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至1947年，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施行“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大生产运动”。任文主编的《延安时期的日常生活》就是对这一运动纪实材料的汇编整理。本书分四部分：报章精选、当事人回忆文章、大生产时期劳模名单及部分劳模简介、重要文献。以上四部分材料除当事人回忆文章之外，均为“大生产运动”时期所保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帮助读者还原历史现场，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红色延安口述·历史”是一套以口述实录、访谈录、回忆录、老照片以及有关原始档案等为基本内容的党史史料集成。我们试图以亲历者、当事人、知情者的讲述与回忆来补充党史中的历史要点和历史细节，还原历史事件，呈现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辉煌历程，再现一个本色、真实的延安。

任文主编的《延安时期的日常生活》收录了自1935年至1948年间在延安工作生活过的人们的口述记录及回忆文章。全书从延安的城乡环境，人们的衣食住行、文娱活动、育幼保健、珍闻趣事等多个角度，展示延安时期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亲历者的记述还原抗战时期一个鲜活生动的延安。

延安日常生活指数（代前言） 朱鸿召

窑洞之城

 窑洞风光好 郑文

 在窑洞之城生活的人们 王仲方

 在窑洞里 雷加

 延安生活 黄华

 1937年的延安城 口述：李耀宇 整理：李东平

衣食住行

 终身难忘的岁月 口述：周叔康 整理：张金晶

 延安的快乐时光 口述：海波 整理：张金晶

 我和萧军在延安的生活 王德芬

 听课·实习·生产——女大生活片断 柳勉之

 女大生活杂忆 白凌

 延安的歌声与欢笑 詹峻

 延安生活片断 袁静

 三人消费合作社 陆荧

 杨家岭的副食品生产作坊 赵体仁

 “抗大”学习生活回忆 孙毅民

 延安中央党校生活琐忆 陈野苹

 参加边区征粮小记 李岩

 在延安和陕北的十年 丁农

文娱活动

 欢快的宝塔山——延安党校的文化生活 姚铁

 蓝家坪秋夜 殷白

 星期六晚会 朱正明

 峥嵘岁月的体育生活 鲁明

 回忆教毛主席跳舞 朱仲丽

 狮舞——延安“鲁艺”生活回忆片 段胡征

育幼保健

 我在延安生孩子 口述：任均 整理：王克明

 “妈妈支部” 曾克

 在延安为领导人看病的回忆 陈应谦

 抗大医生救活了我们一家 口述：马兴威 整理：佚名

 你们要教好孩子，当好“猴王”——回忆刘少奇同志对延安抗小师生的关怀 惠怀国

红色摇篮

 毛主席给我写“天天向上”的经过 史洛明

 我和父亲在陕北的日子 口述：任远志 整理：王凡东平

 我在延安的那段日子 口述：项苏云 整理：刘东平

 忆革命摇篮——延安保小 刘昌亮

 我难忘的八年抗战生活 李琦

红都珍闻

 给毛主席窑洞安电灯——延安岁月忆 杨文信

 蓝补丁及其他 翟林椿

 周恩来在延安轶事一则 高剑夫

 林老在瓦窑堡 赵楚

 在领袖们身边服务 口述：李耀宇 整理：李东平

 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 口述：杨福成孙永聚 整理：王桥

 总司令的寻常事 吴有恒

 深切的怀念无穷的力量 张汉武

 珍藏在心中的回忆 口述：王来音 整理：王玫钟泉

窑洞——我们的摇篮

我们在窑洞里学习、生活、工作、结婚，有八年之久。年年岁岁，朝朝暮暮。窑洞就是我们的摇篮，我们在窑洞里由少年长大成人。延安的窑洞不同寻常。沿着延河，一条长长的山谷里，两旁山腰上一排排的窑洞有上有下，疏密有序。白天人们在窑洞里学习，黄昏时在河边散步，晚上一盏盏小油灯点亮，整个山冈宁静肃穆，就像是一艘世界上最伟大的邮轮，载着全延安的人，载着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颗心，在太平洋上迎着风浪航行。

