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复兴走自己的道路，在历史的循环往复中确立下一个重要的里程标志。大国正在崛起……

《历史大变局下的中国战略定位》认为中国的新定位要界定与主要国家和集团的关系和外部环境的变量，并且在修正思维定式和超越时事纷扰的基础上，从继往开来的角度看待和解读中外历史演变中的阶段性问题。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硕士周力农编著。

美国和日本的政局发生重大的变动，出现了以“改变”为政纲的黑人总统奥巴马，而鸠山由纪夫的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改变了战后逾五十年之久的日本政治定制，两者都是时代性的显著变化，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巨大变化才真正是历史性的，前所未有的，不仅复兴事业标志千年历史的延续和再生，而且现代化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连美国霸权的兴起过程都无法与之相比。而更特别之处是中国非西方、非基督教和非武力的特殊发展性质，是通过正常的经济竞争和自我更新进入世界的前列。这本《历史大变局下的中国战略定位》认为当前的问题不是讨论能够在多少年之内使经济总量赶上美国，而是确立复兴的思维和信心，认清至今出现的历史性机会和重大责任，避免“洋务运动”的结局，继续在竞争中挑战现有格局和走向成功，而且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和利益要求达到目的。中国的新定位要界定与主要国家和集团的关系和外部环境的变量，并且在修正思维定式和超越时事纷扰的基础上，从继往开来的角度看待和解读中外历史演变中的阶段性问题。

《历史大变局下的中国战略定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硕士周力农编著。

前言

第一章 美利坚的执着

 中美对峙的轨迹

 应对政治围堵

 “中美国”的互动和交锋

 企望“崩溃”

第二章 老欧洲的苍凉

 受挫的雄心

 欧美依附关系的诡异

 欧盟核心与“新欧洲”的分离

 立足未定的欧元

 欧盟中国的政治争锋

 经贸关系难解之结

 老欧洲的前景

第三章 两百年之大变局

 变化无限之道

 由“三千年一大变局”到“两百年之大变局”

 中西之势的世纪逆转

 摆脱经济金融领域的窘境

 西部和“新边疆”

第四章 思想解困

 公平竞争心态

 跳出思维和认识误区

第五章 卧榻之侧的隐忧

 日本

 印度

 越南

 俄国

 澳洲

第六章 战略和军力

 判断决策

 海陆权争

 海军建设

 军队战力

结语

中美建交基于特定的地缘政治因素，但两国之问的经贸往来成为关系正常化之后的主题，演变成今日双方的经济利益互相纠结，也成就了中国由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被美国视为威胁其独大地位的一个重要理据。美国在持续享受中国的市场机会和廉价出口产品的福利之际，开始不断在贸易方面对中国施加限制和约束。中美双方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上很少有互相通融的余地，基本上各行其是，出现直接军事冲突和大战的概率也比较低，因此经贸方面既是双边关系至今保持相对稳定的基石，也是频繁摩擦的根源，既互惠又对立，既冲突又可以协商甚至妥协。以往基本上是由中方去熟悉和接受美方提供的框架和规则，今后也有中国争取修改和制定游戏规则的可能。

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比较灵活，与国际接轨的欲望强烈，一向强调“出口创汇”和“出口导向”的方针，从最初的外汇饥渴到如今作为世界工厂向全球供应产品，两头在外和订单生产，都是以增加出口为首要目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的贸易依存度一直居高不下，而出口目的地则是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市场。“中国制造”的泛滥既为中国带来美元、就业和税收在内的收入，也滋长为中美贸易纠纷的主要症结。目前中国的强大实力大半来源于此，外部压力的增大也由此而来。

出口大涨发生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前期“出口导向”方针下的艰苦努力在二十一世纪初获得回报。美国当时同意并且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也有失算之处。美国此前的表现主要是推托，致使中国未能及时加入《关税贸易总协定》，其后的入世申请和谈判拖沓不已。美国一度以这个国际组织作为限制中国势力的主要地方，中国既然不具备加入资格，就仍然被作为另类排斥在外，难以成为被认可的大国。中国和俄国都被划在这一圈子之外，享受不到互惠贸易的好处，被迫承受高关税。特别是在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之后，美国人的对立意识更加强烈，允许中国加入这一国际组织是同他们普遍的感受和心态相悖的。但在另一方面，美国的跨国公司又渴望进入中国尚未充分开发的市场，得以在稳固的基础上和稳定的商业环境中进行贸易和投资。在由他们引导和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中，扩大海外市场是最基本的要求，以前被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锁住的潜在人口和市场在冷战结束后得到开放，他们所面对的世界市场规模突然增加了一倍有余，包括中国，必须尽快占领和争夺新的市场份额，抓住天赐良机，把自己的产品和品牌推销给更多的海外消费者。跨国公司在全球化之下向外扩张的动力是如此巨大，甚至可以超越本国狭隘意识形态的局限和阻力。

