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懂事以后，父亲就经常对我谈起，说我出生的1955年。是不平常的一年，中国曾发生了许多大事，有好的，也有坏的。好事如中国实行了军衔制，钱学森、蒋英夫妇回到祖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工资制，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等等。坏事也不少，如打倒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批判“胡风反党集团”，批判粱漱溟的文化思想，批判丁玲和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等等。
当时上海，也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潘汉年、扬帆“反革命案件”被揭露，另一件是破获了上海天主教区大主教龚品梅反革命集团(龚品梅的老家就在我外公家边上，后面会提到)。不过，总的说来，1955年对上海、对我们国家而言，是一个风平浪静、欣欣向荣、歌舞升平的时段。
父亲一向沉默寡言，他能够说出这些事，是因为他小的时候读过几年书，有一点文化，参加工作以后，又加入了共产党，在厂里担任工会主席，所以常读点报纸，了解一些国家大事。我猜想，父亲和我唠叨这些，无非是想说明，我出生的那个年代，比他那一代(父亲是1930年出生的)要幸运得多了，要我好好珍惜。
但父亲和我讲的这些事，就我而言，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在我的脑海里，最早的记忆就是1958年以后的“大跃进”和三年的“自然灾害”。
1958年，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国迈人了“大跃进”时代，党中央号召在全国农村普遍成立人民公社，争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我那时虽然才3岁多点，但对这场运动，却有一点记忆。 母亲小时候，在唐镇天主教会办的学校达义小学(后来改为唐镇中心小学)读过三年书，有一点语文和数学的底子，在人民公社的生产小队中担任记工分、考查社员出勤的工作。这样，她在人民公社刚兴办的那几年，特别地忙：白天干农活。晚上去开会。因为父亲在上海城里工作，母亲出去开会就只得将我带在身边。
由此，我对1959、1960那两年人民公社的几个典型标识就有了一些印象。比如，当时的干部晚上开会开得晚了，就让公共食堂里的工作人员做一些夜宵吃，夜宵一般是公社生产的作物，如蒸茭白、烙大饼，我跟着母亲也可以吃到一点，那时食物稀少，蒸的茭白和烙的大饼，清香美味，其味觉深深地刻印在我幼小的脑子里，至今一看到茭白和大饼，脑中就马上会闪现出其形状和清香美味的那一幕场景。
又如，在大家吃食堂时，饭菜都是由担任食堂职工的农民来打的，开始时这些人都比较规矩，到后来，看到熟悉的人，关系好的人，或者是干部，就会给他们打得多一点，好一点；反之，就会差一点，少一点。甚至有的食堂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将好的菜偷偷地藏起来，下班时就带回家，于是食堂的声誉每况愈下。
还如，后来(大概是1960年春天以后)公共食堂无法维系。发生粮食大恐慌时，我帮助母亲从河里捞取浮草，掺和着高粱米和糠皮，煮着吃时的那种硬、涩、苦，以及吃后胃热烧心的感觉，迄今也念念不忘。这种状况，即便是在上海郊区，大概也持续了一年多时间。
但是，再困难，像我们这类“工农联盟”的家庭，日子要比纯农业户口的家庭还是要好过一些，毕竟男方还有一些工资收人支持家里，贴补家用。P6-8
随笔，一般认为是散文的一种，但篇幅更加短小，表现形式也更加灵活，可以抒情、叙事或评论。本书所收的随笔，大概可以算作第二类，即叙事吧。
叙事，就是讲述一些事情，通俗地说，就是说故事。因此在我的观念中，随笔其实也是一种讲故事的形式，是作者将自己认为比较有趣的人和事以及想法说出来。随笔和小说都在说故事，区别在于，小说讲的故事，可以编，可以虚构，而随笔则必须是真实的。
由于每个人的人生，都由许多故事组成，因此，人人都可以写随笔。只是，有些随笔，我们读了没有什么感觉，有些则会生出许多感触，甚至被深深感动，产生无限的感慨、启迪和遐想。这里的区别，就在于作者叙说的故事是否反映了时代和人性的诉求。
近几年，笔者也写了一些已经过去了的故事。最早的是1998年，为《法律文化史论》(法律出版社出版)一书而写的前言“学术述怀”，说了一些在北大学习、日本留学的事。后来为纪念我们北大同学入学30周年，而写了“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系列，承蒙蒋安杰女士的信任和帮助，在《法制日报》上连载了4个多月。其后，为了纪念母亲去世，写了“母爱无言”。去年9月，为了纪念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硕士招生30周年、博士招生10周年，我又写了对三位恩师徐轶民、王召棠和陈鹏生教授的一些回忆。今年，是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成立30周年，我又写了“外法史年会的那些人和事”和“外法史学科群英谱”两篇小文章。