窑洞虽小，所有的学习和感受，都在这里通过每个人的思考，通过同学的讨论加以理解和吸收。教材少，靠笔记，靠摘录。没有笔记本，每人发一张油光纸，自己裁成32开小张；白油光纸没有了，就发给红油光纸；红油光纸没有了，就用自己制造的马兰草土纸。没有笔，每人每月发两个钢笔尖。没有墨水，就用染料兑上水。把笔尖插入3寸长的高梁秆，蘸着自制的墨水，一样地整理笔记，一样地写作自己的心得。

一排窑洞外面往往有较宽的一块场地，较大的场地可以上早操、跑步、打篮球。但伙房都在山沟下面，一天两顿饭，听到吹哨子，大家都拿起饭碗、勺子下山吃饭。遇到天阴下雨，下山的土路成了滑梯，一不小心就屁股着地一直滑到山下。我们叫它“坐飞机”。吃过饭上山，比下山更难，连走带爬弄得浑身黄泥巴回到窑洞。不过延安下雨较少，坐几次滑梯也是窑洞生活的一件趣事，当时和事后都不感到是吃苦。我们利用雨天土地湿润，还在窑洞门前平台上种上了几棵西红柿。我们不会在陕北高原种西红柿，最后只能结几个小而青的果子，我们叫它“西青柿”，撒点盐拌一拌，还算好吃。还有一种“扫帚草”，长得3尺高，收回来捆一捆，用它扫地很管用。有时在窑洞门口，用土块垒一个小灶，找一个铁锅，拾点柴草点火，可以煮挂面。有一次，每天到延河驮水的毛驴不幸摔死了，伙房煮了一大锅驴肉，改善生活。驴的肠子、肚子、心肺等杂碎丢在沟里不要了。我们中间有能耐的人，便把这些杂碎拾回来，在延河里洗干净，在窑洞门口点火开起小灶，香气飘荡在山谷间，非常诱人。煮熟了，各人拿自己的饭缸盛几块，边吃边笑，赞不绝口，虽然做菜的人辛苦，但看到这种情景，也非常得意。这样的机会多少年也碰不到一次。毛驴在陕北是一宝，机关学校有一头毛驴，十分珍贵。大家虽然吃得开心，却并没有幸灾乐祸的心情。

延安的山头光秃秃的，好像什么也没有，可是到了晚上，深更半夜，野狼嗥叫不停，甚至跑到窑洞顶上嗥叫，人们躲在窑洞里不敢出来。特别是冬天，月明星稀，饿狼徘徊在山头——等待有人出来咬一口。我们这些城市来的知识分子，哪里经过这种场面。本来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可以发一种思乡之情，可一听这狼的嗥叫，那点思乡之情早抛到了九霄云外，只是希望狼不要闯进窑洞来。可是就有人不怕，反而听见狼叫就兴高采烈。我在延安民族学院工作时，有四位藏族学生：天宝、扎喜旺徐、孟特尔和姑姑（藏族名字），长征时参加红军，都是勇猛的强人。他们本事很大，悄悄跑到山头，隐蔽起来，等着狼来了，趁其不备，扑过去用石头块把狼打死，拖回窑洞。四个人动作熟练，连夜剥皮，开肚，洗干净，切成大块，放进煤油筒制成的水桶里煮熟，一人抓一大块，用藏刀割成小块大吃起来，吃罢用煮狼肉的汤，放进挂面，连汤带面美美地吃完。当时我是他们的班主任，平时师生关系融洽，他们怕我责备，悄悄地完成了打狼吃肉喝汤的过程以后，想起我这个班主任，叫醒我，给我一碗狼汤面，不仅好吃，而且浑身发热，被子都盖不住了。我不仅不责怪他们，反而说下次再打狼吃肉，早些喊我来。这个时候，大家倒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情绪了。新中国成立后，这四位藏族同学都担任了重要领导工作。扎喜旺徐担任过青海省委副书记、副省长，我有机会同他常见面，他还是称我为老师，论起当年吃狼肉的故事，开怀大笑，引为趣事。

