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保印编著的《总有一条路（新京报十年传奇）》有以下特点：

首次全方位展示中国首家获正式批准的跨地区联合办报试点，中国首家股份制结构的时政类报纸，也是目前北京地区版数最多、信息量最大的综合性日报《新京报》的成长历程，全面解读其成功经营的秘诀。

直击杨新海特大杀人案、湖南嘉禾拆迁案、河北定州血案、汶川地震等重大新闻事件，内部爆料更多细节。

披露传统媒体人的工作内幕。为写此稿，作者采访了新京报报社所有的中高层管理者、骨干以及近40％的普通员工，从中选取了有代表性的故事，用幽默风趣的手法展示给大家。

全书文字通俗流畅，处处闪现真知灼见，还原一个真实的《新京报》，值得每位读者细细品读！

在创刊前，它被预言必死，然而其不但“一出生就风华正茂”，而且在中国传媒江湖中高速驰骋了十年。在激烈的竞争与重重困境中，它如何突围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在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纸媒体逐渐没落，它又如何保持发行和广告收入的不断增长？是什么样的精神在不断传承与复制。塑造出一支具有新闻理想、职业精神、专业能力的团队？

这里独家揭秘了《新京报》持续成长的经营秘诀；披露了《新京报》从传统党报改版、新型都市报探索到读者视角的时政报道模式、不拘一格的言论版块等方面一次次打破常规的创举；展示了一件件重大新闻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精细剖析了《新京报》DNA。让你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这样一群有着“做最好的新闻”目标，永不满足的自恋与折腾的媒体人。

曹保印编著的《总有一条路（新京报十年传奇）》含有两条主线，于宏观处是北京报业竞争格局的十年变迁，于微观处是《新京报》经典栏目创作秘籍，改版始末，编辑记者、发行人员的工作细节与逸闻趣事。

《总有一条路（新京报十年传奇）》是一本能让普通人彻底读懂《新京报》特立独行之内涵的通俗作品，也是业内人士获取《新京报》经营创新秘密的权威报告。

第1章 历史，真的开始了

 伟大的城市，总会发出伟大的召唤

 一拍即合的投缘，没有底牌的谈判

 一场又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

 一盆又一盆预言“必死”的冷水

 不抢别人碗里现有的米饭

 历史开始了！负责报道一切

第2章 没有什么不可以被改变

 五角还是一块？这是大决策

 没有路，就去闯一条

 你不投广告，就是你的损失

 奇迹是可以创造的

 新闻人的炼狱而不是天堂

第3章 要吃饭，更要有尊严地吃

 今天，我们把金奖颁给事实

 每年数千万元，要，还是不要

 做良知新闻，负责报道一切

 要吃饭，更要有尊严地吃

 坚决不能把自己也变得肮脏

 灵魂饭：良知、风骨与自由

第4章 只要出发，就一定能到达

 去沧州，撬开公安的口

 去嘉禾，曝光拆迁恶行

 去定州，揭开血腥征地黑幕

 去阜阳，逼问“白宫书记”

 去汶川，记录百姓苦难

 去迈扎央，独闯杀人赌场

第5章 要想有地位，先要有作为

 每个人都脱光了给人看

 保卫东四八条，赢了！

 保卫梁林故居，输了！

 要想有地位，先要有作为

 北京人真该觉得羞愧

 好的更需要改变

第6章 DNA在，灵魂就在

 因为理想，所以选择

 更大的胸怀，更悲悯的心

 上学，一个都不能少！

 地铁口睡着的“黄狮子”

 最好的新闻在路上 ？记者在行动

 最好的新闻在路上 ？父亲的瓦刀

后记 新闻是历史的草稿

附录一 《新京报》发刊辞

附录二 新京报社社歌

伟大的城市，总会发出伟大的召唤

伟大的城市，总会发出伟大的召唤，谁能听得到、听得懂召唤，并坚定地决然行动，谁就能创造出也许不会同样伟大，但必将不平凡的事业。如果你的内心足够强大，你的激情足够澎湃，你的目标足够明确，你的理想足够饱满，终有一天，你将会发现你所创造的事业，不仅已经足以无愧于伟大城市的召唤，而且很可能正在使伟大的城市变得更加伟大。事实上，每一座伟大的城市，总是有伟大的理由。

