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最全面的细致地阐释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谜样性格的传记，揭示影响20世纪整整一代欧洲知识分子的精神大师的现象学人生！

多米尼克·奥弗莱的传记《亚历山大·科耶夫(哲学国家与历史的终结)》致力于重塑这一无与伦比的人物的命运与传说。并通过现象学令人缭乱的叙事，重新解读多重分裂的科耶夫，深刻揭示整整一代欧洲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

20世纪的欧洲思想家，恐怕没有谁的命运像亚里山大·科耶夫那样奇异：他久享哲学盛誉，却从不追求学术职业；他讲授了六年“历史终结”，最后却转战政界；他致力于维护法国、欧洲以及不发达国家的利益，但从未放弃过哲学思考。

科耶夫到底是谁？他意味着一种分裂的、谨慎而隐秘的存在：他出席各种各样的国际会议，同时保留着双重的精神归属。有关他的种种传闻，是真实的烟火还是海市蜃楼？他点燃了——或者说为别人点燃了——怎样的火？

多米尼克·奥弗莱的传记《亚历山大·科耶夫(哲学国家与历史的终结)》致力于重塑这一无与伦比的人物的命运与传说。我们从中既发现科耶夫逸文遗稿的回响，也听到他曾思考与经历过的时代的喧嚣。《亚历山大·科耶夫(哲学国家与历史的终结)》不同于一般传记惯用的单纯的历史编纂，也并非对主人公精神发展史的简单梳理，而是让科耶夫的思想与特定的时代、环境和事件穿插对接，进而对他的整个人生和思想历程予以重构，通过现象学令人缭乱的叙事，重新解读多重分裂的科耶夫，深刻揭示整整一代欧洲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

前言：名士无名

告读者

Ⅰ

1从童年到革命：1902—1920

036·古城

037·“尽可能地遥远”

039·“阿吉奴斯岛之战”

049·自我的偶然性

054·革命风暴：零下40度

066·对恐怖的体验

075·“自由地”放逐

2放逐

078·哀悼效应

084·“这些原则像一条红线贯穿了我的全部思想”

086·一个幻觉：笛卡尔与佛陀之间的对话

091·非实存

101·非实存的美学

110·综合艺术抑或建构主义艺术？从人民教育委员会到包豪斯

117·老海德堡

135·柏林－巴尔－巴比伦，“最受纳粹憎恨的城市”

143·反讽式的生存：浮士德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55·知识的生存成本

159·“选择的亲和性”

3巴黎：追寻绝对知识

163·奢华和安逸

168·“索洛维约夫的历史哲学”中的矛盾

185·科耶夫的问题

188·“宗教大法官的寓言”，历史终结之迹象

208·物理学的非决定论与无对象的艺术：非实存原则的变化之源

225·毁灭与挑战。全球性的矛盾

Ⅱ

41933—1939年的研讨班

238·新“果戈理”

245·对科瓦雷的恩情债

253·“言语”

256·承认之关乎人类起源的欲望满足：科耶夫对黑格尔的解释

268·研讨班人物群像

5战争

281·智慧者的奥德赛之旅

283·必然性：出于冒死战斗的新博弈，1939—1945年

289·《法权现象学》，1943年

299·拉丁帝国的理想理念。面临德国新威胁而构想的一种特定欧洲理念

307·哲人与君主

6隐秘的科耶夫：历史的终结与政治，1945—1968

310·对安妮·穆沙的访谈

317·隐秘的科耶夫之一：历史的终结与回归动物性

317·“右翼的马克思主义者”

