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梦工厂(一代漂泊者的心灵史)》编著者刘大程。

和以往写“打工”的长篇小说不同，这部小说记录了庞大打工群体中有梦想、有思想、不甘沦为工业流水线上机器的“小人物”，实现“作家梦”或“走在成为作家的路上”的漂泊故事，及其遭遇的形形色色的打工者和鲜活的打工生活，带我们“穿越”到“世界工厂”过去二十多年喧嚣、迷乱、飘荡着南国椰风荔影气息的城市文化现场。小说中穿插的诗歌尤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让人深思这个时代在炫耀“世界工厂”的骄傲和激流勇进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时，是否忽略了一个个个体的心灵在狂风巨浪中微弱的挣扎、梦想与呐喊?刘大程及他笔下的“都市新移民作家”(俗称“打工作家”)们，他们在打工路上生存的绝境和写作的梦想几乎是同构的。他们一边为生存而挣扎，一边编织着文学改变命运的梦想，一边记录下摧枯拉朽般的急遽变革中个体心灵的“微史”。这一切都将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在这个时代里的文化记忆。

《东莞梦工厂（一代漂泊者的心灵史）》编著者刘大程。

《东莞梦工厂（一代漂泊者的心灵史）》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中期，汹涌澎湃的打工潮，如一股浩大的洪流，裹挟了一个时代。刘羽和曾皓是一对表兄弟，由于各自的原因，从湘西山村南下广东，汇入打工大军。他们既是众多打工者中普通的一员，又与普通打工者略有不同：他们爱好文学，在打工之余坚持写作，保持思考。泥沙俱下的打工生活，充满了喧嚣、繁华、混乱、动荡、兴奋、快乐、迷茫，既枯燥又不乏离奇诡异。他们经历着，记录着，如本书作者一样，写下一个群体的酸甜苦辣和“过客”式的命运。他们既约束又放纵，既拒绝又妥协，既有物质的欲望又有精神的追求，为了不至于迷失自己，活得格外辛苦。最后，一个选择了继续前行，一个选择了撤退，恰似一个人的两面。小说还写了强子、弯脚、向玉玲、张彦彦、唐丽虹唐丽娟姐妹、马灵官牛灵官兄弟、椰子树、珠珠等不同遭遇和悲欢的一众人等。找工作、陷阱、劳资、权益、春运、留守、房奴、暂住证、性饥渴等打工生涯或当下生存的关键词，一一得到鲜活的阐释，并引出深层次的思考。有着“世界工厂”之称的东莞不过是故事发生的一个主场，书中人物不过是随手拈来的几个角色，写下的却是一个时代漂泊者的记忆或曰心灵史，描绘的却是一个时代的生存图景。作者本身就是一名经历丰富、长住东莞多年的资深打工者，所以笔底世界虽是艺术营构，却具有近乎残酷的真实性。

封面

前折页

扉页

版权页

目录

引子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后记

后折页

封底

一拖拖到第二年夏天，曾皓才得以动身。

又到了广州火车站。正是最酷热的时候，曾皓的感慨还来不及生发，南方的喧嚣和燥热就一下子把他包围了。家乡6月的日头也毒得很，但无边的山峰和密林是天然的散热器，这里的日头似乎比家乡的要火辣十倍，建筑物和水泥地面也成了烘烤器。他不由眯了眯眼睛，从包里取出那瓶王力宏代言的娃哈哈矿泉水，喝干最后两口。水是温的，不解渴。他捏扁空瓶，看到附近有个垃圾桶，正要走过去，一个提蛇皮口袋的老头快步走过来，手一伸。他把瓶子给了老头，老头满意地把瓶子往袋里一放，转往别处。

在广场边的一个小卖店，他花三元钱买了瓶水，正要付钱，穿着件花T恤酷似菜花蛇的店主指着一排切好的西瓜笑眯眯地问，很好吃的，要不要？鲜红的西瓜的确惹人馋，曾皓也不想拂人意，就问多少钱一块，“菜花蛇”说两元。曾皓选了一块，递给“菜花蛇”十元钱，等着找钱。“菜花蛇”却说不够，还要一元。曾皓懵了，说：

