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这本《那一张旧书单(精)》的同时，作者俞晓群还在为《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写一个专栏“可爱的文化人”。最初是王志毅先生问作者，能否将那些文章集合起来，成书一册，由他来出版。但那个题目的版权，已经被岳麓书社签去了，可以将其余的文章整理出来，再成一书。结果，才有了本书的产生。

回顾这一段文字生涯，可以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近年来，我的写作愈加勤快，愈加一发而不可收。最初是几年的文字积聚起来，才可以凑成一本小书，现在几乎是一年一本。比如《那一张旧书单(精)》所收文章，大多是二〇一二年到今年上半年完成的，同时还完成另一本小书《可爱的文化人》。此时我的脑海中，经常会响起几年前一位朋友的告诫：“文章不宜写得太多，否则会降低水准。”但是没有办法，到五十岁前后，我创作的驱动力越来越强烈，再加上读者和一些媒体编辑的鼓励，使我几乎将写作当成工作之外，另一个不可缺失的精神支柱。每天工作之余，不写一些东西，就会产生某种抑郁的情绪，似乎工作与生活都会显得平庸许多。当然，为了不落入朋友警示的处境，我只能落笔时更加认真，更加辛苦。

《那一张旧书单(精)》由俞晓群著。

序言：“穿帮”的愉悦

那一张旧书单

新老年沈昌文

天上的馅饼

陈昕印象

出版：西方启蒙运动的发动机

大师的纠结

书香忆，最忆是董桥

董书的迷恋

迷失在读书日

读之初

感恩幾米

皇帝的新衣

美因河畔的梧桐树叶第十次黄了

删改的艺术

身段最低的出版家

朝阳之美，还是落日之美？

找寻传统与个性的记忆

淘民国童书杂记

西方人如何看待孔子

心中的刘杲

OK，死在营销王手上

一百年，四六开

阅读的前生今世

在那里，我们发现了什么？

周振甫：一篇文章和一封来信

后记

那一张旧书单

找寻出版的关键词

从事出版业久了，脑中塞满千奇百怪的东西，有一种乱糟糟的感觉。自我解嘲，所以才是“杂家”么。心里却想，这样的行业，出人才难，出钱财难，让人尊重都很难。学识，商业，见识，修养……都不见出类拔萃之处。杂就杂了，哪里够得上“家”呢？说归说，我还是很爱出版行业的。也是无奈，三十年过去，不爱都来不及了。

我有时深夜无眠，常用的办法是找一个喜爱的词汇，反复默念，比如阅读、阅读、阅读……郊游、郊游、郊游……迷离之中，书香四溢，绿草如茵，大脑的紧张得到缓释，就睡去了。那天又出现失眠的状况，想一个词汇吧，哪一个令我青睐的出版关键词，反复诵读，能让我轻松下来，安然睡去？

作者——难啊，比找金子还难；好书——难啊，比找银子还难；畅销——更难了，连上帝都没有办法……我越想越精神，干脆坐起来不睡了，这样的难题，几宿也想不明白！那些前辈是如何做得好、卖得好、睡得好的呢？读吧：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陈原、沈昌文……这些让我叨念不已的名字，我该怎么做，才能够接续他们的理想？我该怎样做，才能够有一个安稳的睡眠？想着想着。终于，我找到一个让我安静下来的关键词：书单、书单、书单……

此时，我的呼吸均匀了。我甚至套用起那旬名言：“书单是个纲，纲举目张。”喃喃自语，就有了昏昏睡意。睡梦中，中国百年出版，一张张让人感奋的书单纷纷飘来，像春露，像暖阳，像微风，像瑞雪……没有它们，何谈出版？有了它们，出版才有了意义。我们才有了编书的依据。

书单的界定

此处“书单”，是指人们为了选书而开列的书目。由于选书的目的不同，书单又有“读者书单”与“编者书单”之分。一般说来，前者的目的是为自己阅读所用；后者却是为别人阅读提供可以选择的书目。所以后者的含义更复杂、更丰富，它集文化、商业、投资、个人好恶、群体热点等多重因素于一体，具有很强的预判性与风险性。出版人终日忙忙碌碌，都在忙什么？条分缕析，就是在找寻那一张所谓好书单——可以承载文化的书单，可以让读者喜欢的书单，可以热卖的书单。

