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玛·伊格尔斯、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编著的《历史的两面－－动荡岁月的生活记录》是一部超越民族、大陆、宗教和意识形态界限的时代文献，是对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白人与黑人以及冷战时期东方和西方两种生活的历史的写照。本书记录了作者的生活轨迹：在中欧的根，融入北美社会，60年代早期返回欧洲（除了布法罗，哥廷根也成为我们的第二故乡），自从1966年以来我们与民主德国的联系，以及威尔玛一直保持到现在的与波希米亚的联系。

《历史的两面－－动荡岁月的生活记录》是威尔玛·伊格尔斯和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夫妇的回忆录，两人共同回忆了自童年起到晚年的经历，包括“从波希米亚到加拿大”、“不平等与隔离”等富有价值的回忆性叙述，对于了解他们的人生与学术历程，了解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所经历的变迁（特别是他们童年－少年时期在欧洲备受纳粹迫害的经历，格奥尔格本人参加和领导了60年代在美国南方的反种族隔离运动），都非常有意义。

从波希米亚到加拿大(1921～1948年)

从汉堡到里士满(1926～1948年)

不平等与隔离(1948～1960年)

回到欧洲(1960～1962年)

在布法罗的不平静年代(1962～1970年)

从美国到“那边”(1966～1990年)

历史学家与同时代人(1970～2001年)

波希米亚文学与私生活(1971～2001年)

历史的两面

冷战后(1990～2006年)

人名索引

我于1921年3月23日出生在一个名叫米尔施考的村子里，这个地方既属于波希米亚森林，也属于艾格尔兰。我出生在一幢别墅里，那是1919年在米尔施考村特劳特曼斯道尔弗租佃地上为我父母建造的。别墅正面墙上我父母的花押字表明，人们对这片地产拥有12～24年不等的租期。我妹妹玛丽安娜在不到两年后也出生在那里。

我母亲艾尔莎，娘家姓奥尔恩斯坦，出生于巴伐利亚的瓦尔德明兴，就在边境的那一侧。她的父母双亲是波希米亚犹太人；外祖母以德国血统为主，而外祖父以捷克血统为主。外祖父母结婚不久就移居瓦尔德明兴，1933年才搬回来，住在我们斜对面的比绍夫泰尼茨，一直到我们全家被迫流亡。我母亲和她的两个妹妹进了由修女主持的瓦尔德明兴唯一的女子学校。她学习很好，以至于修女们建议我外祖父母让她去做修女。我父亲卡尔·阿贝雷斯出生于波希米亚乡下的犹太人家庭，全家人都在波希米亚森林腹地的村子里经营农业。他们相互之间讲标准德语，与佣人和村里人则讲方言。

我就生在阿贝雷斯与波普尔“公司”里。流亡国外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此事是多么非同寻常。对我来说，公司和我父母家庭同样重要。这个公司在我出生前很久就成立了。1889年，住在克拉劳维茨附近霍赫里宾的我的祖父理查德·阿贝雷斯，娶了住在莱伊考维茨——一个离多马日利采县城陶斯很近的霍德人村庄——的米娜·波普尔。这个日期就刻在我祖母的结婚戒指上，现在这个戒指已成为我的结婚戒指，正戴在我手上。我祖父母和我曾祖父母一起住在霍赫里宾乡下，房子现在还在。我祖母米娜婚后不久写信给她父母，告诉他们她很不如意，所以她的兄弟佩皮·波普尔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尽管他已很富有，还是主动提议与他妹夫理查德共同组建一家“公司”。公司的一切归两家共有，两个家庭也都以经营农业为生。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理查德和米娜夫妇搬到了波普尔家附近，住在哈默霍夫，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奥尔伽就出生在那里。

公司从一开始就实行统一收支。大家省吃俭用，勤奋工作，虽然也资助穷亲戚，但从不乱花钱。巧合的是，两个家庭人丁的增长也很对称：一个女儿，她须得到一份嫁妆；两个儿子，也能各自从父亲那里继承一个农庄。

在我父亲于1896年出生前，“公司”就已租佃了比绍夫泰尼茨附近的迈尔霍夫赫拉斯。我父亲和我叔叔雷奥就出生在那里。在离泰尼茨三公里远的赫拉斯，除了那个建有几幢工人宿舍的农庄外，就只有一个森林看护所了。

我父亲出生时我祖父给工人们放了假，并赏给他们一大桶啤酒。我记得一只比杯子略大的小咖啡罐上写着：“令父亲喜悦，令母亲幸福，卡尔·阿贝雷斯周岁纪念！”我祖母米娜备受人尊敬。在她去世后，她的三个孙女（包括我）和一个外甥女都被称作威廉米娜，以示纪念。由于她经常要去卡尔斯巴特、美兰等地方治病，所以她的女儿奥尔伽早在学龄时就被送到赫拉茨多维茨她大卫叔叔和耶蒂婶婶那里去了；我父亲10岁时进了布拉格的旧城文科中学，住在他叔叔弗里德尔那里，而他的弟弟雷奥在上小学时就住那里了。四年后，我父亲考入卡登农业中学，并在那里高中毕业。20年代，由于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和捷克斯洛伐克警察之间经常发生流血冲突，卡登城赢得了凄凉的名声。

