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庆超编著的《中国现代史论》对至今在中国和世界上还存有争议的一些重大历史疑难问题进行了解释、答疑。以消除疑问，揭示真相，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从文化大革命爆发到林彪事件》对于林彪事件，就进行了这方面的澄清，给予了令人信服的回答。林彪事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因为林彪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而点燃的大火早已熄灭。但是，各种说法却一直没有停息过。而且，往往“假说”比真实更生动、更具体、更能吸引人、更有传播空间。以权威的历史当事人回忆、苏联历史当事人回忆，缜密考证，翔实研究，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国政府关于林彪事件公布的史实都是正确的、确凿无疑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江青集团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老一辈革命家奋起抗争，“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武汉“七二〇事件”。中苏剧烈对抗，珍宝岛事件引起世界关注。林彪集团图谋发动武装政变。毛泽东南巡，揭露林彪集团。林彪、叶群、林立果飞往苏联，飞机在蒙古坠毁。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从文化大革命爆发到林彪事件》总结、整合了作者薛庆超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数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研究心得和研究体会，对中国现代史上若干重要历史、重要人物、重要史实的来龙去脉、理论与实践、探索与结果、曲折与辉煌进行了一些分析与评说。

第一章 《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第二章 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遭到“突然袭击”

第三章 “正是神都有事时”

第四章 未名湖畔的“内乱”

第五章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第六章 “红卫兵”的兴起与终结

第七章 正气凛然的抗争

第八章 “二月兵变”，千古奇冤

第九章 “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

第十章 一个“政治高温”的盛夏

第十一章 武汉“七二〇事件”（上）

第十二章 武汉“七二〇事件”（下）

第十三章 隔离审查王、关、戚

第十四章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

第十五章 特殊时期的中共九大（上）

第十六章 特殊时期的中共九大（下）

第十七章 邓小平在江西

第十八章 197年的庐山会议（上）

第十九章 197年的庐山会议（下）

第二十章 林彪集团制定政变计划

第二十一章 毛泽东南巡谈话

第二十二章 毛泽东会见南方党政军负责人

第二十三章 林彪集团密谋暗杀毛泽东

第二十四章 毛泽东安全回到北京

第二十五章 林彪集团准备南逃广州

第二十六章 林彪集团专机在蒙古坠毁

第二十七章 周恩来运筹帷幄

第二十八章 全国开展批林整风

第二十九章 林彪坠机现场见证

第三十章 “林彪事件之谜”的破解

第三十一章 中共中央军委审定的林彪生平

后记

第一章 《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披荆斩棘，栉风沐雨，开拓进取，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从东海、黄海、南海到巍巍昆仑和帕米尔高原，从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牡丹江流域到台湾岛、海南岛，从漠河的“北极村”到南海中的东沙群岛、中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曾母暗沙……形成了辽阔的疆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积淀了优秀的传统文化。

但是，人类进人近代以后，西方列强频频东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孙中山奋起“振兴中华”，虽然“屡战屡败”，但是仍然壮志益坚地说：吾之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勇，矢志不移。经过长期奋斗，终于推翻封建帝制，建立中华民国。然而，随后却是袁世凯上台、军阀混战、蒋介石统治、日本帝国主义入侵、蒋介石发动内战，中华民族屡经战乱而不得安宁。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空前大团结、大统一、大安定，标志着中国人民在饱经数十年的战乱之后终于迎来了和平、稳定、发展的“新世纪”，标志着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

打开中国地图，横贯东西的是代表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盛衰荣辱历史的一条大河——被称之为“中华民族摇篮”的黄河。

黄河从中国西南边陲青藏高原上源头的涓涓细流，到逐步汇集百川形成气势磅礴的滚滚巨流，其问经过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曲折和迂回。然而，黄河九曲，其志不移，终于奋力冲破千山万壑，咆哮着、奔腾着、欢笑着扑向大海的怀抱，与五洲四海融为一体。

