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文化资产研究所所长施密克来台湾勘察古迹，看了几处古迹之后，他表示十分失望，失望的并不是古迹本身，而是对古迹旁边的周边维护觉得大惑不解，特别是他参观了板桥林家花园之后，对于林家花园周边盖了许多又大又丑的大楼，久久不能释怀。据他表示，这种情形在重视古迹的欧洲国家绝不可能发生。
施密克果然是古迹专家，一眼就看见台湾古迹甚至台湾文化的弊病所在，确实，我们的古迹，在墙内是维护得蛮像一回事，但在围墙之外，则是一团混乱。
不久前，我到澎湖的天后宫去，天后宫也是被列为重点的一级古迹，悲哀的是门口左右就是两个水泥铸的大垃圾桶，庙前的特产店则毫无规划，东西到处堆置，顶上还盖着极不搭调的塑胶雨篷，我们设想有一个人千里迢迢跑到澎湖天后宫看古迹，光是看到门口的情景就倒尽胃口了。
不仅古迹如此，在台湾，不管一个人住在多么豪华的房子，最好不要出门，一走出门口，就会看到骑楼下横七竖八的脚踏车、摩托车，马路或巷道则停着完全没有规矩的汽车，甚至也有三排并放的。然后走两步，就会遇到摊贩与垃圾的问题。
古迹附近的景观不是独存的，它是一个城市公共空间的一环，我们的公共空间里那种混乱败坏的景观，恐怕真的是世界第一的。
在我读的报纸上，记者报道，施密克在勘察过台湾古迹之后，将要与岛内“古迹界”的人士举行座谈，设法找出维护台湾古迹的方法。
这是我第一次读到“古迹界”的说法，到底古迹界是哪一界呢？可能指的是专家学者，也可能指的是工匠师傅，或者是主管占迹的政府人士？
我虽不能明白“古迹界”的范围，但是对“界”这个字却生出浓厚的兴趣，我们在生活里不也有很多的界、圈、坛吗？像政坛、杏坛、菊坛；像电影界、体育界、音乐界；像文艺圈、歌唱圈、电视圈……这些不同的范围在我们的社会里筑起许多藩篱，而且在媒体上各自占据地盘，互相不来往、不沟通。
于是，我们就看见社会上的许多异象，政坛里的人只管权力斗争，不太在乎人民的观感或社会的风向；影剧圈永远以花边挂头条，注意的都是他们身边鸡毛蒜皮的小事，露个肩膀或大腿的照片就可以占去三千字的版面；文艺界则是意识形态挂帅，并不想知道读者的需求，各种媒体划出自己的意识来固守着，却说读者不能阅读他们那些高深的作品；美术界则似乎注意画价的涨跌比注意谁画了好画费更多的心力。P4-5
有一天去逛夜市，突然有一个人冲过来问我：“你不是那个作家林清玄吗？”
“是呀！”我说。
然后我端详着眼前这一位看来非常老实的小生意人，他兴奋地说：“我是你的读者，你的书我大部分都看过哩！”接着，他邀请我到他开在夜市的小店去坐坐、喝杯茶。
去了小店，才知道这位可爱的读者是卖老人茶壶的，特别是卖大陆茶壶。近几年来，台湾爱壶、养壶、收藏茶壶的人很多，类似的小店到处都看得到。
小店里早先就坐了几位喝茶的人，主人一一为我介绍，原来一位是早上在市场卖菜的，另一位呢，则是卖成衣的。还有一位，是卖锅贴。
我平常就性喜随缘和小人物在一起，很快和他们打成一片，正谈得热络的时候，卖锅贴的小贩突然说：“歹势喔，林先生，问你一个可能不礼貌的问题，你们干写文章这一行，好赚不好赚？”
大家都笑起来，很认真地看着我，我想，对市场摆摊的人来说，可能这是一个很大的好奇。我还是据实地说：“歹赚喔！写一个字运气好的话可以赚一块钱。”
我看到他们那种惊讶无比的表情，大概是难以想象文章的价钱如此低贱。卖茶壶的就说：“为什么运气好一个字赚一块，运气不好呢？”
“运气不好就是人家不要登哕！不但拿不到钱，还要倒贴邮票和纸张呀。”
“对啦！对啦！就好像我卖锅贴卖不出去一样。”卖锅贴的说。
坐在一边一直非常沉默的成衣小贩突然发言：“林桑！（桑是日语，表示尊称）像你这一级的作家，只拿一字一块吗？”
“我是哪一级的呀？”我问。
“第一级的啊！”成衣小贩脸红地说：“就是，就是国宝级的啦！”
他的话搞得大家都放声大笑，我说：“我不是国宝级的，不过如果是国宝级的，顶多一个字两三块吧！你们知道最近过世的高阳先生吧，他就是国宝级的。”
“羔羊？是不是沉默的羔羊那个羔羊？”锅贴说。
卖茶壶的立刻斥责他说；“你实在是不识字，又没卫生，是高雄的高、阳光的阳，很有名的小说家，最近报纸刊很大篇的。”
“不是我不识字，是字不认我。”锅贴说。
我对他们说，高阳先生活着的时候写了近一百本书，字数在一千万字以上，但是他死的时候，一贫如洗、两袖清风，还要靠出版社捐书出全集义卖，来筹女儿的教育费。我说，像高阳先生如此知名、如此畅销的作家，生活却这样艰苦，在世界上任何文明国家都不可能发生的。
后来，几个小贩对我说起他们的收入，卖锅贴的卖一个赚二元，一天可以卖一千个。（有人玩笑地说：你也是国宝级了！）卖壶的一个壶赚二十元到一百元不等，一天约可卖一百个茶壶。卖成衣的一件平均赚五十元，一天可卖四五十件。卖菜的最辛苦，但一天也有两三千元的收入。
他们都说：“没想到作家的生活这么艰苦呢！”
告辞的时候，我想到一般市井小民可能还不知道，作家不仅一个字只赚一两元，十年来几乎没有调整待遇，而且每一个字都要抽税，一个字也跑不掉。谁想得到，在台湾这个遍地黄金的地方，大部分作家都是煮字疗饥，以收入来说，还比不上在地摊卖成衣、卖锅贴，甚至是卖菜的。