325·战后“落后国家”关于发展的意识形态

330·关于国际投资银行的理念

333·50年代初对贸易自由化与单一市场的贡献

335·对原材料价格理论的贡献

336·关于舒曼计划的策略1950年5月16日

340·1953年欧洲经合组织的欧洲试验。谋略家科耶夫

345·隐秘的科耶夫之二：对历史终结的反思：回归动物性抑或重获否定性？

345·概念与时间，或从科耶夫与施特劳斯的争论看智慧者与君主的关系

351·1946—1958年的第四共和国：

否定性的丧失或大众消费。智慧者的实用主义

354·在1958—1968年之间的第五共和国：

重获否定性或对日本式优雅的发现及其行动理论的结果

358·1958—1968年：

科耶夫的“戴高乐主义”与科耶夫在肯尼迪回合和联合国贸发会议中的行动

369·我的朋友奥里维耶·沃姆塞

Ⅲ

7历史的终结与文化

374·生命

374·巴塔耶－科耶夫－格诺。“智慧或至尊性”，或两种笑声。科耶夫－拉康：被分析的分析师

398·智慧全书

398·科耶夫的知识体系纲要

427·游戏学校与革命游戏。1968年5月

440·智慧者之死

441·对雷蒙·巴尔的访谈，1989年3月

附录：年谱

参考文献

致谢

译名对照表

译后记

从某些方面来说，科耶夫所属的大资产阶级是了解这个世纪之初出现的各种基本趋势的最有利的观察所。事实上，正是这个阶级激活了古老的俄国社会，使它的经济和工业都走上西方化的道路。也正是这个阶级从各种进步中获益，intelliguentsia(知识分子)自以为它能充当进步的唯一动力，但J9世纪末的几次重大改革已经证明了其本质上抽象的特征。

然而，我们已经说过，在1917年，物质生活正变得日益困难。什么都缺，每个人都竭尽全力来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料。财产受到质疑，尤其是在乡下，富人都返回那里去保卫他的财产。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科耶夫的家庭以它的方式经受了革命的暴力，但我们会看到，这是很偶然的。这个家庭没有直接参与革命事件；它对二月革命的敌意不太明显，有时甚至是明显地持赞同态度。即使科耶夫的母亲不接受布尔什维克革命，并且终其一生都是反革命的，但是，这也不至于使她利用儿子为她提供的机会(在20年代末)与第三任丈夫彼得·康德拉提耶夫一起移居巴黎。此外，人们也没有看到她家的任何人加入了白军的阵营。相反，更为可能的是，由于都是杜马的自由派议员，科耶夫的亲戚都宽慰地接受了二月革命。但如我们已经提醒的，革命只是偶然地、近乎意外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惯。就这样，瓦西里·康定斯基因其作为现代抽象绘画的开创者的资格参与了新的文化政策的制定。当他和年轻的新婚妻子尼娜·安德烈耶夫斯凯亚意外得知革命的消息时，他们正在芬兰进行蜜月之旅，并被迫仓促地返回莫斯科。他们发现他们的公寓已经被贴上了封条，科耶夫的家也一样。但这并没有阻止康定斯基多次举办画展，甚至在彼得格勒，尽管他在这个时期的创造力受到了限制。

然而，重要的是，在1917至1920年间，青年科耶夫的生活是注定无法完全避免暴力、危险和死亡的。他甚至从中发现了扎根于特殊的悲剧深处的人类经验。因此，在他的继父列姆库尔之死中，科耶夫碰到了对于死亡进行反思的主题，这个主题对于评价他在这个时期的思想发展来说并非无关紧要。而且，这第二次的“父亲之死”(我们可以对之加以思考)不能不对科耶夫的心理自我意识产生影响，他的思想发展应该与这种自我意识联系起来。

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失败了。在列姆库尔突然被谋杀之际，列宁发出的“四月指示”(Th6ses d'avril)也很快被一系列的事件证实了。在这些指示中，列宁提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预言孟什维克——它已经选择退出临时自由政府，而不是强占政权——将不可避免地以不得人心的分裂而告结束。苏维埃政权必将标志着布尔什维克与二月底由杜马议员选举的临时委员会构成的政府之间的绝对对立。面对这个政府，列宁预料，苏维埃最终不能获得革命事业真正成功所需的基础。事实上，这一现实不久就得到了证明。资产阶级的部长们想要赢得时间，对他们认为是不现实的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社会与经济要求拖延不决。但很快，从四月开始，人们(工人、农民，尤其是遭受战争之苦的战士——他们被沙皇看作是对“群氓”的：革命倾向的制约)开始明白，二月革命根本没有改变他们的现状。自由派的部长们(某些社会主义者，如克仑斯基也与之合流)没有采取紧急措施来努力营造一种“当下的和平”，而列宁则把这种和平看作是最紧迫的要求。如果说战争处于革命的核心，就像窝在水果中的虫那样，那么，根据“四月指示”，去追逐这种战争是最合适的。米连科夫在一系列的游行示威之后被推翻了，这些示威被组织起来反对他的倡议，即认为俄国应该忠于它对协约国的义务……6月，克仑斯基由于想重提这个倡议而失去了革命者的信任和人民的同情。混乱、镇压及对临时政府的怀疑达到了极点；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推动着布尔什维克的上升，尽管由于1917年7月2日_的严重暴乱受到镇压，列宁逃到了芬兰避难，而被宣称对这些暴乱负责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遭到逮捕。人们发现，临时政府毫不犹豫地依靠军队中最反动的部分。科尼洛夫是这部分人的首领，他成了重新起事的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攻击对象：“反对科尼洛夫，决不支持克仑斯基。”败局已经注定，整个国家正滑向第二次革命。

