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齐家所做到的第二点是全家戒傲惰。咸丰十年（1860年）9月，他在给国荃的信中问：国荃军营中各位将领有骄气吗？国荃自己的傲气比以前少一些了吗？他说古今中外所有庸碌无为的人，都是因为懒惰而失败；古今中外所有有才华的人，都是因为骄傲才失败。他说他由军事推而广之，愿与各位弟弟互相勉励。……他说他们只管去克服骄傲和懒惰的毛病，不一定等到有人骂了，才去改正。此信后的第二天，他又写信给国荃和国葆，回忆起星冈公对他的教诲：“吾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进京散馆，十月二十八日上侍祖父星冈公于阶前，请曰：‘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星冈公曰：‘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今吾谨述此语诰诫两弟，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大约军事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所谓散馆是翰林院的庶常馆，即新榜进士考中庶吉士后从事学习的地方。学习三年后，考试合格的授以编修或检讨之职，留馆工作，其余分发各部，或到地方上任州官县官，由此散发出去，是故名为散馆。星冈公所说官是做不尽的，是讲曾国藩有的是做官的机会。只要他发现弟弟中有傲气流露，就会立即指出，并予以批评。例如，咸丰十一年（1861年）1月，他说国荃虽世事阅历渐深，但是“信中不免有一种骄气。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倾矣。凡动口动笔，厌人之俗，嫌人之鄙，议人之短，发人之覆，皆骄也。无论所指未必果当，即使一一切当，已为天道所不许。吾家子弟满腔骄傲之气，开口便道人短长，笑人鄙陋，均非好气象。弟欲戒子侄之骄，先须将自己好议人短、好发人覆之习气痛改一番，然后令后辈事事警改。欲去‘骄’字，总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欲去惰气，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弟若谨守星冈公之八字、三不信……又谨记愚兄之去骄去惰，则家中子弟日趋于恭谨而不自觉矣。”发人之覆是揭别人短的意思，是暴露他人隐私的意思。针对国荃说家中人没有不谦虚的，曾国藩一个月后，又发信给国荃说：你说家中子弟没有不谦虚的，此话未必全对。他说他看国荃最近就很是骄傲。他告诫说只有敬重别人，不随便议论别人，才是谦虚谨慎的人；凡是喜欢讥笑别人、议论别人的短处的，就一定是骄傲的人。他说国荃对他军中人士，如左宗棠、李元度、陈鼐、冯卓怀诸位，都曾在他的来信中进行过议论或讥笑，有的甚至讥笑了两三次。曾国藩分析，国荃对不太熟悉的人都这样议论，对乡下他所熟悉的人会如何鄙视嘲笑便可想而知了。他说国荃你都这么做，家中众多子侄会如何蔑视一切，随口乱讲的情景就也可想而知了。他说俗话讲：富庶之家的子弟大都骄傲；权贵之家的子弟大都傲慢。他认为并不是一定是锦衣玉食、动手打人才叫骄傲，只要稍有得志便意气骄满、肆无忌惮，开口闭口议人短长，那就是极骄横极傲慢的了。

曾国藩认为傲气容易表露在面色、言语、书函和仆从随员身上。他在给国荃和国葆的信中说他们每次来信索取帐篷、药等物件时，常使用讥讽之词、不平之语。曾国藩说寄往他那里的信尚且如此，寄往别处的书信更可想而知了。他说国荃的仆从很有一些气焰。他告诉两位弟弟军中的李申夫因过去国荃跟他讲话时语气傲人，至今仍有些愤愤不平。他要求他们在上述四个方面下最大的决心予以克服，在“谦”字上多下功夫。现如今很多干部管不住自己身边的人，他们的秘书或司机颐指气使，目空一切；比起曾国藩来，他们甚是可悲呀。

在南京即将攻克之时，他说：“城事果有可望，大慰大慰。此皆圣朝之福，绝非吾辈为臣子者所能为力。不特余之并未身临前敌者不敢涉一毫矜张之念，即弟备尝艰苦，亦须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劳绩在臣，福祚在国之义。……蕴蓄于方寸者既深，则侥幸克城之日，自有一段谦光见于面而盎于背。至要至要！”这段话是说攻克金陵之事终于有望了，这真是最大的安慰。这都是圣朝之福，绝不是做臣子的所能为力的。不只是他个人并未身临前线不敢涉一丝一毫骄傲自负的念头，即使是其弟备尝艰苦，也必须明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劳绩在臣子，而福禄在国家的道理。他说把上述道理积聚于心越深，则侥幸攻破金陵城的那一天，自有一段因谦让而生的光辉让他的弟弟们露脸，背后受人称赞。他说他这番话很重要，要他的弟弟们谨记。

