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1904—1955），福建闽县人，出生于浙江杭州，建筑学家、作家。

《梦里斜晖一茎花》这本精品文集编选体例广泛，涉及诗歌（特别是抗战以后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及书信等体裁，附录为其子梁从诫对母亲的追忆文章，具有文学价值和研究价值。

《梦里斜晖一茎花》甄选林徽因现存于世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选录其中经得住时光淘洗和检验的篇章，力图展现一个最具文学魅力的林徽因。既包括《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之类的诗歌名篇，又收入《九十九度中》这样的小说佳作，全面呈现一代才女的文学成就。

《梦里斜晖一茎花》给供文学爱好者阅读。

序

诗歌

“谁爱这不息的变幻”

笑

深夜里听到乐声

仍然

情愿

激昂

一首桃花

莲灯

微光

秋天，这秋天

年关

你是人问的四月天

忆

吊玮德

城楼上

深笑

别丢掉

八月的忧愁

旅途中

红叶里的信念

山中

时问

除夕看花

人生

六点钟在下午

昆明即景

一串疯话

小诗(一)

小诗(二)

写给我的大姊

散文

悼志摩

平郊建筑杂录

山西通信

窗子以外

蛛丝和梅花

彼此

一片阳光

我们的首都

和平礼物

小说

窘

九十九度中

模影零篇

戏剧

梅真同他们(四幕剧)

书信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致胡适

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致沈从文

一九三七年十月致沈从文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至十日致沈从文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致沈从文

一九四二年约春夏致傅斯年

附：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傅斯年致朱家骅

附录

倏忽人间四月天

悼志摩

十一月十九日我们的好朋友，许多人都爱戴的新诗人，徐志摩突兀的，不可信的，惨酷的，在飞机上遇险而死去。这消息在二十日的早上像一根针刺猛触到许多朋友的心上，顿使那一早的天墨一般地昏黑，哀恸的咽哽锁住每一个人的嗓子。

志摩……死……谁曾将这两个句子联在一处想过！他是那样活泼的一个人，那样刚刚站在壮年的顶峰上的一个人。朋友们常常惊讶他的活动，他那像小孩般的精神和认真，谁又会想到他死？

突然的，他闯出我们这共同的世界，沉人永远的静寂，不给我们一点预告，一点准备，或是一个最后希望的余地。这种几乎近于忍心的决绝，那一天不知震麻了多少朋友的心？现在那不能否认的事实，仍然无情地挡住我们前面。任凭我们多苦楚的哀悼他的惨死，多迫切的希冀能够仍然接触到他原来的音容，事实是不会为体贴我们这悲念而有些须更改；而他也再不会为不忍我们这伤悼而有些须活动的可能！这难堪的永远静寂和消沉便是死的最残酷处。

我们不迷信的，没有宗教地望着这死的帏幕，更是丝毫没有把握。张开口我们不会呼吁，闭上眼不会入梦，徘徊在理智和情感的边沿，我们不能预期后会，对这死，我们只是永远发怔，吞咽枯涩的泪，待时间来剥削这哀恸的尖锐，痂结我们每次悲悼的创伤。那一天下午初得到消息的许多朋友不是全跑到胡适之先生家里么？但是除却拭泪相对，默然围坐外，谁也没有主意，谁也不知有什么话说，对这死！

谁也没有主意，谁也没有话说！事实不容我们安插任何的希望，情感不容我们不伤悼这突兀的不幸，理智又不容我们有超自然的幻想！默然相对，默然围坐……而志摩则仍是死去没有回头，没有音讯，永远地不会回头，永远地不会再有音讯。

我们中间没有绝对信命运之说的，但是对着这不测的人生，谁不感到惊异，对着那许多事实的痕迹又如何不感到人力的脆弱，智慧的有限。世事尽有定数？世事尽是偶然？对这永远的疑问我们什么时候能有完全的把握？

