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意义

一、选题的背景

二、选题的意义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关于社会学冲突理论

二、关于拆迁中的公益与私权

三、关于拆迁中的公正正义

四、关于拆迁冲突防范研究

五、关于拆迁冲突化解机制叭

六、其他相关研究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基本理论

一、研究思路

二、基本理论

三、核心概念

第四节 研究方法

一、资料收集方法

二、定性的实地研究和案例研究

三、定性研究的非介入性研究

第五节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一、研究重点

二、研究难点

第二章 房屋拆迁的历史渊源追述

第一节 拆迁的历史背景和社会需要

一、拆迁的历史背景

二、拆迁的社会需要

第二节 拆迁的时代变迁与立法演进

一、建国初期至“文革”结束期间的拆迁活动与拆迁立法

二、改革开放初期的拆迁活动与拆迁立法

三、《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颁行后的拆迁活动与拆迁立法

四、物权法颁布后新拆迁立法的推进

第三节 土地资源现实与立法规制

一、土地利用的客观现实

二、土地管理的立法规制

第四节 拆迁立法之争与现行法律简评

一、拆迁立法之争

二、现行条例简评

第三章 拆迁冲突的现实状况评析

第一节 拆迁冲突百态

一、固守抗拆

二、以命抗拆

三、以暴抗拆

四、暴力拆迁

五、和谐拆迁

第二节 拆迁冲突的民心向背

一、网友言论

二、理性担忧

第三节 拆迁冲突的体制性原因

一、土地财政

二、政府行为失范

三、市场结构缺陷及其他缺陷性因素

第四节 土地房产性质与拆迁冲突效应

一、土地强权、房屋弱权与城市化建设

二、拆迁冲突与民怨宣泄

第四章 化解拆迁冲突的利益平衡机制

第一节 拆迁；中突的利益群体及其利益诉求

一、社会分层中的拆迁利益

二、拆迁冲突中的公共利益

第二节 公共利益认定机制

一、公共利益内涵的法定化

二、公共利益决策的法定化

第三节 私人权益保障机制

一、私人权益保障的强制性

二、私人权益保障的合理性

第四节 拆迁利益交换机制

一、利益交换机制的双赢本质

二、利益交换机制的润滑功能

第五章 化解拆迁冲突的社会管控机制

第一节 社会共生机制

一、奠定社会共生的思想基础

二、夯实共生同存的社会基础

第二节 社会公正机制

一、强化社会公正的行为理念

二、建立社会公正的价值核心

第三节 风险防范机制

一、培育居安思危的风险意识

二、创设风险防范的对策举措

第四节 法律公信机制

一、以法治精神树立法律公信

二、以法治威权彰显法律公信

第六章 化解拆迁冲突的市场调控机制

第一节 房地产调控政策对拆迁冲突的影响

一、房地产调控政策简述

二、房地产调控对拆迁冲突的影响效果

第二节 房地产现行机制与拆迁冲突的关系

一、房地产的“伪商品化”是拆迁冲突的罪魁

二、房地产的“非市场性”是拆迁冲突的祸首

三、“居者有其屋”的误读导致“拆迁即公理”

第三节 化解拆迁冲突的实体性市场机制

一、商品房开发之市场单轨机制

二、保障房建设之社会救济机制

三、公益拆迁与商业拆迁分隔机制

第四节 化解拆迁冲突的程序性市场机制

一、听证机制

二、评估机制

第七章 拆迁立法与拆迁诉讼

第一节 拆迁立法重启

第二节 拆迁立法构想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公益拆迁

第三章 商业拆迁

第四章 拆迁补偿

第五章 拆迁保护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三节 公益拆迁诉讼

第四节 商业拆迁诉讼

第八章 总结与讨论

第一节 研究思维的科学化创新

第二节 三大理论的系统化构建

一、关于利益机制之冲突润滑理论

二、关于管控机制之冲突缓冲理论

三、关于市场机制之冲突分隔理论

第三节 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附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后记

《拆迁冲突化解机制》内容介绍：拆迁，本是任何国家和地区在建设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社会活动。然而，中国三十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所推行的城镇化开发、新农村建设，使得名目繁多的工程建设项目远远超过当地的发展需要和地域容量，用地资源难以为继，土地供求矛盾日趋加大，由此导致拆迁活动遍地开花，引发各类冲突层出不穷，并造成部分人的合法权益、人格尊严、基本生存条件受到侵害，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一定范围内已经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人心的稳定、社会诚信和民众对政府的信心，成为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

笔者依据马克思所创立的社会学冲突理论观点，运用社会学的分析方法，认为在拆迁冲突问题上，土地资源的不平等占有，利益集团和公权力的强制威慑，以及土地开发利用利益分配不公平，当属拆迁冲突的直接根源。如果我们武断地堵塞民众宣泄渠道，而非科学地进行引导、疏通，则令利益表达机制不通畅、公众民怨积聚得不到排解和化解，就必然逼使民怨转向非理性表达和付诸暴力，导致拆迁冲突性质升级，暴力不断。

