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星儿编著的《精神科医生》通过描写一名野路子出身的精神科医生，为病态人格包围，所产生的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反映了社会的痼疾被病人们进一步畸化，人的常识被质疑，从侧面反映了当今社会人的各种病态心理。本书通过描写一名野路子出身的精神科医生，为病态人格包围，所产生的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反映了社会的痼疾被病人们进一步畸化，人的常识被质疑，从侧面反映了当今社会人的各种病态心理。

陆星儿编著的《精神科医生》以写知青和女性文学著称的女作家陆星儿，这次深入精神病医院，不平静的医院生活，令她以深沉的、饱含思虑的笔触写就了这部题材独特、鲜见的力作。

精神科医生谢城池，认为要彻底治愈精神病患者，除以药物加以控制以外，还需根据他们的病症、病因，调整其心理压力、工作环境、家庭的氛围……可是，在实施过程中，他遇到了医院要创经济效益、先进单位为保荣誉，由历史原因造成的恋爱婚姻等诸多矛盾和阻力。作品由此折射了真实的人、现实的社会问题。

《精神科医生》内涵深刻，生活气息浓郁，颇具可读性。

偶尔有一丝风，烫人的，好像刚从高炉里燎过，划一根火柴能着。院里的两棵梧桐树被晒得无精打采，叶子都蔫了，软塌塌地垂着，只有躲在枝叶里的一群知了，愈燥热声音愈嘹亮刺耳，把人叫得心烦意乱。

一楼的门诊停了。三楼、四楼的住院病人很听话地开始午睡，尽管热得睡不着，在席子上翻来滚去，但没有人敢出声。所以，护士长宋樱樱认为，精神病人要比幼儿园里的小孩子好哄。当然，有的病人一旦发作，天不怕地不怕，压制或强迫他们得有一套特殊的办法，虽然残酷但是有效，毕竟是治疗精神病的一种方法。

病房安静。楼梯拐角处的一道道小门随时都锁紧着，医生护士上上下下，进进出出，得不断地用钥匙开门，还得习惯性地随手锁门。谢城池来精神病防治院报到的第一天，就在院长办公室领到十几把编了号的钥匙，并由宋樱樱领着，把一道道编了号的门试开一遍，再挂到裤腰上“叮叮当当”的。回到家，他妻子一看到那串钥匙就嘀咕一句：“像监牢里的看守！”他不还嘴。每天上班前，谢城池先把一大串钥匙别到裤襻上，像武装警察别手枪一样郑重其事。

天热，病房的门窗都敞开着。窗上有一根根铁条纵横交错。留出的空档，能伸出手臂但钻不出脑袋。窗朝南的病房，风被铁条切割了，可仍然畅通。最闷热的，是那间有西晒的观察室，原先是仓库，墙角还堆着十几只从病床上撤下的垫子。观察室很小，只放一张病床，还有一把椅子和一个吊输液瓶的铁架，如有家属坐着看守，别人再进去，只能侧着身子了。昨天，送来一个正发着高烧的女病人，还没确诊，还在观察。这女病人，是谢城池在门诊值班时收下的，神志完全糊涂了。她高个子，却瘦得只剩下一把骨架。住进观察室时，也没有家属来陪。观察室闷热，像半截货车车厢，有股同候车室差不多的气味。谢城池在病床边站了会儿，就有窒息感，必须张大嘴呼吸。病人接过氧气，打了退热针，体温仍不见下降。

“这房间怎么能做观察室？没病的也要住出病来！”谢城池对护士长宋樱樱说。

“你不要在鸡蛋里挑骨头喔，我们这个医院在区里是先进单位。你知道吗，院长室马上要腾出来做病房，院长只好和你们医生挤着办公。现在病人多起来了，医院就这个条件。”宋樱樱好心告诫这位新来的医生，“我看得出，你眼光蛮厉害的，不过，在这里做医生，还是少挑剔。”谢城池笑笑。来报到之前，卫生局一位处长找他谈话：“这个精神病防治院，是先进单位。我们看你考得不错……”处长的眼神里有恩赐的意味。谢城池隐隐感到，他还没有迈进医院大门，好像已沾染了先进的光。也许，护士长的提醒有道理。他反省过自己，所有的挫折，是否可以归结为一点：他的眼光过于敏感，忍不住地要挑剔……

中午的时候，总值班的护士坐在二楼半的过道口，有一把尼龙躺椅，可半倚着稍稍地闭目养神。谢城池从四楼观察室走到三楼时，靠在躺椅上的小护士，一听到有脚步声，立刻端正身子，扯了扯刚遮没膝盖的白大褂。

“谢大夫，你值了夜班，还不早点回家？”

“观察室里的病人高烧不退。”

“应该转院。”

“再看看情况。”

谢城池在走过二楼半的过道时没停下步。他还不知道这位小护士姓什么。小护士名副其实的小，瘦削的脸像颗剥出壳的瓜子仁，嵌着的小眼睛、小嘴巴都细细巧巧的，笑起来嘴角还有一股稚稚的奶气。谢城池很想停下来问她：“护理精神病人害怕吗？”她长得文气、纤秀，应该坐洁净、衡温的电脑间似乎才相配。而楼上病房里有些疯疯癫癫的女病人，因为长期眼用有激素的药物，一个个都臃肿、粗粗拙拙的。他还想问她：“从护校毕业是自愿来精神病防治院的吗？”他是自愿。因此，他妻子不断埋怨：“像你这种人，世界上少有！”他不还嘴，对待妻子他有既定的方针：大事不让，小事一律装戆。