有一件难事，直到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心惊胆战。那就是晚上上厕所这件难事。延安的厕所，都在窑顶山头上，挖一个长方形的坑，四五米长，一人多深，掉进去，没有人拉你你是上不来的。坑上搭着木条，有的是一根根小树干，人站在木条上往下看都有些心惊。这厕所上没有棚，四周无墙，空气流通，绝无臭味，女同志厕所也在窑洞顶上，挖个较小的毛坑，用芦苇围着，以示区别。就是夜深人静，野狼嗥叫，上一趟厕所真是心情紧张。不过还没有听见过上厕所被狼咬伤的事。这个露天厕所，也有自己的风光。平时是一个动物园，陕北的老鼠不能说天下第一也是档次很高的，又黑又大，以粪为食，而且不避人。它们是怎么来的？谁也搞不清楚。冬天天寒地冻，拉下的粪便一层一层地摞起来，就像一幢楼房，到了快碰着屁股了，才用棍子把它推倒。夏天上厕所，顶着蓝天白云，可以尽览周围群山。陕北黄土高原，没有什么崇山峻岭，一座座山头平整整的，像是河浪翻滚，一望无际，也是一派风景。怪不得进了城，有了抽水马桶，还是想着延安窑洞顶上拉野屎的情趣。

P7-9

延安日常生活指数

朱鸿召

延安十年（1937—1947年），将一个陕北小镇打造成革命的圣地，并因此而改变了几代中国人的生命历程，改写了扣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篇章。走进历史的生活是崇高的，但融入生活里的历史却往往是繁杂琐碎的。而正是在繁杂琐碎的日常生活指数里，隐含着吉光片羽般的历史真谛，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一、人口与性别

人，创造了人间的奇迹；同样是人，创造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战争年代在医疗卫生条件极不发达的地区，人是一切资源中最可利用的因素，也是最可宝贵的因素。延安，自古就是边陲要塞，位于汉族与匈奴等北方少数民族交流杂处的前沿地带。清末以后，这里战争频仍，十室九空。1935年10月，红军主力部队长征到达陕北后，当务之急就是“扩红”——招募青壮年人口参加红军，补充因长途跋涉而锐减了的部队编制和战斗力。此后的十余年间，陕北延安采取多种方式方法，大量吸引人才，更大量地招募移民人口。革命圣地延安的历史，就是由他们直接参与打造的。

1937年1月，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随红军主力部队进驻延安。当时，延安城本地居民大约3 000人。“在露天集市上，农民和商贩出售肉、蛋、蔬菜和其他食品，还有一些小商店、小吃店和几座有名气的饭馆，仍旧照常营业。总之，延安呈现着一片差不多是正常的和平的生活景象。”而此时部署在延安的共产党守备部队实有兵力总计4000—5000人，共分为5个团。1938一1939年边区与国民党军队开始发生摩擦，从前线撤下3个团来加强守备部队，使其兵力增加到6000—8000人。

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出发时的实有人数是75000—81000人，战斗部队编制为5个军团。所有参加长征的人，身边带有大约可以用两个星期的给养，主要是大米和食盐。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红一方面军剩下7000—8000人，其中正规部队战士约5000—6000人。1939年，在陕北的由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总数是16000—19000人。1943年8月，在延安的党政军人数有3万人，老百姓约1万人。这相当于当初1937年延安市区人口的16.67倍。

194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任弼时就如何看待知识分子问题发言，其中介绍：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高中以上占19％，高中占21％，初中占31％，初中以下约占30％。这些知识分子到延安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培训，就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或其他根据地工作，部分人留在延安工作。

1946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提供的确切统计资料显示，延安市区老百姓人口总数为12370人，陕甘宁边区人口总数为1593950人。这是不包括党政军学等“公家人”的，同时，据陕甘宁边区民政厅统计，1937—1945年间，边区共接受移民63 850户，人口266 620人。外加5 000多还乡难民，人口总迁移量达到316 620人。安定县（今子长县）4个行政村原来只有173户，到1941年几年时间就增加到288户。大生产运动中被评为先进模范村的延川县刘家河村，1937年只有5户人家，62口人，到1943年就增加到12户人家，105口人。在这十年里，延安及陕甘宁边区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持续在5‰—20‰之间，属于典型的非自然增长状况。在1946年的边区农村总人口中，全劳力就高达308‘760人。这种以移民为主体的人口的迅速增长，为农业生产和兵力补充提供了可靠有力的保障。

处于战争环境下的延安，其边区人口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发展生产，提高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反对堕胎，加速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力吸收各类人才，大量招揽各种移民，增加人口。1943年2月22日的《解放日报》载文说：“我们不怕来的人多，愈多愈好，我们只怪历史上给延安县遗留的人口太少，给我们发展生产许多困难。假如在两三年后，延安人口达到10万以上，那我们的工作将是另一番现象。”