2003年，有一群人听到了、听瞳了北京这座伟大城市的召唤，他们没有丝毫犹豫，迎着召唤，坚定地决然行动。从此，对中国传媒界乃至对中国社会而言，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一段新的传奇开启了。十年之后，他们阶段性地创造了属于自己、也属于北京这座伟大城市、中国这个伟大社会的永恒历史，并以此为时间节点，投身全媒体，继续创造着下一个十年的新奇迹，书写着未来百年的新故事。

那是怎样的召唤？他们又是谁？现在，我们就让时光倒流。

2003年，北京。即将进入不惑之年、颇具诗人浪漫气质的《光明日报》资深记者戴自更，第三次决定辞职，准备投身一家房地产公司。这一年，正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高唱猛进之时，此时进入房地产界，无疑是人生的最优选择。之所以如此，是他深感自己作为资深新闻人，虽然获得过不少各类新闻奖项，但这却并不在他的自我实现体系之内，甚至深感自己被抛弃于火热的现实之外。这是一种尖锐的、耻辱的痛。

然而，《光明日报》更需要他，命他担任《光明日报》报刊工作部主任，负责子报子刊的管理，其中最主要的任务是改造《生活时报》。《生活时报》是《光明日报》所属的一份报纸，1996年创刊，办了六年，换了五任总编辑，却依然不能实现当初定的“做第二张《北京晚报》”的目标，发行量和影响力日渐式微，还欠了光明日报印刷厂2000多万元的资金，几乎要拖垮印刷厂。在戴自更看来，《生活时报》之所以办不下去，关键原因是仍然按照办党报或者办党报副刊的思维办报纸，导致读者不接受，市场不接受。

怎么办？另起炉灶，重新开始，以《生活时报》的刊号为最可倚仗的财富，借此找一笔钱，少则两三千万，多则上亿，在北京重新办一份适应市场需求，更符合时代气质、城市品质的报纸。北京是伟大的城市，需要同样伟大的历史。但，这又谈何容易？事实也证明，虽然戴自更在2003年5月份前后，先后联系了六七家投资方，但一来对方打算投入的都比较少，二来他感觉很多人想的是用办报纸作为噱头，再去图谋赚钱，目的并不是真正办报。所以，梦依然只是梦。

山重水复。2003年6月26日，戴自更踏入了广东省广州大道中289号：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在这里，他去找了南方报业旗下《21世纪经济报道》的发行人沈灏，问他有没有兴趣办一份报纸，像《南方周末》或《21世纪经济报道》那样的。之所以找沈灏，是因为戴自更在任《光明日报》驻广州记者站站长时，曾一直订阅《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对南方报业这批新闻人有着职业上的尊敬，同时又有着根深蒂固的信任感。时隔多年之后，他依然坚定地认为，要在北京这座伟大的城市办一份同样伟大的报纸，“南方”是他必须凭借的力量。然而，沈灏对戴自更的想法兴趣不大。

出门。关门。

事有凑巧，走到楼下时，戴自更碰到了熟人，《中国青年报》驻广州站的记者林炜。林炜对他说，要不你找《南方都市报》合作？于是，戴自更打通了时任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的电话……

“我去上海出差，住在与世界同步豪华的宾馆里，早晨在明亮安静的餐厅里喝咖啡吃牛油面包，可遗憾的是竟然找不到一张可以看一眼的当地报纸，这时候就有一种独立于世界之外、被世界抛弃的感觉。”

讲这个故事的人，就是程益中。

作为《南方都市报》的创办人之一，他曾带领《南方都市报》以草莽之气厮杀于江湖，硬是在创刊四年之后，在激烈的广州报业市场杀出血路，2000年年底使《南方都市报》日均发行过百万，跨入百万大报行列，并以全年2．6亿元的广告额彻底颠覆了广州的报业格局，宣布将与《广州日报》争夺报业市场头把交椅的位置：“台上只有两个人，因为这是决赛。从来只有两人争夺冠军，我们站在这里。”

