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布莱尔等的《旅程(布莱尔回忆录)》从一开始就在尝试呈现这样的一幅画面——我在一些地方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在另一些地方失败了，因此，它所描绘的是一件半成品。它从我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尽管来自左派和右派的强大势力都不赞成这样的蓝图，而且竭力去限制它，我却依然相信它是英国未来的唯一希望。

1994年，布莱尔成为英国工党领袖。短短两年，他再造工党，凝聚民心。1997年，工党以压倒性优势终结了保守党连续十八年掌权的历史，布莱尔当选首相，开始了工党史无前例的连续三届执政。

托尼·布莱尔等的《旅程(布莱尔回忆录)》是布莱尔对其任职期间及任职之外经历的第一手叙述，披露了他在担任工党领袖期间及为相十年内所作的种种重大决定，包括发动伊拉克战争；披露了他与同僚，尤其是与继任首相布朗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世界政坛领袖的交往。书中也呈现了布莱尔身为领袖所面临的种种挑战，解释了他为何宁愿对抗舆论也要忠实于自己的内心。

《旅程(布莱尔回忆录)》是一本关于政治权力的本质及其运用的书。写作历时三年，行文坦率、无畏，并且不乏嘲讽的细节。通过本书，读者不仅可以窥见一位政治家，也能走近一个凡人。在关于布莱尔的万千文字中，本书独一无二：这是他自己的旅程，他自己的声音。

中文版前言

致谢

序言

第一章 高涨的期望

第二章 领袖学徒

第三章 新工党

第四章 蜜月

第五章 黛安娜王妃

第六章 北爱和平

第七章 “执政如散文”

第八章 科索沃

第九章 保守势力

第十章 危机处理

第十一章 对新工党的授权

第十二章 “9.11”：并肩作战

第十三章 伊拉克：开战在即

第十四章 决定

第十五章 伊拉克：善后

第十六章 国内改革

第十七章 2005：托尼·布莱尔/戈登·布朗

第十八章 凯歌与悲曲

第十九章 咬牙顶住

第二十章 最后阶段

第二十一章 离去

后记

就这样，核心原则的建立，塑造了和平进程的雏形，使调解成为可能。

二、接下来，开始调解，找出需要紧抓不放、集中精力解决的问题。坚持不懈、无穷无尽、不屈不挠、日复一日。中东和平进程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人能坚持足够长的时间，或者足够坚定。它断断续续，而断断续续是没有用的，没有任何效果。只有紧抓不放，才能解决问题。

在北爱尔兰问题上，我们有一份非常详尽的协议，涉及广泛议题。要建立新的执行机关，要实行新的工作方式，要讨论一整套互联互动的安排。每一条都需要进一步谈判，定出更精确的细节。这一切，都需要紧抓不放。

例如，在警察机关方面，我们有一大堆未解决的问题。我们请保守党执政时的前北爱尔兰事务大臣兼保守党前主席彭定康来主持一次调查，寻找可行的方案。他做得非常出色，他的报告成为警察机关改革的基石；可是，相信我吧，为了尽量保持跷跷板的平衡，那份报告的每一字、每一句都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推敲——有时候还会令他心生厌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解除武装问题是一只真正的怪物。由于前面说过的那些原因，它对于爱尔兰共和军来说极度敏感。在某种程度上，统一派也理解，它其实更多是出于象征意义，而不是现实意义。事实上，就算爱尔兰共和军销毁了武器，他们也可以再买新的。换句话说，和平最终依靠的不是摧毁武器，而是摧毁心态。

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罗杰辞典》式的讨论。最后，爱尔兰共和军答应“收起武器”而不是销毁——可是，怎样证明他们这样做了呢？我们想了一个方法：请两名国际政要——芬兰前总统马尔蒂·阿赫蒂萨里和非洲国民大会领袖西里尔·拉马福萨——来承担验证那些武器真的已经被“收起”的任务。可怜那两个人在爱尔兰的乡村四处忙碌，检查武器堆存情况，竟然能难以置信地保持着优雅风度。西里尔聪明、坚忍，我一直认为他应该去竞选非洲国民大会主席。马尔蒂是政坛和生活中难得一见的人：既能干，又谦逊(真的非常谦逊)。