“水三元，西瓜两元，不是五元吗？”

“你拿的是四块西瓜，不是一块，你好好看看！”

“菜花蛇”就像哄骗小孩的日本皇军，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

曾皓看西瓜，还是一块。再细看，并用手轻轻拗了拗，原来西瓜上面切了三刀，但只切瓜瓤，没切瓜皮，而且刀片很薄，切得很轻，并不明显。

“我不要了。”曾皓说。

“买了还能不要？拿钱来，你给不给！”“菜花蛇”恶狠狠地说。

曾皓一肚子火。这时他多么希望看到虎佬啊。虎佬是他同村的玩伴，比他大一岁，他高中毕业后还和虎佬玩过一段时间，不久后虎佬就来了广州，一个那么豪爽重义的人，选择了不进厂、不做工，与几个人专门在外面混，听说已经被抓过几次，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行踪。

虎佬不可能在这一刻出现，他曾皓孤单一人，这是铁的事实。他只有忍，他掏了一块钱，扔过去。然后拿着西瓜和矿泉水，走到一处垃圾桶，嘭咚丢了进去。

他已不是初次出门了，但外面的陷阱真是防不胜防，冷不丁就冒出来。他不敢再买东西，忍着口渴，到对面的流花车站，坐车去了从化。强子和马灵官当时已在从化。

到了工地上，曾皓睡了一觉。晚上，强子和马灵官带曾皓去饭馆吃了顿饭，说了些村里的事，又说了些外面的事。强子那时和一个江西妹住在一起，曾皓就和马灵官住。那个工棚除了马灵官，还有两个人，都是同县的老乡，一说也就熟了。这些已黑得像非洲佬的家伙，三句话有两句离不了H字，B字，说几句又对曾皓嘿嘿笑。  “曾曾曾皓皓你，将将就一一下。”马灵官还是像上次那样说。

工地在城郊的一大片荒地里，靠近一个小坡，坡上是茂盛的荔枝林。工棚里照例充斥着汗臭和劣质烟的混合味。不过曾皓已经能适应了，这比黑工地总要好无数倍。灯一关，那三个家伙很快就打雷一样扯起了鼾声。曾皓很疲惫，却睡不着。身上一会儿这里痛、痒，一会儿那里痛、痒，这才想起忘了买蚊香。

在从化找了三个星期的工作，还是没能进厂。

都说东莞工厂多。曾皓的堂妹莲花已经在东莞进厂。虽然她所在的工厂进不了，但既然工厂多，机会就多。

曾皓收拾了行李准备去东莞。原打算抽时间去看看杨朔在《荔枝蜜》里写到的温泉和荔枝，结果一点兴致都没了。

临行，强子掏了一百元递给曾皓，说：

“曾皓，这一百元你拿着找工作时买吃的。另外帮我留意一下，如果有我姐的消息，就及时告诉我。”

都是一起玩泥巴的哥儿们，曾皓也不推辞，接过钱，说：

“唉，也不知你姐到底在哪里。”

疲惫的曾皓在车上打了个盹儿，坐过了头，车到宝安后又坐回来，折腾到东莞汽车总站已经是晚上7点半了，夜幕下亮起了灯火。

当年东莞汽车总站还在东莞环形天桥旁边，也就是智通人才市场的斜对面。另一边还有一个汽车站，而往八达路方向走500米左右，还有一个汽车站。天桥附近的人流如过江之鲫，似蚂蚁搬家，而又较之都要嘈杂、混乱、动荡、不安。多年后，曾皓看到表哥那首《在东莞天桥上》时，回想起昔日情景，不由感慨万千，鼻子一酸。一座风吹雨打慢慢老化的天桥，目睹了多少打工者漂泊的梦想和悲欢。谁知道他们现在都在哪里，是苦是甜，甚至是生是死。

下车后，他在出站口的路边找去东坑的车。一辆车满了，开了过去，又一辆满了，开了过去。他看到一辆写着“东坑”的车，心里一喜。莲花告诉他坐到东坑车站，等她下晚班。

一个壮实的女人捂着包站在车门口大声喊客。

曾皓问：“请问这车到不到东坑车站啊？”