其实编者的书单，或日出版人的书单，还未成“书”，它更应该被称为“选题单”。它的提出大约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专家的推荐，它更注重文化的纵向分析；二是来自出版方的判断，它更注重文化的横向比较。纵横交错，最终构成选题的出版依据。

本文记录的“书单故事”，有对出版者产生影响的读者书单，但是主要在“选题单”。其中有些例子选自我的读书笔记，有些例子选自我的工作日记。我觉得，以本文的题目为发端，我们可以编一本很好看、很实用的书，使阅读者产生更多的遐想，去选书，去读书，去编书，去做书……

光绪皇帝的书单

戊戌变法前，张元济先生在总理衙门供职。他说光绪皇帝喜欢读“新书”，经常通过总署转来书单，让他采购。所谓“新书”，主要是一些译介西方文化的著作。但那时此类书很难买到，张先生四处借阅，还把自己的书拿出来，呈送给光绪皇帝。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曾经在同一日分别召见康有为与张元济二位。张先生回忆，光绪皇帝对他说过一句话：“外交事关紧要，翻译必须讲求。”没想到，这一些经历竟然成为张先生后来一生所为的伏笔。

南洋公学译书院的书单

一八九八年十一月，戊戌变法的血迹尚未千涸。张元济先生带着朝廷“革职永不叙用”的大辱，离开京城，来到上海。经李鸿童举荐，出任刚刚组建的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他到任时，书院已经出版八种译自日文版的兵书《日本军政要略》、《战术学》、《军队内务》和《作战粮食给予法》等。这是一张实用主义的书单，张先生建议改弦易张，开拓更宽的译书领域。

他开出的第一张书单是请严复先生译亚当·斯密《原富》。他建议为严复先生支付百分之二+的版税，这也是中国最早实行版税制的实例之一。为此，译书院出资两千银元。几乎是译书院当年百分之二十的开销。到一九〇四年离开译书院，加盟商务印书馆之前，张先生主持译书院开出书目六十七种，正式出版不少于三十六种，有《中等格致读本》、《政群源流考》、《万国通商史》、《英国文明史》、《美国宪法史》和《万国政治史》等。

严复的译书单

据严复先生书札记载，在张元济先生主持译书院期间，曾经多次与严先生讨论翻译的事情。一八九九年，严先生在给张先生的回信中写道：“(张元济问)门类以政治、法律、理财、商务为断，选书最难。有何善策？”对此严先生作了认真回复，这些都成为后来张先生进入商务印书馆，组织出版“严译名著丛刊”的基础。

严译最重要的书单，包括八部著作：亚当·斯密《原富》、赫胥黎《天演论》、斯宾塞《群学肆言》(即《社会学研究》)、穆勒《论自由》和《逻辑学系》、甄克思《社会学史》、孟德斯鸠《论法》和杰方斯《形式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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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穿帮”的愉悦

沈昌文

退休以还，常爱读关于江湖的书，由此联想“出版江湖”的种种。讲正儿八经的出版、传媒之道的讲义教材，到这时已经不想去钻研了，只有了解和回忆一下自己在“出版江湖”方面的经历，还觉得有点意思。

我同江湖之道渊源颇深。十六七岁当小学徒时，常常伺候一些地下的共产党员。他们到上海来采购物品，同种种人物接触，在台面上讲的，都是江湖套话。可往往是话里有话，有深意存焉。我记得，当时那位领导人虞天石，私底下看他忙于研读古典诗词歌赋，可一到场面上，立即表现为十足的生意人，尽说些庸俗不堪的生意经。我由此懂得，做人所以要有两副面孔，有时实在出于需要，并不是存心要做什么“两面派”。那时还有一个共产党员，天天同一些“白相人”打桥牌，可我看他深夜还在床上细心研读一本英文的桥牌手册，方知他白天在桌上嚷嚷的什么“diamond”、“spade”……都无非是刚从书上看来的应对之道。

