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林凤编著的《汪荣宝评传》内容介绍：汪荣宝(1878-1933)，活跃在清末民国的政坛新秀和法律精英。1901-1904年留学日本，归国后参与推行多项新政，是中国近代第一批宪法和法律文书的始作俑者，改革中的实干兼智囊人物。民国年间，他作为体制内的公务人员，在修订国会法律、制定天坛宪法、反对袁世凯称帝、外交谈判等活动中奔走呐喊，抗辩议坛，其稳健的改革主张和务实的革新行动影响着政坛。汪荣宝的改革实践深深呼应了清末民初中国政治、法律、外交的转型历史轨迹。显然，他属于体制内从事制度编订和操作层面的“二线人物”，留下的改革言论虽然不多，但敢于实践、勇于创新，以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倡导和参与了清末民国多项社会政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

赵林凤编著的《汪荣宝评传》在系统收集和梳理有关原始资料的基础上，选取汪荣宝为个案研究对象，比较全面地考量清末民初政府体制内改革派的特征。考察从事具体制度制定的政府公务人员的真实意愿与社会外在环境的矛盾冲突，以及他们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揭示该群体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汪荣宝评传》是一本人物介绍。

序

绪论

第一章 从科举走向维新

 第一节 出身于江南望族

一、汪氏家族沿革

二、“一家四知府”之父辈

三、才学横溢之兄弟

 第二节 科举仕途的宠儿

一、天资颖异之少年

二、以拔贡入仕途

 第三节 初涉维新改良

一、参与创办苏学会

二、痛惜戊戌政变

 第四节 南洋公学的特班生

第二章 留学探索之路

第一节 活跃的留学生领袖

一、学习及生活状况

二、参与政治团体

 第二节 致力宣传西学

一、参与创办期刊

二、发起成立国学社

三、发表西学著述

 第三节 在改良与革命之间徘徊

一、留学早期趋于激进

二、留学后期渐归稳健

 第四节 渐进改革思想的内容

一、以进化论为思想指导

二、重视政治法律改革

三、重视教育改革

第三章 参与清末官制改革

 第一节 参加中央官制改革

一、预备立宪从官制入手

二、草拟丙午中央官制

三、官制改革的挫折及其意义

 第二节 参拟地方官制

一、起草和修订地方官制

二、拟定地方自治章程

 第三节 纂拟内阁官制

一、拟订内阁官制

二、与狐谋皮之叹

 第四节 官制改革的特征

一、加强中央集权

二、提高行政效率

三、坚持稳健渐进的改革模式

第四章 推行清末宪政改革

 第一节 推行宪政的要角

一、宪政编查馆中的要员

二、拟定宪政法规性文件

 第二节 筹设谘议局

一、拟定谘议局相关章程

二、考察湖南省谘议局

 第三节 筹办资政院

一、议院组建方式之争

二、起草资政院制度文书

三、筹办资政院实际工作

四、主持资政院准备会和召集会

 第四节 参与国会请愿运动

一、关注前两次请愿运动

二、第三次请愿中的举动

 第五节 活跃于资政院议坛

一、活跃的钦选议员

二、主持重要议案

三、负责筹组政党

四、调和政府与i议员关系

第五章 参与清末法制体系构建

 第一节 法律修订馆要员

 第二节 修订和支持新刑律

一、参修新律和修订旧律

二、宪政编查馆中审核和修订《修正刑律草案》

三、资政院中主持审查新刑律议案

四、对新刑律两个核心问题的看法

五、协调新刑律颁布办法

 第三节 司法制度的改革者

一、力辩司法独立

二、修订《法院编制法》

 第四节 参与编纂其他法律法规

一、修订《大清民事诉讼律》

二、参编其他法律法规

第六章 主持编纂清末宪法

 第一节 首次参与宪法编纂

一、参编《钦定宪法大纲》

二、宪法大纲之意义

 第二节 筹备编纂正式宪法

一、提出宪法编拟方案