阿七头学名叫施七，可从来没人这样庄重地称呼他，都喊惯了绰号：“丑八怪！”阿七头的长相的确不堪人目：橄榄头，斜白眼，两条倒挂眉毛又稀又短，像两条僵而不死的毛毛虫。他说话结巴，结巴得厉害时，“毛毛虫”就在他狭窄的脑门下一起一伏地抖动着。阿七头还驼背，八字脚，走路像只企鹅一摇一摆的。但阿七头心肠好，临时留在医院里看门房间，工作极端认真负责，大门口只要有人进出，他两只小斜眼，一左一右的瞥，视线成放射型，连蛛丝马迹也躲避不过。这样酷热的中午，他却一点不瞌睡，聚精会神地守着门房间的小窗口，好像在边防线放哨，时刻会有敌情出现。

“施七，我在四楼观察室，如果有人找，麻烦你喊一声。”谢城池站在停车棚里对着门房间说。

“谢大夫，有，有数嘞！”阿七头听到这一声“施七”的称呼，受宠若惊，还在学堂里读书的时候，班主任老师才叫他名字。他激动地迎出门，在毒辣的日头下站得毕恭毕敬。

“快进去，外面晒死了。”谢城池跑进门房间，把桌上的台扇拧大一档。

那个老式台扇，旧得掉牙了，转动的速度稍稍加快，三瓣铁锈斑斑的叶片，犹如一个患有狂躁性精神症病人，不仅抖动得厉害，还呼叫出令人惊悸的响声。

“还，还是开小……小点，要把病人吵、吵醒的。”阿七头说得恳切。他在三楼的男病房里，断断续续住过几年，很能体会到睡不好觉的痛苦。他发病时，经常兴奋得几天几夜不想睡觉，而且无法自控，有时就野在马路上到处走，狂想着全市的电车在听他指挥由他率领，他只有马不停蹄地走，所有的车子才能开动……

“施七，等会儿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P4－7

40多年前，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波澜壮阔”四个字，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而是当年的习惯说法，广播里这么说，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里这么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年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这一说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以至于老知青们今天聚在一起，讲起当年的话语，忆起当年的情形，唱起当年的歌，仍然会气氛热烈．，情绪激动，有说不完的话。

说“波澜壮阔”，还因为就是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唤之下，1600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奔赴草原、渔村、山乡、海岛，在大山深处，在戈壁荒原，在兵团、北大荒和西双版纳，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讲完这一段话，我还要作一番解释。首先，我们习惯上讲，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1700万，我为什么用了1600万这个数字。其实，1700万这个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应该没有错。但是这个统计，是从1955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从1955年到1966年“文革”初始。十多年的时间里，全国有100多万知青下乡，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宣传开去。而发展到“文革”期间，特别是1968年12月21日夜间，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那个年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且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过夜”。于是乎全国城乡迅疾地行动起来，在随后的10年时间里，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而在此之前，知识青年下乡去，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我最初到贵州山乡插队落户时，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乡上山》。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才逐渐规范成“上山下乡”的统一说法。

我还要说明的是，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字统计的，比较准确。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回乡知青，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城镇、公社的中学读书，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读到初中毕业，照样可以考高中；他们读到高中毕业，照样可以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不会因为他们毕业于区级中学、县级中学不允许他们报考北大、清华、复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绩好，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但是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大形势之下，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本乡本土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比较简单，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边去，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学校和政府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安置费，也不需要为他们安排交通，只要对他们说，大学停办了，你们毕业以后回到乡村，也像你们的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自食其力。千千万万本乡本土的知青就这样回到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里。他们的名字叫“回乡知青”，也是名副其实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和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迁出城市户口，注销粮油关系，而学校、政府、国家还要负责把他们送到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中去。离开城市去往乡村，要坐火车，要坐长途公共汽车，要坐轮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长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双版纳，路途相当遥远，所有知青的交通费用，都由国家和政府负担。而每一个插队到村庄、寨子里去的知青，还要为他们拨付安置费，下乡第一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核对准确，做出计划和安排，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离开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还是有其依据的。

其实我郑重其事写下的这一切，每一个回乡知青当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队落户的公社里，我就经常遇到县中、区中毕业的回乡知青，他们和远方来的贵阳知青、上海知青的关系也都很好。

但是现在他们有想法了，他们说：我们也是知青呀！回乡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道理。于是乎，关于中国知青总人数的说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说是2000万，有的说是2400万，也有说3000万的。

看看，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个十分简单的统计数字，就要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具体政策，费好多笔墨才能讲明白。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还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情形啊，诸如兵团知青、国营农场知青、插队知青、病退、顶替、老三届、工农兵大学生，等等等等，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经常会碰到今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凭啥你们上山下乡一代人要称“老三届”？比你们早读书的人还多着呢，他们不是比你们更老吗？嗳，你们怎么那样笨，让你们下乡，你们完全可以不去啊，还非要争着去，那是你们活该……

有的问题我还能解答，有的问题我除了苦笑，一时间都无从答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黄土地之歌”、“红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系列作品这一大型项目，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于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知青们回顾以往，理清脉络；又利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还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记忆。

对于知青来说，无论你当年下放在哪个地方，无论你在乡间待过多长时间，无论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业绩还是默默无闻，从那一时期起，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知青。这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记。

历史的巨轮带着我们来到了2012年，转眼间，距离那段已逝的岁月已40多年了。40多年啊，遗憾也好，感慨也罢，青春无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罢，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生的过程，40多年里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将永久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风雨如磐见真情，

岁月蹉跎志犹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虽谈不上“感天动地”，但也是共和国同时代人的成长史。事是史之体，人是史之魂。1700万知青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不可遗忘，不可断裂，亟求正确定位，给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给昨天、今天和明天一个交待。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