黄河，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象征。

黄河的形状恰似一条巨龙，龙头在山东半岛伸向东海，龙尾在青藏高原上摆动，龙身正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中原大地，而黄河流域与黄河相联的大大小小的河流，则好像巨龙的一根根龙须和一个个龙爪。

从中国的中原地区到台湾、香港、澳门，从东南亚的华人社会到美国的“唐人街”，每逢喜庆佳节，人们必以舞龙象征吉祥。

这种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延续下来的民族风俗，有力地说明：天下华人都是龙的传人；天下华人只有一个根——黄河。

正如黄河九曲，终归大海一样，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个人的前进道路也决不会像北京的长安大街一样笔直平坦。大的曲折、小的曲折，总是难免的，它不仅不能改变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个人的前进道路，反而为这种前进增添了更多的传奇色彩。

20世纪60年代后期，当中国刚刚从“大跃进”造成的巨大困难中恢复过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都呈现勃勃生机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它犹如狂风暴雨，拔地而起，打断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正常进程。

一时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人妖颠倒，是非混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下至省级领导干部，地级领导干部，县级领导干部，工厂、学校及各基层单位的领导干部等，几乎都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有的遭到批判斗争，有的被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帽子，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这场席卷中国城乡的动乱整整持续了10年之久，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史上的一场空前浩劫。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决不是晴天霹雳，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对此，邓小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深刻地指出：

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论十大关系》是好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好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还说，必须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两次郑州会议也开得及时。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接着就是困难时期。一九六一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赞赏。他说，我们终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在这以前，还搞了农业十二条、人民公社六十条。看起来，这时候毛泽东同志还是认真纠正“左”倾错误的。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也是好的。可是到一九六二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当然，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不要因为提阶级斗争又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但是，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然后就是两个文艺批示，江青那一套陆续出来了。到一九六四年底、一九六五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社会秩序很好。

1987年10月，邓小平再次指出：

“文化大革命”整整耽误了我们十年时间。说深一点，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了。

……

中国共产党在不断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之后，取得了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建国后的头八年，也就是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我们的发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当的。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们在政治上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当时反右是必要的，但扩大化了，打击面太大了，这是错误的。接着就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路线，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左”的极端是“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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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中国现代史论》的涵义

中国史学具有优良的传统。古代司马迁写的《史记》属于纪传体，《资治通鉴》属于纪事本末体。现代史学对于历史大体上有几种写法：

第一种是以论带史。写史的目的，重点阐述作者的史学理念、史学观点，因此撰写历史要以论述为主，史料为论点服务。

第二种是让史实说话。通过运用大量史料，利用史料为作者的史学理念、史学观点服务，让人们人从史料中得出对历史真谛的认识。

第三种是史论结合。作者一方面运用史料说明问题，一方面进行适当的评论，有史有论，夹叙夹议，史论结合，论从史出。这一种写史方法的优点是，既兼顾了叙述历史，又兼顾了阐述史学观点，达到了叙述历史与阐述历史观点的统一。

《中国现代史论》就采用了“有史有论、夹叙夹议、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史学撰写方法。当然，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中国现代史论》尚未达到理想的效果。

二、关于《中国现代史论》的缘起

从中学时代起，开始接触中国现代史，一方面读一些有关中国现代史的著作，一方面观察着中国现代史的进程，一方面进行一些粗浅的思考。

中学时代，下乡、工作期间，正是极需读书、极需增长知识的时候。然而，这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江青集团一方面制造内乱，“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毁灭教育，毁灭文化；一方面全部否定中国和世界上的所有历史文化，把所有古今中外的文化、古今中外的书籍、古今中外的文化产品、古今中外的精神产品，全部扣上“封、资、修黑货”的大帽子——统统斥之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进行连续不断、旷日持久的所谓“革命大批判”。在“文化大革命”的整整十年间，古老的具有五千年以上有文字可考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被江青集团彻底弄成了“文化沙漠”。现在的人们，很难设想当时人们无书可读、无书敢读、无书能读的精神饥渴是什么滋味。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读的是《毛泽东选集》。于是，我反复地数十遍从头到尾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同时，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了其中的所有注释。当时，熟读《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和几千条注释的目的，决不是为了有了朝一日研究党史，而是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感到“天生我材必有用”。熟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就是为了“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经邦济世”，“解放全人类”，“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

