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想去看看鲁迅先生走过、住过、写过的地方？每一次选择、落脚和再一次启程，都是一场苦苦的灵魂拷问，一番艰难的思想突围。李伶伶所著的《鲁迅地图（解读平常人鲁迅）》以鲁迅一生足迹所至的十个城市为纲，用他的情感、思想与这些城市乘除，展现鲁迅人生和性格的多重侧面，与他进行一场跨时空的神交。

《鲁迅地图（解读平常人鲁迅）》讲述：行走在鲁迅的一生中，在江南的水乡、北京的胡同、上海的街头巷尾与鲁迅相遇。褪去了几十年的重重时光，剥落了形形色色的符号和意义，你也许会发现一个平常如你我的鲁迅。有点自私，有点多疑，有点爱钱，有点世俗，也有爱，有孤独，有迷茫，有走投无路……不要试着去定义什么，放下头脑中固有的鲁迅形象，让我们跟随作者开始一段时光之旅，邂逅一个素面朝天的鲁迅。

《鲁迅地图（解读平常人鲁迅）》由李伶伶所著。

绍兴

周家老台门

周家新台门

长庆寺

三味书屋

安桥头朝北台门

皇甫庄旗杆台门

小皋埠当台门

恒济当铺

土谷祠

咸亨酒店

南京

江南水师学堂

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

东京

弘文学院

仙台

医学专科学校

又东京

独逸语（德语）学会的独逸语学校

伏见馆

中越馆

“伍舍”

杭州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

又绍兴

绍兴府中学堂

山会初级师范学堂

又南京

临时政府教育部

北京

北洋政府教育部

绍兴会馆

新街口北大街公用库胡同内八道湾胡同11号

山本医院

砖塔胡同61号

西三条21号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铁狮子胡同1号

厦门

厦门大学

广州

中山大学“大钟楼”

白云楼26号二楼

上海

景云里23号、18号、17号

“左联”会址

拉摩斯公寓

内山书店

大陆新村9号

跋

一、搬家，到“谋食的异地”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这是鲁迅在他那篇著名的《故乡》中开头的一句话。“二千余里”是准确的；“二十余年”不免夸大——尽管他最早离开是在1898年，但其间数次返乡，还在故乡工作过一段时间。1919年底，回故乡的鲁迅只为一件事：搬家，携家带口离乡去京。这是他“别了二十余年”的“回”，也是他今生今世最后一次“回”。从此不回的原因固然是老宅已经易主，他在故乡已经没有老屋没有“家”，更主要的是他向来对愚昧落后的故乡没有好感甚至憎恶。

如今，仅就绍兴而言，真正算得上鲁迅故居的是周家新台门。新台门是周家第八世的周渭购屋改建的。从周渭到鲁迅，从嘉庆年到光绪年，像老台门一样，新台门也已有了百余年历史。建新台门，自然是因为周家人丁兴旺，一座老台门已不敷使用。新台门建好后，周渭把它分给了长子周宗翰（致房）。周宗翰领着长子周珄（智房）、次子周莹（仁房），住进了新台门（三子周崧被称“勇房”，此房人丁不旺，仍住老台门）。智房下又有兴房（长子周以埏）、立房（次子周永年）、诚房（三子周以尧）。仁房下又有礼房、义房、信房。

鲁迅，是兴房周以埏的曾孙。

这样，整个新台门，一共就有六房，即兴、立、诚、礼、义、信。门厅、大厅、香火堂、大书房大家共用。那著名的“百草园”由智房、仁房各得一半。如此庞杂的大家族，鲁迅每天要面对数位族曾祖父、十多位族祖父、数十位族叔，身为周家长子长孙，封建家长制、长幼尊卑礼，他体会得最深。虽然周家以三纲五常中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命名各房，鲁迅却只看到假仁义和虚伪的礼教。当祖父下狱、父亲病死，鲁迅家的孤儿寡母立时成了族人们欺负的对象。他们借口鲁迅家人口少，主张收回几问房，几个长辈逼着鲁迅签字。此时，鲁迅看到的只有利益，没有仁义。

正如周福清所说，周家没出息的后人们“卖田典屋，产业尽矣”。早在1911年2月，周家致房周宗翰、中房周鉴、和房周钊就已经分了家——也可以说，新台门和老台门不再是一家人。现在，在绍兴的鲁迅纪念馆还能看到当年分家析产时签下的《共同议单》。作为致房派下的智字兴房的代表，“豫才”（鲁迅）、“乔峰”（周建人）画了押。