五十年代以后，自己一心学做正道的革命出版工作，不敢旁骛。可到了八九十年代以后，就一心扑到出版江湖上了。现在晓群兄所记我的种种，大概不少属于我们一伙儿的江湖行为，包括正面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当然，他出于善意，不会写我的江湖劣迹。记得有位大学者，曾经专门为文揭发我的江湖劣迹。可惜他调查研究不够，所举种种，不免大多不符实际。但他最后说：“我惟希望昌文宁可越老越糊涂，不要变得越老越不要脸！”这话我还经常念叨。其实，我同这位老兄结交，还真出于一个不要脸的江湖劣迹：他答应一家出版社出一套书，条件不够好，订了合同后还要我去抢过来，由我来出，多给他一些钱。我稍使江湖小技，一抢到手。可惜，这“小技”后来却为一位老翻译家吴劳老兄发现，他在一公开场合把我大大羞辱一番。我当时还不算老，也许因这缘故，大学者没有把此事列入他所痛恨的“不要脸”之列。

照老上海规矩，凡属江湖作为的事最好不要“穿帮”。但我现在，却唯恐其不“穿帮”，因为讲这类经历会给我这老年人带来愉悦，也许也能让年轻朋友开开眼界。远在台湾的杨渡先生十多年前闻说我的种种，赠我一诗，末句谓：“幸有老眼不昏花，趁早轻狂学嬉皮。”“嬉皮”之事，当然都属江湖之列。杨兄真是知我哉！但是说来归去，今天能把种种江湖都“穿帮”，更令老汉高兴。我希望俞兄再多写些，尽量把这个“出版江湖”都弄“穿帮”，可以“知它”，也可以“罪它”，总之让它为更多的人所了解。

2013年中秋节，鄙人82周岁生日

自一九九五年始，我在《光明日报》开专栏“蓬蒿人书语”，专门撰写关于人与书的随笔；此后开始在许多报刊撰写此类文章，到如今已经快二十年了。在此期间，每当文章有了一定数量，我就会结集出版，陆续有《人书情未了》(二〇〇三)、《这一代的书香》(二〇—〇)、《前辈》(二〇一一)、《蓬蒿人书语》(二〇一一)和《可爱的文化人》(二〇一三)面市。这些书中所收文章，没有二篇重复。

回顾这一段文字生涯，可以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近年来，我的写作愈加勤快，愈加一发而不可收。最初是几年的文字积聚起来，才可以凑成一本小书，现在几乎是一年一本。比如本书所收文章，大多是二〇一二年到今年上半年完成的，同时还完成另一本小书《可爱的文化人》。此时我的脑海中，经常会响起几年前一位朋友的告诫：“文章不宜写得太多，否则会降低水准。”但是没有办法，到五十岁前后，我创作的驱动力越来越强烈，再加上读者和一些媒体编辑的鼓励，使我几乎将写作当成工作之外，另一个不可缺失的精神支柱。每天工作之余，不写一些东西，就会产生某种抑郁的情绪，似乎工作与生活都会显得平庸许多。当然，为了不落入朋友警示的处境，我只能落笔时更加认真，更加辛苦。

有人对我说，您二〇〇九年进京之后，回到出版一线工作，事情多得不得了，为什么文章反而写得更多了呢？原因之一是二〇〇三年我离开辽宁教育出版社，被调到辽宁出版集团做副总经理。由于找不到工作定位，在整整六年时间里，有些茫然不知所为，没有办法，我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只能每天玩命读书、写文章。当时王充闾先生看到我的状态，他对我说：“在这样的境况下，你能够静下心来，认真读书写作，真是难得。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我相信，这样的一段人生际遇，可能会让你后半生受益无穷。”王先生说对了，我来到北京之后，业界的朋友称我“重新出山”，媒体蜂拥而至，他们不但跟踪我的编辑思路，还经常约我写文章谈感想。我突然发现，经历那六年的“冷板凳”，我思考问题的角度较从前丰富多了，我写作的自信心较从前充分多了，我人生的态度较从前安静多了，我动笔的能力较从前顺畅多了。还有，在这一段时间，我大量写文章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回到出版社之后，又能与作者、读者亲密接触了，它大大地激发了我的文化热情，同时又有了许多新鲜的人书故事。我把它们记录下来，表述出来，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说明一点。在写本书的同时，我还在为《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写一个专栏“可爱的文化人”。最初是王志毅先生问我，能否将那些文章集合起来，成书一册，由他来出版。我说那个题目的版权，已经被岳麓书社签去了，我可以将其余的文章整理出来，再成一书。结果，才有了本书的产生。

感谢王志毅先生支持，感谢康笑宇先生精美插图，感谢李忠孝和吴光前等先生帮助，感谢沈昌文先生赐序。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