“到到到，快点快点！”女人往车上不停甩手。

P6－P7

谈到这部小说的创作，我想对中国三十多年来的发展轨迹略作回顾。因为小说虽然是以打工为主题，但与这个时代大背景是无法割裂的。

如果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出生的，记忆力还不算差，又与我有着相似的农村背景，那么对中国这三十多年来的印象，与我就多少会有些相似，对我以下的记述，应该不至于很陌生。

集体时代末期。粮食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粮票还在用，布票也还在用，农民按生产队队长的安排统一出工、收工，乡镇还叫公社，村还叫大队，村民还叫社员，农村医疗条件很差，治安状况却良好，夜不闭户是事实而非夸张，人际关系简单，学生学费很低，小学生书包里只有两三本书，没有家庭作业和假期作业，放学了就是帮家里干活或四处疯野，大队干部的权力很大，政审一关还很严，谁要想跳出农门，只要大队干部不点头就走不了。

改革开放初期。突然有一天，生产队队长召集大家开会，先讨论，再抓阄分田分地分耕牛农具，社员们起初一愣，也有点新鲜，但一年下来，就笑逐颜开，欢天喜地。因为那年的庄稼比以前长得都好，收成轻而易举就翻了一番，大家在路上碰了面脸上都堆着笑（我们村里当时甚至传出一个笑谈，一个村民对人说：今年这个收成啊，打谷桶还没下田，就一挑谷了！）。也不知为何，那一年的新米饭特别香，新辣椒也特别香。唯一有点烦恼的是极少数家里缺劳力的人家，但既可以请人，亲戚也可以去帮忙。粮食问题解决了，吃不完的还可以拿去卖。除了种庄稼，那些脑子活络的，还做起了生意。

长期被贫穷的绳索捆绑着的中国农民自由了，过上了好日子，到处晃动着时尚的“喇叭裤”，甚至出现了名噪一方的“万元户”。

这个时候的村干部，已经没多大权力，除了计划生育和交粮的事，村民与他们没多少需要打交道的。

那时的物价，别的我记不得了，但有两样记得非常清楚，就是鸡蛋和连环画（也叫小人书）。我家牛栏楼上堆放了很多干稻草，附近村民家里的鸡最喜欢上去啄瘪谷，玩耍，有时玩得蛋都懒得回去生了，就生在了稻草里。我有一次给牛喂草时，在稻草里发现一个窝，里面有一堆鸡蛋，一数，不多不少刚好十个。我把它们当作了我的惊喜和收获，带回家，让妈妈赶集时帮忙卖掉。妈妈回来时，我问她卖了多少钱，她说，六角八。连环画是我的爱物，我攒的钱宁愿拿去买连环画，也不买吃的。连环画的定价一般在一角到三角之间。那么，按鸡蛋的价格，一个鸡蛋值人民币六分八，一个半鸡蛋就可以换到一本便宜的连环画，那可是图文并茂的精美读物，现在你拿一个半鸡蛋去换什么书呢？这个比较，说明了当时的农产品价格是不算低的。

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早期到中期，是“文革”后中国农村的一个黄金时期，遗憾的是，只是昙花一现，随即便又走向凋敝。

随着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农用物资的价格不断上涨，生产成本迅速提高，农产品价格却跟不上来，田地也无法再增产。每年都要完成的公粮、以低于市场价卖给政府粮店的余粮和提留任务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余粮后来取消了，但公粮和提留还保留着，直到2006年才取消。那时的村民们，除了能吃饱饭，已经很难在经济上有什么收入，农民再次陷入贫困。而沿海开发区需要大量民工，于是，农民纷纷离乡背井，走上打工的道路，民工潮如一股浩大的洪流，漫卷而下，席卷了一个时代。村里的劳动力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后来，几乎就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了，使“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突出为一个时代话题。田地也大片荒芜。当人们还沉浸在取消农业税的喜悦里时，接踵而至的“撤点并校”，让孩子们在乡村也不再待得下去，在家人的带领下纷纷拥往城镇。乡村愈加荒凉。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渐次走向黄昏。但其生态的复杂性并未消减。