正是在这个时候，列姆库尔前往乡下，以保护他的财产不落入那些劫掠富人住所的匪徒之手。人们再次发现他时，他已经惨遭杀害，他的房子被洗劫一空。据证人所说，罪犯似乎是入室盗窃而过失杀人。无论是什么原因，他都不是源于政治行动。但孟什维克党人马尔托夫的话放在这里完全有理，他说：“只有两种方式形成一个政府，要么是通过在投票箱前投下选票的公民的动作，要么是通过拿着枪杆子的公民的动作。”他认为列姆库尔本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拥护者，却得背着枪进入他的领地！无疑，这是对这个时代的简单证明，它使我们在这次谋杀中也看到了科耶夫的第一个继父之死的政治和历史“意义”的痕迹。P58-60

为了更好地理解科耶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应该透过他年轻时的经历、他对形而上学的关注、他在俄国的流放遭遇以及他在德国和法国的定居生活来阐释他的思想的发生。

我们有意地避免写成关于心理描述的心理学传记，而更愿意采用一种假定的现象学方法，同时又不放弃连续发展的视角，这种视角表明或意味着将来优先于现在和过去，而不是由现在和过去预定。15岁或17岁的科耶夫不是30岁或60岁的科耶夫。这不是回避其年轻时所做或所写的理由！从某种方式来说，实存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先前环节的结果，因为它们为它提供了种种可能性，这就是现实，但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先前环节中显现出来的人的主观辩证法又在某个环节的各种可能性中确定了不可能的因素或可实现的因素。使生命在实存上统一的条件与使之中断、断裂、拉开距离、倒退或提前的条件是一样的，因为现实与主体性的不可分性实际上反而使得自我与“对象”、意识与世界及时间与筹划之间的关系变得松弛了。

在某个特定的环节，各种开放的可能性为传记作者提供了构想的空间，但他应该认识到，是随之而来的环节才使他得以模拟(mimesis)从可能到其实现的过渡。人们可以满足于描述这样一种过渡，就好像涉及的是一个事实，或不需说明理由就能观察到它。但界定这种事实就已经是一种重构；正因如此，最好是通过把人们对这一事实所具有的经验表象引向思想的范畴来说明它，这些范畴是这一事实经由其自身的去现实化(d6r6alisation)而产生的。

因为思想不仅仅是对事实世界的去现实化，它还是对这一事实世界的理智构造，这种构造使我们得以理解甚至超越这一事实世界的给定现实。停留于对事实的重构中，就好像在注意到事实之后，事实就拥有了一种与使我们得以理解它的诸范畴相分离的客观性，就好像在人的世界中，任何事实尽管已被纳入其本质上是主观的维度中，却不会通过取消它自身的时空特征而落入各种范畴中，这将是对事实的遮蔽。因为，如埃里克·韦耶(Eric Well)所说，对一个事实来说，一个事实不会经由其自身成为一个事实。

回到科耶夫，我们所采取的方法只有到最后才能被证实，因为他本人将为我们提供它的合理性。“意义”一开始就能显现，却无法证明，但这是因为它_只有在它能为其自身提供证明时才是其所是。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存在理由只有在它的结果(参我们的前言)中才能充分地被指明。

目前，就对科耶夫的生平进行理智的重构(就像我们在开始时设想的那样)而言，这一方法论的观点似乎过于理论化了。但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应当一开始就标明或确定我们的意向。为了理解下面的章节，为了较为正确地圈定这个“神秘的”科耶夫，读者应该始终牢记这一点，因为去理解这样一个在许多人眼里曾是“不可理解的”的人(而且现在依然如此)，并且直达其最隐秘的内心，这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至少，如果它是可能的。但也正因如此，我们的哲学意向将不满足于提供证据或通常意义上的事实，也就是说，不满足于过于拘泥文献的实证研究。(这正是哲学家的工作不同于历史学家的工作的地方。)简言之，我们想要避免单纯的资料汇编式的历史编纂学(不管是事件性的还是心理探究式的)，尤其要避免大事记式的编年叙述。