也是在这一年，其时已是《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的程益中，带领《南方都市报》大举进入深圳：“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很快，深圳成为《南方都市报》继广州之后苦心经营并取得重大成功的另一重镇，这份报纸也迅速将在广州培育的精神气质移植到深圳团队。自此一直到2003年，《南方都市报》和程益中都在努力超越着自身的不可能性，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只是这种努力超越的小小注脚，却也是他渴望在伟大的城市中办一份同样伟大的报纸的心理流露。

“在中国，在北京，由于历史的原因，报业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水平，起点还很低，水平还很低，与我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形象极不相称，与北京市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形象极不相称。”P3－5

我的前面没有路，我的后面是条路

在转型期的中国，《新京报》注定是一个传奇，十年前是一个传奇，十年间是一个传奇，十年后还将是一个传奇。

不过，当我写下这句话时，我又突然想：在转型期的中国，除了作为媒体的《新京报》，恐怕只有为数极少的中国人，能将自己的生命过成传奇，过去是传奇，当下是传奇，今后还将继续是传奇。

尽管，当今中国每天都发生着种种电闪雷鸣的传奇，也有很多人在参与创造着传奇，但是，这些传奇常常会和大多数人擦肩而过，没等你回过神来，传奇就已经成为真正的传奇，让你望尘莫及。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转型期的中国，你不能按常理出牌，也不能按常理看牌，还不能按常理打牌，因为你参与游戏的牌局本身，就是没有规则的，或者说，规则无法设定，瞬息万变。变，是转型期中国不变的常态。认不清这一点，你连参与牌局的资格都将丧失。

在这样的牌局中，不输，已经是极难达到的目标；赢，更会成为传奇。赢家，绝大多数不是玩牌者，而是允许你玩牌者。这个看似在牌局之外，实则深入整个牌局、允许你玩牌者，虽然无时无刻不在你身边，虽然你能感受其真实的温度与气息，但你永远看不到。

然而，赢，也绝非完全没有可能。关键在于，你是否能参透牌局。至少，你是否能在牌局悄然巨变的瞬间，捕捉住转瞬即逝的机会，以电闪雷鸣之势，打出不让自己身陷绝境的王牌，却又从不抛掉自己的底牌。做不到这一点，你要么尴尬陪玩，要么直接出局。

在当代中国，作为一个人，活着，就是不输；有尊严地活着，就是传奇；有尊严而又有意义地活着，那就是神迹。作为一个媒体，同样的道理，活着，就是不输；有尊严地活着，就是传奇；有尊严而又有意义地活着，同样也是神迹。而有尊严、有意义的全部核心，并不在于你有多么高超的牌技，可以游刃有余地出局入局，而在于你将自己的灵魂置于何处，你信

仰着什么，坚守着什么，追求着什么。

一句话：你的价值观等于你全部的尊严。要想过一种完整的、有尊严的生活，就必须坚定地拥有一种完整的、能让整个世界也能让你自己美好的价值观。舍此，没有第二条路。美好的价值观，是你的唯一选择，它就是你全部精神生命的DNA，是你的灵魂，也是你最重要的底牌。有了这样的DNA，纵然你的前面没有路，但转过身去，你的后面就是路。而如果没

有这样的DNA，你的前后左右就都不会有路，整个世界就是你的囚笼。不是别人囚禁了你，是你自己囚禁了自己。

换句话说，尊严从来不是别人给的，而是你自己坚守和争取来的。一个没有尊严的人，一定是自己将尊严抛弃、出卖的人。同理，一个没有尊严的媒体，也一定是自己将尊严抛弃、出卖的媒体。

正像我在书中所写，对《新京报》来说，DNA在，灵魂就在。灵魂在，尊严就会在。而一个有尊严的媒体，才会赢得公众的尊重，也才会赢得质疑者、批评者、监督者的尊重。

现任新京报传媒副总裁杨曦微对此感受非常深。

2009年2月，蒙牛特仑苏事件曝光，但蹊跷的是，很快各媒体包括网络在内，关于蒙牛的负面报道戛然而止，随即出现的是特仑苏在各媒体铺天盖地的广告。显然，很多媒体已被收买。在蒙牛特仑苏事件上，《新京报》并不是首报，而在这个事件之前，也并不例外地被蒙牛签了特仑苏广告，A03时事评论版半版，从周一刊至周五。凡是在《新京报》上刊发过