因此，美国以前给予中国的年度最惠国待遇仍然要延续下去，作为双方贸易的基础。在政治挂帅的冷战后初期，美国企图以贸易条件为武器制裁和遏制中国，给予最惠国待遇要经过年审，由充满敌意的国会加以通过，不确定性和突发偶然性很强，任何一年都可能因为个别原因而无法通过。海外民运组织就是坚决的反对者，希望美国政府放弃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从而在经济上把中国压垮，政府垮台，有助于他们重返大陆掌权。某一年中的形势特别恶劣，不少所谓的专家都认为此待遇无可避免地要被取消了，结果克林顿总统仍然予以通过，并宣布他以前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的做法无效。这主要是因为主张促进开放和贸易的国内势力也在提出加强贸易和进入中国市场的强烈要求，美国政府无法置之不理。这种每年一次的游戏折腾令美国工商界十分烦恼，让他们难以进行长期商业规划和海外投资准备，触底反弹的结果，形势逆转，造成以后不再进行年审的主流意见。而稳定持续的最惠国待遇又是一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前提条件，迫使美国政府必须考虑给予中国正常的贸易待遇这一非常实际、与道德或宗教无关的问题。为了避开敏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纠缠，克林顿总统推动国会通过了“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法令，实际上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得以合法地固定下来，不受某些临时因素和政党意识的干扰。

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有很大的诱惑力，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许多内部条例法规修改都是以向世贸组织规定靠拢为标准而推出的，在最后阶段与美国谈判时又由高层作出政治性决定，为达到签订协议的目的作出了让步。美国此前因为犹豫已经放弃了一次达成协议的机会，现在也抓住时机最后结束中美入世谈判，为中国正式成为成员扫清了障碍。在加入了联合国之后，中国于二十一世纪初又加入一个主要国际组织，可以说从那时起就不再被排除在西方为主的国际社会之外了。一个长远性的结果就是美国不能再轻易对中国采取针对非成员的歧视性措施，两国关系之间增加了一个稳定器，除非发生正面战争，双方的贸易往来仍会继续进行，中国享受正常贸易待遇的权利从理论上讲可以避免轻易受到侵犯甚至被剥夺。这与入世前美国每年审查最惠国待遇的危急局面是完全不同的。

美国谈判团队在签署协议后表现得非常高兴，完成了他们的指定任务，从事后公布的清单中可以看出，美国方面提出的要求涉及众多领域，细致而微，得到中国的承诺后可以进入许多行业，包括尚未开放的行业，所以美国政府当时认为已经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不然不会决定签署。他们后来发现，不是当时在谈判中施压不够或利益榨取不足，而是未能准确预测中国的发展速度，大为低估，以致感到有些后悔以往要价过低。这不是美国谈判代表们的过错，没有人可以预期中国在入世之后的疯狂发展和强大出口能力，以及美国在双边贸易中迅速积累的巨额逆差，不少美国人此前还在跟随“中国崩溃论”的旋律起舞，设想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外资冲击下出现萎缩，因此当时签署的文件确实反映了美国官方的预期，有效地达到了美国的既定目的。

对于这个后来意识到的错估问题，美国人采用了三个应对方法。他们首先试图在世贸组织之外解决，返回到双边关系的范畴，依靠自身实力对入世谈判中忽略的部分与中国进行再谈判，分开谈不行，还要集中归拢来谈，具体做法就是设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构架，自二○○六年起，半年一次，以便及时提出美国关心的议题和临时要求，以得到中方的积极回应和解决问题。回顾历次中美对话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是由美国人提出各项要求，由中方被动地以不同方式给以满足，或者会后派出大型采购团到美国签单，以额外增加美方的实际收入。对话中前后提出的议题包括向美国企业更多更广地开放国内行业，特别是美国企业占优势的金融和服务业，扩大进口美国产品，用人民币升值抵消美国贸易逆差，更多地购买美国国债，等等。直到第四次对话，美国已然身陷次贷危机，才由中方主动一次，提出金融监管、美元贬值、市场经济地位等自己关心的议题，略微扭转以往的被动局面。第五次对话举行时，小布什政权苟延残喘，奥巴马已经击败年迈的麦凯恩当选下一届总统，对话变得毫无意义，财长保尔森也意兴阑珊，即将离开白宫，就业前景未明。各国包括中国都在等待新的奥巴马政权出台新的政策，之后的会谈被改为奥巴马总统主持下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些双边关系中的角力，虽然不会影响世贸组织之下得到保证的最惠国待遇，但是给美国人提供了一个更加合适的场合，来推动自己的议程和通过单方面施压获得更多的收益，而在双边会谈中也确实比多边会谈更加容易从中方代表处获得让步。