二、准备宪法有关资料

 第三节 主纂《大清宪法草案》

一、纂拟人员的甄择

二、宪法纂拟之过程

三、纂拟宪法程序及奏呈情形

四、宪法草案的初步评价

第七章 鼎革之际的政治应变

 第一节 谋炸摄政王案中的表现

一、确定“保汪”策略

二、提出变通处罚

三、荆轲刺秦王之喟叹

 第二节 挽救清王朝的方案

一、探寻和观察时局

二、借助议会消弭革命

三、代表资政院向袁世凯妥协

四、与莫理循探讨时局

 第三节 支持民主共和制

一、关注南方革命势力

二、私拟议和条款

三、靠拢并襄助袁世凯

 第四节 从立宪到共和的转变

第八章 民国初年的政治实践

 第一节 政党、议会观及其实践

一、政党实践及政党观

二、议政活动及议会观

 第二节 纂拟民主共和制宪法

一、参加各种宪法讨论会

二、草拟宪法草案

三、参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第三节 与革命派和袁世凯的关系

一、与革命派的关系：从抗拒到同情

二、与袁世凯的关系：从信赖到杯葛

三、洪宪帝制的反对者

第九章 折冲樽俎——驻外公使生涯

 第一节 出任比利时公使

一、调查欧洲政治局势

二、为中国参战提供政策参考

三、参加巴黎和会

 第二节 首位驻瑞士公使

一、首任瑞士公使

二、关注瑞士政治经济等形势

 第三节 民国任期最长的驻日公使

一、受命于“为难”之际

二、交涉处理中日外交事宜

三、关注国内政局变动

四、调查汇报日本社会情形

五、主持调查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运动

第十章 博学淹雅之近代学者

 第一节 宣传西学之先锋

一、《新尔雅》著书背景

二、《新尔雅》的结构特征

三、《新尔雅》的内容评价

 第二节 近代诗坛“西昆体”之健将

一、近代西昆体诗派之中坚人物

二、《思玄堂诗》之概要

三、诗作的特征

 第三节 史学革命之吹鼓手

一、新史学的力作：《史学概论》

二、研究清朝断代史的《清史讲义》

 第四节 文字和音韵学专家

一、训诂考证之力著——《法言义疏》

二、新音韵学的提倡者

余论

参考文献

附录一 汪荣宝年谱

附录二 有关汪荣宝资料

后记

第一章 从科举走向维新

清末民初为中国历史上的大变动、大转折时期，生活在内忧外患的乱世之中，汪荣宝的思想不再受限于旧有文化的樊篱，其活动也无法亦步亦趋先辈科举仕途的老路。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让他开始关注时局，放眼世界，寻求中国救亡图存的良方。汪荣宝稳健渐进的改革思路是在一系列的政治社会实践中逐步探索出来的，在不断的探索和徘徊过程中，他的思想经过了从渐进到激进、再从激进到渐进的复杂转变，最终形成稳健渐进的改革思想。研究这一人物的改革实践活动，并探讨其历史价值，显然有着关照现实的积极意义。鉴于学术界对汪荣宝研究的薄弱现状，本书首先着重考察汪荣宝的家世、生平及早期活动，以期追溯其渐进改革思想的根源。

第一节出身于江南望族

一、汪氏家族沿革

苏州作为江南文化的典型代表，自古以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其景色的钟灵毓秀和文化的深厚积蕴，孕育和成就了不胜枚举的历史豪杰、文化名人。江南民性柔顺，多能冷静慎思，面对现实，在现实中求取最大利益。江南人民不仅善于应付科举考试，出任官吏，从事学术研究成就也很大。江南人文渊薮的形成有赖于地方人士的培育，方式主要有三种：一为私塾，这是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幼儿教育机构。二为官学及社学。官学在各府州县均有设立，系供生员进修之所，以备考试为主。社学多设在乡问，供贫困人家子弟上学。三为书院及义学，或由官府倡设，或由私人捐建。书院品质较高，多为讲学之所，或为生员进修之地。汪荣宝及其家族深受江南文化的浸润和滋养，形成了具有江南文化特质的家学传统。