想到卖壶的人说“林先生，你对茶壶内行，如果改行卖茶壶，一个月包你最少有十万元的收入。”
想到卖锅贴的说：“羔羊？是不是沉默的羔羊那个羔羊？”
在熙来攘往的夜市中，心里不免有些寂寞，寂寞中有无限的悲情。
想到自己从写作到现在，也超过二十年了，二十年是多少次的潮涨潮落昵？
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知道写作是一条艰苦的道路，如果要维持生计，最好的方法是写专栏，因此在世新读书时，我就开始写专栏。我最早的专栏发表在《新闻人周报》和《文山报导》，前者是校内刊物，我又兼该刊的总主笔，因此是没有稿费的；后者是木栅的社区报，每写一篇有五十元稿费，正好看一场电影。记得那两个专栏的名称都叫《书生带剑集》，意思是说一个知识分子应有是非之辨。除此之外，一九七二年也在《中国妇女杂志》写过一阵子专栏。
我的第一个报纸专栏，是一九七四年在《台湾时报》写的《喉鲠集》，取其“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意思，这个专栏写了好几年，一直到我入伍服役，还每星期写一篇，现在想起来真是毅力惊人，其实是为生活所迫。当时我当二等兵，每个月有二百四十元薪水，写一篇专栏只花一小时，等于三个月的薪水。
我虽然不以专栏作家自居，但先后写过的专栏之多，恐怕在中国作家里也是少见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写过专栏的报纸存《台湾时报》、《联合报》、《中国时报》、《台湾新生报》、《中央日报》、《福报》，《自立晚报》、《中华日报》、《民生报》、《工商时报》。我的专栏一般说来比较软性，偏重思维，因此不受时间的限制，个人风格明显。我在一九八三年得到“行政院”新闻局的“金鼎奖”，得奖的项目是“副刊专栏奖”，可见我的专栏是写得不错。因为当时这个奖竞争激烈，常引发未得奖的专栏作家抨击，现在已经停办了。
在杂志上写的专栏就更多了，多到“族繁不及备载”，现在还在写的专栏就有：《讲义》的“清玄清泉”，皇冠的“活眼金晴”和“水在瓶”，吾爱吾家的“明月清风”，大国民的“观自在”，慈济的“觉有情”。
其余写过专栏的杂志少说也有二三十种，在最多的时候，曾同时开了十几个专栏，现在回想起来，不知道当时怎么写出那么多文章。
二十年来，我在报纸杂志上写的专栏，文字总计早就超过千万字，可惜由于自己疏于剪存，大部分都流失散佚了，也有人建议出版成书，但总觉得把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的东西拿来出版，实在是有愧读者。我那为数庞大的专栏文字也就在时空中沉埋了。
有一天，我和蔡文甫先生谈起，他说：“过去的旧专栏我们不管它了，新的专栏可不可以整理成书昵？”
这本《越过沧桑》就是近年来专栏的结集，蔡先生为了督促我，建议干脆开一个系列，专门来出版我的专栏文字，“无尽意系列”也就在这个构想中诞生了。
取名为无尽意，就是说我之所以写作，实在是对这个社会、对人群有无限的情意，希望尽一个读书人的责任。而文章虽是小道，由于情意无限，涵意也就不尽了。
取名为《越过沧桑》，是想到这二十年来，不仅个人对于生命沧桑的体会益为深刻，国家、社会、文化变化之巨大也如沧海桑田。我们在沧桑之中，如何思维、体验，去走过已化为桑田的海岸，重回清净浪漫的沙滩上散步昵？
二十年前，在孙如陵先生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写一篇文章，就可以过一个月的生活；十年前在高信疆先生主编的《人间副刊》写一篇文章，也可以过半个月的好日子；现在，不管在什么媒体写一篇文章，只能勉强过活两天；文学的没落原因何在，也就不言而可知了。
专栏结集的此刻，心中感慨良深，难以一一，是为序。
一九九二年夏天
台北永吉路客寓
林清玄编著的《越过沧桑》内容介绍：我虽然不以专栏作家自居，但先后写过的专栏之多，恐怕在中国作家里也是少见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写过专栏的报纸存《台湾时报》、《联合报》、《中国时报》、《台湾新生报》、《中央日报》、《福报》，《自立晚报》、《中华日报》、《民生报》、《工商时报》。我的专栏一般说来比较软性，偏重思维，因此不受时间的限制，个人风格明显。我在一九八三年得到“行政院”新闻局的“金鼎奖”，得奖的项目是“副刊专栏奖”，可见我的专栏是写得不错。因为当时这个奖竞争激烈，常引发未得奖的专栏作家抨击，现在已经停办了。一起来翻阅《越过沧桑》吧！
林清玄编著的《越过沧桑》内容介绍：有一天去逛夜市，突然有一个人冲过来问我：“你不是那个作家林清玄吗？”
“是呀！”我说。
然后我端详着眼前这一位看来非常老实的小生意人，他兴奋地说：“我是你的读者，你的书我大部分都看过哩！”接着，他邀请我到他开在夜市的小店去坐坐、喝杯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