析切入，娓娓道来，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并不以建构理论体系为目标，而是以回应现实问题、解决实践中的难题为己任，这种鲜明的实践品格，相信对于推进纪录片国际传播事业大有裨益。

高峰先生作为中国纪录片的领军人物，在三十年从业生涯中亲自执导和领导了数不胜数的纪录片精品力作，创建了许多影响甚巨的频道和专栏，尤其作为新影集团总裁，为纪录片生产与传播的繁荣与拓展，殚精竭虑，成就卓著。同时高峰先生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型纪录片人，他关于历史影像与影像历史的研究，他的“经营历史”的阐释等，在纪录片研究领域影响巨大。赵建国先生在电视传媒领域耕耘多年，有过记者、编导、主持人、制片人、总监等多个岗位的从业经验，在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先后进行了各个层次的学术训练，有不少学术佳作问世。两位作者基于丰富的实践经验、多年的理论思考，合作推出的这部新作，我相信其现实应用价值和理论学术价值无疑是充分而重要的。

——中国传媒大学传媒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现代传播》主鳊，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胡智锋

2013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