汪荣宝的祖籍为元和县，隶属于苏州府。元和县建制较晚，清雍正二年(1724年)，两江总督查弼纳鉴于“江南州县庶众、征比赋税繁重”的史实，奏呈清廷将苏州、松江所属的大县重新划分。查弼纳奏称：“苏、松所属大县，额征地丁、漕项、杂税、银米多者至四十余万，一县粮额与四川、贵州一省之额数相等。”然“州县钱粮纳户，零星款项繁杂，民情巧诈，百端诡隐，征比倍难”。他提议析苏州府属长洲县，另置元和县，长洲县治东北隅，元和县治东南隅，与吴县同城而治，“俨然鼎足之势”。雍正皇帝允准。时苏州府领有吴县、长洲、元和、昆山、常熟、吴江、新阳、昭文和震泽九县，自此元和县正式成为苏州府属的一个县。1911年辛亥革命后，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苏州成立苏军都督府及军政府，同年11月24日苏军都督府裁撤苏州府及长、元、吴三县，设苏州民政长署管辖三县，“元和县”之名不复存在。1912年经江苏临时省议会议决，由江苏都督府颁布《江苏暂行地方制》，宣布废除江苏各地府、州旧名，一律归并为县和厅，苏州改称吴县。因此，汪荣宝在辛亥以前多自称“元和”人，民国以后多称“吴县”人。 汪荣宝所在的汪姓家族世居苏州娄门内北街，是为娄门内北街汪氏。清代殊卷中收入该支家族四人，即汪凤池、汪凤梁、汪凤藻、汪荣宝。这支家族在苏州甚至整个中国都很有影响，是一门出三拔贡(凤池、风瀛、荣宝)、四知府(凤池、凤藻、凤瀛、凤梁)的外交官世家，参与了晚清民国历次重大事件，如甲午战后的中日交涉、晚清宪政改革、晚清钦定宪法的起草、与保皇派的论战、辛亥革命、民国议会、反对袁世凯称帝、民国外交谈判等事件，对晚清、民国政局都有深远影响。然而，这支在江南乃至全国颇有声望的汪姓家族祖籍并非苏州，而是从安徽徽州迁徙至此的。

这里追溯一下汪氏家族的起源。汪氏家族的起源可追溯到春秋时期。据说春秋鲁成公的仲子，生而左手有纹似“水”，右手有纹似“王”，故取名日“汪”。“汪”长而敦敏，有功于鲁，被封颍川侯，此为汪氏始祖。其后，子孙以汪为姓，繁衍生息，逐渐形成庞大的汪氏家族。其三十一世孙，名文和，字君睦，东汉受封龙骧将军。四十二世孙，名勋明，字督叔，陈武帝时任会稽令，封戴国公，生有三子，即僧莹、僧湛、僧淑。四十三世孙，名僧莹，字伯玉，其人识度宏远，遇事有法，陈文帝时再封为戴国公。四十四世孙为汪世华，后改名为汪华，字国辅，隋末时守歙、宣、杭、睦、婺、饶六州而不失，后归顺唐朝，被唐高祖李渊封为越国公。僧湛生有七子，其三子名铁佛，字懋族，辅佐其兄汪华，被封为上柱国宣城郡开国公。由于汪氏第四十四代孙汪华、汪铁佛的封邑在歙州、宣州、杭州、睦州、婺州、饶州一带，汪姓一族遂在此地定居下来。汪氏族人虽有不少支系外迁他乡，但他们都把皖南徽州作为祖籍，可以称之为徽州汪氏家族。