可是，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那些武器就是全部武器了？一位名叫约翰·德·夏特兰的加拿大将军——碰巧是我在爱丁堡读书时的校友——提议建立独立国际解除武装委员会。其时，执行委员会正处于暂停状态。戴维·特林布尔正在尝试恢复它，所以需要真正的解除武装行动。但爱尔兰共和军依然万般不愿。他们做事一直都只做百分之九十，而在这样的环境中，其效果跟百分之零没有差别。

多次磋商之后，我们前往希尔斯堡，同时，约翰前去见证爱尔兰共和军的一次“销毁武器行动”。我们将在希尔斯堡等候行动已经完成的消息——有点像古时候公众聚集在一起等待国王已经完成洞房之事的消息。接下来，约翰从我们的雷达上面消失了——是真的消失。爱尔兰共和军禁止他和外界通信，虽然他们让他见证行动，却完全不容许他对行动进行任何形式的描述——有点像使者不可以说出国王和谁同床，或者发生的准确时间、在哪一个房间、穿着什么睡衣、有多么欢娱等等信息；换句话说，任何可以证明行动真实性的信息都不可以说。这样一来，等侯消息的公众之中便翻涌着近乎完全不信任的怀疑浪潮。

终于，可怜的约翰出现了，来完成他的使者任务。大伙立刻看出来了，他作为一个正直高尚的人，受到了爱尔兰共和军的完全保密要求的约束。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决定给他开一次记者招待会。那次招待会唯一留存下来的历史意义就是，它应该成为所有研究记者招待会的人的必修课。

约翰发布了一个枯燥的声明，说行动已经实际发生过，可是他坚定地拒绝多说一个字。对“解除了什么武器？”的问题，他回答说：“呃，反正不是一辆坦克。”——有点像那位使者，面对人们提出的关于国王跟谁入洞房的问题，回答说：“呃，反正不是一头驴子。”

恐怕对于当时的戴维·特林布尔来说，这事算是没指望了。我感到自责。就连他的一位下院议员西尔维娅·赫蒙——位非常正直、非常明智、对这一切看得非常透彻、同时也是十分可爱的女子——也说，她不能凭这个就支持恢复执行委员会的组建。

约翰还是一个很能忍耐的人；他需要圣人一般的忍耐力。为了和平的利益，他忍受了所有被欺骗、被糊弄、被辱骂、被清除的待遇。非常值得称赞的是，他坚持下来了，在整个过程中，他诚实正直的声誉发挥了无价的作用。我要说的是，在这场较量的每一个阶段——有很多阶段——都必须抓紧目标不放。P160-161

我希望这本书与传统的政治传记有所不同，因为我发现此类传记大多容易被人遗忘。所以，现在呈现在你眼前的，不是一本记录我曾经遇到过谁、做过什么事的流水账。有些事件、时间和政治人物没有被提及，并非因为他们不重要，而是因为，我的目标是从一个领袖而非历史学家的角度来写它。我为相十年，相关的历史记录已经够多——无疑还会继续增加，能写这段历史的人也不少。然而，只有一个人，可以记下身处那段历史核心的人究竟有何感受。那个人，就是我。

所以，这是一本个人记录；它描述某一历史时期里，我在政治上——也许还包括某些个性上——的发展和演变历程。我以一种领袖风格起程，以另一种领袖风格结束。这就是我称之为旅程的原因。至于我经历过的重大事件，我当然会描写，不过，我是从一个身在其中的决策者的眼光去写的。这并不是客观的写法；我也不想假装客观，但我希望写得公正。