在我们前边展开的只是一堆坚质的事实：

“是的，他十九晨有电报来给我……

“十九早晨，是的！说下午三点准到南苑，派车接……

“电报是九时从南京飞机场发出的……

“刚是他开始飞行以后所发……

“派车接去了，等到四点半……说飞机没有到……

“没有到……航空公司说济南有雾……很大……”只是一个钟头的差别；下午三时到南苑，济南有雾！谁相信就是这一个钟头中便可以有这么不同事实的发生，志摩，我的朋友！

他离平的前一晚我仍见到，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他次晨南旅的，飞机改期过三次，他曾说如果再改下去，他便不走了的。我和他同由一个茶会出来，在总布胡同口分手。在这茶会里我们请的是为太平洋会议来的一个柏雷博士，因为他是志摩生平最爱慕的女作家曼殊斐儿的姊丈，志摩十分的殷勤；希望可以再从柏雷口中得些关于曼殊斐儿早年的影子，只因限于时间，我们茶后匆匆地便散了。晚上我有约会出去了，回来时很晚，听差说他又来过，适遇我们夫妇刚走，他自己坐了一会，喝了一壶茶，在桌上写了些字便走了。我到桌上一看：——

“定明早六时飞行，此去存亡不卜……”我怔住了，心中一阵不痛快，却忙给他一个电话。

“你放心，”他说，“很稳当的，我还要留着生命看更伟大的事迹呢，哪能便死？……”

话虽是这样说，他却是已经死了整两周了！

凡是志摩的朋友，我相信全懂得，死去他这样一个朋友是怎么一回事！

现在这事实一天比一天更结实，更固定，更不容否认。志摩是死了，这个简单惨酷的实际早又添上时间的色彩，一周，两周，一直的增长下去……  我不该在这里语无伦次的尽管呻吟我们做朋友的悲哀情绪。归根说，读者抱着我们文字看，也就是像志摩的请柏雷一样，要从我们口里再听到关于志摩的一些事。这个我明白，只怕我不能使你们满意，因为关于他的事，动听的，使青年人知道这里有个不可多得的人格存在的，实在太多，决不是几千字可以表达得完。谁也得承认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世间便不轻易有几个的，无论在中国或是外国。

我认得他，今年整十年，那时候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尚未去康桥。我初次遇到他，也就是他初次认识到影响他迁学的逖更生先生。不用说他和我父亲最谈得来，虽然他们年岁上差别不算少，一见面之后便互相引为知己。他到康桥之后由逖更生介绍进了皇家学院，当时和他同学的有我姊丈温君源宁。一直到最近两月中源宁还常在说他当时的许多笑话，虽然说是笑话，那也是他对志摩最早的一个惊异的印象。志摩认真的诗情，绝不含有丝毫矫伪，他那种痴，那种孩子似的天真实能令人惊讶。源宁说，有一天他在校舍里读书，外边下了倾盆大雨——惟是英伦那样的岛国才有的狂雨——忽然他听到有人猛敲他的房门，外边跳进一个被雨水淋得全湿的客人。不用说他便是志摩，一进门一把扯着源宁向外跑，说快来我们到桥上去等着。这一来把源宁怔住了，他问志摩等什么在这大雨里。志摩睁大了眼睛，孩子似的高兴地说“看雨后的虹去”。源宁不止说他不去，并且劝志摩趁早将湿透的衣服换下，再穿上雨衣出去，英国的湿气岂是儿戏，志摩不等他说完，一溜烟地自己跑了！P61－64

林徽因（1904—1955），福建闽县人，出生于浙江杭州，建筑学家、作家。

林徽因出身官宦世家。祖父林孝恂进士出身，历官金华、孝丰等地；父亲林长民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擅诗文，工书法，曾出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林徽因5岁时由大姑母林泽民授课发蒙，8岁移居上海入新式小学就读，13岁随家迁居北京，就读于英国教会女校培华女中。

1920年，林徽因随父游历欧洲，在伦敦受到作为女建筑师的房东的影响，对建筑学发生兴趣，立志作为攻读方向。其间，她结识父亲的忘年交诗人徐志摩，对新诗亦产生浓厚兴趣。翌年回国，继续中学学业。1924年6月，林徽因和梁启超长子梁思成一同赴美攻读建筑学。当时，因宾州大学建筑系不接受女生，她只好就读于美术学院，同时选修建筑系课程，力图实现自己的志愿。1927年夏，从美术学院毕业后，林徽因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舞台美术设计，翌年春，同梁思成结婚。8月，夫妻一同回国，受聘于东北大学建筑系。

作为建筑学家，即便在国破家亡的时代，林徽因协同梁思成在1930～1945年间，曾到过15省、200余县，考察测绘了200多处古建筑。河北赵州石拱桥、山西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得到国人和世界的认识，从此加以保护。抗战爆发，同当时的众多知识分子一样，林徽因夫妇辗转流徙于云南、四川等地，贫病交加。