美国的第二个应对之策是充分利用当年在中美入世协议里边加上的一个特别条款，确认中国在十五年内不得享受“市场经济地位”。在这一设定前提之下，美国可以很方便地对中国实行区别对待，不同于其他世贸组织成员，按照自己的需要施加贸易压力，有足够的借口发起反倾销、反补贴指控和活动。这在中国出口大涨、美国贸易逆差剧增时非常有效，而且容易获得国内国际的认可，即使那些提倡自由贸易的美国人士，对此也难以反驳。中国当时估计美国不会频繁引用此项条款，未充分意识到美国依据这一条款采取限制行动的意愿如此之强，成为双方贸易纠纷一个主要来源。中国无法诉诸世贸组织将此条款取消或驳回，只有在随后的时间内极力设法获得其他国家认可中国的实际市场经济地位，结果等于又在进行新一轮的入世谈判，投入与单个国家的谈判并提供优惠条件，以获得那个国际组织的完整成员身份。但是直至今日，中国无法得到主要经济体和贸易伙伴的认可，如美国、欧盟和日本，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西方国家之一是澳大利亚，承认的原因也不外乎中国是它的最大客户和双方正在进行自由贸易谈判，不承认那个经济地位身份双方就无法进行任何有意义的会谈了。P31-35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环境总体上发生了预想不到的变化，世纪之交的兴奋和迷茫已经远去，中国从致力于奋斗和学习的历程已经演进到一个为自己清晰定位的关键时刻。二。一。年给人们的基本印象，就是一个泡沫爆破和神秘消失的年代，用英语来形容就是揭秘或打破神话(debunking)的一年，西方世界在实力意外增强的中国面前，开始失去了以往反复开导和教训的底气。这一局面来之十分不易，可以说是持续埋头苦干和忍辱负重的结果，在开放和外交方面遭受曲折甚多，从长远观点来看，类似于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洋务运动”，同样面对即使努力也可能无法渡过难关、最终难能成功的严重问题。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主推动力和组织结构，从而使结果大为不同。历史和现实值得比较和回顾，但更重要的是预测下一阶段的走向和未来定位。

中国三十余年的转型至今，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复兴，正在面临作出必要抉择的重要关口。复兴这一问题包含着特殊意义，在各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普遍性中带有独特的中华文明属性。西方人普遍持有的观点是西方文明的存在和主导已经足够，中国只需要按照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路径走下去并且严格模仿即可。这种单一性的观点曾经非常时髦和具有说服力，以前有过“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一说法，之后相当自然地就换成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或后天的比喻。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即使在允许多元化的西方国家内也难免受到质疑，西方的发展特点并不一定能够取代其他地方发展的必然途径。跳出以上单线性发展的理念，才可以谈到复兴的问题，即中国自己的发展路径，在历史的循环往复中确立下一个重要的里程标志，并参照西方和美国等外在因素和经验。这一非西方路径的思考，在二十一世纪初才成为可能，因为在短短十年的时间之内，发生了足以改变人们惯性思维的事件，西方和美国的巨大内部漏洞充分暴露，让人吃惊和质疑，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已成型稳定和无可置疑。以往马克思等人的“非主流”学说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现象是几代中国人都没有经历过的，而且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没有关于上一次西方经济大萧条的具体感受，但是此次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却意外奉献上亲身的切实体验。中国人有幸亲眼目睹美欧各国的窘相败象，同时继续自己的经济活动和扩张，开始具备了探讨体系共存互行格局的实力。中国正在摆脱超级大国和西方强国的束缚和遏制，思想上的束缚依然存在，但确凿无疑的现实最有说服力，足以支持最新萌发的自信心，为文明的复兴提供充分的依据，不再局限于模仿和赶超，与此相对应，西方对中国的上升势头也有必要调整心态和对策。