广告的客户都知道，除了头版封面广告，在报纸所有的版面中，时事评论版是广告费最高的。

在蒙牛特仑苏广告刊出前两天，时任《新京报》广告中心负责人之一的杨曦微，接到流程管理部总监唐红斌电话，让他通知蒙牛，用其他广告替换下周一将刊登的特仑苏广告。杨曦微问为什么？结果被告知，采编要求换。原来，《新京报》经过深入的调查采访，已经准备好从下周一开始，报道蒙牛特仑苏事件，并且每天在时事评论版刊发评论，质疑特仑苏的产

品质量问题；同时，在A叠做深度报道，计划也是报道一周。采编与经营，直接发生了对撞。

杨曦微没有直接给蒙牛当时负责政府公关和媒体传播的副总裁李彤打电话，而是让分管食品的高级经理和业务同事马上联系蒙牛相关人员，得到的答复是，没有别的稿子可换。蒙牛表示接受《新京报》曝其负面，但蒙牛的广告不能随意被替换和取消，因为稿件符合广告法，也跟新京报社签订了法律生效的认刊书。

看在100多万元白花花银子的份上，杨曦微跟报社相关领导沟通，能否让特仑苏广告和报社对蒙牛的负面报道同时都上，但得到的答复是，《新京报》不能像其他媒体，明明知道特仑苏有问题了，出钱可以消负面，出钱还可以上广告，要是这样，何以言《新京报》的责任？

最后，广告还是撤了。而一直以来，蒙牛跟《新京报》的合作非常好，并且是食品行业广告大户，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撤了特仑苏的广告，《新京报》将要损失的，又岂止是一个100万元？然而，《新京报》毅然选择了对公众负责，选择属于自己的媒体尊严。这件事情之后，尽管蒙牛一度不理解，甚至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利益权衡后，依然将广

告投放在《新京报》上。有过类似经历的广告大户，还有国美电器，它在《新京报》的广告投放，比蒙牛的还要多。

通过上面这个故事，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新京报》赢了，而且一赢就是连续十年，成就了自己的传奇，赢得了自己的尊严，创造了“品质源于责任”的《新京报》品牌形象。

然而，在风雨十年间，《新京报》也曾遭遇多次重大危机，而每一次重大危机，都几乎将《新京报》置于绝境。2003年年底，《新京报》创刊不久，首任总经理喻华峰、首任总编辑程益中因涉“南都案”，身陷牢狱，虽然程益中被无罪释放，并获世界新闻自由奖，但却从此被迫与《新京报》无缘；而喻华峰则被判刑，四年之后才提前出狱，也从此被迫与《新京报》无缘。在喻华峰、程益中先后入狱之后，《新京报》不但面临高级管理层的重大缺位，而且面临办报资金突然极为紧张的重大难题，即便如此，《新京报》依然恪守自己让世界更美好、让中国更美好的价值观，艰难而隐忍地走出了风暴区，品质依然，责任依然，风骨依然。

2005年年底，《新京报》又一次遭遇外围风暴，第二任总编辑杨斌和两位副总编辑突然被撤职，这不仅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而且引发内部强烈震荡，多位中层管理人员和骨干员工辞职，《新京报》再次陷入风暴区。在种种猜测如蜂行蚁聚，各种压力空前突降，外界纷纷担忧《新京报》从此了无风骨之后，《新京报》又在极短时间内突出重围，继续甚至更加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品质更高，责任更强，风骨更劲，不但没有抛弃、出卖自己的尊严，反而更加努力，坚持做一份有尊严的报纸。

此后，2011年9月、2013年1月，《新京报》又连续遭遇外围强大风暴，但身处风暴中心的《新京报》，依然坚守住了自己的价值底线，坚守住了自己的媒体尊严，《新京报》人也坚守住了自己职业报人的风骨。在很多人看来《新京报》已经无路可走的时候，《新京报》不但依然坚定地走着自己的路，而且在新媒体技术的巨大挑战之下，转身全媒体，努力做互联