北平解放后，林徽因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1949年9月到1950年6月，她与几位同事一起，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1950年被任命为北：；ell－画委员会委员，对首都城建总体规划提出了富有远见的规划。次年，担任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承担为碑座设计纹饰和花圈浮雕图案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林徽因进发出旺盛的精力和热情，出色地完成了所承担的设计和教学任务，还与梁思成一道撰写了多篇建筑学论文。但是，1954年，一向多病的林徽因身体极度衰弱，《中国建筑史》课程几乎大半躺在床上讲授。辗转病榻数月，最终于1955年4月1日逝世，享年51岁。

作为作家，林徽因于1931年4月以“徽因”的笔名，在《诗刊》第2期上发表第一首诗《“谁爱这不息的变幻”》，作为其文学创作的开始。此后，她在从事建筑学研究之余，大量发表诗歌，兼及散文、小说、戏剧和文学评论。早在1930年代就被胡适誉为“一代才女”。

俊秀的外表，一口流利的英语，显赫的世家身世，学有专长，加之良好的文学素养，当然，还有与多位民国绅士的浪漫爱情，或不逾伦理阈限的情感“纠葛”，很大程度上，让林徽因成了今天仍活在人们口头上的一个传奇，成了优雅、知性女人的范本。特别是在一切变得如此粗鄙、市侩的当下，了解一下林徽因，似乎成了感受民国女子风范的一种方式，让今天的那些略有些小资的女人、男人们生出一点淡淡的嫉妒，感叹上天何以如此垂青这个民国女子，不吝给她美貌，更不吝给她智慧。

几位因惊人才华而成为传奇的民国女子，往往因家世、自身所受后天教养，还有所处时代的差异，自然分成几种不同类型。显赫的官宦世家身世，加上留学欧美的后天教养，以及五四时代的熏染，自然决定了林徽因、谢冰心作为优雅、知性女性的样板。无论民国还是后世以至今天，人们总是喜欢将她们进行比较。有趣的是，坊间亦流传着林、谢间因才华相妒而互生醋意的传说。客观地说，当年谢冰心文名远在林徽因之上，然而，知识界似乎更看重林徽因作为学者，对于民族国家所做的贡献，而对她尤其称许。这亦凸显一个时代对于人的认知和价值取向。1942年，傅斯年在致朱家骅信中就盛赞林徽因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张爱玲亦出身显赫，只是，到底晚出十多年，家道早已没落，官宦世家的精神做派早已荡然无存，堕落的父亲，加之刚刚开头就煞尾，并已打了折扣的西洋教育，还有战争催逼，让张爱玲成了这一类型衍生的另类。她分明感到一个时代快要终结，成名要趁早的焦虑，自然让她失去了那份从容。无论家道还是时代，她总是看到末尾的情形。因而，优雅与知性，在她身上似乎都有，但似乎又都不是。而且，那种“不是”是一种源自骨子里的“不是”。石评梅与黄庐隐相类似，两人甚笃的交谊，我想，毫无疑问建立于父亲作为小官吏的家世、缺失留洋经历，但在国内共同感受五四高潮期的时代氛围，这让她们将其思考和忧患，表达得比较直白。然而，不幸的人生遭际，却又让她们难有大的人生格局，难以掩抑的文学才华为她们宣泄人生悲苦提供了方便，她们有新女性的忧思，但更多的是感伤。而生在谢、林、石、黄之后，张爱玲之前的萧红，却是另一类型。苦难的遭际，加之想接受新式教育而不得，让她对人生有了别样观照，出之于文字，自然是另一番风貌。她以超卓的才华肆意写出人生黑暗与荒寒。

林徽因的创作涉及层面较广，但诗名最著。很多人自然将其视为新月派诗人中的一员。其早年诗歌可以明显看出徐志摩的影子，有很浓郁的“新月”味道。清丽、流畅，诗形整饬，想象新奇，典型如《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句爱的赞颂》；但也有对现实的关注和对都市别样生存图景的呈现，如《年关年关》。前者是对美好优雅的赞叹；后者是对苦难知性的皱眉。然而，作为诗人的林徽因，应该引以为骄傲的，毫无疑问是写出了《病中杂诗九首》。这九首诗分别写于1944年的李庄、1946年的昆明、1947年的北京，1948年5月集中刊载于《文学杂志》第2卷第12期。很显然，这批诗歌是作为作家的林徽因的后期创作。辗转流徙的生活让她明显对苦难有了更其深刻的体认，而中年心态更让她脱尽了前期诗歌的清丽与流畅。这些诗里已经完全看不到“新月”的痕迹。虽然，有些诗句的想象仍是那么新奇，但是，却打上了深刻的思辨色彩，表达上不时可以看到现代主义手法的运用；但又不像此期“九叶诗人”们那样明显。这自然是诗人林徽因完全成熟的标志。在我看来，《恶劣的心绪》《一天》《忧郁》是这批诗作里的尤为超卓者，足堪玩味。