徽州汪氏家族作为徽州第一大姓，房支繁衍茂盛，人丁兴旺，其宗族组织在不断裂变中迁徙。由于徽州特殊的地理环境，徽州人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汪姓家族初以经商为业，发展至明朝中期，汪姓商人在东南经济生活中崭露头角，为经商之便，汪姓支系在明朝中后期纷纷向商业区迁徙，迁徙的方向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多迁至现在的扬州、苏州、杭州一带，特别是苏州地区尤为集中。在频繁的迁徙过程中，家族不断发生裂变，因而分支出很多家族，这些家族对始祖的认同并未丝毫减弱，但家族之间的交往，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历经若干代之后明显有所减少甚至互不相认。因此，迁到苏州的汪氏存在很多支派，经考察主要有吴趋汪氏、东花桥巷汪氏、盘门内梅家桥汪氏、阊门内汪昌一支、汪登瀛一支、休宁迁苏汪氏(包括娄门内北街汪氏)等，汪荣宝所在地这支汪姓即是从休宁迁徙至苏州的。

根据汪荣宝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丁酉科拔贡卷记载，其“始祖为铁佛，唐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宣城郡开国公”。另据汪荣宝二伯父汪凤藻光绪九年(1883年)癸未科会试碌卷载，其家族“世居安徽徽州府休宁县潜阜”，其“高祖为大泽，字楚川，号养斋，国学生”。由此可见，汪荣宝的祖籍为徽州府休宁县，其先祖为唐开国公铁佛。至于家族何时迁移到苏州，史无明确记载，但汪荣宝在拔贡卷中透露其始祖“名高樘，字怀耀，号沁园，议叙从九品，由皖迁吴，入元和县籍”，这表明汪荣宝所属汪姓一支是至多在雍正二年(1724年)之后迁徙到苏州的，因为元和县于该年方正式建制。既然汪荣宝先祖汪大泽为国学生、始祖汪高樘又有从九品之职，我们大致可以推测，这支汪姓家族先以经商为业，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做后盾，开始让其子孙读书应试以迈入仕途，渐渐形成重文的传统，在迁到苏州之前已开始迈入官场由商入仕了。 这支汪姓在苏州定居后，其子孙后代也以读书应试和入仕做官为业。据资料记载，其高祖“名承焕，字念勤，号砚田，为太学生，国子监典籍衔，奉直大夫，五品顶戴，任镇江府训导”。汪承烘之弟“名承焕，字念典，号西亭，太学生，国子监典籍衔，鼬赠为奉直大夫，五品顶戴，任镇江府训导”。曾祖“名元圻，字肇封，号湘芷，议叙从九品，例授登仕郎，诰赠奉旨大夫，五品顶戴，国子监典籍衔，镇江府训导。后叠遇覃恩，黜赠奉旨大夫，内阁中书加四级，奉政大夫，翰林院编修加四级，中宪大夫，起居注主事，刑部山东司主事加四级，刑部员外郎，户部员外郎加三级”。可见，汪姓一门多为饱读诗书之士，虽非为官场中高官显贵，但亦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可谓仕宦之家。另外他们的政治活动多以教育事业为主，二代三人均曾在镇江府任过训导，掌管这一地区的科举教育。(请参看汪荣宝家谱图)

汪荣宝的祖父汪亮钧(1827—1910)，字秉衡，号和卿，元和县廪贡生，官至镇江府学训导。据《吴县志》载，汪亮钧颇具胆略，他在前往镇江府学赴任之时，正值太平军围困镇江府，“上下游皆为敌据，镇江以孤城扼敌。冲敌兵攻，扑无虚日”。而汪亮钧作为一介书生，竟然“单车赴任”。到镇后他“奉檄治团防，昕夕徒步衢巷讥察”，以致“奸尻间谍无所容，城守益固”。因守土有功，江南肃清后被清廷奏奖五品顶戴。其后汪亮钧专心授学，在镇江府“别创冬荣春满斋”，“会课评陟精当，捐给花红”，其时“大江南北能文之士争先投卷以待品题，先后得科第以去者踵接一时，称盛会焉”。汪亮钧是清王朝统治下的仕人，其思想和处世之道未能摆脱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思想影响。他反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也反对外来势力对原有社会秩序的破坏，是一个护守封建秩序之人。但汪亮钧具有洞察时事的眼光，生活在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的时代，敏锐地意识到世界形势的巨变，毅然把自己的二儿子汪凤藻送到上海广方言馆中接受西学教育。由祖父汪亮钧传承光大的家学遗风，对后来的汪荣宝有直接的影响。P21-27