网时代最美好的报纸，坚定守望百年大报梦。

事实上，自2003年11月11日创刊之日起，十年来，《新京报》一直将自己定位成以责任为灵魂，致力于记录时代步伐，追求进步、美好的报纸。一次次，《新京报》的前面似乎没有了路，但一次次，《新京报》都忍辱负重，突破重围，重新走出了一条新路。对《新京报》来说，路变了，但路标没有变，所以，无论遭遇多少磨难，《新京报》都一直向前。

传奇十年路，《新京报》告诉世人两个字：尊严。

有尊严，所以有价值。有价值，所以有灵魂。有灵魂，所以有品格。有品格，所以有未来。《新京报》如此，每个人也应当如此。

曹保印

2013年9月24日

2012年11月29日，电影《1942》公映。30日晚，我独自走进电影院，默默看着镜头里的茫茫雪原，和那些在雪原里随时倒毙、说着河南话的老乡们，自始至终没有流泪。我惊讶于自己的沉默。走出电影院，走进阴暗的电梯间，我不无吃惊地发现，和我一起看完电影的人们，大多像我一样沉默，无人说笑，甚至无人议论。在无数人追求“娱乐至死”的时代，这样的“娱乐体验”，我第一次遭遇。

回到家里，我写了一条微博：“郑重推荐＃电影1942＃如果你是河南人，你不能错过《1942》，否则，你可能会错过对河南历史的记忆；如果你是中国人，你不能错过《1942》，否则，你可能会错过对民族苦难的体察；如果你是中国的年轻人，你更不能错过《1942》，否则，你可能会错过对国家现状的反省……冯小刚没给我广告费，刘震云也没有。”发完微博，我便拿起史料汇编图书《1942：河南大饥荒》，在书房里默默阅读，默默回忆童年时听老人们讲的吃野菜、草根、树叶、榆树皮、观音土……的故事，直至窗外泛起熹微的晨光。

第二天上午，当我打开微博时，发现已经有371条转发、75条评论，我知道，无数尘封多年的公共记忆，正在被这部电影传递出的历史信号激活：一连串的“数字历史”，如1937年一30万人、1942年一300万人、1962年一3000万人……正在经过微博的传播，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关注。不过，作为专业新闻人，我也清醒地知道，如果没有翔实史料的证实或证伪，如果没有一个个名字一一对应这些数字，数字终究只是数字，很难具有更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在今天这个日益数字化的时代和社会里，这样的数字很容易再次被历史的风沙湮没，并且时代越是久远，越难打捞数字背后的真相。

怎么办？历史是昨天的现实，现实是明天的历史。打捞历史，因此也就是打捞现实：同理，打捞现实，也同样是打捞历史。要让传说中的“数字历史”丰满起来，从数字中走出一个又一个有名有姓、有家有口、有血有肉、有喜有悲、有爱有恨的人，就需要尽心竭力地打捞现实、打捞历史。那么，除了秉笔直书的史学家，还有谁能通过文字、影像的力量，做这样的“现实追问者”和“历史打捞者”？

在电影《1942》中，有一位名叫白修德的《时代》周刊记者，他只身前往河南重灾区，亲眼看到了人吃人、狗吃人的惨相，震惊之下，在《时代》周刊发表相关报道，将灾区惨相暴露于天下。在电影《1942》中，有一位名叫蒋鼎文的国民党军人，他对前来请求减免河南赋税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说：“如果老百姓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我的士兵饿死了，土地就会成为日本人的。”