纪念馆里还有一份契约《绝卖屋契》，卖的便是新台门。之前，过桥台门已经卖掉了。就在轰轰烈烈的“卖田典屋”的风暴席卷下，新台门，包括后院的百草园改“周”为“朱”姓——一个叫朱阆仙的商人买下了它。当时，鲁迅在北京的北洋政府教育部谋职，周作人还在日本，参与签字画押的是周建人。契约约定1919年年底交房。临近期限，鲁迅在北京买新房又装修，周建人在绍兴做着搬家的前期工作：把该办的事办了，该寄存的东西寄存出去了，并一一登记，写好一本《绍兴存件及付款簿》，只等着鲁迅回来扫尾。

归途中，鲁迅看见“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故乡》），他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故乡，还是如此，没有进步。只因为没有进步而心生悲凉吗？鲁迅自问。好像不完全是，也有他即将永诀熟识的老屋，远离熟识的故乡，搬家到他“谋食的异地”去所产生的惆怅。厌恨的故乡，也是故乡啊。但这惆怅很快被“闰土”碾碎。

大家族的败落像一块超强吸力的吸铁石，吸引来四乡八邻的淘宝捡漏人。他们要走了笨重的家具、贱买了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和徐文长陈老莲赵之谦任伯年的书画、搬走了鲁迅祖父养过的花父亲种过的草，也偷走了鲁迅三兄弟小时候玩过的一把用铜钱编成的宝剑和“无价之宝”赵孟頫的画。越临近上路，家里越是人来人往，几乎到了敞开大门任人随便出入的地步。周家新台门不再有大户人家的庄严气派和傲慢，倒更像个嘈杂的旧货市场，市井气十足。

正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章闰水（《故乡》中的闰土）带着儿子启生来了。住在海边的闰水是鲁迅的幼时玩伴，他的父亲是周家的忙月（农忙时雇的短工），他的母亲曾经做过鲁迅的奶娘。与其说是鲁迅的母亲特地嘱咐周建人写信给闰水让他来帮忙搬家，不如说是让他来白拿周家不再需要而他特别需要的东西：长桌子、椅子、抬秤、香炉、烛台、草灰和“用来戳一戳西瓜田里的獾猪”的板枪（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

P13－15

有天与作者驱车到南京远郊，在溧水乡村寻了一处由一所大学的校友会集资开发的园林，把车停在一大片鸡爪槭树林旁晒太阳，在想象中把在城里吸的废气呼出来。回城后，发现车里钻进一只溧水的小苍蝇，开窗看它飞走，我不禁想：它今后的生活，是捎便车回到来处，还是流落其他城乡，亦或就在此地觅食定居、成亲生子？

想来人生与“蝇生”也差不多吧，在偶然与必然、主动与被迫的迁徙与定居中游荡。只不过自负的人类看不起苍蝇，不屑与它作比。自恃聪明的他们不知道，在上帝的眼里，人类也不过就是一群蚂蚁呢。

民国里的人们，因为没有太多户籍的羁绊，工作与生活的流动性要远远大于生活在现代的人们。职业与生活的选择具有更多随意性，这就使得用“地图”的概念来诠释一个人的人生成为一种合适而可行的方式。

地图在我们的印象里，总是一幅固化了的图画，用它来表现已然完结了生命的传主的人生，仿佛只是在现成的地图上我到与传主一生相应的节点加以标记。实际上，作者的写作过程（包括研究与动笔），是沿着传主的人生轨迹，从头到尾重走一遍，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很像一个尿床的小孩夜里在床单上做的工作，而结果是早晨外婆掀开被褥时所看到的图画。有首歌这么唱：“生命就像一条大河……”，唱的是河水“时而宁静，时而疯狂”的状态，而本书的作者写的是“这条大河”漫延成地图的过程。

人生即选择，尤其当生活在一个有较多选择自由的环境里，某个人所做的各种选择就会更多地反映出这个人生活的思想、态度、性格、好恶，这是这本书之所以成书的意义。而本书的主人公，是运气也不只是运气，因为被追光灯长久聚集的缘故，他一生的足迹，无论是深陷泥淖还是蜻蜓点水，一律都被刻意地保留了下来，在为他画人生轨迹连线方面具备了无人能比的便利条件。只不过具备不等于提供。