还有，我是以主题来组织章节的，并没有严格遵循时间顺序。没错，我的主题基本上都是从1997年开始，到2007年结束；不过，在这个框架里，我谈论不同的主题，例如掌权之路、北爱尔兰、黛安娜王妃、“9·11”事件、伊拉克、公共服务改革、奥运会、2005年7月。如果愿意，你完全可以选择某个主题单独阅读，不过，章节之间当然会有大量的互相参照。有些事情，例如我和戈登·布朗之间的关系、我和美国总统们的关系，贯穿始终。

我曾经看过一些自传或传记开篇热情洋溢，结尾却随着出版期限的临近而不顾一切地草草收场，所以，我在本书中采用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写作方法，把章节次序打乱，先完成最难写的部分，把容易的留到最后。我希望从头至尾保持相同的进度和精力。我写了三年。

然而，最重要的是，这本书并不仅仅是回忆过去。它写的是过去的事件，所以很自然的，它会审视那些事件当时的原貌。不过，我其实并不是个喜爱追忆过往的人。我喜欢往前看。我的人生还有很多想做的事、很多目标。我一如既往地勤奋工作。我依然在学习。

所以，《旅程》除了利用过去来阐明今天仍然存在的议题之外，还常常放眼未来。我不但回顾执政时所见的世界，还试图描绘它现在及未来的样子，尤其是在涉及“9·11”事件之后的外交事务，以及伊拉克问题和阿富汗冲突方面，还有现任政府所致力的医疗、教育、福利、法律和秩序方面。最后一章特别针对2007至2010年而写，其中就金融危机和不断出现的安全挑战提出的大部分观点跟传统智慧相左，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参与现今人们对当前议题的争论。

最后，此书还有一点信（长信！）的味道，收信人是我热爱的这个国家。我连续赢得三次大选。在我之前，工党从未连赢两届。之前，工党最长连续执政六年。而这一次，持续了十三年。若不是放弃了新工党理念——正如我在最后一章所写——它本来可以继续赢下去的。

那些胜利的降临，是因为有一群人对英国持有跟我一样的看法。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优秀的英国人民勇敢、坚定、敢作敢为。可是，在尊重过去的同时，对于我们今天以及未来在世界上的地位，我们还需要一张蓝图、一个概念、一种感觉。正因为如此，我从过去到现在，都首先是个改革者，而不是传统的左派或右派政治家。我想改革工党，使它能够——并非断断续续地，而是连续不断地——在保守党统治之外，提供一个进步选项。我想改革英国，使它保留20世纪初身披世界最强大帝国斗篷的骄傲，同时，面对21世纪的到来，不会由于那件斗篷不再合身而自觉失落和衰退。我希望，我们能够为自己的国家而骄傲，因为，今天这块土地已经成为一个包容众多文化和信仰、对抗所有偏见、更关注美德而不是阶级、轻松应对开放的社会和全球化经济的新天地。我希望，我们能够实现新一轮的国内和国际目标。我们将改革公共服务和福利制度，使它们适应2005年而不是1945年的世界。我们将利用欧盟成员的身份以及跟美国的联盟，去影响世界的决定，尽管我们对新兴国家的影响力有所下降。我们将在其他大陆，例如非洲，扮演一个发展伙伴的新角色。我们将打造新的政纲，使得成功的企业和精英能够与一个机会平等、充满温情的社会和谐共存。

本书从一开始就在尝试呈现这样的一幅画面——我在一些地方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在另一些地方失败了，因此，它所描绘的是一件半成品。它从我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尽管来自左派和右派的强大势力都不赞成这样的蓝图，而且竭力去限制它，我却依然相信它是英国未来的唯一希望。

虽然我的政见有意地超越传统的左派或者右派，却不该据此认为我——过去或现在——轻视政党政治。尤其是，正如我过去常常说的，我对工党，对工党的成员、支持者和活动家们，欠着大笔人情。我把他们折腾得够戗！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凭借出众的高尚品质和忠诚熬了过来。确实，我的想法有时候会十分保守，尤其是在经济和安全方面；不过，我的心永远都敲打着改革的鼓点，我的灵魂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叛逆之魂。