历史上，确有自修德其人，他全名是西奥多·怀特·白修德（Theodore·H．Whete），是《时代》周刊驻亚洲特派记者，1942年10月26日，他先是根据来自洛阳和郑州的传教士关于河南正发生饥荒的信件内容，写成题为《十万火急大逃亡》的报道，刊发于《时代》周刊；随后，他又在1943年2月末深入河南重灾区实地采访，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后，写成题为《等待收成》的报道，在无名的洛阳电报局职员的帮助下，未经国民党重庆方面的新闻审查，经由成都的商业电信系统直接发往纽约，刊发于1943年3月22日《时代周刊》，河南灾情随即引发世界舆论哗然，蒋介石被迫赈灾。而电影中蒋鼎文的那段台词，正是自修德在其个人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InSearchofHistorv——APersonalAdventure）中的记录：“‘如果人民死了’，一个官员对我说，‘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一’

显然，记者白修德就是一位“现实追问者”和“历史打捞者”，他不惜一切代价地追问现实真相，打捞被雪藏的历史，纸媒《时代》周刊承载和传播了他发出的信息。而在白修德之前，也已有中国纸媒的记者扮演了“现实追问者”和“历史打捞者”的角色，比如重庆《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及其报道《豫灾实录》，南阳《先锋报》记者孙良田及其报道《重重灾难下的豫北》，记者李蕤及其报道《无尽长的死亡线——记陇海线上的灾胞》，记者流萤及其报道《喑哑的呼声》《走出灾民的“大聚口”》《风砂七十里》《从巩县到汜水》《惊人的“古董集”》《雨天绝粮记》等。

正是这些震撼人心的新闻，最终将河南的灾情信息，一点点艰难地披露出来，使名为天灾、实乃人祸的真相，慢慢大白于天下。也正是这些恪守良知和正义的记者，最终写成了历史的草稿，让今天的人们窥一斑而见全豹地知晓了民族历史的悲剧及其成因。今天，看着这些新闻发黄变枯的载体，如手工制作的重庆《大公报》、只能见到影印版的南阳《先锋报》，感觉完全就是在看承载着历史真相的史书，而不是生命短暂的报纸：报纸版面上的那些铅印或油印的名字，更是从记者真正转变成了历史见证者，每一个名字都令人油然而生敬仰之情。

然而，这一切，对今天的很多年轻新闻人来说，都仿佛成了不可想象甚至不可思议的民间传说。江湖，早已不再是从前可以笑傲权贵与生死的江湖。在越来越多人的眼里，江湖成了名利场。在这里，权贵不再被笑傲，而是被投机；生死不再被笑傲，而是被沆瀣。于是，在传媒界，越来越多的人津津乐道于信息的传播方式、信息的利益分配模式、信息的点石成金路径、信息的投石问路渠道，新媒体、全媒体、云媒体等概念被一再热炒；各种基于计算机运用与信息传输的电子载体，开始向古老而传统的纸质载体发出挑战书甚至决斗书，并且预言纸媒必将会在不久的将来悲剧性地死去，真正地灰飞烟灭。

预言能否成真，还有待实践的检验。在媒体发展的历史上，类似的预言事实上并没有变现。广播诞生时，人们预言报纸会死去，但报纸活着：电视诞生时，人们预言广播和报纸会死去，但广播和报纸还是活着：网络诞生时，人们预言报纸、电视、广播都会死去，但它们也还是活着：当移动终端越来越时尚时，人们更是预言连网络都会变成老古董，更不必说报纸、电视、广播，这个预言能变现吗？会不会又是一个荒唐的玛雅人传说？虽然如此，向新媒体转型，向全媒体迈进，向云媒体出发，还是成了越来越多纸媒的使命甚至宿命。与此同时，更有观点不断发出令人惊悚的警告：传统纸媒已经无药可救，数字化是找死，不数字化是等死。这种观点显然过于极端，属于悲观主义者的逻辑，毕竟，没有谁会愚蠢到跑步进入坟墓，拥抱自己的墓碑。

可是，这些终究只是外在的皮肉，而不是内在的灵魂。在我看来，无论信息生成的技术多么发达，信息传播的方式多么快捷、便利，信息本身永远是最重要的。这其中，被良知与正义“灵魂附体”的信息内核，才是最有价值的。否则，信息便不再是闪闪发光、照亮世界的宝石，而是面目可憎、肮脏世界的垃圾。事实上，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里，垃圾正在日益淹没宝石，无数的人们往往乐此不疲地在垃圾中“寻宝”，却浑然忘记了无数的宝石正在被自己变成垃圾。这是谁的悲哀，又是谁的悲剧？