国际秩序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易经》时代就出现的变化恒久的规律，在二十一世纪再次得到证明。西方文明以“恶”为主的本质，几个世纪以来早已明确显露，但是他们的社会和文明在演进中仍然释放出相当的活力，也被迫作出痛苦的修正，而且二十世纪内的西方国家确实表现得比十九世纪更加文明，体制逐步健全，拾遗补阙，又为以前的赤裸利益追求披上更多更厚的伪装，甚至出现“历史的终结”一说，以图为西方兴起数个世纪至今的惶惑和困扰作出一个完全正面的结论。幸好二十一世纪初的众多事件再次为西方文明的真实本色作出明确的注脚，人性的本质并没有超出西方人最初走出野蛮时代的状态，现实的经济利益决定人性的善恶，任何利益受损、地位受压时都显露其最基本最真实的本质，即贪婪自私的“恶”。中国人在面对来自美欧的利益侵犯时，对这一点的感受估计是最深的，大大抵消了长久以来形成的那种虚幻的好感。更为重要的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仍然高于中国现有的发展水平之时，他们的兴盛繁荣景象似乎也同时迈入尾声，过去欧洲小国轮番坐庄世界顶峰，你争我夺，其辉煌在《大国崛起》一片中被详述无遗，如今安居强国前列的又有几位？再推远史，被近现代西方人硬派为文明起源的希腊罗马文明，两国早已陷入平庸，甚至成为美欧核心国家的累赘。二十一世纪不会是西方文明的尽头，但却很有可能是众多西方国家重新折返到他们在十五世纪之前在世界上的蜗居地位，即使有欧盟的关照和捆绑也少有大放异彩的可能。整个西方文明辉煌自负数个世纪，实际上真正领先和傲视中国的只有两个世纪，即十九和二十世纪，其间充分显示了一个新兴文明拥有的活力和推动力，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基本上没有太大可能出现显著的制度变革，或再造新鲜感和吸引众多陷于迷幻的追随者，反而更多地处于抱残守缺、得过且过的境地。西方文明对人类的贡献已经达到顶峰，接近枯竭，剩下的只是花样翻新和舆论操控，日益显示出其消极的一面，即比任何其他文明都追求绝对的物质利益和在宗教名义下的强烈排他性。作为西方代表的美国所大力推行的战争，更是粗暴无情地打破了人们以往对西方“文明”准则的无条件折服。

本世纪第二个年代之际，世界依然不宁静，是为多事之年代。中国眼前的烦恼不断，隐含危机，威胁多来自“文明”和“负责任”的美国，前途似乎仍然不明。特别是赖以抵抗入侵的真实军力以及经济金融实力，几十年都未曾试过，一直避免表明态度和切实进入对抗，害怕重蹈“洋务运动”失败的覆辙，功亏一篑。因此保守为上，顾及庞大基业，受眼前的麻烦和纷扰所困，结果丧失主动，连带失去在捍卫国家主权利益上的话语权。如果中国寻求顺利、平淡的过渡，只需和其他处于转型期的中小国家一样，作出部分改变和全面投入西方世界即可。而中国的历史转折重任绝不限于此，必须有更高的目标，或者说与中国地位和历史相称的变革和成就，走出自己的路和建造自己的模式。遥观历史，势为必然，中国的命运中既有十九世纪遭受的冲击和分割，也有二十世纪中的战争和贫困，但是仍然不断地再度起步，重新组织和利用自己庞大的资源和人力，抓住一切机会和外部条件，充分利用西方的现有成果，而脱离政治上的羁绊，以成就前所未有的事业。今日中国具有的条件已然大为不同，人们以往的思维定式必然改变，以适应新的格局和走向，即使只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达到西方一般国家的标准，其综合力量也足以成为在全球化之下拥有决定权的国家。重要的不是成为美国那样的绝对一霸，而是完成最根本的转化，将此大国古国建成真正的现代化大国。霸权不须必有，但霸气和不被侵犯的实力却是必须有的。

美国和日本的政局发生重大的变动，出现了以“改变”为政纲的黑人总统奥巴马，而鸠山由纪夫的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改变了战后逾五十年之久的日本政治定制，两者都是时代性的显著变化，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巨大变化才真正是历史性的，前所未有的，不仅复兴事业标志千年历史的延续和再生，而且现代化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连美国霸权的兴起过程都无法与之相比。而更特别之处是中国非西方、非基督教和非武力的特殊发展性质，是通过正常的经济竞争和自我更新进入世界的前列。当前的问题不是讨论能够在多少年之内使经济总量赶上美国，而是确立复兴的思维和信心，认清至今出现的历史性机会和重大责任，避免“洋务运动”的结局，继续在竞争中挑战现有格局和走向成功，而且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和利益要求达到目的。中国的新定位要界定与主要国家和集团的关系和外部环境的变量，并且在修正思维定式和超越时事纷扰的基础上，从继往开来的角度看待和解读中外历史演变中的阶段性问题。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局势已经出现与之前两个世纪大为不同的态势，但人们的思维惯性和迷思是难以摆脱的，影响至深，而中国发展复兴的曲折历程当中也随时受到强大的美国因素的左右。传统大国关系之外的制度之争更加躲避不得，成为中国的宿命，新世纪里大国关系重新定位的关键之一。