上述边区人口中，农村老百姓无论是原有农民，还是招揽来的移民，其男女性别比例大体上是平衡的。1945年10月边区选举委员会统计的边区人口总数中，男性84 400人，女性75 000人，男女性别比为1.13：1，属于正常状态。可是在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公家人”中，男女比例却严重失调。

1938年前后，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男女比例为30：1。几年过后，到1941年前后，男女比例稍有缓解，为18：1。再过几年情况向更好的方向发展，1944年5月，男女比例为8：1。这个数字比例关系基本一直维持到1946年开始逐渐撤离延安。

形成这种严重失调的男女比例的原因，是长征到陕北延安的革命队伍，除了50名女同志，其他全部是男人。一大批青年学生为了抗战，从沦陷区、国统区和大后方奔赴延安，献身革命，才缓解了革命队伍里倾斜着的男女性别比例关系。“舞会在当时之所以特别盛行，除了跳舞可以娱乐身心、有利健康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参加跳舞的舞伴都是妙龄女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由于军务倥偬而耽误的青春，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

……

在此货币频繁变更的背后，是物价的起伏波动。据西北财经办事处1949年2月18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银行各种统计表》中，1937—1945年期间延安市物价总指数显示（以1937年上半年平均物价指数为100计算）：

1938年7月为153.3，12月为161.4，全年为143.1；

1939年6月为201.6，12月为377.3，全年为237.3；

1940年6月为420.8，12月为716.9，全年为500.6；

1941年6月为1914.5，12月为4 421.0，全年为2228.9；

1942年6月为10180.0，12月为13773.0，全年为9904.0；

1943年6月为64757.8，12月为343059.8，全年为124078.4；

1944年6月为556 980.0，12月为768807.8，全年为616487.4；

1945年6月为1995 825.0，12月为1825918.5，全年为1591495.4。

也就是说1945年年底延安的物价指数，是1937年年初的18 259倍。

专业统计数字是枯燥乏味的，但其背后所揭示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生活内容。陈学昭曾经记载下1938年秋延安的物价情况：

猪肉每斤0.5元、猪油每斤0.8—0.9元、山羊肉每斤0.35元、绵羊肉每斤0.4元。

“人家对我说，在八路军未到之前，猪肉比菜还不值钱，1元可以买到十二三斤，而且陕北人的脾气很特别，猪肚里的东西是不吃的，猪肝呀、猪肠呀……都抛了的。但现在，猪肝卖5角一个。……有一次，我走过菜场，看见两只鸡，我问价。‘1元’，鸡主人说。‘9角两只卖不卖？’‘不卖，差一钱也不卖！’我正在想‘1元买了也好’，可是正沉思着还没有决定的这顷刻，他说：‘你不买，走开罢，立在这里看什么？’”

白糖在延安一直很紧俏，价格不菲。1938年秋，白糖每斤1元，而同时期在重庆售价为0.25元。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加强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延安物价飞涨，特别是轻工制品。原来零售价0.1元一盒的香烟，变成100—300元一盒；原来零售价0.05元一盒的火柴，涨至50—100元。与此同时，边区的流通券也接连不断地发行面值一百元、五百元、一千元、二千五百元、五千元、七千五百元、一万元的票子。八路军连长的津贴，也由原来的每月3元，增至300元、500元。

与这些统计数字有关的另外两个生活指数是，当时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度量衡单位。1938年初，一斗为50斤。1942年3月22日，边区政府建设厅就统一度量衡问题发布命令，规定自5月1日起，在边区使用度量衡的标准为：尺用2尺正裁尺；斗用30斤斗；称用16两制称。当时共产党组织为取信于民，惩治腐败的力度很大。1938年8月15日，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其中规定：凡边区工作人员贪污500元以上者，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1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苦役；自首者，减轻或免除其处罚。

其实，无论物价如何涨落，对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单位工作的“公家人”，影响是不大的。当时在解放区，八路军、政府机关和学校，全部实行“供给制”，除了衣食住方面满足最低限度的需要，发些烟、肥皂、毛巾、牙刷，甚至妇女所使用的卫生纸等日用品外，还有一点津贴。政府在采取各种方法，使得大家在革命的圣地，温饱着，并感觉着平等。

（本文选自《上海文学》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