序

张海林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坛上活跃着一群海归改革派新秀，他们以其丰富的现代知识参与了清末民初一系列的政治革新和制度设计，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走向。汪荣宝是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人物。

汪荣宝出身苏州官宦世家，自幼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有相当深厚的旧学功底；而深重的民族灾难和严峻的社会现实又迫使他突破旧学藩篱，出国探寻救治中国的新途径。青年时期的他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和庆应义塾，归国后参与推行多项新政，可谓清末改革中的实干兼智囊人物，他与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被时人合称清末政坛“四大金刚”。他参与了中央和地方官制方案的草拟，坚持按照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立宪政体的行政特征设置各级政府机构，力主设立责任内阁，以期通过改革实现清廷行政体制的“质变”。他是中国近代第一批宪法和法律文书的始作俑者，参与编纂和修订《民律》、《民事诉讼律法》、《大清新刑律》等多种律例。在清末宪法编订中其贡献尤为突出，1908年参与拟定《钦定宪法大纲》，1911年与李家驹同被任为协纂宪法大臣，纂拟了可称为中国近代第一部完整的成文宪法——《大清宪法草案》。汪氏可谓近代宪法实践中的最早开创者，其筚路蓝缕之功应被后人铭记。

民国成立后，汪荣宝作为体制内的公务人员，在修订国会法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反对袁世凯称帝等政治活动中奔走呐喊，抗辩议坛。汪氏自1914年任驻比利时公使起，到1919年担任中国首任驻瑞士公使，1922年正式担任驻日全权公使，至1931年因万宝山事件辞职，在民国的外交舞台上驰骋达十七年之久。担任驻外公使期间，他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为外交目标，面对军阀混战的内外交困局面，敢于明确表达自己的政见，为改变“弱国无外交”的旧规，提出不少富于创见又适合中国国情的外交思想、战略和主张，尤其在处理中日关系上折冲樽俎，为提升中国地位和收回国家权力作了诸多努力。

显然，汪荣宝一生未做过中央大吏，也未在地方独当一面，只是一名处在二三线的技术派官僚，史学家因而多年来忽视了他的存在，使他成了一个历史的“灰色人物”。但正是他，以其实实在在的“细节操作”左右了清末民初国家政治的发展路径和速率，可以说他是一个务实的实干家，是一个身体力行的践行者。

书中提出了体制内海归改革派概念，我个人认为颇有新意。诚如作者所说，体制内海归改革派是指留学生归国后被政府所吸纳，最终进入执政系统，成为体制内成员的那部分，包括汪荣宝及曹汝霖、杨度、章宗祥、陆宗舆，等等。揆诸史料，可见该群体具有共同的特征，主要包括：具有留学经历，具备改革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又在政府中担任一定的职务，尊重和维护政府的权威；思想以进化论为指导，因时而化，适时革新，总体较为激进；改革实践中却相对稳健，更加务实肯干，注重变革的步骤和程序。考察该群体的实践活动和思想历程，可以看到他们热衷于制度架构，也就是非常关注具体制度的修改和制定，力图通过制度文明来规范政府政治权力，构建近代新式社会。换句话说，他们是在体制内从事制度编订和操作层面的“一线人物”，也可以称之为近代技术官僚。该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左右政府决策的影响力，遇到重大问题彼此联手、相互声援，不仅在晚清而且在民国均属于体制内重要力量。

赵林凤女士在南京大学读博时期，选择汪荣宝这个在历史上既重要又被人遗忘的人物作为研究对象是很有慧眼的。现在，她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广搜资料，充实理论，调整框架，增加分量，把原来较为单薄的论文扩充成一部厚实凝重的专著，更全面、更详实地叙述了汪荣宝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政治、法律、外交等方面的活动，更细致、更辩证地剖析了汪荣宝这个人物及其所属群体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角色作用。她在这本著作中提出的许多富有新意的解释方法与分析视角对我们准确评价历史人物和把握历史脉络助益良多。