尽管新时代里“两百年之大变局”日益显露征象，但思想解-困和迷信消除依然万分艰难，之前“三千年一大变局”的巨大阴影罩住心灵，特别是在“美国世纪”的威风之下，归顺之念强过质疑精神。中国自十九世纪中就养成了仰视西方列强和文化的习惯，铭刻心际百年，当年中国人普遍迷信大英帝国的神威，模仿照搬唯恐后人，是曾国藩“我中国人亦能为之”的豪言所不能阻挡的。这种早期对西方的膜拜仰视，终于在二十世纪被打破了，英国传统大国的强势已去，在战争和竞争的重压下，转入衰落轨道，降为一个对世界局势影响力有限的普通先进国家。更重要的是，中国出现了共产党这样极有聚集力的政治组织，一反朝代末期的涣散衰败，焕发国民精神，构成社会合力。在这两个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中国人总算恢复了信心，结束了之前对西方的许多迷信心态，起码那种曾经无所不在的仰视开始消散了。

这一精神解放的小高潮，起始了中国由西向东的本位回归，树立自信，保持自立，却又遇到美国这一西方世界的另类，外来沉重压力带来本民族基本信心的动摇。西欧列强至少是按照大国兴衰的逻辑行事的，来源于欧洲纷争的传统，如果某强失败，为更强者取代，就由对外征伐转为注重自己的发展，综合左右翼势力而达成妥协，二战之后这一内政优先、社会福利化的趋势在欧洲表现得格外明显。而美国这一新型世界霸主，起始就自视神圣，并非一般霸道大国，也非仅仅西方列强之一而已，而是天造地设的理想仁慈社会典范。这一点十分能迷惑众人，加上美国治下“全球化”的蛊惑，使人误以为全球就是自己的，实际情况则是全球的都是美国的，不过是它实现其特定神圣使命的组成部分。美国人在战后开始拥有超凡实力之时，滋生出一些如泰山登顶般的臆想，随着垄断世界事务的时间加长，变得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令那些与其对立的势力都不免怀疑自己能否成功。按照美国人的逻辑和信念，如果美国遭受失败，这个世界就理应灭亡，到此为止，无缘继续存在下去。美国政治人物最信以为真的一句话，就是它的对手都是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唯有美国才是正确无疑，长盛不衰。虽然美国治下的和平历时至今尚未长于大英帝国的全盛时期，但由于它看来不会在短期内被其他政治实体超越，屈居老二甚至老三，美国人由此具备充分的理由自认非凡和神圣，将来自外部的挑战一概视为违反“历史终结”定律和逆反人性的行为，在后冷战的年代中自信心更加膨胀无比。

自认无可取代的美国，开始对中国近期的跃起感到十分不爽，中国既在全面整体实力上逼近身为西方代表的美国，又几乎与西方熟悉的历代强国性质完全不同，由此危及美国曾经拥有的全面自信，必然被其视为潜在的威胁和最有可能的打击目标。而中国在发展和复兴初期，仍然将美国作为学习的对象和导师，双方各项硬性指标对比中的距离太大，难以超越，令以往潜伏的那种强烈落后心态再度浮出水面，回到类似此前对英国的那种仰视位置。在二十一世纪初，即使美国无论左右政治派别都锁定中国为特定对手和假想敌，中国的取态却依然含糊，除了韬晦的策略之外，仰视美国的倾向继续左右大脑，形成思维定式，唯美为是，照搬学舌成为习惯，丧失起码的质疑和挑战的信念。美国西方历来建起的高耸神殿，如今已经貌似希腊废墟，但中国似乎依然习就念了几十年来的旧经，将正在受到质疑的那些准则继续当作先进代表的特征，自限于抄袭，自陷于二十世纪的故典当中，解放思想举步维艰。  令许多中国人情愿顺服的美国全球霸权，根基在于经济、文化和军事三个方面，尽管近期呈现失落的态势，被逐渐赶上，但某些固有优势和迷惑人之处尚在。以美元为基础的美国经济，无人可比，这一延续一个世纪的无敌优势，确实是“美国例外论”的根基，别国无论如何增长也无望。美国并以此推广全球化，进一步把美国经济扎根在全球经济之上，仰仗世界市场为美国公司打开出路和增加利润，包括从中国的加工贸易中获得最大利润。中国依靠耗费实物资源推高国内生产总值的方法，难以快速赶上美国依靠金融服务等近乎虚拟因素而来的总值，简便的方法之一就是人民币升值，成为支撑强国经济的基础。大幅领先而又操纵国际金融的美国，却没有预料到中国居然利用辛苦挣来的血汗钱，逐渐提高了工业生产能力和外贸能力，至少在规模上超过了数个老牌欧洲经济强国，在排位上接近了美国，令美国感到不安和不安全，惧怕今后在最后的大国里边只剩下自己属于欧美系。这一“美国世纪”的经济根基已经大为削弱，自有人类文明史以来最大的债务国、长期的双赤字、内生性金融危机、破产的世界顶尖公司，这些都令美国一度完美的形象开始破碎，美国已经破产，正在按照一般国家的方式匆忙草率地应对危机和严重社会症状，不再呈现那个自认神圣和例外的国家之态了。