继本书开篇提供。的人物草图之后，我们将进一步勾画他的“角色”(“figure”/Gestah)；这个比草图更加主观的“角色”是假定性的，但它将竭力完善自己，从而在最后达至完成时它将变成自为。因此，接下来的某些篇章具有明显的传奇性的特征。

科耶夫力图实现他自己的“角色”，实现所有的“角色”。他力图成为一个智慧者。无论如何，问题在于理解科耶夫的“角色”，并就这个“角色”提出各种最主观的假设，如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所发现的那样。有必要把这个人物的发展所具有的全部环节都贯穿起来，也就是说，要关注这个人在其生命的最后时期所已经扬弃的各个阶段，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中已经指出，这样一种必要性是与自我意识的基本运动相一致的。

因此，我们想要自为地反思处于其时代中、处于历史中的科耶夫，他与那些与之交游的人一道穿越了这段历史，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是“时代之子”……这说明了我们所要触及的人物形象的多样性，尽管他们有时处在科耶夫的个人生活的边缘。在我们的叙述中还会插入一些更加自由的插曲以打断单一的分析，其中的某些插曲看来是无关紧要的离题话，或者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但这些环节本身也服从于我们的著作的内在逻辑。边缘性的“环中之环”的逻辑。我们认为，在下面这段标准的黑格尔式的话语中，科耶夫就描述了这种逻辑：

“让我们考虑(比如说)一棵所谓的‘具体的’树，它从我的窗边伸展过来。如果这棵树是‘殊别的’，它就与所有不属于它的东西区别开来。因此，它应该明确地与世界的其余一切分离开来。这样，当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殊别的’和‘具体的’事物来谈论时，我们可以‘从思想上’把它孤立出来。但我们试着实际地来孤立它一下。从目前的技术水平来看，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实上，如何把树从土壤中拔离出来而又使它毫毛无损？即使我们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又如何除去粘附于它的根系中的土壤和附积在它的树干和树叶上的尘埃，更不要说那已经被渗透进树木中但又尚未被吸纳的空气了。假定我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切(尽管这是不可能的)，最后会怎么样呢？我们的树立刻就死了，而且很快就会解体腐烂，也就是说，它不再是一棵树了。一棵‘殊别的’树，也就是孤立于所有非它之物的树，因此既不是‘实在的’，也不是‘具体的’：它是某种‘抽象’的产物，而且事实上是不可实现的。即使我们能真正地把它从世界的其余一切中‘抽象’出来，我们也就毁灭了这棵从这世界中催生出来的树。就这棵实存的树而言，它是与不属于它的一切相关联的。”

最后，我们确实只能把那些单独注明的引文和参考看作是科耶夫本人思想的代表。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一些文本甚至是最简短的文本提出解释，并对之做一种贴近字面的解释学的疏解。科耶夫在他于1958年所写的“字里行间的解读艺术”中不是要求他的读者这样做吗？

本书的翻译源于我的朋友、同济大学中文系的张生教授推荐，在此先致谢意。

接手之后，因杂事纷扰，兼之生性疏懒，译事久经拖延，负责本书的编辑也先后数易其人。我与三辉图书的诸位编辑均未谋面，仅通过邮件和电话联系，但衷心感谢他们给予我的耐心等待和不懈支持；尤其在最后的校读过程中，仍指出了译文中存在的许多细小问题，其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令译者感佩不已。

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主要是在2011年3月至9月间完成，尤其是7、8月的暑假期间。当时刚好迁居于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附近的一间租屋中，没有网络、电视的诱惑，遂使译事得以快速顺利地进行。但也因此，译者无法对书中一些不太为人熟悉的人物、事件添加更多注释。

涉及科耶夫本人的著作时，译者尽可能参考了国内已有的译著(《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邱立波编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法权现象学纲要》，邱立波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等等)，在此也对这些译者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作为传记，本书涉及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科学等许多方面的内容，译者受学养所限，虽勉力查找相关资料，但错谬之处肯定不少，亦请读者批评指正。

张尧均

2013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