我父亲作为“公司”里四个儿子中的老大先结了婚。他“偷渡”了我母亲，也就是说，他在战后混乱时期带着我母亲径直越过了边境。大约一年后，他的表弟雨果·波普尔与我母亲的妹妹玛尔塔结婚。几乎同时，雷奥叔叔娶了邻村布里索瓦的伊达·埃克斯坦。最后是阿洛伊斯表叔，他娶了伊达婶婶的妹妹海达·埃克斯坦。这样就又形成了非常对称的关系：四对夫妇中的每一对各自负责料理一个农庄，但所有农庄又归四家共有。尽管我父亲负责作重大决定，尽管不太明显地存在着两个妻党——奥尔恩斯坦姐妹和埃克斯坦姐妹，但所有农庄都经营良好。总之，我们大家都属于这些农庄。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我五岁以前，即我们搬回泰尼茨之前。除了泰尼茨，在波希米亚和奥地利还拥有许多地产的贵族特劳特曼斯道尔弗家族，在土地改革中也丧失了米尔施考的迈尔霍夫。迈尔霍夫落入一个捷克煤炭商手里，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据说对建立共和国作出了贡献。随之，我们的所有财产——牲口、机器等——都白白丧失了。在这之前，我祖父理查德·阿贝雷斯已去世，我父亲成了“公司”的首脑。不久，我们向特劳特曼斯道尔弗侯爵租佃了诺伊霍夫的地产，但因为那里没有住所，所以我们搬到比绍夫泰尼茨火车站大街75号我祖父家里去了。直到我们逃亡国外之前，那里都是我们的家。

那时国家常常没收财产，所以不管是佃户还是贵族地主都经常向我父亲求助，请他拿主意，因为他们认为我父亲是一个通情达理且乐善好施的人。他能为这些人做什么，我并不清楚。不管怎样，他们都乐意为他的建议付钱，所以到1931年我父亲已攒了100万捷克斯洛伐克克朗，足够用来支付诺伊霍夫地产的首付金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们大兴土木。先是建了一座拱顶大谷仓，然后是三问用稻草和泥土砌起来的猪舍，装着蓝色玻璃窗，以防苍蝇飞进去。许多人都跑来参观我们的猪舍。我们还建了一栋住房，但暂时没搬进去，可能是因为诺伊霍夫太荒凉了，附近没有学校。我外祖父母和其他上年纪的亲戚只是到了夏天才去那里避暑。

诺伊霍夫生产的牛奶大部分被运送到比尔森的商店。对我们来说，比尔森算是“大城市”了，我父母常在那里的瓦尔德克咖啡馆会晤熟人，我们的儿科医生佛戈尔大夫也住在那里。我父亲和佛戈尔大夫一起想出一个点子，就是对牛奶进行巴氏消毒（当时这在我们那里还不为人所知），然后把消过毒的牛奶装进漂亮的玻璃瓶里，贴上画有母子图像的商标出售。诺伊霍夫也生产酸奶，最后还生产苹果汁。

面包是由玛丽·冯特拉施在我们泰尼茨的家里烤的，每周烤一次。她也负责在院子里照看我们以及帮我们洗澡。事实上，面包炉很大，似乎能够轻而易举地把汉斯、格蕾特连同女巫一起装进去。30年代的某一天，我父亲决定让粮食在自家的面包房里增值，于是院子里的一间旧仓库被改造成面包房，并聘请了一位面包师——基茨贝尔格先生。他是一个有趣的家伙，也许正是这一原因使我们家的面包很畅销。当小河里有虾的时候，一个老头常常用满篓子的虾来换一个大面包。P1－3

毋庸讳言，眼下的中国史学正经历着一场巨变，这一巨变因同时构成为中国社会巨变的一部分而显得异常深刻。

事实上，这一巨变已延续了近三十年之久。只是，在进入新世纪后，巨变在悄然加速。巨变不要紧，关键是要有个基本的方向。而此时的中国史学，却失去了度量变动的参照本身，如同茫茫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正不知该划向何处。

方向不明，且道路崎岖，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就是当前的史界情势！

“历史学往何处去？”从上世纪“文革”结束后就一直是个问题。最初我们想回到前“文革”时代，很快发现不行。80年代，我们急切地拥抱现代化，“反传统”，向往所谓的“西方文明”。90年代，“西方”虽未淡出，但“传统”却卷土重来，与传统互为表里的“国学”也随之复兴重光。出于对所谓“国学”的向往，90年代的知识界集体向民国学术走去。近若干年，我们的学风又在调整之中，回归考据的势头有所减弱，“西学”特别是其中的“西方汉学”或美国中国学重又抬头，乃至有成为“显学”的迹象。但“西方汉学”能成为未来史学界的稳定方向吗？回答显然无法立刻作出。

实际上，史学界仍处在摸索和徘徊之中。

史家的天职让我们懂得，巨变的时代，巨变中的史学，需要一份清楚的历史记录，或者说一份实录。这份记录或实录必须要贴近时代，要同“本土化”与“全球化”交相辉映的学术现实共脉动；要尽可能多地容纳大家对其历史去向的望闻问切，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人们特色各异和角度不同的病情诊断与症候分析；还要能引领史学走出当下的迷茫，要竭尽所能地寻找中国史学前行的新航向。其中，富有洞察力、穿透力和概括力的审视和扫描必不可少，而基于不同审视和扫描的批评与专深分析显得尤为重要。当然，第一位的，是必须要有一份对中国史学存续承继的厚重责任感和使命感，这应是人们进行相关思考的起码的心理基础或共识。

我们发现，能同时体现上述追求的期刊和出版物，不是说没有，而是太过其少。对于巨变中的史学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因此，“新史学沙龙”出焉。

陈启能王学典姜苋

200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