然而，由此却奠定了恢复高考、考上大学以后，重点钻研中国现代史，大学毕业后在大学讲授中国现代史，继而终身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基石。所以，《中国现代史论》的缘起、研究、撰稿，实际上在高中毕业后的“社会大学”里的读书与思考中，已经悄然开始了。

还有，“文化大革命”必须彻底否定。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大批“中共中央文件”等“内部材料”往往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方法——直接传达到广大人民群众——工人、农民、学生、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中。可能我天生就应当研究中国现代史，那时我这个关心国家大事的青年人，每当听组织上传达“文件”时，就以极快的速度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认真阅读、深入思考。如今，这些用龙飞凤舞的草体记录下来的许多“文件”、“中央精神”、“内部讲话”、“内部材料”，都已经被我作为“中国现代史资料”运用到了《中国现代史论》之中。

三、关于《长征中的重大决策》

长征，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受到我的重视与关注，特别是中共中央在长征中的重大决策，我总想一个一个地弄清楚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是是非非……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究竞是怎样确立的？

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是怎样“负总责”的？

张闻天的历史地位？

长征初期的“中央三人团”由哪些人组成？

遵义会议后的“中央三人团”由哪些人组成？

张国焘关于南下的“密电”究竟有没有？

张国焘“武力解决”中共中央的电文究竟出处何在？

张浩（林育英）在促成红四方面军北上时的真实身份？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代表人物刘志丹等人被“左倾路线执行者”逮捕的真相？

中共中央长征结束时怎样解决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危机，从监牢中释放了刘志丹、挽救了西北革命根据地？

带着这些问题，我在大学毕业时写下了《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历史必然性》的毕业论文。

长期以来，我详细研读了大量长征的历史文献和老一辈革命家、长征当事人撰写的有关长征的回忆录，还与军事科学院的有关老专家深入研讨了“密电”问题。

同时，带着上述问题，2001年秋季我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同志到四川调研期问，专程在四川西部的阿坝等地区（这里就是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的主要区域），详细向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各县的党政领导干部、党史工作者和当地人民群众进行调研，深入了解了中共中央、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阿坝地区的情况。

在阿坝地区翻越一座高山，上山时，风和日丽，阳光初照；接近山顶，风云突变，狂风怒吼，大雪纷飞；到了山顶时，暴风卷着大雪，人行走中站立不稳，人与人对面都很难辨认清楚。放眼望去，四周真是“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下山时，风息雪止，浓云全部散去，一派艳阳高照的瑰丽景象。这一下子，真正体验到了红军长征在雪山、草地时经历的风云突变的自然景色了。

在阿坝的长征路上，还听到许多生动感人的事迹。红军在阿坝期间，阿坝地区有5000多名藏族、羌族青年参加红军，帮助红军征集粮食、宣传革命道理、带路、充当翻译，后来大部分英勇牺牲。有一位红军干部，年轻的妻子在红军宣传队，这位宣传队员一次外出宣传时，红军大部队转移了。当这位宣传队员返回原来的驻地时，已经成为没有地方可去的“失散红军”。所幸，她被藏族人民群众收留，以后与当地一个人结婚成家……。新中国成立后，当年的红军干部也早已另外成亲，并成长为人民解放军某部的师长，在四川驻防，后来转业为某森林工程局负责人、某地方的负责人。他一直坚持不懈的寻找当年的小红军，一定“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最后，终于找到了当年的小红军。然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当年的小红军已经完全藏族化，就像一个标准的藏族妇女……“他”向有关地方政府证明了“她”的“失散红军”身份，使“她”的晚年得到保障，和全家过着幸福的生活。