在经济之外，美国还拥有文化上的霸权，用于左右国际局势和最大限度地降低利益损失。文化的主要表现就是话语权，美国依靠遍及全球的媒体和信息网络操控舆论导向，仍然有魔力左右很多人的思维和国家策略，通过发明一些名词解释，将对自己不利的事情转为有利，比如在对付非西方国家时，将自己的单方面定性变为全球使用的语言和准则，违反者就是违反国际社会的意愿，理应遭受隔离、制裁以致军事干预。这一点与美国自认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自信相对应，在很多场合下非常有效，例如侵略伊拉克之前的强大舆论攻势，而恰恰是在文化和话语权上，澳洲为美国效力的贡献率非常之高，从地球的南部一极替美国发声，参与构造所谓的国际舆论。在各种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方面，美国占据领先地位，经济学推销的迷惑力尤其强大，即便美国陷入金融危机难以自拔，那些所谓的经典和准则也受到质疑，却依然在中国被视为不变的经典，这就是文化霸权的魔力，构成思维惯性，包括对美国式全球化的迷信，难以轻易破除。但是这一格外强力的话语霸权并不能完全掩盖行动的无理非法，媒体将美国描绘为正确正义的化身，这一表象正在被其政府的愚蠢行为和典型双重标准所撕破，即使奥巴马毫无由来地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无法有效修补美国的低落国际形象。这一霸权弱化的倾向，迫使美国政府适当考虑其他相关者的意见和利益，表面上有变美国式全球化为真正国际合作形式的迹象，而在另一方面，美国内部的右翼在国际上受挫之后，更加趋向于追随保守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以怪异的实际行动更加有效地破坏美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和加剧美国话语权垄断遇到的抵抗。

美国霸权的最后支柱就是军事优势，最为直接有效，是解除美国困境、转危为安的最终解决手段。这一根基依然无人可比，其他大国对此依然无解，甚至因为这一方面处于劣势而被迫在经济或文化等方面对美国作出让步。外来竞争压力愈大，美国愈是更加倾向于采用军事手段和攻势，利用手中的军事优势获取额外利益，弥补在其他方面受到的损失。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美国即使在经济文化领域放弃部分领先地位，在军事领域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威胁，大力现代化之后的中国军队所能做的，也只是限制美军对中国的威胁，迫使其远离中国核心利益范围。以此独特优势为依靠，美国仍然有相当大的把握有效地干预世界事务，利用这一维护经济霸权和文化高压的工具，迫使其他国家服从，至少是不会起而挑战和反叛。

美国在自己制定的世界金融和贸易结构内尽力获取利益，占据全世界大部的财富、产品、资源和服务，引爆金融危机之后，又提出要扭转世界贸易不平衡，借此把中国圈了进去，把世界经济结构继续向符合自己要求的方向推进，在享受利益的同时转移风险和损失。真正需要得到扭转的倒是美国自己的角色，在财富和资源上对世界承担责任。美国应该回到十九二十世纪时的状况，利用自己的资源为国民提供相应的生活水准，而不是利用遍及全球的金融工具和军事力量，让本国人享受超出他们生产和服务付出的生活水准。这一角色的调整，与美国瞩意的扭转不平衡相反，要求美国人付出更多的代价，所以是美国人不愿意正面相对的问题，回避推脱之外，特意制造出一个舆论环境，试图将中国推到被攻击的地位，从而摆脱自己应付的责任和所陷困境。美国能够依靠这一独有的绝技转危为安，既有西方之外世界崇美的有利环境，也有西方世界一体的意识形态和话语形态的共同基础。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使用与他们相同的语言和语态，只会陷入其中而不知自拔，搞西方的一套若非依赖模仿，就是不合乎西方的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下争夺话语权，势必居于劣势，无论搞多少公民外交和文化往来，都无济于事，只有自己发明创新，有所建树，与美欧不同，才有新意。话语权争夺的背后，靠的是实力的持续增长，拥有压倒对方的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令其受困于竞争，自然在话语权上就缺乏自信和底气，难以照以往的习惯任意指责和俯视与他们不同的体系。