这时的村干部，权力又大起来。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在加入wT0时才得知，西方发达国家每年对农业都有相当大的补贴，而我们非但没有补贴，还在征收农业税，觉得我们对农民太亏欠了，同时可能也是注意到农村正在出现的问题对大局的影响，于是在取消农业税后，偶尔会有些扶助和补贴下来，村干部手上掌握的资源就又多起来。这些钱物到他们手里到底还有多少，他们拿出来了多少，或者根本就没有拿出来，村民们都无从知晓，也无可奈何，全凭把持者的良心。反正有很多人希望能当上村干部，就像更多人盼望能当上公务员。

我们曾经非常羡慕有居民户口、吃居民粮的人，觉得只有他们过的那才叫日子。但随着国企改制、工人下岗，居民户口失去了原有魅力，他们也走上了自寻生活的道路，农民还有几块田地，他们连田地都没有，如果缺少路子，就未必比农民过得好。比如我的二伯父，原是某汞矿一名德高望重的老职工，那个矿厂曾是中国最大的汞工业生产基地，有“中国汞都”之称，曾经红极一时，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贡献，汞矿遗址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正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可是由于资源枯竭，无法再生产，工人又没能实现整体转移，就只有停产解散。买断工龄后，二伯父家里的生活慢慢就陷入了困境，头发花白了还得打工谋生。从这里可以看到工人下岗的一个缩影。

也不管籍贯是哪里，如果又与我一样，为了生活和梦想，离开家乡，远走他乡，混迹于开发城市，而且出来的时间已经比较久，那么除了机会、财富和繁华，还会对这些很可能给你带来某种伤害和苦恼的事物也并不陌生：找工、陷阱、意外、劳资、权益、春运、留守、房奴、暂住证、性饥渴……

一个民族的车轮如此沉重。但它必须向前滚动。一切都来得那么仓促，什么都没来得及准备，人们就这样被卷进时代的波峰浪谷，接受冲击和洗礼，寻找新的生存之道，体现新的价值。

多年前我曾经写过一首小诗：《这个城市有太多人受伤》。据我所知，在外面漂泊多年而没有受到什么伤害的人，是很少很少的，越往前就越稀少。伤害有大有小，小的可以忽略不计，大的留在内心的伤疤和阴影可能一生也无法抹去，甚至从此陷入万劫不复之地的都不少。我在第一部诗集《风中的巢》后记里曾写道：南方以南的这片土地，充满了诱惑，也充满了无奈；使人振奋，也使人颓丧；予人收获，也予人失落；让人浮躁，也让人深思……置身于这座霓虹闪耀的时代舞台，我们的确是痛并快乐着……

作为一名写作者，有人可能以为我等神通广大，所以间或会接到一个求助电话。有时，想想办法倒是可以帮到；但更多的时候，是无能为力，只能提些建议。

打工者这个群体的人数是相当庞大的，从当初的几千万人到一亿多人，直到现在超过2．5亿人。正因如此，才成为一个时代主题。但对他们来说，除了极少数幸运者，绝大多数在城市生不了根，村庄又不再回得去，身体和灵魂都处于一种无所适从的漂泊状态。老无所养，幼无所教，夫妻分离，一个问题衍生出多个问题。这也是个没有话语权的弱势群体，很难发出声音的哑默一族。他们的悲欢，他们的诉求，很少为人所知。由此，用写作的方式表现打工生活成为必然的可能，一些本身就是打工者的文学爱好者拿起了笔，写下他们作为一名亲历者、目击者的经历和感受。这种写作，不管是对作者自己还是对众多打工读者，都是一种特定生存环境里精神上的减压和慰藉，很容易引起共鸣，所以不少以打工为主题的杂志曾经盛极一时。

刘大程以一个底层写作者坚忍不拔的心灵力量，用准确的纪实笔触，集合现实场景庞杂事象的结构力，对打工者这一广大底层群体生态进行了一次生动的“白描”，进而形成了一种直入人心的震撼力量。

——燎原（著名评论家，威海职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