四、关于《从东北沦陷到东京审判》

少年时代，我就阅读过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杨靖宇爬冰卧雪，坚持东北抗日战争，最后弹尽粮绝，战死沙场的悲壮事迹；阅读过东北抗日女英雄赵一曼为抗日救国宁死不屈的动人事迹；阅读过东北抗日联军“八女投江”的壮丽史实。

但我始终有一个疑问：既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就开始进行气壮山河的东北抗日战争，为什么中国抗日战争不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起点，而以1937年七七事变为起点呢？

《从东北沦陷到东京审判》，首先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九一八事变后为起点，展示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局部抗战——东北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东北抗日义勇军阶段，第二阶段是东北人民革命军阶段（赵一曼就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的优秀代表），第三阶段是东北抗日联军阶段。

然后，反映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全国抗日战争。

这样，就准确反映了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日战争的历史——以东北沦陷开始风起云涌的东北抗日战争，以七七事变开始全国抗日战争，以东北解放结束全国抗日战争。

五、关于《从战略进攻到全国解放》

在中外战争史上，一般来说，实施战略进攻的一方往往居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时，才以实施。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则打破了这一常规，在人民解放军最困难的时候、人民解放战争形势最严峻的时候、全国战局最恶劣的时候，中共中央果断地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问鼎中原，逐鹿中原，开始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

从《战略进行到全国解放》选择了一个侧面，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来反映和展示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从刘邓大军开始战略进攻，到刘邓大军、陈粟大军、陈赓集团三路大军会师中原战场；从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联手发起淮海战役，到两大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从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上海到进军大西南“横扫千军如卷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有力地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

六、关于《中国现代史论》的其他各卷

《中国现代史论》的每一卷，有的是围绕某一主题全面展开，有的根据某一侧面反映全局。其中，有开有合，有起有落；有宏观历史，有微观考证；有历史文献披露；有当事人的回忆。例如：

在《邓小平第一次主持中央工作》中，系统地全面地反映了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对全国各个领域进行全面整顿的历史……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对1978年中国走向历史转折的历程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内容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反映，尤其是对邓小平、胡耀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重要活动进行了翔实的记录。

七、文集十卷·心血铸就

《中国现代史论》是整合作者数十年来学习、思考、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心血的结晶。

当我把几十年来关于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全部笔记、文稿、手稿、论文、著作、资料整理到一起时，整整汇集了几十个大纸箱子，满满占据了一个房间，摞起来足有两米多高，就像“三重书山”。

这个项目确立后的几年间，我几乎把所有的双休日、节假日等等业余时间，几乎把每一个早晨和晚上，全部用在了“攻坚”这个项目上。

当我像“愚公移山”一样，把“三重书山”一点一点地挖平时，一直乌黑的头发中，出现了几根白发；一直因视力极佳而引为自豪的眼睛，视力大为下降。真正是“文集十卷，心血铸就”。

在《中国现代史论》问世之际，谨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领导和有关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同时，向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四川出版集团的领导同志表示衷心感谢！正是由于上述领导机关、领导同志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现代史论》得以成为“四川省新闻出版重点项目”……

还要向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负责同志表示衷心感谢！特别是刘周远同志，文史皆通，底蕴深厚，为人谦和，工作负责。他不避辛劳，来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与作者反复研究，返回四川后多方协调，确定了这个项目。然后，逐级上报，使这个项目获得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四川出版集团的有力支持。

特别要感谢的还有四川人民出版社编审李洪烈同志。他具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工作负责，一丝不苟，态度严谨，精心要求。多次与作者面谈，打电话，提要求，催进度，付出了极大心血，是一位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优秀出版工作者。

最后，谨向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所有领导同志和所有朝夕相处的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关心、支持与帮助。

作者

2010年2月3日于北京