“西方国家”这个词是一个有些老式的旧词，是在这个世界依照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划分的时候出现的，但它是“我们”这类国家的简单代名词：开放，民主，推行市场经济，在军事上充满自信(当然是自从柏林墙倒塌以来)，以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为首。在1989年以后的差不多二十年里，西方国家设定规矩，其他国家只有回应的份。有些人支持我们，有些人反对我们，但全球发展的方向——历史似乎就在朝着这个目标挺进——看来是由我们选定的。

诚然，大厦上开始出现了某些裂缝。甚至附属建筑物上也偶尔被打出了一些窟窿。新兴力量正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忙着建筑一些不同的东西。但我们的模式本身仍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吸引了大部分的注意力。这就是2007年6月我离职时的世界图景。

从那时起的三年来见证了一场针对这种貌似无法攻破的秩序的革命。2008年的经济危机撕碎了我们对于市场经济合理性的信心。阿富汗的战争陷入了僵局。奥巴马总统就职时也同我们在1997年一样，面临着一次期待的狂潮；跟任何总统或者首相都没有两样，他必须面对政治中的种种艰难选择。中国的崛起已经是实实在在的事，人们看得到、感觉得到它的脉动；这已经是一．个事实，而不再是有趣的智力猜测。权力正在东移。其他国家，例如巴西和土耳其，变得坚定而自信，它们不再恳求人们准许它们发挥作用，而是直截了当地发挥作用。欧盟遇到了麻烦，并且这一次，“危机”二字并非夸大其词，而是如实说明。西方仍旧是民主国家，但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对我们选出来的人缺乏尊重。

我们认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但它现在却蒙上了一层阴霾。我们信心低落，我们的自信动摇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几乎数不清的方面感到虚弱。曾经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中的未来似乎已经挣脱我们的双手，寻找新主人去了。看看我们大部分的媒体，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些：心神不宁、衰退、无力、没有回应的挑战、没有实现的诺言。

我个人从来没有觉得比现在更有挫败感，或者说更想追逐领导权。我对新生活的享受远胜于过去，并在其中找到了宏伟的目标。我在为自己的世界观而奋斗，但是与过去任职时相比，方式完全不同。我已经尝试着对世界进行更广泛、更深刻的理解。中国已经不再是这样的神秘所在，尽管这只不过是一种相对的情感。中东的迷人与恐怖都是无穷无尽的。我从一种更宽阔的、与之前不同的商业视角出发来审视经济。在我的两个主要的慈善事业领域——非洲和信仰，我找到了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完全满足感。

现在我完全投入了生活；但我发现往日的世界处于一种绝望的境地，为此我感到了冲击与极度震惊。或许，正是因为我现在已经不在政治的旋涡之中了，所以才能做到旁观者清。(我看到的可能是假象。)或许是因为某些颠覆性事件的方向恰恰是我在职的时候描绘过的：自由经济政策、在福利与公共服务方面的市场改革，以及对国外事务的参与和干预。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本来要写成后记的这一章，现在看上去更像一套信条。

总结一下：我非常不同意中央集权论者的重要观点，即所谓凯恩斯主义者对于经济危机的反应；我相信我们应该向国外投入的是力量和决心，而不是脆弱和优柔寡断；我认为现在是对政府进行更多而不是更少改革的时刻；如果我们充满自信而不是心怀恐惧地迎接重担，我确信我们有着巨大的机会与世界上的新兴国家和大国——特别是中国——携手共进。简言之，我们已经变得过分愧疚、过分虚弱、过分拘谨，满怀着过分的疑虑，过分缺乏使命感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价值观、那些让我们感觉崇高的事情，并不是我们作为国家存在的简单证明，而是人类进步的先驱。它们并不是曾经辉煌的政治的废墟；它们是乐观的人类历史思维方式的活着的灵魂。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只不过是要弄明白，我们必须把它们应用于正在改变的形势中，而不是作为无用的东西轻易地放弃。