林徽因的两篇悼念徐志摩的散文情感浓烈，在充分呈现一个活泼、生动的徐志摩的同时，亦深刻表达了自己对亡友深刻的知解。知性的介入，让两篇文字情感真挚，却并没有一般悼亡文字的矫饰与滥情。《窗子以外》却是格外俏皮、深隽。俏皮的是对世相的描述，深隽源于作者对世相所传达出的理解或婉讽。这是一篇将感性和知性结合得非常巧妙的散文佳作。感性和知性的结合，确乎是林徽因的擅长。这也体现在她那些漂亮的关于做建筑学考察的游记中，如《山西通信》等篇什。而那些谈建筑的科普文字更可以作为精美的散文来读。很多人认为林徽因甚至将文学才华用于建筑学论文写作，让严谨的学术论文不再枯燥，相反灵秀生动，富有人文情怀。

小说，在林徽因似是偶一为之。目前所见仅三篇：《窘》《九十九度中》《模影零篇》，分别发表于1931年、1934年、1935年。读者稍加留意，便可感受到林徽因那独特的小说观念，以及她那不愿重复自己的新锐态度。小说形式的多变，还是基于卓著才情的底子。仅此，让人不得不感叹，林徽因的确是才女。《窘》的精彩处在于对人物之间淡淡暧昧情感的精微体察，叙述的不过是家长里短——自然是绅士、淑女间的家长里短，讲故事的方式稍稍有些旧，似乎是中国传统小说讲故事的样式，但骨子里却别有风味。《九十九度中》就完全不一样，是林徽因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之一。在这篇小说里，作者将对日常生活的精微体察，以一种极具现代感的形式表现出来，传达出她对人生和小说本身的一份独到看法和理解。如果说《窘》还是中国传统小说那种线性叙述的话，那么，《九十九度中》则完全体现了西洋小说的观念，截取了曰常生活的一个断面，将暑天北平一天的形形色色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作者隐匿在琐屑的日常呈现背后，不动声色地表达着她对笔底人物、世相的理解，或狡黠，或犀利，或温和。在刘西渭看来，《九十九度中》“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而且那样多的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实在是中的之论。他还透露，当年一个国立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向其坦承“完全不懂这不到一万五千字的东西”。其实，即便今天，如果对林徽因的不羁才情没有一点心理准备，也还是很容易读不懂。《模影零篇》是一组记人的文字，是介于散文、小说之间的间性文本，可以看出林徽因在文字上越发成熟、洗练。所记述的人物生动、鲜活，且基于人物性格特点，文字亦相应有所变化，有的俏皮，有的冲淡，有的平实。总之，她总有一种将感性和知性进行适度调和的天赋。只有一出手，文字便有了林徽因那注册商标式的印记。

如果说，林徽因在建筑学上的成就，靠的是一点点诚实的努力达至的话，那么，文学创作上的林氏风格，却多半出于才情和天赋。上天给她美貌，给她显赫的家世，给她诚实努力的品性，给她超卓的智慧，给她良好的教育，给她高洁的人格……一切似乎太过完美，上天也有些嫉妒，也给她病痛，给她困顿。不然，无论作为建筑学家还是作家，林徽因会有更为卓越的贡献。

本书还收录了林徽因与朋友间的书信数通。管中窥豹，亦可看出民国知识分子在乱世爱国、爱人的态度。那种诗意的文人风度，几成绝响。今人如果能够平静一下浮躁的心，读读1942年4月18日傅斯年致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请求他为梁思成兄弟拨款救济的信，我想无法不心生感动。而林徽因致傅斯年的信，则可让人读到当时知识分子对于民族国家那份深沉热爱，以及即便在乱世那份从容的归属感。了解傅斯年、朱家骅与困厄中的梁氏兄弟的这段交往，不得不让人感叹民国知识分子那份诗意的人际关系。对比当下，不胜唏嘘——那个时代确乎距离今天太遥远。

阅读，某种意义上成了对才情、诗意、知性的触摸。对于有心的读者，这自然是享受，但毫无疑问也有唏嘘，也有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