正因为这样，我才要说，无论信息生成的技术多么日新月异，信息传播的方式多么五花八门，作为专业新闻人，都始终要将生产富有良知与正义的信息，作为自己的首要也是唯一职责。舍此根本，对专业新闻人来说，信息都只是垃圾，制造这样的信息都是罪恶。

所以，一个有责任感、有荣誉感、有历史感、有担当感的新闻人，一定是一个将良知与正义置于生死之上的新闻人，一个崇信“品质源于责任”的新闻人，一个把新闻当成历史的草稿来书写的新闻人，一个笑傲权贵与资本却之于底层百姓甘心卑微的新闻人，一个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却斤斤计较公共利益受损于万一的新闻人，一个所有的抗争、努力与奋斗都只为了让公共记忆被激活至少不“被失忆”的新闻人。

这样的新闻人，才是活出了个人价值与公共价值的新闻人；这样的新闻人群体，才是活出了个人尊严与国家尊严、民族尊严的新闻人群体。当一个媒体拥有这样的新闻人群体，则无论它是否纸媒，都一定会活得生机勃勃，绝无所谓时日无多的可能。这样的新闻人群体不死，包括纸媒在内的所有媒体就不会死。当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新闻媒体群，则无论它身处世界上的哪一个位置，都一定会活得有棱有角，不必自称大国，而必定会被尊为示范天下的国家。这样的新闻媒体不亡，则无论贫富大小，其所在的国家和民族就不会亡，并且由贫变富，由富变强，由小变大，由大变巨，始终有自信，有担当。  所以，对一个媒体来说，培育一批又一批有责任感、有荣誉感、有历史感、有担当感的新闻人，让他们都在被良知与正义“灵魂附体”的状态下，全天候出发在追问现实、打捞历史的路上，才是最值得运筹帷幄的第一要事；对一个国家来说，培育一批又一批有责任感、有荣誉感、有历史感、有担当感的新闻媒体，全天候出发在追问真相、反省历史的路上，才是最值得未雨绸缪的第一国是。有了这样的媒体人与媒体，1942的人间惨剧才会被彻底避免，更不必说此后还会再有更加凄惨的1962。

2003年11月11日《新京报》创刊，迄今将走过十年历史。作为新京报人，我深知，倡导“品质源于责任”的《新京报》，正是我所期待的有责任感、有荣誉感、有历史感、有担当感的媒体，“一出生就风华正茂”的《新京报》，历经十年磨炼，在转型全媒体之后，还将继续“风华正茂”；而有着诗人的情怀、学者的专注、僧徒的虔诚、政治家的敏感的新京报人，我的亲爱的同事们，更是被良知与正义“灵魂附体”，通过自己的报道，努力做有责任感、有荣誉感、有历史感、有担当感的新闻人，书写着历史的草稿。

鉴于此，我写下此书，作为奉献给《新京报》十周年的生日礼物。

书中大量引用《新京报》同事们的回忆文章，限于篇幅和引文的烦琐，以及写作时间的高度紧张，不再一一标明，乞请谅解，并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好在，我们共同的回忆，都只为了《新京报》的昨天更温暖，明天更光明。十年一瞬，远望百年！

是我们的理想开启《新京报》的生命，是我们的坚韧和激情支撑《新京报》走过艰难，走向荣光。

——戴自更新京报社社长

心血浇铸品牌，使命缔造辉煌，十年成就传奇。曹保印的这本书告诉我们：《新京报》记录城事国事天下事，也书写出自己惊心动魄的故事。

——朱永新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教授

作为创办《新京报》的决策者之一，看了《总有一条路》，我倍感亲切。我要对《新京报》说：“不管您走得多远，我们为曾拥有您而感到自豪。”

——范以锦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原董事长

负责任，才能卓尔不群。有风骨，方能立于天地之间。《新京报》十年传奇路，风骨与责任同行。

——师曾志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鲁迅说，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以为需有两个条件：较多荆棘载途，行者百折不挠。看看《新京报》这十年，读读这本书，深感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童兵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