上述小文章，获得了读者的认可，多有转载和引用。尤其是商务印书馆的王兰萍编审，对这些小文给予了相当的肯定，并一再约稿。她建议我把上述小文章汇集在一起，成为一本随笔集，纳入商务印书馆的“法律人生”系列。考虑到上述内容文字太少，过于单薄，所以又将几年前写的两篇稿子：“火红的年代”和“激情燃烧的岁月”补充进去。这两篇稿子，本来想存在电脑里，准备等到退休时再拿出来发表，让人评判的，现提前收入，聊作充数如约吧。
本册书中所叙述的故事，都是真实的。它们是否能让读者受到启迪、得到感悟。那只能由读者来评说了。至于里面涉及到一些人和事，尤其是一些悲剧性的当事人，我真诚地同情他们，为他们打抱不平。但在当时，我自己能力有限，帮不了他们。这里，我将他们的故事记录下，诉说出来，实际上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声援，希望他们相信，这世界上，还是有人理解、同情和敬重他们的。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要感谢商务印书馆的于殿利总经理和王兰萍编审，感谢《法制日报》社的贾京平社长和蒋安杰分主编，感谢法律出版社的沈小英分社长，感谢督促我把上述小文坚持写下去的我的学生郭光东、张海斌、郑少华，感谢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的同事，北大法律系77级的各位同学，以及40余年前上海市川沙县虹桥公社(现在已归属于浦东新区唐镇镇)我原来的所有领导和同事。当然，对于书中的错误和疏漏，则由我承担责任。
转眼之间，我们迎来了2009年的新年，我首先代表学校党政领导，向2008年辛苦工作了一年的华政所有的老师、职工、离退休同志，以及我们华政朝气蓬勃的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致以新年的问候，对大家表示诚挚的谢意！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全家幸福！
在辞旧迎新之际，大家都希望听到一些赞美的话语。今天，我想献给大家的赞美之词就是我对美的感受，以与大家同乐。题目就是：大学之美。
太湖之美，在于它的山，它的水；黄山之美，在于它的峰，它的云。那么，我们大学之美，在于什么呢？
有人说，大学之美，在于有一个美丽的校园。这话不假。华政松江新校区建成后，虽然不大，但很美丽。五年来，来华政新校区的人不下数万，无论是领导，还是同事，无论是校友，还是学生家长，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华政的校园特别美丽。
有人说，大学之所以美丽，是因为有一批心灵美的教师，思想纯洁的学生。这话也很对。建筑的美丽是外在的，人的心灵的美才是内在的。人们之所以向往大学，就是因为这里是知识的殿堂，我们的年轻一代，在这里接受知识的教育，也在这里接受心灵的陶冶。我们的教师，在这里将自己的所学，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将自己的心，无私地袒露给学生；也将自己的生命之光，不停地释放，以为学生照亮前进的道路，直至能量耗尽，消失在茫茫的大地之间。
今天，我想增加一点是，大学之美，还在于差异之美，宽容之美。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单位，或者团体中，只有大学才能保持一种宽容，一种气度，就是允许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个性，彼此相异的观点，绝不雷同的风格，没有压力的自由，心心相印的坦诚。我们每一个老师，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老师只对学生负责，并无上下级的关系；学生只对学业负责，对国家负责，大家的人格既是平等的，也是真实的，并且还是不同的。正是这样一种允许差异的宽容和气度，保持了大学的生机和活力，保持了大学的宽容与和谐。
感悟到了这一点，我不免为我们的一些行为而感到愧疚：我们同事之间，师生之间，完全可以做到和睦相处，相亲相爱。彼此会有什么解不开的结呢？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非要弄得大家侧目而视，怒发冲冠吗？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完成自己的学业，培养好我们的孩子，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输送高层次、高水平的人才。
大学之美在于差异，也在于宽容，它是高于校园美，也是高于心灵美的一种美丽。希望我们华政的每个同胞，为之珍惜，为之努力。
何勤华编著的《随笔集》中所叙述的故事，都是真实的。随笔，一般认为是散文的一种，但篇幅更加短小，表现形式也更加灵活，可以抒情、叙事或评论。本书所收的随笔，大概可以算作第二类，即叙事吧。
叙事，就是讲述一些事情，通俗地说，就是说故事。因此在我的观念中，随笔其实也是一种讲故事的形式，是作者将自己认为比较有趣的人和事以及想法说出来。随笔和小说都在说故事，区别在于，小说讲的故事，可以编，可以虚构，而随笔则必须是真实的。
《随笔集》是一本散文集。
何勤华编著的《随笔集》是一本叙事类随笔集，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教授。全书分为火红的年底、激情燃烧的岁月、北大法律系求学、法史30年记忆四个篇章，作者通过记述在自己人生不同阶段身边所发生过的真实的人和事，希望读者能受到启迪、得到感悟。附录还收了“学术述怀”和“母爱无言——致亲友”两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