美国霸权的三个根基，目前削弱受损的程度不一，按照美国保守性和排他性的一贯本质推断，难免以尚属最强的方面，去维护扶持相对变弱的方面，从而再次走上大英帝国的老路，以武力证明美国的独一性和霸权永恒不坠的例外性。中国的复兴展望，最有希望在总体经济实力方面大为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在文化方面也有能力形成与美国的均势，即东方和西方之间体系的均势，在话语权上削弱美国的绝对垄断和主导地位，而最难达到的均势是在军事方面，必须增强国防力量至足以遏止美军于危及自己的距离之外，打消美国侵犯围堵中国的意图，使其即使在其他方面受挫的形势下，也会惮于以军事手段打击中国和破解困局。在二十一世纪，美国称霸的三大根基均面临挑战，中国依次赶上，形成均势，将大有利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扩展和维权活动，确立自己的新定位，达到稳定复兴的目标。

中国经济起飞这一新现象，与美国西方以往习惯的世界强国争胜的过程相比有许多不同之处，他们有充分理由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威胁，以致设置障碍甚至直接干预。美国能够充分享用中国生产资源资本的时间也不会久远无限，全球化的红利，中国同样可以享受到，并开始以此争夺世界经济金融的话语权，触及美国的核心利益，更加剧了他们的忧虑感。中国以往在金融贸易方面多受美国蒙骗而浑然不觉的时刻也正在过去，例如在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上的明显失误，预期今后会尽量避免再犯。这样就令美国免费享受外来收益的时间有限，加深了压制中国以获取更大空间的紧迫感。

中国在追赶过程中，自然不免承受美国这一领先者和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压力和排挤，被迫出让一些权利，不可能完全得益无损。与当年日本和那些“小虎”经济体的正常发展过程不同，中国将遭受更多的“成长中的痛苦”，也必须在全力争取增长机会和作出必要让步这两者当中取得平衡，但总的趋势则是中国为美国大笔买单的时间毕竟不会太长了。在平等待遇和公平贸易环境中，中国投资海外和美国资产的机会增加，有利于摆脱国内生产总值的观念束缚和打破美元垄断，大为减低美国跨国公司的活动余地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提高按照国民生产总值计算的本国增长速度，创造对己更为有利的大国之间的均衡，这将是今后中国追赶美国的更佳方式。

计算何时赶上美国无疑是个十分吸引人的话题，但终究形式大于实质，而依照线形模式和以往增幅预测今后的发展，存在着相当的风险，预想中的平稳进程有可能被打断，出现挫折或后退。某一经济在一段高速发展之后变得不稳定甚至停滞，前有日本的例子，后有爱尔兰这一欧洲的短暂明星，历经金融创新、高增长和充分就业，后来却需要恳求欧盟救济，财政赤字债务缠身，单靠自身无力摆脱困境。中国的发展进程同样需要参考这些潜在和偶发的负面因素，不单强调持续增长率和预期赶上美国总体规模的年代，更重要的是掌控经济运行，及时调整，防止过热，避免外来冲击的负面影响，减低经济大幅波动、退步和落入危机的概率。

中国未来增长的不确定性和意外性依然存在，但在近年的持续增长势头之后，已经具备一定的实力支撑达至复兴的信心。这一信心来源于本民族过去太多曲折和沉浮的经历，洞穿世道，即使遇到来自西方的重大冲击，“三千年一大变局”，也未彻底毁灭，毛泽东时代以降，做事自己做主，不再因一些西方人的看法和喜好而瞻前顾后。尽管出现一些对美国西方再次崇拜得无以复加的人士，甘于拾人牙慧，但在中国经济走上正轨、国力逐渐上升的嗍，美国西方的表现却普遍令人失望，直至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深度震撼，因此那种无名崇拜和仿效基因并不能主导发展战略和走向，以及打消中国那种至今得到事实印证的信心，仍未被外来势力压倒的信心。美国也曾经走过赢得大国信心的过程，充分汲取欧洲千年沉浮脱颖而出的经验，尚且不乏长期观点，崛起进展神速，而“婴儿潮”之后的政治人物，见识受限于已经到手的超级大国地位，步向自以为是，无意借鉴历史经验和多元化体系，拘泥于短期行为的所谓创新和局部修补，显现出缺乏长远视野和过分自信的弱点，自陷于“终结论”，不甘地位失落，恋栈心态加上患得患失，实在困顿时就以动用武力为最终解决方案，无须对他人和世界负责。面对西方世界最后堡垒美国的平庸化轨迹和危机浮现方式，中国不仅有可能实现物质财富上的赶超，更有理由寻求自我发展方式，彻底摆脱美国霸权模式和思维的阴影，那将是在古老灿烂中华文明之后对人类社会的又一重大贡献。