作为她过去的指导老师，我为她的进步甚感高兴。既见其书，乐以为序。

当校对完本书最后一个字时，我的心中有种如释重负之感，尽管我不觉得它是完美和圆满的，但暂且享受这份喜悦之情吧。

本书是在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汪荣宝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的基础上修改和充实而成的，从2004年确定博士论文选题到至今出版书籍，光阴荏苒，算起来已有八年之久。回想几年前，我报考了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博士，承蒙张海林教授录入门下，并对我进行严格的学术训练和悉心培养。张老师思想敏锐、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对学生认真负责，对学问更是一丝不苟。就拿论文来说，自选题、资料收集、确立主题到论文写作、修改，老师都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在写作中长时间困惑于某难题而不得解，多亏老师的点拨和启迪，才令我茅塞顿开，柳暗花明。张老师也为此花费了更多的时间，付出了更多的精力。在本书出版之际，张老师又欣然执笔作序，这让我心怀感动的同时，唯恐辜负恩师的栽培而惴惴不安，但这也是鞭策和激励我不断努力的动力。

有关汪荣宝的资料零星且分散，因此查阅资料的过程较为缓慢和困难。两年中，我在南京大学港台阅览室复印、抄录《汪荣宝日记》、《金薤琳琅斋文存》、《思玄堂诗》等原始史料，又购买《法言义疏》专著，这些资料多是佶屈聱牙的古文，且是较难辨认的繁体字。我到汪荣宝的故乡苏州档案馆查阅史料，找到汪氏家族和地方志有关资料。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古籍部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抄录史料，查阅了资政院、民政部、宪政编查馆、法律修订馆等档案资料。后又到上海图书馆和档案馆查找有关汪氏家谱的史料。

在此我要感谢汪荣宝的后代对本书的关注和支持。2005年夏天，我拜访了汪荣宝的孙子即上海的汪尧昌先生，初次见面，汪先生就详细地向我讲述家族的历史，且慷慨赠送书籍和相关史料。2006年年底，我在南京见到汪氏家族的后人汪晨熙与汪明熙两位女士，她们是汪荣宝昆仲汪季琦的后代，其中汪晨熙任教于广州暨南大学，她很热心地提供了现居台湾的汪荣宝孙女汪莹的联系方式，此后一直关注我的研究，并给予诸多鼓励和资料上的帮助。2007年春，我到苏州与汪莹女士及其爱人张伟仁先生见面。汪莹是汪荣宝四子汪公纪的长女，亦是台湾著名的摄影师和电影导演。张伟仁先生是法制史研究专家，儒雅淡定，博学多闻，深有大师风范。汪莹女士还赠送了其祖父汪荣宝所撰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新尔雅》、《思玄堂诗》等书籍，并且自始至终关注我的书稿进程和出版情形，令人感激之至。同时还要感谢汪琪女士对我书稿的支持。

从撰写博士论文到本书成稿，有多位良师益友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感谢南京大学的李良玉教授，他曾经为论文框架提出极有见地的修改建议。感谢南京理工大学李俊奎教授、陈钊老师对书稿内容和结构提出的修改思路，感谢所有关注本书写作和出版的同事、朋友。还要感谢家人对我写作的支持和鼓励！

工作之后，人事沉浮，岁月蹉跎，每日忙于教学，加之家务孩子的缠绕，书稿曾被我束之高阁，耽误不少时日，每每想来，感到羞赧不已。人难免会有惰性和拖延心理，也许外力的推动至关重要。如今重拾旧作，已觉时日紧迫，催人前行，再也不能松懈与懒惰了。执笔撰文方知做学问的辛苦，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有着欢喜，有着忧愁，有时思路顺畅，写作流利，不禁心潮澎湃，惊喜书稿快要完成；有时遇到难点而辗转难眠，以至脑海中萦绕着文字，带进梦中。人生若要做成一件事情，必定要进行周密的规划以及付出相当艰苦的劳动，这是我在撰文写作中的体会和心得。

201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