2008年经济危机影响深远的巨大冲击还没有结束。它或许会作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意义最重大的经济事件被载入史册。当时发生的事件广为人知，不需要在此赘述；但对这些事件的解释是，而且应该是，一个极大的辩论课题。

如同当今所有这类令人吃惊的事件一样，某种常规的智慧解释——它对挑战极有抵抗力——几乎立刻就出现了。这一解释大致如下：“市场”出现了灾难性的失败，为了抵御通货紧缩，“政府”的救市和凯恩斯式的通货再膨胀成为必需。在2008年后期，通过政府的支持银行得以稳定；监管体系开始彻底革新，使失常的金融业重归正轨；赤字支出成了经济政策。

国家突如其来地在政治上又变成了主角。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以市场为主导的改革似乎错了。经济增长据说只是建立在负债基础上的假象。最重要的是，政府的权力日益膨胀。当“市场”最后被剥光了衣服示众的时候，你几乎可以在很大一部分政治与学术观点上触摸到幸灾乐祸的想法。

这使得革新派特别是左派革新派政治家断言，政治就要向着更多干预和中央集权的方向转变。这似乎与美国情绪的变化是一致的(尽管在关键的经济职位上，奥巴马任命的都是中间派)。这标志着开始于三十多年前的撒切尔／里根经济与政治哲学的那个时代终结了。

理顺所有这些，并将之归纳成章是极为困难的工作；而由于这是根深蒂固的常规的智慧解释，因此对其中任何部分提出质疑都会引起相当强烈的批评，这一事实更大大增加了其难度。但我们确实紧迫地需要把它弄清楚，这样我们才能得到一个更好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

首先，“市场”并没有失败，只是一个领域内的一部分失败了。在对潜在风险或者价值未加真正评估的情况下，次贷债务证券化、连接、分割和出售的方法是错误的、不负责任的、极具破坏性的。有些奖励、对炒卖证券的巨额付出、奖金，这些并不仅仅是表面上骇人听闻；其本身就毫无道理，并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助长形成了一种无论长期价值如何都可以“进行交易”的倾向，这在某种意义上显著地促成了经济危机的形成。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正确的，应该遵照执行。但是，不能以此定义或代表整个银行部门，更不用说整个金融部门乃至“市场”了。

第二，政府也失败了。监控失败了。政治家们失败了。货币政策失败了。债务变得实在太廉价了。但那并不是银行的阴谋；这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低通货膨胀两者明显的良性结合的结果。危机的责任应该由几方分担，不应完全归罪于市场，也不应完全归罪于银行。

第三，这是一种理解上的失败。我们没有发现它。你可以争辩说我们本来应该发现的，但我们没有。此外——这对于我们现在的监管要走到哪一步是很关键的——这并不是说，即使发现危机来临，我们也没有力量阻止它；这不是一种在我们缺乏干预力量的意义上来说的监管失败。如果监管人员对领袖们说，一次庞大的危机即将爆发，我们不会说：对这种事我们无能为力，除非制定出更多的规定。我们会采取行动的。但他们没有这样说。

第四，金融革新本质上并不是坏事。实际上，金融革新常常是好事：它可以增加资产流动性，提高经济活力。危险来自那种我们不明了其后果，因此无法跟踪其影响的革新。

第五，危机发生时——而且我设想，这可能适应于今天发生的任何一次重大经济危机——它的后果便通过现代全球经济的高度相关和相互依赖的性质而得到了过去时代无法比拟的放大。它本身具有冲击力；然后这一冲击又通过那种被称为“信心”的——难以理解的但却是极为强有力的——力量得到倍增。