世界局势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美国西方的传统优势被逐渐打破，正在变为守方，既要适应东方的再起，也力图尽量减轻对自己的冲击。历史机遇不容错过，必须把握，未来不必一定是“中国世纪”，或者“印度世纪”，或许依然是“美国世纪”，但关系格局已经根本转变，中国摆脱了西方体系唯一性的禁锢，新的国际定位势在必行。对中国来说，某种世界观的定义和表述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自己认可和认准的复兴历程，即前行的方向，其中包括“睁眼看世界”的不同角度和完成近代以来自我转型的过程。一个世纪以来的实践和行动，首要目的是免于长久以来面对的外部威胁，其次是国家实力的增强和提升到世界强国的水平，最后才会涉及模式构造或特定世纪的形成，那是更为遥远的问题，但是因为中国近现代化的紧迫性，走何种道路和模式之争居然成为当前的大问题，偏离了中国传统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实事求是的规范，颠倒了主次关系。在二十一世纪中更为正常合理的发展进程中，人们有可能客观审视，认清重点，放下对“美国模式”的坚守和关于“中国模式”的纷争，一力达至实际可证的目标。

在现实国际关系中，中国与美欧的角力至关重要。中美关系经常被形容为“斗而不破”，有一定的道理，在现代国际形势和大国较力当中，双边关系基本上不可能全面破裂，即使是美苏敌对，也只限于冷战，而不是全面战争。因此，重点并不在“破”，而在“斗”。令人甚感难解的一点，就是中国是否真正在斗，“韬晦”和斗的关系，打算如何斗，都不甚清楚，或者自以为清楚，但对外宣示不力，对方或别国把所谓的“斗”只当做不间断的妥协和退让，可以得寸进尺的信号，导致盲动，出现把中国逼到进行热战的危险后果。因此，所谓的“斗而不破”很有可能是对美国西方反击不力，以利益交换维持“不破”，回避有限冲突和立场对立，很难想象经由此道能够从美国那里得到实质性的让步。中美关系的要点是争取平等权利，而不再是导师和学生的单向负责关系，利益输送要有节度，向对等关系发展，才不至于长久地置中国于美国的督控索取之下。

在中国所处的亚洲地区，与日本的关系也到了出现根本性突破的时刻，摆脱以往一个多世纪的格式，重返大陆中心国家和岛屿边缘国家的共处关系，促使日本充分认识和接受这一他们并不习惯的重大转变。解决中日两国的东亚领导地位问题，是解决中国周边问题的关键，而且要在美国关注和干预的情况下解决，一定不会按照美国的偏好和意图进行。中国面对多重外部威胁，最为直接敏感的是东部沿海，次为南部西部，因此不但必须加强开发西部，平衡国内经济重心，更需加强真实军事实力，延续六十多年的和平环境，并全面深入解决边境安全问题。本世纪内，世界已经呈现“破碎化”，欧亚大陆上的大国分化成多数小国，似乎又回到二十世纪初的形态，让中国这样的后起大国很难行事，特别是在至为关键的能源领域，容易受到个别小国的阻隔、勒索和钳制，甚至拉进其他大国以资抗拒，形成复杂难解的局面。中国今后外交军事的一个重要方面，将是对付小国，扫清“破碎化”的障碍，打通通道，保障自己需求和能源的安全。这就要求政治决心、外交努力和可靠的军事实力，发展海空打击力量和远程投放力量，在中国的特定势力范围和利益相关地区内全力旖展，确保国家边境地区的安全，以及推动构成亚欧大陆联合体的长远战略。

历史的回归正在出现，一是中国自我的回归，逐步重现以往强盛国家的威势和富裕，周边国家从藩属关系进化到自愿互惠的友邻关系，二是国际关系的回归，“两百年之大变局”浮现，由西向东的转移和再平衡，为中国的大国地位赋予真正的含义，与西方体系并行，不再因为差异即被外部势力打上门来，自主发展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得以推动二十一世纪的平稳进展，作出负责任大国应有的贡献。在本世纪内，中国不必力争坐上世界第一的位子，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居第二位的强国，不是日本欧盟那样跟随美国的依附性强国，而是与美国并列而自立的东方强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综合实力排位和话语权上，都与西方有对等之势。不管这仍然被称为“美国世纪”或改称为“中国世纪”，这一成就已然打破以往数个世纪西方划定的固定运行轨道，是为历史性突破和非凡奇迹。

美国和日本的政局发生重大的变动，出现了以“改变”为政纲的黑人总统奥巴马，而鸠山由纪夫的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改变了战后逾五十年之久的日本政治定制，两者都是时代性的显著变化，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巨大变化才真正是历史性的，前所未有的，不仅复兴事业标志千年历史的延续和再生，而且现代化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连美国霸权的兴起过程都无法与之相比。而更特别之处是中国非西方、非基督教和非武力的特殊发展性质，是通过正常的经济竞争和自我更新进入世界的前列。

——周力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