P21-24

王大使擅用华夏文化的精髓，去滋养和充实世界文明的宏大内容。

——历史小说作家、国家一级作家 梅毅

我瑾向王荣华大使和本书的读者表示祝贺，祝贺他们能有这样一个深化对中国文化遗产和学术传统的了解的机会。我来中国赴任之初，听取了王先生多次关于中国文化的讲座， 我觉得像他这样对国学如此敬业，能称得上老师的人为数不多。通过讲故事，把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本身就是一种有多重意义的艺术。作为一个对中国极其感兴趣的外国人，我知道我会多次重温书中的故事，深入到其话语、内容和关联意义的各层级中去。

——冰岛驻中国大使 柯丝婷女士

国学在其所存在的一个世纪里，它从周围世界所得到的不完全是荣誉和支持。但是它作为一种文化，使中国始终对它表示出深深的关切。将这些思想家作为楷模，人民今天不但会理解上个世纪以及更多地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而且还会获得灵感，去传递他们对本土文化的爱和尊敬。大的目标是，尽管面临种种不同的压力，也要激活中国文化。本书会告诉你怎么做。

——约翰·布莱尔教授，著有《西方文明与中国之比较》，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三版

作者所提供的这本令人兴奋的读物，可以让你熟知在西方影响下发生社会大变革的上两个世纪中的六位国学大师的重要性。这些知识对那些立志浸润于中国文化研究，并与西方进行重大比较者来说是一个必要的基础。从大师们的观察和经历中，我们可以见识薪火相传，至今仍活跃在当今社会的中华智慧之巨之深。

——中国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新闻主持人 顾格格

开头的话

关于“国学”

第一篇 知行合一的大师曾国藩

第二篇 被遗忘的大师辜鸿铭

第三篇 亦战士亦大师之章太炎

第四篇 最善变的大师梁启超

第五篇 投湖自尽的大师王国维

第六篇 没有学位的大师陈寅恪

中国人不能不学习国学，不能不阅读国学书籍。因为，国学让我们知道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中华民族是怎样的民族。国学给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

国学造就了曾国藩这位千古完人。辜鸿铭对外宣传国学，李大钊讲：“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章太炎先生“用国粹激动种姓”，成为鲁迅所景仰的“有学问的革命家”；他曾告诉我们：“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他也曾告诫我们：“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国家之存亡。”梁启超践行“保国保种必先存学”，给我们留下了近1500万字的著述；他曾是中国半个世纪里的精神导师。胡适说他是我国革命的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之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王国维和陈寅恪都在学术上有独创性的功绩，他们“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也为我们传承国学照亮了前进的方向。

我们回顾这六位大师传承国学的奋斗史，可以激发我们对国学的热爱、对民族的热爱，可以让我们思考怎样做一个现代的，然而地道的中国人，可以激励我们学他们的样子，努力地在当下传承国学。让我们记住顾颉刚说的这句话：“自己的生命总有终止的一天，不值得太留恋，但这文化的蜡炬在无论怎样艰苦的环境中总得点着，好让子遗的人们或其子孙来接受这传统。这传统是什么，便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立国之本。”

这几句话权当是开篇之言吧。

《四方步，六人行——国学大师的故事》所写的六位大师：曾国藩、辜鸿铭、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是按照他们的年龄排列的。曾国藩在第一个，因为他的年龄最大；陈寅恪最小，所以放在最后。

《四方步，六人行——国学大师的故事》作者王荣华希望读者通过阅读可以了解这六位大师，他们是“国学”的最好的代表，而“国学”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思想、意志和精神长城的载体，是他们的自信和力量的智力基础。对这六位大师和国学的了解，自然会促进对国人和国家的了解。

本书由中美联合出版，隆重推出！中国驻冰岛前任大使倾力之作！外交官眼中的国学大师！

今日中国，飞速发展，但我们该如何保持与发展自己的文化？作者王荣华作为退休的老外交官，提出了一个在当下十分值得国人深思的问题。从19世纪至20世纪，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外来文化的剧烈影响，置身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但仍有六位大师，孜孜不倦，笔耕不辍，弘我国学，彰我文化。《四方步，六人行——国学大师的故事》特别选取了六位国学大师辜鸿铭、曾国藩、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如何弘扬国学的故事，来启示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