当年鲁迅指责士大夫们“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他们把梅兰芳的戏“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使得多数人“觉得自己不配看了”。如今鲁迅的许多“鞋印”不仅被罩上了玻璃罩，置于紫檀架子上，更被供在房子里，外面设了保安，使得连本书作者在内的一般人常被拒之门外，想要瞻仰也觉得自己“不配”了。当然这责任不应由鲁迅来负，却是这本书让人饶有兴味的副产品。

王一心

2013年11月9日

鲁迅，在一些人心目中，仍然是一面旗帜；在另一些人心目中，已不再是一面旗帜。其实，传主是不是一面旗帜，抑或应不应该成为一面旗帜，对一个传记作者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传主是怎样一个人，传记作者如何把这个“怎样”老实地告诉读者。

许多人都指认胡适说过这么一句话：“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可是没有一个人能说得出来，胡适是在哪儿说的这句话。因为缺乏出处与语境，对于这句话真实的意思就有了争议，有人认为胡适的意思是历史是可以随意打扮的，也有人认为胡适指的是历史被人随意打扮的事实。

可以推断，就算胡适说过这句话，他的意思也不大可能是人们说的第一种。胡适是一个有考据癖的人，如果他认为历史可以、应当并且就是任人打扮的，他就不会痴迷考据了，因为不再有意义——考据本是对史实的追究。

作家是以打扮历史为职业的人，但如何打扮，又因认识、观念、审美、手法的不同而各异。有的人喜欢浓墨重彩，动笔之前，先已对传主满怀了无限的崇敬或是深深的鄙夷，他所急于呈现给读者的，不是传主的面目，而是自己的情绪。人物亮相时，观众只见角色脸谱与化妆师的功夫，演员的本来面目则深藏油彩之后。有的人则喜欢添削剜补、改来改去，只顾使笔下人物合乎他心目中的理想形象，而全不管他生来的长相。这种心理，有点近似于鲁迅在日本学医画下臂血管的情形——他为了画面好看，竞稍稍移动了血管位置。藤野批评他：“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鲁迅听了，心里“还不服气”。我们有不少写作的人，对于忠实历史的呼声，心里也是不大服气的。

人的血管图绘得准不准，还可以随时弄个尸体来解剖看看，可是历史，我们是回不去的，只能看描绘，这就要命了。除了“不服气”，还有主观、偏见等因素。历史，还不就是个被人任意打扮乃至整容的小姑娘吗？

本书作者给传主化的大概属于“无为”妆，连淡妆也谈不上，反倒亟欲把人面洗尽铅华而后快，让传主与读者素面相对。顶多把鼻毛剪剪，把头发拢一拢——即便因此露出了额上的疤痕，也不肯用刘海儿来掩饰。

真实的东西可能会使人灰心、伤心甚至恶心，但这都不应成为躲避真实的理由，更不应成为文饰真相的借口。换言之，没有什么比让读者了解真相更重要的了。

一部传记作品，不可避免地要臧否人物，哪怕不说一句好坏，即使在选材上，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的主观倾向，但这也不应成为借机寄卖个人好恶、把个人爱憎强加于读者的借口。传记作者的责任，对传主，在于应有不造神的觉悟；对读者，在于恢复他们对历史的信心，不再对纸上的历史起疑心。  本书作者的初中是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念的，“文化大革命”中这所学校更名为“鲁迅中学”。入学的第一天，校长照例训话。岁月更迭，别的话都忘了，只记得一句：鲁迅是我们学校的骄傲。可直到作者离开这所学校的那一天，也没弄清楚鲁迅与这所学校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下好了，少年时欠下的问题，到现在来还了，用一本书来还。

现在学校里有一幢坐北朝南的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洋楼，我曾亲往察看，已被辟为“南京鲁迅纪念馆”，它原是创建于清朝晚期的江南陆师学堂的德籍教员楼。鲁迅毕业于陆师学堂附设在此的矿路学堂，南师附中的前身中央大学附中于1946年迁入陆师学堂暨矿路学堂原址……简言之，鲁迅与南师附中的关联仅仅是他可能曾出入过这幢小洋楼。

尽管鲁迅与南师附中的关联是如此细若游丝，但学校与社会的放大，仍然使当时正处于“世界观形成时期”的作者格外注意，她对鲁迅的不趋炎附势有着深深的共鸣，对他的特立独行和批判精神充满敬仰，于是鲁迅就成了她心中一直想要描绘的人物。如今这个愿望已遂，想作者心里一定欣欣然吧？

王一心

2013年11月17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