我并不是说信心是某种与事实毫不相干的空洞情感。信心的基础要素自然是由数据运算决定的。但信心的波动部分源于处理运算时的心理状态，而这对政治有着关键的依赖。这一方程式是以运算、人的心理和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为中心的。因此如果运算结果不肯定，政治就不清晰，人的心理就陷入了麻烦，信心便因此飘忽不定。

当我说我们必须与常规的智慧脱钩，我的意思是：国家在危机开始时的干预是绝对正确的——如果不这么做，那在观念认识上就是盲目的，在实际操作上就是愚蠢的；问题——或者我更愿意说是失误——在于作出了一个一揽子计划：赤字开支、高度监控、把银行定性为造成危机的渎职者、以抛弃政府改造的机会来换取政府复兴的机会。

相当有趣的是(或许也足以预见到)，公众比许多政治家和评论家更懂得这一点，这就是那次大幅度向左派倾斜未曾成为事实的原因。公众清楚地认识到，国家被迫干预以稳定市场，与政府重新成为总体经济的主要参与者，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别。政府的角色是稳定局势，然后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快撤出。复苏最后不是由政府引导，而是由产业、商业与人民的创造力、聪明才智和进取心来引导。如果你为了应对危机而采取的措施削弱了对他们的激励，限制了他们的创业精神，让他们对自己的工作环境感到茫然，复苏也就变得不确定。

金融领域也同样如此，不管这话听起来多么像异端邪说。当然应该对监控体系进行大规模修整，但最重要的是应该有全国与全球的监督系统，它们可以让我们理解这一新的金融世界并对其进行跟踪，这样我们就能够在产生系统失败的风险时进行必要的干预。我们不应该进行的是试图全面预测每一次潜在的危机，并提前制定死板的规则防止其出现。这种方法有可能摧毁我们的金融系统，使之失去革新精神；试图令其回归往日世界，那既不合情理，在经济上也没有成效。

一种结果是，当银行做的工作减少时，政府就必须多做一些。我们现阶段从不负责任的借款发展到了另一个极端，结果就连优秀的企业和客户也无法贷款。不应该也不需要用厌恶风险来代替对风险的无动于衷。例如，信用违约互换和衍生工具本身并不是坏东西。相反，加以适当的利用与理解，它们是极为有用的。因此，应该了解它们，在必要的时候监督和管制它们，但不要把它们视为贪婪的结果。依照它们本身的规律来对待它们：它们是应该被小心使用的新型金融工具。

我更愿意看到的是，谨慎地使用管制手段，不要在纠正金融领域的错误时因为它是造成错误的始作俑者而不给它说话的机会；当试图在监督和管制之间、全球和国家行动之间达到正确的平衡时，要把它当作伙伴对待，并在允许革新的过程中减少风险。

至于国家本身和政府的角色，我们也应该将之视为改革的合适对象，作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不只是作为答案的一部分。一方面，对于经济的忧虑已经从银行业务活动转移到了主权债务上，这一事实应该说明了，在已经发生的事情上忽视政府和国家的责任是何等愚蠢。

欧元区的危机并没有造成主权债务；它只不过暴露了这一问题。

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发达国家世界一直有意向——但实在过分犹豫——改革他们的福利、公共服务和政府组织。几十年来，人口老龄化、出生率下降、更高的期望值和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一直是、而且越来越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这次的经济危机本应该成为(确实还可以是)我们的一个契机，让我们不再懒惰地寄希望于用更多的国家支出作为刺激金融的唯一方法，而是抓住机会加速与深化改革。在医疗保健这类服务事业中实现物有所值；在教育这一类领域中引进竞争机制；从根本上改变福利系统，使其真正成为那些需要它的人的安全网，并对那些能够并应该自立的人们提供初始帮助，随时随地询问、重新评估、改变帮助，绝不放弃社会团结，而是使其在一个改变的世界中成为有效率的工具——这才是我们作为革新派应该倡导、作为国家所应该采取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