本研究首先分析了中国大陆房屋拆迁的不同历史背景和社会需要。在计划经济时代，拆迁甚至成为人们渴望的“福利”，国家法律、各级政府也把拆迁视为理所当然应予奖励的“业绩”。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推进，房屋产权制度的确立，房地产商品化体制的转变，原有的拆迁定性、拆迁制度、拆迁手段都成为了与人民利益冲突，与宪法精神相悖的社会顽疾。虽然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试图以宣示性的表态安抚社会大众，然而其刻意回避“拆迁”这一社会现实的立法硬伤，以及未能全面规范乡村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立法缺口，不但未能有效遏制非法拆迁现象，解决拆迁>中突矛盾，反而更出现了以“拆违”、“农民被上楼”、“名胜古迹抢救性拆迁”等花样翻新的拆迁案例。这些逆风而行、胆大妄为的行为的幕后，是巨额土地财政、GDP高指标的业绩诱惑，是政府行为失范、官商利益联手的暗箱操作。同时也体现了土地强权、房屋弱权的权利体制设计上的可商榷之处。

基于拆迁冲突的社会现状，笔者从以下三大方面着手构建化解拆迁冲突的系统化机制。

首先，经济因素、利益驱动是社会结构和社会活动及其变革的基本的决定性因素，且利益问题在拆迁冲突中永远是“量”的问题，而不会是冲突行为“质”的定性问题。在坚守公共价值观、审慎遵循应有程序来界定公共利益的同时，确定私人权益的法定地位，并予有效维护和切实保障，实则是实现公共利益整体性、认同性、普惠性的社会责任之所在。构建利益交换机制，既可杜绝假借公共利益“滥权”，又可防止过分强调私人权益而索求无度，从而令拆迁冲突各方的认识方向趋同，矛盾分歧聚焦。所以，在处理拆迁冲突问题上，既要维护公共利益的实现，推进公共政策的落实，又要切实保障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和合理诉求，这既是社会共生关系建立与发展所表现的不同方面，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极其广泛而重要的因素之一，更是化解拆迁>中突的社会基础。

其次，强调拆迁冲突化解机制的公平正义，并将公平正义作为评价拆迁体制、法律规范、政策措施、政府施政的首要价值观和研判标尺。政府公权力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以自身程序的公正和实体的公正，来维护社会公正，消除不公正现象，并防止不公正现象的发生。拆迁冲突是人为的冲突，因而也就蕴藏着随着人的意志而变化的社会风险，导致管控失度，处置失当，判断失误，手段失措，就必然激化冲突性质，引发新的社会风险。因此，我们无论从决策层面、施政层面，还是立法理念，执法举措，都应具备科学应对拆迁冲突的防范对策，戒除人治恶习，强化法治观念，树立法治威权，依法平衡权利与义务，合理配置权利与权力，尤其是要有效遏制公权利的泛滥和公权机构的“滥权”，同时，也要防止司法为社会舆论所左右，执法因非法抗争而摇摆，使法律真正成为维护执政秩序，矫正利益失衡，纠正社会不公，制止违法拆迁，防范拆迁冲突发生的防火墙，真正成为化解拆迁>中突的社会管控机制的切实保障。

再次，拆迁冲突难以化解还有一个社会结构性的因素，即房地产的“伪商品化”和房地产的“非市场性”，使得房地产开发市场多头争食、无序竞争。这种“多轨制”既搞乱了体制标准，也搞乱了市场规律，更加大了争夺土地资源，激化拆迁冲突的几率。在市场经济规律得不到尊重的情况下，政府不断地根据自身需要来进行行政干预，效果适得其反。而政府对“居者有其屋”的误读，使得保障房在花费了巨额财政，浪费了用地空间，制造了购房不公，引发了住房腐败的同时，偏离了社会救济性而非福利性的本质，也助长了社会公众不但要有房住，还要有产权的不正当期许。商品房与保障房不同的内在性质与社会作用，时下绝不存在同存并行的客观条件。房地产市场结构应当规范化，必须推行资质法定化开发的“单轨”机制，政府、事业单位及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的任何实体，理应干净彻底地退出房地产开发市场。只有抓住房地产行业改革的要害进行制度改革、体制创新，同时设立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的分隔机制，以及拆迁项目的听证机制，拆迂补偿的评估机制，达到系统化、规范化、制度化、法定化，就可配套建构起从根本上化解拆迁冲突的机制体系。

《拆迁冲突化解机制》的作者是樊成玮。

由于拆迁冲突从更深层次上是透射了社会转型中从制度到文化及价值理念等多方面的结构性矛盾，所以，要想仅仅依靠某项单一的制度或政策跟进就能从根本上化解矛盾也很难，必须要从综合性的制度和机制建设入手才可解决问题，而这也正是作者樊成玮在《拆迁冲突化解机制》中所呼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